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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黑格尔、尼科洛·马基雅弗利、让-雅克·卢梭
2013年4月11日，西班牙14岁的少女卡拉无法忍受两名同学对她的一系列骚扰，跳海自杀了。根据司法判决书，2012年底卡拉开始与同学出现问题，主要因为有些女生取笑她患有轻微斜视，还有流言说她是同性恋。为此，她受到来自生活以及社交媒体的种种侮辱。2013年初，针对她的侮辱开始升级，几名女生在大多数同学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下课总取笑她，甚至怂恿其他人也这样做，还叫她“拉拉”。至少有两次，在卡拉去卫生间时，她们跟着进去。
为了不被侮辱，卡拉只得把自己锁在厕所隔间，而这几个女孩依旧不依不饶，隔着门向里面泼水。
法官判处这两名未成年人四个月劳教，“旨在提高同理心、控制冲动和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我不知道你或你身边是否有人遭受过欺凌，如果有的话，我真的很难过。或许，你会问自己：为什么欺凌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做错了什么吗？也许你已经绝望到找不到答案，但这并非没有原因，因为人本恶仍然是哲学家们在历史上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
如果必须选择人类所做出的最邪恶的行为，我们很可能会选择纳粹当权期间发生的大屠杀。第三帝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定了一项消除欧洲犹太人口的计划。党卫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是负责执行这一被称为“最终解决方案”计划的头目之一。艾希曼设计了一个大规模处决的系统：他协调了从欧洲各地驱逐犹太人的工作，并建造了毒气室。战争结束后，他在一名住在罗马的奥地利主教的帮助下，秘密逃到了阿根廷。在那里，他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在一家奔驰工厂担任经理，但最终被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发现。
1960年5月1日，一群以色列特工发起了后来被称为“加里波第行动”的行动——他们在艾希曼家附近绑架了他，把他带到一个安全屋审讯，直到他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给他下药，并用假护照把他偷运出国。
一到耶路撒冷，艾希曼接受了以色列的审判，这件事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审判之一。
美国《纽约客》杂志请在德国出生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报道艾希曼审判。她写的报告成为关于邪恶起源的最发人深省的哲学作品之一。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去见这个恶魔，因为她想了解一个人怎么会如此邪恶。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她以为她将面对一个反常的天才，一个把所有美德都变成邪恶的大坏蛋。但令人惊讶的是，她遇到的是一个普通人，头脑相当简单，说得不太好听一点，甚至可以说像个白痴。
阿伦特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怎么会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后来哲学家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艾希曼从来不去想他正在做什么——这名党卫军中校的辩护包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只是在履行职责，他只是在服从命令，他尊重德国的法律。事实上，在愚蠢的表现中，艾希曼竟然用康德伦理学来为他的罪行辩护。今天，在加里宁格勒大教堂外一角1924年建造的陵墓中，在康德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铭文：有两样东西让我的心灵充满了不断更新的惊奇和敬佩，无论我如何不断地反思它们——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
艾希曼应该尊重的责任是康德所推崇的道德法则的责任，而不是德国国家法律的责任。
对阿伦特来说，这次审判的教训中的一条就是：放弃思想比人类天生拥有的所有坏本能造成的伤害更大。哲学家甚至为这种现象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平庸的邪恶。”阿伦特这样说，并不是说邪恶造成的伤害不重要，而是说做这件事的主体是平庸的。要做一件好事，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区分正义和非正义；另一方面，要做一件坏事，我们只需要放弃思考，盲目地服从。阿伦特警告我们，艾希曼并不愚蠢，他只是形成了一种“无法思考”的能力，停止思考，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是造成人类最大的暴行之一的原因。
艾希曼案件中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他们不是变态或虐待狂，而是可怕的正常人。艾希曼之所以能够执行这场大屠杀，是因为他受到了社会的支持，这个社会允许他逃避对其行为后果负责。
汉娜·阿伦特会如何解释欺凌行为？欺凌存在的原因在于，我们创造了一个不用考虑自己行为后果的社会。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消费在剥削儿童的情况下生产的产品的人并不觉得有什么责任。当群体中的个人选择不反思欺凌的后果，当他们选择袖手旁观，仿佛这与他们无关，当他们认为不作为不是一种有道德后果的行为，欺凌就发生了。
那么解决欺凌的办法是什么呢？创造一个公共空间，让你和你的同龄人能够坐下来讨论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你想要建立的社会模式，最重要的是如康德所说，而不是艾希曼歪曲的那个“敢于思考”。
对于德国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来说，欺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冲突本身就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我们不仅不能避免冲突，亦无法回避，因为它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人类涉世之初，矛盾、对抗和斗争便紧随其后，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史。倘若你拿出一本历史教科书，数数冲突与和平时期的次数，你觉得承载这些史实的天平会朝哪个方向倾斜？在《精神现象学》这部重要的经典哲学作品中，黑格尔将人类的历史比喻为一场伟大的远行，在这场远行中，人类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到达最终的目的地。
“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是这部作品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它将我们的历史源起阐述为两种人类良知之间的对抗。黑格尔创造了一种历史隐喻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人类的出现是宇宙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生命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意义，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在历史和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在成为有意识的人时，人寻求一种只有另一个有意识的人才能给予他的“承认”，即每个个体都希望被对方视作主人，并服从自己的意志。如此这般，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便展开了（他们斗争的原因并不像历史书告诉你们的那样是为了资源或土地）。在为获得“承认”的，两人的生死对决中，当其中一个人感到恐惧时，对决便结束了。害怕死亡的人投降，沦为奴隶，“承认”对方是他的主人。
在奴隶身上，恐惧总是会把被承认的愿望打败。相反，在主人身上，被承认的愿望则牢牢压制着对死亡的恐惧。黑格尔试图用这个历史隐喻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支配关系，因此，欺凌并不是一种新的或奇怪的现象，之前就已经发生过。
在每一种人际关系中，我们总能看到两个对立的个体：一个是支配者即主人，另一个是受制者即奴隶。所有的统治都始于希望得到承认，老板为了成为一个老板，需要一个承认他是老板并服从他意愿的雇员。同样，老师需要学生的认可；教练需要球员的认可；警察需要公民的认可；牧师需要信徒的认可；政治领袖需要其追随者的认可；爱人需要情人的认可……而骚扰者同样需要被骚扰者的认可。在电影《疤面煞星》（布莱恩·德·帕尔玛导演，1983年）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可以很好地表征黑格尔所指的这些辩证关系。该片讲述了托尼·蒙塔纳崛起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古巴移民，他由于冷血和无情，成功地当上了犯罪集团的老大。
托尼独自在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当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时，他在房间中间大喊大叫，打破了平静。
你们看什么？你们这群白痴，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你们没有胆量去做想做的事。你们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只有我才能指着他们，对他们说：“那是坏人。”那你们是什么人，是好人吗？还真不是……你们只是知道如何伪装，如何撒谎而已。我则不然，我只说真话，即便是在撒谎。所以你们快和坏人说再见，我保证，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像我这样的坏人，让开，坏人要走了，你们最好都让开。
支配与被支配根植于我们的关系之中，是我们本质的一部分。例如，当我们分析夫妻关系时，会认为它是平等的纽带，还是一方试图强加给另一方的不可变的意志？在爱情中我们是双向而行，还是更希望对方全情投入？两个自由意识个体间的爱情，“弱者”总是将爱投入更多的那个，而“强者”则是爱得少且支配和操纵对方的那个。你越爱我，就越受我支配，相反则越自由。在爱情的游戏中，总有一方试图奴役，而另一方则最终默认这一规则。欺凌与之类似，在每一种骚扰中，同样有一个制服的意识和另一个允许自己被制服的意识，后者因囿于恐惧而不能自已。
如果你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来审视欺凌行为，你会看到欺凌者如何从受害者那里寻求认可。欺凌经常发生在人的青春期，这一阶段中，人们必须走上寻找自己身份的艰难道路，其特点就是不安全和模糊。欺凌者利用他的受害者来加速其身份认同，同时也为自己获取自信。但黑格尔警告说：对奴隶的承认是一个陷阱。来自奴隶的承认能有什么价值？这种不是来自自由人的承认，而是来自受制于人、被迫给予的承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试想，如果你强迫别人爱你，那么这种爱会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呢？这就是为什么主人在这场斗争中同样被打败的原因。实际上主人和奴隶都没有得到承认。
“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还表明，后者所处的被征服的境地是与前者的力量不相称的结果。但如果情况逆转，被骚扰者将成为骚扰者。正如法籍罗马尼亚裔哲学家E. M. 齐奥朗（1911—1995）向我们解释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即使他们是错的，但绝不能忽视他们与压迫者一样都是人这一本质属性。人际关系就是个体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生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他的经典论著中，他指导人们如何在残酷的野蛮政治世界中生存。马基雅弗利生活的意大利与乔治·R. R.马丁在他创作的奇幻小说系列《冰与火之歌》中描绘的宇宙像极了——国家分裂，正义只属于最强者，在联盟与背叛间，胜利与死亡交替而生。马基雅弗利作为政治家生活的时代，如果一个人不想提前退休，就必须密切关注自身安全和周遭发生的一切。他明白权力至上的道理，就像神圣教皇会宣布战争，教皇的儿子会用他们的军队恐吓公民，国王只要看到一点软弱的迹象，就会背信弃义，入侵邻国。
马基雅弗利退休后，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的元首落魄而迫使他退休，他开始潜心写书，将其政治生涯所见所闻凝练于书中。这本书就是《君主论》，史上关于如何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经典论著。拿破仑阅读法语译文后，爱不释手，反复阅读批注，就像直接在与马基雅弗利对话一般。其中一处批注中，拿破仑责备这位意大利作家犯了轻率的错误，把政治操纵的巨大秘密告诉了人民。但随后他意识到这其实并不构成真正的危险，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很愚蠢，即使读了这本书，他们也不会开窍，只会继续相信君主是为他们工作并为他们争取利益。他认为“世界是由傻瓜组成的，在这群本质上容易受骗的人中，你会发现很少有人怀疑，虽然他们什么都不敢说”。
马基雅弗利对人持性恶论，于他而言，欺凌本就是人类反常本性的必然结果，他根据自身的经验，用如下十个特征定义人类。
·人有好有坏，但坏人多于好人。
·人拥有天生的恶意，虽可以控制，但不能从根本上治愈或医治。
·人兼具人性和兽性的一面，其大部分行为可以用他们对动物本能的顺从来解释。人能做出伟大的善举，但也能做出让人不齿的恶行。
·人是忘恩负义的、善变的、虚假的、懦弱的、贪婪的。
·人是自私的，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人的外表和内心是完全割裂的。
·如果你具有利用价值，别人就会把你当朋友，但当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可言时，他们就会背弃你。
·人可以忘记父母的忌日，但能清楚地记得自己哪年哪月丢了什么贵重的物品。
·人不仅傻而且坏。“人是如此简单，仅看重眼前的需要，所以骗子总是会遇到允许自己被欺骗的傻瓜”。
·人注定要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错误。
有了他对人类的群体画像，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欺凌案例发生了。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电影制片人奥森·威尔斯来说，像卢梭这样的瑞士裔哲学家对人的看法与意大利思想家的看法相反是合乎逻辑的。在电影《第三人》（卡罗尔·里德导演，1949年）一个著名的桥段中，威尔斯扮演的角色说：“在意大利，当波吉亚家族统治时，虽然到处充满恐怖、战争和屠杀，但那也是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的时代。在瑞士，情况正好相反。500年来人们相亲相爱、民主又和平，但结果是什么呢？还不就是布谷鸟钟而已。”
卢梭对布谷鸟钟可谓了解甚多，他可是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他对人类的形象持乐观态度，但他可不是天真的傻瓜。虽然奥森·威尔斯饰演的角色对瑞士人有偏见，卢梭的政治思想依然为领导1789年推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叛乱者提供了理论基础，那可是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之一。卢梭来到巴黎后，他因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倡导教育使我们堕落的观点而出名。一个世纪后，爱尔兰作家萧伯纳（1856—1950）同样说道：“我的教育本来非常好，是学校毁了它。”这与卢梭的观点不谋而合。由于为这样的颠覆性的思想辩护，卢梭被驱逐出法国，不得不在英国寻求庇护。
对这位日内瓦哲学家来说，在自然状态，即我们在被人类文明征服之前的状态，人类是善良、快乐和自由的。他的名作《社会契约论》第一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到处生活在枷锁之中。自认为是主人的人，并不见得他就不是别人的奴隶。”在卢梭看来，人天生是好的，是社会最终使人堕落。在《爱弥儿》这部专门分析我们的教育模式的论著中，他做了如下思考：“出自造物主的事物都是好的，但当到人的手中时就都变坏了。”为什么文明的“进步”过程实则是一种退化的过程？我们是如何失去我们曾经生活的天堂的？有一天，在世界的一个地方，一个人想出了用栅栏围住一块土地的主意，并说：“这是我的。”而后，嫉妒和私欲开始在其他人身上萌生。就这样，这个人无意识地创造出了文明。而后，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社会不平等产生，成为我们社会其他弊病的根源。富人制定了法律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穷人的威胁。从那时起，有权有势的人就用他们的“正义”来压迫和骚扰其余什么都没有的人。这就是我们文明“进步”的隐藏面目。
卢梭的“善良的野蛮人”的想法成了电影《上帝也疯狂》的灵感来源。影片一开始就讲述了与世隔绝的卡拉哈里沙漠中布什曼人部落的平静生活。
在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有一些既没见过也不知道文明人的土著人。他们谦逊客气，从不惩罚与训诫孩子，而真正使这些原住民与世界上其他所有种族不同的特点是——他们没有所有权意识，生活在一个友爱的世界中。
他们一定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在那里没有犯罪，没有惩罚，没有暴力，没有法律，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统治者，没有首领。他们相信，神灵只把好的和有用的东西放在世界上供他们享用。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坏的或不道德的。他们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中，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人。
在一个安静祥和的日子里，一个飞行员从他的飞机上扔下了一个空可乐罐，一切都因此改变了。布什曼人认为这一定是神的礼物，认为其一定有无所不能之功用。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冲突立即产生了，因为每个人都想拥有这个独特的“神奇之物”。为了得到它，嫉妒、自私和不平等首次出现在相亲相爱的布什曼人中。看到如此情形，部落中最勇敢的战士之一决定前往天涯海角，将这个威胁到部落族人幸福的“邪恶之物”归还给神灵。
在《爱弥儿》中，卢梭对我们的教育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教育泯灭了孩子的善良天性，就像可口可乐罐对布什曼人的影响一样。这位哲学家研究了儿童逐渐失去善良和纯真的过程。他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儿童不是被教育，而是被训练；他们不断受到惩罚和羞辱；他们被迫竞争；他们好似囚犯一般被监视和评估。通过教育，成年人压迫儿童，唯一的理由是他们不如自己。因此，教育成为成人对儿童的暴政。
欺凌是我们所建立的灾难性教育体系的后果之一。学校教育的失败不是学生的错，而是教育模式的错。在一个迫使我们相互竞争并将我们的同伴视为对手的体系中，欺凌行为的发生不足为奇。在卢梭看来，能够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疯狂社会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展教育改革。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教学法，将学生置于教学过程的中心，让他们自由地生活，充分考虑他们的需求、兴趣和作为个体的差异，将寻求他们的幸福和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