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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建造者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对于克诺索斯的史前米诺斯宫殿遗存及其著名装饰印象平平，这很典型。他1930年的游记《标签》（ Labels ）令人难忘地记录了他的失望，与其说是对发掘工地本身失望（“在那里，”他狡黠地写道，“亚瑟·埃文斯爵士……正在重建宫殿”），倒不如说是对那些珍贵的绘画和雕塑失望，这些物品已转移到了伊拉克利翁博物馆。他在雕塑中“没有看见任何事物展现出真正的美感”。壁画则难以判断得多，“因为暴露于我们考察之下的大片区域中仅有几平方英寸的历史早于过去20年，另外也不可能不怀疑：壁画作者们对精确重建的热情掺杂了某种对《时尚》（ Vogue ）杂志封面的不合适的偏好”。

对绘画修复不久便前往参观的沃来说，要发现这些米诺斯杰作中真正属于米诺斯文化的有多稀少，似乎还相对容易。再过差不多一个世纪，大量褪色后，伊拉克利翁博物馆的多数观众都幸福地没有意识到，出现在成千上万明信片、海报和博物馆纪念品上的史前克里特文化的那些标志（“海豚”壁画、“蓝衣女子”或“百合花王子”）很大程度上是公元20世纪初的再造，同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仅有间接联系。大多数人也没有认识到，克诺索斯遗址的标志，那些特别原始的短粗红柱，全是以现代混凝土建造，乃是埃文斯“重建”的一部分。

亚瑟·埃文斯在上世纪前25年中指导了克诺索斯宫殿的发掘和修复，尽管最著名的发现多完成于1900年和1905年之间的最初几次行动中。埃文斯是知名文物学家之子（其父从造纸业获利颇丰），生于1851年，在牛津念了现代史。尽管他有一级荣誉学位，却未能赢取学院奖学金，这时他转而前往东欧旅行，把自己的考古学兴趣和《曼彻斯特卫报》（ Manchester Guardian ）巴尔干记者职务结合到了一起。新闻调查在过去和现在一样有其风险，尤其在巴尔干地区。他被指控在黑塞哥维那搞间谍活动，并被毫不客气地拒于整个奥匈帝国之外，他返回牛津，并在那里于1884年获任为阿什莫林博物馆 负责人（据说是击败他父亲争取到这份工作的）。

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项革命性的任命。尽管面对来自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 等人的诸般反对，埃文斯仍然着手筹款，将阿什莫林的收藏发展为全欧洲从史前开始的考古学的研究资源；1894年他精心策划将该馆搬迁至博蒙特街大学美术馆（University Galleries）背后宏大的新址，至今仍在那里。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在克里特岛。首先，他正在追踪史前书写系统，因为埃文斯确信克里特将提供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 在迈锡尼的发掘工作中显然未能找到的早期读写的证据。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变得清楚，对希腊史前史的想象岌岌可危：他正在搜寻这处遗址能挑战迈锡尼文化的支配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阳刚好战版本的早期希腊。

埃文斯利用家族资金，到了1899年，他已成功购买伊拉克利翁外的克法拉丘（Kephala）遗址，小规模发掘早已显示这就是史前克诺索斯的位置所在，也就是神话中米诺斯国王、阿里阿德涅公主和迷宫中凶恶的米诺陶洛斯的城市。其他人也曾试图插手此地；施利曼本人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半心半意地试图得到此处，曾夸口说只要有一百个人他一周就能发掘。但埃文斯的现金支付和应对各种本地地主时的锲而不舍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发掘工作在1900年开始，几周内就在“王座室”内发现了著名的“王座”，配以“浴池”（或“净身室”，或“鱼池”，看怎么选），还有整整一系列曾经装饰着墙壁的诱人的壁画残片。埃文斯立刻就被吸引到了富有想象力的阐释中。一旦有几平方英寸的褪色墙泥出土，他就忙着在心中修复它（是阿里阿德涅公主本人？还是司酒官？）；同时他为他发现的房间起了有感召力的名称：“双斧厅”“王后大厅”——原本可能是暂时的名称，但保留了下来。这一切为他正发掘的文明形成了有力的形象（“米诺斯”是他为它起的名字），在适当的时候，他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团队赋予了这种形象以物质形式，他们“完成了”残缺的画作，按照埃文斯的规范重建了宫殿的大部分。

从一开始，这一程序就有争议。沃不是唯一对在伊拉克利翁博物馆所见的一切心怀疑虑之人，可疑的还有壁画看起来好像——如果不是《时尚》杂志封面，至少也是装饰艺术（Art Deco）；他也不是唯一对埃文斯在遗址自身之上的“废墟建造者”角色（一份法国报刊这样称呼他）感到不安的人。R. G. 柯林武德 （R. G. Collingwood，见本书第311—319页）宣称，“来访者心中第一印象便是克诺索斯建筑是由车库和公厕构成”。还有许多其他评论与之相仿。

这不只是个“现代化”的问题。这些精心修复也包括一些已经证实的众所周知的尴尬错误。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是所谓“蓝色猴子”壁画。其少量碎片原本由埃文斯的艺术家们复原为采摘番红花的身材纤细的小男孩：完美象征了被认为居住在这个米诺斯世界中的无忧无虑的人们及其对自然的天真热爱。直到很久以后，有人质疑这奇怪的蓝色并注意到了看似尾巴的部分，这幅画才被重新修复为番红花田里的一只蓝色猴子。类似的问号依然悬在“百合花王子”头上（图1）——有力的侧影，缠腰布、百合花项链和精美的羽毛头饰，上面有更多百合。尽管早期对于这个形象如何复原有些疑问，埃文斯很快说服自己它表现了米诺斯国家的“祭司王”（priest-king），并在他有关遗址的出版物每一卷封面上以昂贵的镀金凸版印制这头饰。现在看来这个剪影的3件残存碎片（头饰、躯体和一条腿的若干部分）最初很可能不属于同一人物；头饰更可能装饰过邻近的斯芬克斯的头，远非弗雷泽 式祭司王的王冠（参看本书第307页）。

但不论争议还是明显的错误都没怎么影响埃文斯的再创作的流行。名流们成群结队地前来克诺索斯游览（据说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曾在宏伟的台阶上表演过一场“即兴”舞蹈）。游客们则更普遍地认为这是游览克里特岛的充分理由。1888年的贝德克尔希腊旅游指南 还没有克里特岛条目；到1904年就有15页关于克诺索斯和其他景点的介绍；如今，每年有100万人游览该遗址。埃文斯的各种图像也醒目地反哺到其所来源的文化中。宫殿的审美很可能直接来自20世纪早期的艺术世界（埃文斯将一块米诺斯绘画残片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墙纸相比较）。但20世纪后期，轮到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小说家（特别是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 ）在他及其团队的创造中发现灵感。设定在希腊英雄时代的电影中，很少有哪一部的布景不是取自“米诺斯宫殿”的，至少部分如此。

此种流行不足为奇。不只是因为埃文斯拿出一些颇平淡的废墟和枯燥的涂色墙泥，将之变得值得一观；如果他让遗址保留发掘时的状态，如今在克诺索斯排队的游客要远远少于100万。更有影响的事实是他给予了（或者不如说反馈给）20世纪初它正好想要的原始文化意象。米诺斯人不是施利曼的迈锡尼的令人厌恶的暴力英雄；也不是米诺陶洛斯神话可能表现的暗黑险恶之徒。相反，他们大体上来说是爱好和平的，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喜爱活力适度（且半宗教）的跳牛背运动，令人满意地略带点母系社会的时髦趋势。J. A. 麦吉利夫雷（J. A. MacGillivray）在他的埃文斯传记中诉诸某些粗糙的流行心理学，来解释埃文斯对米诺斯文化的想象中对母神的强调：“6岁时母亲去世”给他的生命留下“真空”。我怀疑当时人类学和神话研究中的潮流与此关系更大；就像詹姆斯·弗雷泽是整个米诺斯“祭司王”观念的主要影响来源。

然而这些复杂的重构之下的考古学又如何？埃文斯的矛盾之处在于，嘲笑他用混凝土和颜料重新发明（并以新闻记者的妙笔大肆宣传）的浪漫版米诺斯文化容易，但遗址上的发掘是实事求是的，而且按当时标准来看，是极其小心谨慎的。这份小心谨慎的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可能是发掘助手邓肯·麦肯齐（Duncan Mackenzie）的成就。埃文斯也许拥有购买大片克里特岛土地的财力，但1900年他在克诺索斯开始工作时，他在实践考古学方面却相对缺乏经验。雅典英国学校校长的建议是聘用会挖的人来协助；于是他雇了监督过米洛岛发掘工作的麦肯齐。按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 的说法，麦肯齐是“爱琴海最早的科学工作者之一”，他对精确记录极其热衷，并坚持记了整整一系列（总共26本）的“日志”，详细记载了克诺索斯的各种发现，埃文斯日后出版的记录也往往以它为基础。他还利用自己在米洛岛的经验帮埃文斯测探遗址的地层学层次，并最终以此对建筑为人使用的时间顺序得出了一些想法。

但发掘工作相对较高的质量不能完全归功于麦肯齐。不管埃文斯对米诺斯文化表面的热情如何，他对神话中米诺斯和阿里阿德涅名字的追踪、过于迅速地给新发掘的房间起的美化名称（“王座室”等），以及他对遗址的发掘报告和多卷本出版物都特别出色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甚至在现代学术理论和学术论辩的意义上也很少有重大阐释错误。埃文斯认为保存于数百块克诺索斯泥版上的线形文字B并非希腊语的一种形式，半个世纪后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 和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 将会证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但发明这些名称的功劳归他，我们仍用“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指代早期希腊的前字母阶段的书写）。他将自己的“米诺斯”文明塑造为史前爱琴海的原发文化，让大陆上的“迈锡尼”宫殿降级为附属现象，这也是错的。然而，除了这些错误，尽管本领域其他学者对他进行了一系列充满敌意的攻击（古希腊考古这门学科不算特别友好），埃文斯其他多数主要论点即使未被接受，至少是可讨论的。他提出的问题仍大体设定了讨论议程：克诺索斯的宫殿及其他类似宫殿的功能是什么？遗迹显示了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是什么令该文化终结？将这同施利曼的命运对照，后者的发现仍然最为重要，但他提出的问题或论点（时间上或阐释上的）在发掘100多年后几乎无一幸存。毕竟谁那么在乎他是否凝视了阿伽门农的脸庞？

麦吉利夫雷的传记主要围绕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工作，但未提出任何此种微妙或矛盾之处——而是挖苦贬低，含沙射影。麦吉利夫雷本人在克诺索斯工作过几年；很难不认为本书一定程度上是要解决和一个在那里依然存在感强烈的幽灵的宿怨。从外表看，埃文斯并不特别像一个反面人物，麦吉利夫雷却执意将他描绘为此等人物，他因此所必然采取的策略随着本书进展越来越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一句话未曾插入贬损之辞；只要恶意的动机能解释得通，他就绝不为埃文斯的行为提出正派的动机。

因此，举例来说，尽管一切证据表明埃文斯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出的报道敏锐透彻且具影响力，麦吉利夫雷却把他称为“平庸的”记者。他还把埃文斯的学位贬低为“只是勉强得到‘一等’”，并暗示考官腐败——赤裸裸曲解了埃文斯一份讣告中的一条观点。埃文斯对年轻的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 慷慨大方，自己掏腰包为后者微薄的50英镑奖学金翻了一倍，却被离奇地抹杀为“仅仅是遵守第三和第九童子军法”（不管那是什么，都不可能为真）。他对米诺斯文明的热情则一律被污蔑为种族主义、雅利安主义和对非洲和闪米特文化影响的无视，然而事实上，对埃文斯一直以来的一条批评观点却是他过于急切地想在克里特找到埃及的影响——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个理由，马丁·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中将其相对轻轻放过。在这连篇累牍的“过失”中最奇怪的说法是埃文斯“长得比4英尺 高不了太多”，这言之凿凿的说法却同书里的插图赫然相反（除非他所有的考古学家同事也都是差不多的小个子，或者他始终不渝地采用了某种极具欺骗性的摄影术）。

性也不可避免地在这场戏中登台亮相。埃文斯曾短暂结婚，妻子玛格丽特于1893年死于肺结核；没有孩子。1924年他73岁时因同一位男青年“在海德公园犯下有违公序良俗之行为”而遭罚款。麦吉利夫雷就此事大做文章，用了几页可疑文字分析埃文斯在男童子军中的角色，甚至暗示他最显眼的慷慨行为恰是意在遮掩这一罪行。因为他正是在法庭听证的同一天宣布将克诺索斯遗址赠予雅典英国学校的消息的。无疑这不只是便利的时间巧合；但认为这一馈赠是“爆炸新闻”或其主要动机在于分散对法庭听证的注意力，则纯属捏造。琼·埃文斯（Joan Evans，艺术史家、亚瑟的同父异母妹妹，比他小40多岁）在家族回忆录《时间与偶然》（ Time and Chance ）中清楚表明，遗址移交给英国学校的计划至少从1922年起就已积极准备。麦吉利夫雷无暇顾及亚瑟去世后不久于1943年出版的这本埃文斯家族优美记述中低调的反讽；他指责它“缺乏深度”、读起来“和威廉·里士满爵士（Sir William Richmond） 绘制的肖像一样平淡”（这幅肖像描绘了埃文斯被自己发掘的物品环绕的样子，华丽夺目，毫不“平淡”，它如今挂在阿什莫林博物馆）。而琼·埃文斯的故事看来往往能更好地引领我们了解她异母哥哥的生平和动机，远胜麦吉利夫雷廉价且往往未经证实的含沙射影。

部分由于其缺陷和一眼能看穿的攻击埃文斯名誉的欲望，这本书引发了有关考古学历史的一个重要而普遍的问题。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为何对自身的过往如此怨毒，几乎超过其他任何学科领域？为什么参加实践活动的杰出考古学家不仅要费心辩论考古记录，还要辩论施利曼和埃文斯等人的道德弱点，却几乎不留意这些前辈工作的不同历史语境及社会语境？在19世纪晚期考古学堂皇的大封建主风格之中，埃文斯将遗址当作私人封地买来（麦吉利夫雷因此指责他）这一事实同他的考古学“成就”没什么关系，就和牛顿对仆人的态度同万有引力理论之间没什么关系一样。那为什么要看得好像有关系呢？或者说，为什么施利曼不算什么特别好的人这一点看起来很重要？

部分原因无疑在于这些早期发掘者兼探险家通常的英雄形象；他们是显而易见的目标，须得煞煞他们的威风，而这本书中的任何把戏都行（即使是恶意且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对身高的暗示）。但这也涉及考古学材料本身的特质、发掘者及其资料间紧密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关系。众所周知，传统考古学“发掘”就是考古“破坏”的委婉说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依赖考古学家的正直：我们无法在事后核查他们或者复制其流程（多数科学实验就可以），因为发掘过程中材料已然毁坏。这又几乎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到一整套想要检测考古学家可信性的绝望战略上：假如施利曼在私生活上撒谎，难道不是暗示着他对自己的发现和发掘也有可能同样不老实？

这也意味着过去的发掘者们对本学科的未来有强大的影响力。人们隐约想到：要是埃文斯的工作仍在为现代对克诺索斯的讨论提供诸多议程，那与其说是因为他自己敏于发现核心议题，不如说是因为（不同于施利曼？）他呈现材料的方式使得哪怕是今天的人们也只能提出这些有成果的问题。这在多大程度上为真，显然是整个学科发展中宏大得多的问题。但它显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掘巨人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仍会处于当代学术辩论的核心位置。埃文斯、施利曼及其有争议的资料仍然重要，还无法扔到本学科“历史”的安静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