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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如何伟大？

公元前51年，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已经不情不愿地离开罗马的书桌，前往土耳其南部的奇里乞亚行省担任军事总督，并在镇压本地骚乱中获得小小胜利。从他留下的信札中我们得知，他意识到他正踏着一位著名前人的足迹，“有几天”，他写给朋友阿提库斯，“我们驻扎在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与大流士作战时占据的恰好同一处”，——又赶紧承认亚历山大实在是“比你我都好得多的将领”。

不管西塞罗评论中的反讽如何，几乎任何罗马人，只要能指挥一个旅的军队并瞥见东方的土地，都会很快梦想成为亚历山大大帝。至少在幻想中，他们会变身为那位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他在公元前334年到前323年之间进入亚洲，征服大流士三世国王治下的波斯帝国，又将军队带到旁遮普，离家大概3000英里 ，之后在归途死于巴比伦城，终年32岁，不管是（如官方版本所言）死于致命高热还是（其他人暗示的）死于中毒或某种酒精相关的病症。

相比通常埋头书桌的西塞罗，其他罗马人更有资格成为“新亚历山大”；而且他们还制造了更多的关联，反讽意味更少。与西塞罗同时代的格奈乌斯·庞培虽然在现代人心中光芒被对手尤利乌斯·恺撒遮掩，但年轻时他获取过更具决定性的胜利，战胜过更光彩的敌人，超过恺撒所为。公元前1世纪80年代，他在征讨阿非利加后返回罗马，被人们称作“马格努斯”（Magnus，或“伟人庞培”，他依然被叫作这个名字），直接模仿亚历山大。好像为了把问题讲清楚，庞培现存最著名的胸像（藏于哥本哈根新嘉士伯美术馆）仿效亚历山大的独特发型，前额中间往后梳出一绺扬起的额发（希腊人称之为 anastole ）。

尤利乌斯·恺撒也不甘落后。他访问亚历山大城时确保要去墓地朝圣，亚历山大的遗体最终停放在此（从巴比伦返回马其顿路上遗体随灵柩被劫，亚历山大的一位“继业者”宣称埃及拥有所有权）。罗马诗人卢坎讥讽了这次表演为：一个癫狂的专制君主向另一位致敬。

但是，在罗马人们对亚历山大的看法有分歧（卢坎对墓地之行的尖酸叙述暗示了这一点）。在已知最早的反事实历史的尝试中，李维提出假如亚历山大决定侵略意大利谁能获胜的问题。可以预见，李维的结论是罗马帝国将能证明自己面对亚历山大也和面对其他敌手一样不可战胜。没错，亚历山大是伟大的将领，但那个时期罗马有许多伟大的将军，比起那位“拖着女人和宦官”，怎么看都是个“容易到手的猎物”的波斯国王，他们是用更坚硬的材料做成的。

另外，从很早起亚历山大就显示出致命弱点的迹象：看看他的虚荣、他要求追随者行叩拜礼、他的残酷（有记录他曾杀害昔日围绕在晚餐桌旁的朋友）以及声名狼藉的酗酒。相比印度，入侵意大利将是更艰难的考验，印度是他“和醉醺醺的军队纵酒狂欢时信步完成”的。

甚至西塞罗在更冷静的时刻也能看出亚历山大生涯中的问题。在他的专著《论共和国》的一段残篇中，似乎引用了一件差不多五百年后会在圣奥古斯丁著作中再度出现的逸事。故事讲一个小海盗被抓到亚历山大面前。亚历山大问，是什么驱使他驾着海盗船在海洋上散播恐惧。“和驱使你在全世界散播恐惧的动机一样”，那人尖刻地回答。这个海盗能引述的令人恐惧的行为足够多：提尔和加沙围城后屠尽男性人口；在旁遮普大规模屠杀本地人；在（据说是）亚历山大最酩酊大醉的晚宴之一后，毁坏了波斯波利斯的皇宫。

广为人知的“亚历山大马赛克”很好地捕捉到了亚历山大在罗马的形象的矛盾性，这是由不折不扣的数百万颗细小镶嵌料拼成的杰作，一度装饰着庞贝古城最宏伟的房屋“农牧神之家”里的一块地板（现存于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它展现了一眼即可认出的亚历山大（头发梳出典型的额发）和战车上的大流士国王之间的战斗，几乎一直被认作是一幅较早的希腊绘画的罗马马赛克复制品，这并无足够证据，只是基于一种古老的假设，认为罗马艺术家往往只会模仿他人，并非原创人才。

作品的构图比表面看来的更令人迷惑。亚历山大从左侧骑马冲锋，刚用长矛（著名的马其顿“萨里沙”［sarissa］长矛）穿透一个倒霉的波斯人；同时大流士从右侧转过身来，正要逃离现场，他的战车御者确已掉转马头，正待飞奔而去。胜者是谁毫无疑问。但我们的注意力不在亚历山大，而在大流士身上，后者耸立于战场之上，手臂朝亚历山大的方向伸出。不论谁为此构图负责，肯定是想要我们注意衰退的波斯势力和崛起的马其顿势力之间的这场著名战斗中的牺牲者——甚至想要引出对失败一方的同情。

这种辩论持续了数百年。确实，新的主题有来有去。近来关于亚历山大的“希腊性”有一些高度紧张的政治争议。他是否如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FYROM）政府希望的那样，是斯拉夫人（因此是斯拉夫民族FYROM的合适象征，也是斯科普里机场的好名字）？或者，他是真正的希腊人（因此和FYROM毫无瓜葛）？

这一争议显而易见无果：古代的民族身份概念很难把握；马其顿人的种族身份则几乎全然笼罩在神话中。但这也并未阻止数百位学者——多为古典学者——在2009年写了一封信给奥巴马总统，在信中宣布亚历山大是“彻头彻尾、无可争议的希腊人”，并让他干涉、“清除”FYROM的历史错误。奥巴马的回复没有记录。最近，一座31吨重、近50英尺高的巨大而俗气的雕像连同其30英尺的底座被立在斯科普里中心广场上，此时争议再起。这座很识时务地只是称作“骑马武士”的雕像和亚历山大的标准形象极为相似——又有那绺额发。

有时，新的证据会出现，扰动公众的想象。19世纪80年代，发现于黎巴嫩，现存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亚历山大石棺”就又提出了证据。石棺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几乎肯定是亚历山大本人所扶持的一个小君主的大理石棺材，刻画了亚历山大生活中的战斗及狩猎场景——相比我们现有关于他的其他详细图像，石棺的制造日期更接近他生活的时代（所有幸存下来的他的大型“画像”都是他死后所作，往往是很久以后，哪怕是以现已散佚的当时作品为基础）。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维尔吉纳（Vergina） 的发现，那里与马其顿王宫离得很近：特别是一系列公元前4世纪的墓，基本未遭扰动，里面满是珍贵珠宝、金银器皿、精美家具和壁画。这些发现削弱了任何认为马其顿人“野蛮”——在这个词的通俗意义上——的印象。这很可能是马其顿王室成员的墓葬：当然并非亚历山大本人，但也许是他父亲腓力二世（公元前336年遭暗杀）和他死后在权力斗争中同样不得善终的诸位亲属。尽管他自己并不在此，墓中的物品也已让我们极尽可能地接近亚历山大。

但多数情况下，关于亚历山大的争论及其引为基础的证据两千年来变化不大：对于作家、电影人、艺术家和政治家而言，基本的困境仍在于对亚历山大应该崇拜还是谴责。对很多人来说，他仍是“伟大将领”的正面例子，英勇地带领军队在越来越遥远的地域获胜。拿破仑是位著名的仰慕者，其仰慕之情留下一件令人瞩目的遗物，一张他定制的贵重桌子，后来流落到白金汉宫。桌子以陶瓷和镀金的青铜制成，台面中心是亚历山大的头像，环绕以古代世界其他军事巨人组成的助演阵容。这是拿破仑向亚历山大致敬之意。

从菲利普·弗里曼的传记作品《亚历山大大帝》判断，他是另一位仰慕者，尽管更为谨慎。他在总结中承认我们也许不赞成“亚历山大往往残酷的战术”，但他接着又说，“每个理智的历史学者必然同意，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书里最后一句话坚持认为“我们不得不钦佩敢于做出如此伟业的人”。

其他人却觉得要克制仰慕之情并不困难。但丁为亚历山大（我们假定他提到的就是“大帝”）在第七层地狱找了个位置，他痛苦尖叫，沸腾的血河水没到眉毛，和匈人阿提拉、西西里僭主狄俄尼修斯等其他魔头一道永恒在此。许多现代作者也追随但丁。例如研究亚历山大的史学家中的另一位老前辈A. B.博斯沃思（A. B. Bosworth）曾阴郁地总结亚历山大的事业：“他花许多时间杀人并指挥杀人，可以说杀人是他最擅长之事。”而我本人更为轻慢，曾形容他是“酗酒的少年恶棍”，难以想象任何现代国家会选择他作为民族象征。

这些评论被弗里曼当作时代错误的价值判断无视了，还有皮埃尔·布莱恩特（Pierre Briant），他在《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帝国：简介》中提出博斯沃思的说法是“和我们现今价值观一致的笼统判断，但不符合亚历山大时代”；弗里曼则认为我自己的俏皮话“太过简单化”。“他是他自己那个暴力时代的人，行为并不比恺撒或汉尼拔更好或更坏。”当然，历史学家们只有在彼此不认同所谈及的价值观时才指责对方犯了时代错误的价值观判断，这是条通则。但如我们所见，这个案例却完全说不上时代错乱。恺撒时代就有些罗马人能将亚历山大描绘为不比一个大型海盗更好。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钦佩亚历山大的事业，与这一基本争议紧密相连的问题在于他意欲何为。如果我们对其手段感到不安，那么他的目标呢？这一点上我们再次发现极为对立的观点。旧的看法是亚历山大负有“文明使命”，这一高尚计划要将希腊文化的崇高理想带给蒙昧的东方，这和19世纪英国帝国主义的某些口号巧妙相符。实际上这和奥利弗·斯通2004年灾难性的电影《亚历山大》的潜在主题相去不远（牛津历史学家罗宾·雷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担任历史顾问，还尽人皆知地在骑兵冲锋中充当了“群演”）；斯通的亚历山大是个爱做梦的、性事上受到困扰的空想家，但不管怎样是个空想家。

其他人也看到了种种心理学基础。有一部分学术研究强调他的冲动和无法满足的“向往”或“欲望”（或者渴望［ pothos ］，这是希腊血统的罗马元老阿里安在公元2世纪中期撰写《亚历山大远征记》时所用的希腊词语）。另一流派则提出更为文学意义上的看法，将其等同于荷马《伊利亚特》中的英雄。根据这一重构，据说亚历山大自视为新阿喀琉斯，与其充当新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的友人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一起，重演了特洛伊战争（有一次残忍地再现了《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绕着特洛伊城墙用战车拖行死去的赫克托耳的尸体的场景——尽管亚历山大的那位受害者至少仍有那么一小会儿是活着的）。

更实际的观点认为最初他只是追随其父，后者在被刺时已在小亚细亚发动了一系列有限的军事行动；成功冲昏了亚历山大的头脑，他不知道该在哪里停止。或者按照伊恩·沃辛顿（Ian Worthington）《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的理论，在保守的起步后，亚历山大被驱使着继续其征服计划，直至旁遮普，明确要在各方面胜过其父（更多心理学在此：沃辛顿写道，亚历山大患有一种“偏执狂，来自腓力统治最后几年被边缘化的感受”）。

研究亚历山大的现代历史学家找到了足够多有分歧的内容；然而论辩看似激烈，实则不然，因为在所有表面上的分歧和有冲突的价值判断之下，他们基本上都以同样的方法处理同样的证据，在此基础上试图回答传统范围内的同一套问题。十多年前，詹姆斯·戴维森（James Davidson）在《伦敦书评》上评论博斯沃思和E. J.贝纳姆编辑的关于亚历山大的论文集时提出了这个有力的观点。这篇评论文章因为引起了对专业领域中“亚历山大产业”令人遗憾的状况的关注而在古代史学家中出了名。戴维森指出，尽管古典学研究的多数领域都参与了20世纪后半叶从叙事学到性别研究的新理论发展，但“在亚历山大世界（Alexanderland）中，总的来说学术研究仍未被1945年以来改变了历史和古典学形态的各种影响所触及”。

古代史中这个小片段（那些战役只持续了十年出头）的专家们仍决心投身重构“真正发生的事”，其根据是生动但极不可靠的现存文献资料（阿里安的七卷本著作通常被看作是“最佳”证据，但在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历史丛书》中也有不少资料，仅举两例）。戴维森认为，由于现存证据的独特特质，这一专题研究比其他重建古代世界“究竟如何”的尝试缺陷更多。我们手头所有亚历山大征服的叙事记录都是他死后几百年写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历来通常是从其中辨认哪些段落也许出自某些可靠但已散佚了的同时代记录——不论是据说记录了他最终“疾病”的亚历山大秘书的《日志》（ Journals ），或是托勒密所著的那段时期的历史，此人劫持了亚历山大的尸体并将其安顿在自己的王国首都亚历山大里亚。

戴维森坚持说，问题在于——就算我们可以指望确定哪些幸存部分来自哪些失落的来源——我们无法假设（古典学家爱这么假设）失落的资料必定可靠。有些文字几乎必属伪造（《日志》就至少颇可跻身拼凑作品的行列）；还有一些，就我们所知，从古代世界本身的评论家来看就是非常糟糕的历史。（“散佚的历史……并没有被弄丢，”戴维森正确地指出，“它们是被付之湮没的。”）结果便是我们所知的“亚历山大生涯”的历史大厦极其脆弱，现代学者一直试图从中榨出它永远无法给出的答案——不只是他的动机为何，还有他是否真的爱他妻子罗珊娜，或真的相信他是神祇阿蒙之子？这不是历史的游戏，而是烟幕弹。

布莱恩特在一份关于亚历山大学术研究状况的附录中大方承认戴维森有些观点“切中要害”。但即便如此，这个问题在这些书中也只呈现了一星半点。弗里曼的《亚历山大大帝》是精雕细刻的传统类型传记作品，时而有趣，时而有些太随意（“战况正朝着对马其顿人有利的方向发展”）。书中充斥着对感情、情绪和性格的评论，这些充其量不过是猜测（“亚历山大无法相信他的运气”；“人们可能想知道他为何突然决定在生命的这个时刻和一个巴克特里亚 女人成婚。答案很可能混杂了政治与激情”）。这提醒我们，这个亚历山大故事有多混乱而难懂，作战策略令人费解、人物复杂（有太多人名字相同），甚至简化的半虚构版本亦是如此。

有时现代史学家认为可以通过从侧面查看亚历山大的生涯，从而有所推进。沃辛顿关注腓力二世，尝试观察父亲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已然预兆了声名更盛的儿子的功业。其叙述学识渊博，然而（也许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太多空谈的将道，因此不易阅读。沃辛顿和许多学者一样，对腓力发明的“萨里沙”长矛肃然起敬，据说这是他极具破坏力的新型军事装备。但这不过是加长的长矛，因此很难理解腓力的敌人为何不干脆仿制。他详细描述了公元前338年腓力在喀罗尼亚与一支希腊联军作战的战斗策略（“第二阶段：腓力撤退，其中央和左翼部队前进；雅典人，中军和彼奥提亚人推进到左侧前线”，等等），且辅以地图，从中你根本猜不到这全都建立在少量晚得多的史料中的寥寥几句令人困惑且并不全然相容的句子之上。

詹姆斯·罗姆（James Romm）在《王座上的幽灵：亚历山大之死和马其顿帝国的分裂》一书中走向时间的另一个方向，研究亚历山大之死的余波，他手下众多将领间令整个希腊世界四分五裂的冲突、不同希腊化王朝的创建（托勒密、安提柯、塞琉古等），而它们最终依次落入了罗马人之手。罗姆认为在地缘政治效应上，这个时期比亚历山大的征服更关键，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尽管有若干不错的措辞，他却竭力要让故事特别吸引人：彼此敌对的将领间复杂的权力操纵、亚历山大家族的系列王室谋杀、雅典即将到头的民主制和乏善可陈的领袖们之间反复无常地耍花招，寻求机会收回一些影响力。

潜在地看，最值得注意的是布莱恩特的《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帝国：简介》，因为布莱恩特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研究的世界顶尖权威之一。这本书承诺，如果将波斯的证据纳入，我们或可对亚历山大有不同看法。这本书有洞察力，但不如你可能期待的那么显著。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布莱恩特从教授讲台的角度写作，对于历史学家应该或不该做什么口气有点唬人，风格又如拍电报（大字印刷只有短短144页，因此确如副标题所示，是篇“简介”）；另外，他很少迁就任何——举个例子——也许还未了解“总督”（satrap）职责的人。好几次他提到一些应该尤为“重要”或“有用”的文件，但极少向外行人解释是哪些文件，其内容对于该时期历史到底有何影响。

例如，来自巴克特里亚的“极其重要的”亚拉姆语 文件让我感到困惑，还有“全都来自大流士3年的18根记录债务的木棍”究竟如何说明了从阿契美尼德到马其顿统治的转变。而第二点，也是更令人失望之处在于，当布莱恩特的确更清楚地说明那些波斯文件对我们的理解的贡献时，结果却发现其贡献意外微小。他承认，没有来自波斯作者的“连续记录”；但就算楔形文字版提供的信息也没有他承诺的那么多。例如，他提到“著名的巴比伦泥版”，“让我们看到”公元前331年阿尔贝拉战役（也称高加米拉战役）和亚历山大进入巴比伦之间那段时期的“详细画面”。详细画面？就我而言，看到的是一份天文日记，顺带提及“大流士营中爆发恐慌”“波斯军队遭重创”，还有“国王的军队开小差”，随后便是“世界之王”进入巴比伦。或许是对波斯人视角的可贵一瞥，但很难说足以重写历史。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亚历山大的故事？戴维森提出现代亚历山大史学家当中的“盲点”是“爱情”，他督促我们将注意力转到马其顿宫廷的同性爱欲和对身体的崇拜上。我要提出一个更平淡的盲点：那就是罗马。罗马作家们不只争辩亚历山大的品格，不仅视他为典范，还多少发明了我们如今了解的那个“亚历山大”——戴安娜·斯宾塞（Diana Spencer）在精彩的《罗马的亚历山大》（2002）一书中差不多提出了这个说法。实际上，“亚历山大大帝”称号第一次被证实使用是在公元前2世纪初普劳图斯的一出喜剧中，那是亚历山大死后150年左右。我很怀疑是不是普劳图斯本人捏造的这个词，但很可能是罗马人新造的词；肯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亚历山大同时代人或他在希腊的直接继任者曾经叫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ho magas）。某种意义上，“亚历山大大帝”和“伟人庞培”一样都是罗马人的创造。

意义更重大的是现存关于亚历山大生平的古代记录的特征和文化背景。我们一再说过，这些记录全都写于它们所描述的事件之后很久。没错；但更关键的是它们全都写于罗马帝国统治下，以罗马帝国主义为背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记录是现存最早的，其写作时间在公元前1世纪晚期；阿里安是如今最受欢迎的文献来源，他生于公元1世纪80年代的尼科米底亚（在现在的土耳其），在罗马从政并于公元2世纪20年代成为执政官，随后任卡帕多西亚总督。这些罗马人当然并未创造亚历山大的故事；他们当然要依靠亚历山大同时代人的作品，不论好坏。但他们必定透过罗马的滤镜看这个故事，并在阐释和调整读到的内容时，以自身政治年代特有的征服和帝国扩张的版本为依据。

重读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时，我一再为其罗马的回声而震动。阿里安自己很少会直截了当地对比罗马和马其顿体系。不过含蓄的对比往往无须直陈。对亚历山大自称神祇（或至少是神之子）的焦虑之情和罗马人对自己皇帝的神圣或半神圣地位的焦虑之间有明显的相似性。对亚历山大使用外国军队和他宫廷中种族混杂的强调，让人想起罗马帝国的做法的许多方面（比如在罗马军队中用行省的辅助部队，或将被征服的精英成员——如阿里安本人——纳入帝国政府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重叠之处是亚历山大对其友赫费斯提翁之死的反应。“有人说，”阿里安写道，“大半天里……亚历山大哀悼、哭泣、拒绝离开，直至同伴将他强行拉走。”不久，他建起对赫费斯提翁的“英雄”崇拜。这几乎和罗马皇帝哈德良（阿里安在其手下供职）在他最喜爱的安提诺乌斯死后据说的做法一模一样。也许哈德良是在可笑地模仿亚历山大。阿里安以自己侍奉的这位皇帝的行为为范本描绘自己的亚历山大图像，则更可能得多。

我以为，唯有我们准备妥当，意识到这既是个希腊国家，也是个罗马国家时，戴维森期许的“亚历山大世界”的改变才会来临。也许同时，我们还会最终将庞贝的亚历山大马赛克看作一件自豪的罗马人创作，而非（像罗姆编辑的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新版的图片说明那样）“复制自本场战役后几十年内也许基于目击证人叙述的一幅希腊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