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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哪个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以深奥至极的希腊语写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许这艰涩的语言与其事业的新颖有关。他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的写作尝试了某种前所未有之事：看似毫不偏私地分析自己时代的历史，理性得咄咄逼人，全然脱离宗教模式的解释。在修昔底德看来，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领先的希腊城邦之间断断续续打了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必须从人类政治和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像以前荷马看待特洛伊战争，或希罗多德解释希波战争那样从奥林波斯山上诸神争吵的角度。这是革命性的。

但不管我们选择如何为修昔底德开脱，事实依然是：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时被新词、棘手的抽象和各种语言上的个人特质弄得近乎无法理解。不只是对现代读者这样。一些古代读者也因此怒火中烧。公元前1世纪，本身也是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在一篇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长文中抱怨——有充分的引文支持——“别扭的表达法”“不当结论”（non sequiturs）、“矫揉造作”以及“莫名其妙的晦涩”。“如果人们真的这样说话，”他写道，“就算他们的父母也无法容忍这种不快；实际上他们会需要翻译，就像在听外国话似的。”

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在《修昔底德：历史的再发明》（ Thucydides: The Reinvention of History ）中要仁慈一些，但连他也承认“其风格往往非常简练、难以理解，任何翻译都不可避免地是种阐释”。这对于我们如今对修昔底德作为历史学家的敬仰而言有重大寓意。首先，对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好的”翻译（也就是那些流畅易读的）对希腊语原文的语言特质表现得非常糟糕。译文“越好”，越不可能反映修昔底德所写文字的风味——颇类似用简·奥斯汀的清晰风格重写《芬尼根守灵夜》。其二，我们最喜爱的修昔底德“经典语录”——那些被用来揭示他独特历史研究方法的口号——有很多和原文的关系颇为缥缈。一般而言，口号越是朗朗上口，就越可能主要为译者，而非修昔底德本人所制。许多归功于他的警句他根本就没写过。

例如修昔底德名言中或许最受欢迎的一句，也是全世界国际关系课一再重复的“现实主义”政治分析的基础文本：“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来自修昔底德呈现的雅典人和米洛斯人之间的著名辩论。雅典人要求米洛岛改变中立状态，在雅典和斯巴达战争中支持雅典人；米洛斯人坚持不变，双方就此辩论。雅典帝国的代表提出“强权即公理”的令人恐惧的版本：他们坚持认为正义只存在于平等对手之间——否则强者便统治弱者，因此雅典的强权总能碾压一个小岛的意愿。

米洛斯人可敬而又天真地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结果雅典军队立刻包围并攻陷了米洛岛，杀死所有能抓住的男子，奴役妇孺。意味深长的是，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布局中，下一重大事件便是灾难性的雅典远征西西里——“强权即公理”的概念反弹到其雅典拥护者身上，实际注定了雅典败于斯巴达的命运。

这句关于强弱的名言显然来自论辩中雅典一方，现在的流行则很大程度是因为强者行“其所能为”和弱者忍“其所必受”之间的良好平衡——以及由“忍其所必受”这句话引入的必然性（或现实主义，取决于你的观点）的铁律。但这不是修昔底德写下的。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在他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本逐行注解的不朽著作的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中正确地承认，更精确的翻译是：“强者求（exact）其所能，弱者不得不从（comply）。”即便如此也还是夸张了强制弱者这个想法：准确说，修昔底德宣称的仅仅是“弱者遵从”——完全没有引入必然性。霍恩布洛尔的评注也提出了强者行为到底为何的问题；这个词的希腊语原文既可以翻译为“做”，也可以翻译为“强求”（exact）甚至（如一位文艺复兴学者认为的）“强夺”（extort）。“行其所能为”（do what they can）和“夺其所能夺”（extort what they can）产生的是迥异的权力运作画面。

不论语言上的细微差异如何，事实是我们归于修昔底德的“顺口溜”至少部分是理查德·克罗利（Richard Crawley）的作品，这是位不怎么成功的19世纪牛津古典学家，主要成名原因是亚历山大·蒲柏风格的几句讽刺诗，此外就是其修昔底德译本，20世纪初被收进“人人丛书”（因为该译本看似清楚流畅，而这套书的要求便是如此）；这个版本如今早已过了版权期，变成了再版的宠儿。“修昔底德”便是以这种名义被定期掠夺，用于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课程，用于支持新保守主义或现实主义，甚至左翼政治议程的口号。

修昔底德的希腊文的晦涩充分为霍恩布洛尔耗费20余年的事业正了名，他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本做了又一部详细的历史和文学评注，跻身一系列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同类著作之列。我们往往不确切了解修昔底德想说什么，但数百年过去，我们确实能更好地理解他了。如果没有此种学术研究，归于修昔底德名下的谎言与错误引用就将被不加约束地放过。

实际上霍恩布洛尔自己在三卷本中对任务也越来越擅长——相比1991年出版的学识丰富但平淡的第一卷，三部曲的最后部分对文本的解读洞察世情得多。尽管他的著作是发展性的，一个元素却持续贯穿其两千多页的评注（是希腊文原文页数十倍多）：霍恩布洛尔反复说明修昔底德并没有说那些我们往往以为他说过的话。

最好的例子之一是霍恩布洛尔在第一卷中讨论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出现较早的一句引文。这句话是自由主义左派而非现实主义右派的最爱，经常被当作乔治·奥威尔《1984》某些观点的令人不安的先声。修昔底德在思考科基拉城（在现在的科孚岛上）残酷内战中语言的效果时（和思考诸多其他事物一样）写道——依然根据广为引用的克罗利版：“常用词句的含义不得不加以改变，而采用现在所赋予它们的意义。”许多古典学家骄傲地评论说这看起来非常像修昔底德版本的奥威尔式“新话”，很好地证明了古代作家在两千多年前便预见到了我们以为的现代观念。

但并非如此。事实是，也许克罗利在将希腊语原文译为那些特定语句时确实预见到了奥威尔，早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但修昔底德（如霍恩布洛尔在许多新近研究之后强调的）肯定没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此处的希腊语尤为崎岖，很难解读，但并没有表达原奥威尔（proto-Orwellian）观点。他表达的观点要简单得多：在科基拉支持雅典民主的派别和支持斯巴达寡头的派别之间的内战语境中，之前看似恶劣的行为被重新阐释为好的。霍恩布洛尔正确翻译了这一段，与原文风格协调：“根据他们所认为正当的，把对行为的惯常的语言评价调换成了新的。”修昔底德接着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理性的大胆”行为被视作“对自己派别的忠诚和勇敢”行为。不论我们的阐释有多确切，这句话都和语言无关，而是关于道德观的变化。

唐纳德·卡根在漫长而杰出的学术生涯中（他生于1932年），甚至比霍恩布洛尔投入了更多年头研究修昔底德和公元前5世纪历史。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分4部分，第一卷1969年出版，最后一卷出版于几乎20年后的1987年。之后是2003年通俗的500页的全本缩写：《伯罗奔尼撒战争：野蛮冲突中的雅典和斯巴达，公元前431—前404年》（ The Peloponnesian War: Athens and Sparta in Savage Conflict，431–404 BC ）。过去10年左右，其学术著作中穿插着越来越多对现代政治明显保守主义的介入：最著名的是《当美国沉睡》（ While America Sleeps ，2000年）。这本与其子弗雷德里克合作撰写的著作发出了大幅增加军事支出的鹰派呼吁，并要求美国承担起“领导世界的真正重担”。另外，本书亦致敬了温斯顿·丘吉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外交政策被动性的分析《当英格兰沉睡》（ While England Slept ，后来约翰·F.肯尼迪在其哈佛毕业论文《英格兰为何沉睡》［ Why England Slept ］中又将其拾起）。

在《修昔底德：历史的再发明》中，卡根回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故事，但具体关注的是修昔底德叙述的质量和可靠性。他关于战争的许多著名论点在此重现，偶尔带有新的当代回响。对卡根而言，雅典通常被认为是灾难性的侵略遥远西西里的尝试并不像人们假设的，或修昔底德自己认为的那么被误导。这场战争并非无法获胜，雅典人此时几乎没有关于这个国家的可靠情报。问题在于军事人员：如果他们将年老的指挥官尼西阿斯（Nicias）换掉，也许有机会获胜。

一般来说，卡根的立场与标准看法（直接或间接来自修昔底德）相对立，后者认为雅典是被日益增长的帝国野心和唯我独尊的侵略性击垮的。他的观点则和他为当代政治辩论写的文字一致，认为雅典侵略性还不够——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雅典才在斯巴达联盟的手中遭到惨败。读过卡根其他历史著作的人会感到这些都很耳熟。本书的新意在于直接尝试评价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身。

卡根对修昔底德冷静而实际的分析方法及其准确性赞叹不已。甚至整本书中修昔底德让战争中主角们发表的冗长演讲（即便按照修昔底德的标准来看那也往往是以特别复杂难懂的希腊语发表的）都获颁了相对正面的健康证书。数十年来，在对修昔底德著作可靠性的评价中，这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他怎么可能精确记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作将近20年前的人们所说过的话？即使有时他本人在场，先知先觉做了笔记，他也肯定收入了一些他不可能听过的演讲——因为战争不到十年他便被逐出雅典（惩罚他在一场重大军事失败中作为雅典指挥官的失职）。他是否有其他的、可靠的来源；或者其不在场意味着至少部分演讲实际上是修昔底德自己的虚构创作？

有些修昔底德的现代读者强调演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文学建构中的作用，没什么不适就欣然接受了虚构创作的想法。霍恩布洛尔自己并未排除修昔底德著作中某些演讲的确大致反映了实际所说内容这个可能性，他自然看到了它们在其他方面有多重要。例如他强调，不论所述说的演讲看上去如何论辩精当，却往往未能说服听众——像是为了暴露“理性辩论力量的限度”（大致同一时期的欧里庇得斯也在其悲剧中表明了类似观点）。

其他人认为真实性问题是症结所在。三十多年前卡根写道（迄今未见其改变想法）：“以任何重大的方式编造一篇演讲而不毁掉修昔底德的可信度，我们不能接受此种可能。”确实，他不接受，因此为修昔底德的可信度背了书。写到战争早期阶段的那位雅典杰出政治家时，他坚持“此处伯里克利所有的演讲都被认为可靠地反映了演讲者，而非历史学家的想法”。对于修昔底德让冲突中的许多其他主要参与者发表的演讲，他多少也是同样态度。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评述自己的方法时便谈到了这一话题，但这不仅没有澄清这整个论辩，反而使它更云山雾罩了。他坦率承认，他并未听到收入著作中的所有演讲，也没有其他人的完美回忆。那他何以为继？这里要理解修昔底德写的内容又非常困难。卡根在表达对这些演讲的历史准确性的乐观态度时，引用了克罗利翻译的关键段落：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

卡根特别依赖这句话的最后部分，其“……意图之清晰”“不能忽视”。但这段希腊语比卡根承认的要棘手得多、含糊得多。那个“当然”纯粹是克罗利的虚构。其他人曾提出“真正所说内容的整体意图”比“大意”更好地反映了修昔底德的语言，而且传达了关于修昔底德本人对演讲“精确性”声称的显著不同的信息。

不过卡根并不盲目追随修昔底德。实际上，尽管他为修昔底德的历史方法辩护，但也想表明在许多方面他对事件的阐释是不正确的，至少是很偏颇的。在卡根看来，修昔底德是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著书是为了推翻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其战略的广为流行的正统解释。他认为尽管修昔底德才华横溢，但大多数情况下流行的解释是对的，修昔底德的修正主义立场才是错的。对卡根而言，某种意义上，造就修昔底德名声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作为历史学家如此严谨，以至于我们如今能用他自己的叙事来反对他，揭示其阐释的根本弱点，正如卡根所写，“一种背道而驰的解读……证据来自他本人的叙述”。

修昔底德采取修正主义观点的最清楚的例证之一是他对雅典不同的战争领导人品质的判断。他极为崇拜伯里克利，认为他在战争初期是在采取伺机而动的机智策略，让斯巴达人每年入侵雅典领土一个月左右，在农村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但并不与之交战——仅仅撤回城墙后边，按兵不动直至敌军离开。这是希腊战争史上未有先例的计划（因为如卡根正确评论的，在希腊传统中，“战场上的战斗意愿、勇敢和坚定是自由民和公民的基本特质”）。但修昔底德在伯里克利和继任者们鲁莽的军事决策中倾向前者，后者采用了各种不谨慎的政策——例如远征西西里——并招致灾难。在修昔底德看来，伯里克利是对的。

但卡根不这么看。他计算了伯里克利“观望”政策的财政花费并对比了雅典货币储备总额，我们从修昔底德那里可获知这些信息。他的结论是雅典人采用这种策略最多只能撑3年——这当然不足以挫伤斯巴达人的士气（这是伯里克利的目标）、打击他们一年一度反复无果的入侵。尽管在纸上看来有理，但“计划未能成功”；这完全不是修昔底德以为的谨慎天才的灵光，反倒导致雅典几乎必然的失败。

雅典人在伯里克利死于大瘟疫之前便已掉头反对他，也并不奇怪了。其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收尾时，修昔底德比前几卷书更露骨地记录了人们对伯里克利战略的看法：“有人认为雅典可以守住一年，有人认为两年，但没人认为会超过三年。”根据卡根的经济计算，普遍的观点是对的，修昔底德和许多现代学者如此仰慕的伯里克利看似谨慎的策略其实极端危险。

在伯里克利之后继承雅典军事领导权的人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名叫克里昂，修昔底德猛烈抨击他粗野的暴发户形象和情报不足、冒冒失失的攻击性方案。卡根在这里也扭转了修昔底德的判断，反复表明克里昂的策略行之有效，尽管修昔底德反对——而且他缺乏幽默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的唯一一次大笑就是对克里昂在伯里克利死后不久口出狂言的回应（显然是因为不信），此人说，20天内就会把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边斯法克忒里亚（Sphacteria）岛上的一大帮斯巴达士兵生擒活捉。

实际上，克里昂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还启动了一系列修昔底德要么嘲弄要么不提的其他政策（例如大规模再评估——提高了——雅典盟友对帝国战斗资金的财政捐款）。在卡根看来，正是克里昂的这些方案而非伯里克利的谨慎政策让雅典差点赢得了战争。

卡根无暇深思对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现代讨论中的这些问题的漫长历史——尤其是伯里克利和克里昂的优缺点，这也许是个遗憾。这些议题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表现得特别强烈，当时一位公开的民主主义者、历史学家兼银行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试图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历史用于他当时扩大民主选举权的运动中。在此过程中，他和卡根一样被吸引着要为克里昂恢复名誉，他被跟从修昔底德叙述的大多数古典学者视为权欲熏心的蛊惑民心之徒，民主与全民普选何以可能对政治秩序构成重大危险的明证。在19世纪最恶毒的学术纷争之一中，卓越但极端保守的剑桥古典学者理查德·施莱托（Richard Shilleto）在1851年写了名为《修昔底德还是格罗特？》（ Thucydides or Grote? ）的小册子回应格罗特《希腊史》的第六卷，施莱托问道：格罗特怎能支持克里昂这种人，从而指摘修昔底德的公正？难道这就是扩大选举权的意义所在？

不过对卡根的《修昔底德：历史的再发明》最具威胁的还不是盘旋在头上的19世纪阴影，而恰恰是晚近的学术研究。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扎根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研究，其脚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卡根提到的修昔底德文本的“热心读者”多是一两代前的热心读者；他所谓“杰出的现代史学家”大多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他偶尔阴郁地提到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最新“文学”方法将修昔底德当作“纯粹的文学天才，摆脱了历史客观性的束缚”。如果提到的这些指的是过去30年左右修昔底德研究的主导潮流——首先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文学建构及其同其他体裁的关系，例如戏剧和诗歌——那么卡根几乎完全不曾欣赏其观点。

不少修昔底德的现代研究者已在设法更好地理解他如何为故事布局。他们绝非不关注历史问题，也未将修昔底德本人看作全然脱离历史背景的文学天才，而是试图用现代文学分析理论来展现（举例来说）他如何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背景中构建出具有历史客观性的形象。他们已经表明，为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的功能问题相比关于它们作为记录有多真实的老问题更为重要、更可回答。他们也开始问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语言为何那么难以理解，又达成了何等效果。

比如说，艾米莉·格林伍德（Emily Greenwood）强调，修昔底德措辞谨慎的演讲（和他对自己方法的谨慎描述）的部分重点在于提出历史构建中“真实”的本质这一问题：是存在于当时所说的话语中，还是历史学家写就的文字中（无论和真正所说的话语相去多远）。她说的是我们需要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部分地看作理论著作，不仅是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而是对于历史如何最真实地讲述这一问题的思考。这和霍恩布洛尔书中后半部分的目标相距不远。他的《评注》后两卷比第一卷更令人信服，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现代文学评论和叙事理论的清晰影响。

卡根受到这些新文学潮流的影响程度很可能超过他乐意承认的。但大体上他的《修昔底德：历史的再发明》文字优美，时而犀利，总结了其穷尽漫长一生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其历史学家们的思考。它追溯至上世纪许多关键的修昔底德问题，其中有些时至今日仍有意义。但它并不是面向明天的修昔底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