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古典学还有未来吗？

对于已故的特伦斯·拉蒂根（Terence Rattigan）来说，2011年好得不同寻常：弗兰克·兰杰拉（Frank Langella）在百老汇主演了他的戏剧《男人与男孩》（ Man and Boy ，一个金融家败亡的热门故事），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剧首次在纽约上演；《蔚蓝深海》（ The Deep Blue Sea ） 拍成了电影，剧中和一位飞行员发生恋情的法官妻子由蕾切尔·薇兹（Rachel Weisz）扮演，影片11月底在英国首映，12月于美国上映。这一年是拉蒂根百年诞辰（他去世于1977年），随之带来百年诞辰往往会有的重新评价。多年来，在评论家眼里——尽管伦敦西区观众不这样认为——他关于特权阶层压抑痛苦的优美故事无法与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和其他愤怒的年轻戏剧家的工人阶级现实主义匹敌。但我们一直学着重新审视。

我一直在重新审视拉蒂根的另一部剧作，1948年首演的《布朗宁译本》（ The Browning Version ）。本剧讲述了安德鲁·克罗克－哈里斯（Andrew Crocker-Harris）的故事，他是一位40多岁的英国公学教师，严厉老派，因严重心脏病被迫提早退休。“老家伙”（“the Crock”，这是孩子们对他的称呼）的厄运还在于娶了个名叫米莉的十足恶毒的女人，她除了和科学老师保持时断时续的婚外情，就是在家里想方设法，以花样繁多的虐待手段毁掉丈夫。

但该剧的剧名却将我们带回古典世界。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老家伙”教古典学（顶着克罗克－哈里斯这名字他还能教什么别的？），剧名里的“布朗宁译本”指的是1877年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翻译的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的著名译本。希腊原作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50年代，讲述阿伽门农王从特洛伊战争返家后的悲剧，他刚到家就被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她在丈夫离家期间找的情人谋杀。

某种意义上，这部经典才是拉蒂根这出戏里真正的明星。学生约翰·塔普罗（John Taplow）将这本书作为退休礼物送给“老家伙”，他一直在上额外的希腊语课，逐渐对暴躁的老教师感到了某种爱戴之情。赠送礼物是情节中关键的一刻，几乎是救赎的一刻。克罗克－哈里斯的面具第一次滑落：打开“布朗宁译本”时他哭了。他为什么哭？首先，因为它迫使他面对自己如何在一段出轨的婚姻中被毁（这不算是女权主义戏剧）的事实，就像阿伽门农那样。但他哭泣还因为年少的塔普罗写在扉页上的话。那是《阿伽门农》的一句台词，用希腊语认真抄写出来，“老家伙”把它译作“神从远处仁慈地关照温柔的主人”。他把这句话理解为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评论：他从来都保证不是个 温柔 的师长，神也 没有 仁慈地关照过他。

拉蒂根在剧中不仅探索了英国中上阶层备受折磨的心理（但它并不仅仅是另一个“校园故事”，某些英国作家对此有怪异的迷恋）。受过良好古典学训练的他在此也提出了关于古典学、古典传统、我们在现代对它的参与等核心问题。古代世界能在何种程度上帮我们理解自己的世界？我们重新阐释或再挪用古代世界时应设何种限制？当埃斯库罗斯写下“神从远处仁慈地关照温柔的主人”时，考虑的当然不是教师，而是一位军事征服者；事实上，这句话——我猜这也是拉蒂根的重点之一——是阿伽门农对克吕泰涅斯特拉说的最后一番话里的一句，之后她便带他进去杀了他。

换句话说，我们要如何让古代世界对我们产生意义？我们如何翻译它？年轻的塔普罗实际上并不高看布朗宁的翻译，确实，按我们的品味，那是用糟糕的19世纪诗歌语言译成的（布朗宁将关键台词译作“和善地征服的人，神自天上，仁慈地关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很难因为这种句子而迫不及待地往下阅读的）。不过当塔普罗自己在课上因埃斯库罗斯的希腊语而激动，为一段谋杀段落做出了极富生气但略欠精确的翻译，“老家伙”却训斥他——“你应该是在 翻译 希腊语”——也就是说，逐字逐句按照字面翻译这语言——“而不是和 埃斯库罗斯 合作 ”。

我想大多数人现在都站在合作者这边，坚信需要和古典传统发生关联，又要与之争论，而不仅仅是复制或装腔作势地谈论。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忍不住要向你们提起2011年12月去世的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夫·洛格（Christopher Logue）现代得令人骇然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译本，包括《国王》（ Kings ）、《战曲》（ War Music ）等，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曾称之为“继（亚历山大·）蒲柏后最好的荷马 翻译 ”。我觉得这一评论既由衷，又有点反讽。因为好笑之处在于我们的首席荷马合作者洛格一个希腊字也不识。

拉蒂根提出的不少问题都构成了我必须在此阐明的论点的基础。我并不是要努力说服谁古典文学、文化或艺术值得严肃对待；我想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都是多此一举。相反，我想要表明古典学的文化语言和古典文学仍是“西方文化”根本的、不可抹除的方言土语，内嵌于拉蒂根的戏剧中，也同样嵌于泰德·休斯（Ted Hughes）的诗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或唐娜·塔特（Donna Tartt）的小说中——毕竟《校园秘史》（ The Secret History ）写的不可能是一个地理系的故事 。但我也想更细致地考察我们对古典学问的衰落的执着关注。在这一点上，拉蒂根的《布朗宁译本》或其后续也提供了引人入胜的视角。

这出戏一直很受一文不名的剧院和电视公司欢迎，有个很简单的原因：拉蒂根将整出场景设在克罗克－哈里斯的起居室里，要搬上舞台极其便宜。但《布朗宁译本》也已经有了两个电影版本，它们确实跨出克罗克－哈里斯的公寓，开发了英国公学的电影潜力，从古色古香带护墙板的教室到绵延的绿色板球场。拉蒂根亲自为1951年由迈克尔·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写了剧本。他利用电影较长的形式阐述了教育哲学，把科学教学（由米莉的情人代表）与古典学教学（由“老家伙”代表）对立起来。他还给接替“老家伙”担任古典学教师的吉尔伯特先生更多戏份，清楚表明他会从刻板的拉丁语希腊语语法功夫转移到我们现在所谓更“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上。

1994年制作了另一部电影，这次的主演是阿尔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故事被现代化了：米莉更名劳拉，她的科学教师情人显然是个学院派美国人。老版故事的某些感觉依然存在：芬尼朗读埃斯库罗斯的几行诗句时把全班都迷住了，收到“布朗宁版本”的礼物时比雷德格雷夫哭得更动情。但在引人瞩目的情节转折中引入了新的衰落叙事。这个版本里，“老家伙”的继任者其实是要完全停止教授古典学。“我的职责范围，”他在影片中说道，“是组织一个新的语言系：现代语言，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毕竟现在是个多元文化社会了。”“老家伙”被视为他那个物种的最后孑遗。

但如果说本片是在预言古典学问的死亡，它似乎也无意之中确认了这一点。某个场景中，“老家伙”看来正带着全班苦读一段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学生们觉得特别难。任何眼尖的古典学家都会轻易看出他们何以遭遇困境：每个男孩桌上只有一本企鹅版埃斯库罗斯译本（其封面一望而知）；他们根本没有希腊文课本。可以想象，道具组的某个家伙被打发去找20本《阿伽门农》，又知识不足，只想到拿来英文译本。

多数读者可能已然熟悉古典学问终结的幽灵了。我要带着些许惶恐尝试以新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越过令人沮丧的老生常谈，（部分在特伦斯·拉蒂根的帮助下）以新眼光看待我们自认的“古典学”一词表达的含义。但首先我们要回忆近来关于古典学现状——别管其未来如何了——的讨论倾向于强调什么。

基本信息是黯淡的。确实，过去十来年出现了数百本书籍、文章、书评和评论版文章，标题诸如《危机中的古典学》《古典学能否存活？》《谁杀死了荷马？》《美国为何需要古典传统》《从保守派手里拯救古典学》。所有这些都以不同方式哀悼古典学的死亡，对其尸体进行解剖，或推荐一些颇为姗姗来迟的急救步骤。这些文字中陈列的冗长的黯淡事实和数字及其腔调大体上都很熟悉。常见大标题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学校中的衰落（近些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不足300名年轻人选择古希腊语作为A-level考试的一门科目，且绝大多数来自私立学校）或全球大学古典学系关闭。

实际上，2011年11月正式发起了一项国际请愿，鉴于古典语言日益边缘化，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拉丁语和希腊语为受特殊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不确定我怎么看待这种像对待濒危物种或珍贵遗址一样对待古典语言的做法，但我敢说，眼下（如请愿书所言）提出让意大利政府特别承担这些保护职责（好像它手上的事还不够多似的），不算顶好的政治活动。

这种衰落是什么导致的？这个问题引来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有人认为古典学的支持者只能怪自己。这是“欧洲死白男”类型的主题，被过于频繁地当作各种各样文化和政治过失的方便的托词：从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到社会上的势利眼和最令人厌烦的教学形式。英国人手持西塞罗著作主宰帝国；戈培尔选择希腊悲剧作床头读物（另外，如果你相信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 的说法，戈培尔本来会从古典学术的自身传统中找到证据来证明其疯狂的雅利安优越论）。人们有时会说，古典学在新的多元文化世界中是自食其果。更不用说至少在英格兰，拉丁语学习历代以来都是森严的阶级特权和社会阶层排外性的把关人——纵然其表面上的受益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让你得以进入少数精英行列，没错，但也将你的童年时光投入了想象力可及的最逼仄的教学课程：无非是拉丁语的双向翻译（等你年长一些时就是希腊语）。在电影《布朗宁译本》中，我们看到克罗克－哈里斯让学生们将丁尼生的《夏洛特的女郎》（ The Lady of Shalott ）前4节译为拉丁语：此种练习既具威信又毫无意义。

其他人声称古典学溃败于现代学术政治之中。如果你信奉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及其同僚的观点，你必然坚定地将本学科的普遍衰败怪罪到野心勃勃的常青藤——无疑还有牛剑（Oxbridge）——学界人士头上，他们（一边追求着高薪和悠长假期）沿着某些自私自大的后现代死胡同偏离，而普通学生和“外面那些人”真心想要了解荷马和其他希腊罗马杰出人物。对此的反驳则是：也许恰恰因为古典学教授们拒绝和现代理论打交道，坚持透过玫瑰色的滤镜看待古代世界（似乎它是某种应当仰慕的文化），本学科才命悬一线，眼看就要变成一潭古董死水了。

有些声音坚持认为我们应正视古典时代的污秽悲惨、奴隶制、厌女症和不理性，这可以通过摩西·芬利（Moses Finley） 和爱尔兰诗人兼古典学家路易·麦克尼斯（Louise MacNeice）追溯至我本人的19世纪剑桥前辈、卓越的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 。当我本应记得希腊的光荣时，麦克尼斯在《秋季日志》（ Autumn Journal ）中令人难忘地写道：

我却想起

恶棍，冒险家，投机分子，

漫不经心的运动员和花花公子……

……喧闹声

来自煽动家和骗子；女人们泼洒

奠酒在墓地

还有德尔斐的修剪工和斯巴达的傀儡以及最后

我想起了奴隶。

当然，不是一切关于古典学现状的文字都是无法挽救的阴郁。例如有些活泼的乐观主义者指向了公众对古代世界的新兴趣。见证一下《角斗士》等电影或斯泰茜·希弗（Stacy Schiff）的克里奥帕特拉传记的成功，或者文学上源源不断的对古典学的致敬或参与（其中包括，光是2011年一年就至少有3部重要的对荷马史诗的小说或诗歌再创作）。另外，与戈培尔和英国帝国主义之邪恶例证相对照，你可以列出古典传统的整整一系列形形色色的更激进的英雄，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古典哲学的）到美国国父们。

至于拉丁语本身，在后克罗克－哈里斯的世界中讲述了一系列不同的故事。在这门语言的教学活动尚未全然废除的地方，现在你可能会看到摆脱了老式语法训练折磨后的拉丁语如何对智力和语言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不论是声称学习拉丁语提高儿童智商分数的基于纽约布朗克斯区学校的调研，还是一些常见的断言，说如果想学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或任何你乐意列出的其他印欧语言，懂得拉丁语会有极大帮助。

但这里有个问题。乐观主义者有些反对意见确实击中要害。古典学所描述的过往从来就不是某一种政治倾向的专属：古典学为之正名的革命很可能和它为之正名的保守独裁政权一样多（多年以来，埃斯库罗斯既为支持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解放运动而上演，也为纳粹宣传而上演）。但有些反诉明显属于误导。《角斗士》的成功毫不新鲜；想一想《宾虚》《斯巴达克斯》《罗宫春色》，还有《庞贝末日》的大量版本，几乎可直接追溯到电影工业初期。流行的古典传记的成功也一样；我这一代有无数人都是通过现在很大程度已被遗忘的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撰写的各种传记被引入古代的。

我也担心现在用来为拉丁语学习辩护的许多理由也很危险。拉丁语当然能教你语言和语言机制，它是“死语言”这一点也能非常让人释然：你不用学习用拉丁语点披萨，或询问去大教堂的方向，对此我永远感恩。但老实说，如果你想学法语，直接去学要更好，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开始。学拉丁语其实只有一个好理由，那就是你想阅读拉丁语写的东西。

不过这不是我的主旨。我的更大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驱动我们如此锲而不舍地考察古典学的“状态”并购买那些哀悼其衰落的书籍？阅读了种种意见后，有时候你可能感觉正进入一种奇怪样式的医院剧：一种学术的急救室，里边的患者（“古典学”）显得疾病在身，其身边围绕着不同的医生，他们的诊断或预断都无法达成一致。是不是病患只是在装病，其实特别健康？是不是可以逐渐改善病人的健康但也许再也不能恢复到最佳状况？还是说患者已经病入膏肓，仅有选项是姑息治疗或隐秘的安乐死？

但更切题的也许是，我们为什么对古典学将要发生什么如此感兴趣，又为什么以此种方式讨论它，并用互不相让的答案填满这么多书页？关于“古典学衰落的辩论”和这个迷你出版业有一点自相矛盾之处，它似乎是靠着一大批古典学核心支持者来购买记录其消亡的书籍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在乎拉丁语、希腊语和古典传统，你也不会选择读一本讨论为何不再有人关心这些事的书。

当然，我们对“古典学”是什么的不同假设构成了围绕其健康状况的不同说法的基础：从多少可以归结为对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学术研究，到光谱的另一端，也就是更宽泛意义上大众对一切形式的古代世界的兴趣。大家对“古典学”的情况到底如何意见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当他们谈论“古典学”（Classics，美国一般写作“the classics”）时，谈的并非同一件事。我不打算在这里直接给出新定义。但我要拾起特伦斯·拉蒂根剧本中出现的一些主题，并提出古典学内嵌于我们思考自身和自身历史的方式中，其方式比我们通常承认的更复杂。它们不只来自或关于遥远的过去。它们也是我们在与古代概念的对话中业已学会言说的文化语言。显而易见，某种意义上，如果它们与什么人有关，那么它当然和我们有关，不亚于和希腊罗马人有关。

不过首先是有关衰落的修辞，让我给你另一篇阴郁之辞：

吾人从四面八方听闻自信的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之事已毕——其时日已逝。如果这些语言作为有力的教育工具的消亡是文明进步所要求的不可避免的牺牲的话，痛惜亦是徒劳，吾人只能屈服于必然。但鉴诸历史，我等可知，伟大的霸业陨落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其守卫者的无所作为和目光短浅。因此，那些相信……希腊语和拉丁语可以和过去一样，在未来继续赋予所有人类更高等教育以珍贵益处的人们，其责任便是询问这些原因是否存在，如何能立即去除。因为这些学问一旦失败，就像路西法一样，便是永劫不复。吾人必定无法期望第二个文艺复兴。

你可能已经从修辞风格猜到这不是昨天写的（尽管昨天你可能听到了颇为类似的观点）。这其实是剑桥拉丁学者J. P. 波斯特盖特（J. P. Postgate）在1902年对拉丁语和希腊语衰落的悼词——这段哀悼词很有名，登载于一份影响很大的伦敦杂志（《双周评论》［ The Fortnightly Review ］）上，其威力直接导致一百多年前英国成立了古典学会，目标是将想法相同的各方聚在一起，开门见山要拯救古典学。

重点在于，如果你查看古典传统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哀悼或焦虑比比皆是。人所共知，托马斯·杰斐逊在1782年为自己的教育课程中古典学的显要地位辩护，部分理由就是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我被告知希腊语和拉丁语学习在欧洲正逐渐废止。我不了解其风俗和职业要求什么：但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仿效他们，就太考虑不周了。”

这在我们看来简直荒谬；因为对我们而言这是来自古典研究和知识黄金时代的声音，那是我们已失去的时代。但它们有力地提醒我们古典学在象征层面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种行将失去的感受、我们和遥远古代之间的联系脆弱得令人生畏（总在断裂的危险中）、对门口的野蛮人的恐惧、对我们就是无力保存珍视之物的忧虑。也就是说，关于古典学衰落的文章并非对古典学的评论，而是古典学内部的辩论：它们某种程度上是在表达一直浸染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失落、渴望、乡愁等情绪。有创造力的作家往往比职业古典学家更敏锐地捕捉这种感受。消逝、缺席、往昔的荣光、时代的终结，这种感受就是《布朗宁译本》非常清晰的一条信息。

但脆弱的另一面却是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非凡的剧本《俄克喜林库斯 的追踪者》（ The Trackers of Oxyrhynchus ）的一个重要主题，本剧1988年首演，（在混合了古代和现代的复杂情节中的一部分里）讲述一对英国古典学家正在挖掘埃及城市俄克喜林库斯的垃圾堆，想找到莎草纸碎片，上面或许包含古典文学所有那些“新”残片，或为古代世界平凡而混乱的真实生活提供宝贵的一瞥。但正如哈里森坚持认为的，你能得到的就是字纸篓里的碎片——而这一过程中的困窘和失望让其中一位挖掘者发了疯。

真相是古典学从定义上就是在衰落中的；就算在如今所称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也并未庆贺古典学的“重生”；他们倒是很像哈里森的“追踪者”，基本上投身于绝望的孤注一掷，试图挽救脆弱而转瞬即逝的古典遗迹免于湮没。至少从公元2世纪起，就没有任何一代曾设想过自己对古典传统的教养比前辈 更好 。当然这里也有好的一面。迫切的失去感、对我们可能正站在彻底失去古典学的边缘的永恒恐惧是非常重要的，它赋予了人们——不论是在专业研究中还是在创造性的再参与中——能量和紧迫感，而我认为他们依然拥有这些情感。

我不确定这些在预测古典学的未来时有多大用，但我猜想到了2111年，人们仍会紧张而有创造性地从事古典学，也仍会哀悼其衰落——而且很可能在回顾往昔的时候，把我们看作古典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但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所说的“古典学”是什么意思？我意识到我和我批判的那些人几乎同样前后不一。有时我指的是拉丁语和希腊语，有时指的是自我描述为古典学家的人研究的学科，有时又指向一种宽泛得多的文化属性（电影、小说和诗歌等）。然而定义往往是假朋友。最聪明、最有吸引力的定义常常把太多东西排除在外；最审慎、最广泛的又审慎到乏味，没什么用处。（最近一次定义古典学的尝试是这样：“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任何人群的文化研究，从最初到［比如］公元7世纪穆斯林的征服。”没错， 但是 ……）

我不打算另外构建一个定义。但我确实想反思定义的坐标可能是什么——一个或许更有助于思考“古典学”是什么，其未来何在的模板。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必须超越那种（内嵌于我刚才引用的定义之中的）表面上合理的观念，即认为古典学是——或是关于——古代世界的文学、艺术、文化、历史、哲学和语言。当然，它们确实是它的一部分。我描述过的失去和渴望的感受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是遥远过去的文化，是俄克喜林库斯字纸篓里的莎草纸碎片。但不仅如此。正如怀旧的修辞所明确表达的，失落和渴望的感受也针对我们的前辈，我们通常认为他们同古代世界的联系比我们自己要近切得多。

我尽量干脆利落地说明，古典学研究是研究在古代和我们自己之间的间隙中发生的事。不仅是我们和古典世界的文化之间的对话；也是我们和先于我们逝去的人们之间的对话，他们自己也曾与古典世界对话（无论是但丁、拉斐尔、威廉·莎士比亚、爱德华·吉本、巴勃罗·毕加索、尤金·奥尼尔还是特伦斯·拉蒂根）。古典学（正如公元2世纪的作者们已经注意到的）是一系列“与逝者的对话”。但逝者不只包括两千年前走进坟墓的人。《双周评论》另一篇文章很好地捕捉到这个理念，这次是1888年的一篇幽默短文，小品场景设于冥府，3位著名的古典学者（死去已久的本特利［Bentley］和波森［Porson］，还有他们新近逝去的丹麦同行马兹维［Madvig］）与欧里庇得斯和莎士比亚自由而坦率地谈话。这个小小的讽刺作品还提醒我们，对话中唯一真正说话的是我们；是我们在用腹语术，是我们让古人必须说的话有了生命：在这里其实是几位古典学学者抱怨阴间的日子太可怕，因为不断有古代幽灵来责备他们、抱怨古典学者误解了自己。

随之而来的是两件非常简单的事。第一，对于我们对古典世界所做的论断，我们应该多加警惕——或至少应在战略上更多地意识到那是谁的论断。例如常见的说法“古代雅典人发明了民主”，这么说就不对。就我们所知，从没有古希腊人这么说过；而且不管怎样，民主并不是像活塞式发动机那样被“发明”的东西。“民主”一词源自希腊人，这是真的。除此之外，其实是我们选择授予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以“民主发明者”的地位的；我们将自己对源头的欲望投射到他们身上。（这种投射会让我们两百年前的先辈惊诧——因为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是一种灾难性的暴民统治形式的原型。）

第二，古典传统无法分离地嵌于西方文化之中。我不是说古典学和西方文化是同义词；当然有许多其他多元文化的脉络和传统需要我们关注，定义了我们是谁，没有它们当今世界将无法估量地变得更贫乏。但事实是但丁读的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而不是《吉尔伽美什史诗》。我一直强调的是我们通过先辈和古典学之间的关系而与他们产生关联。略为不同的说法是：现在没有维吉尔则不可能理解但丁，没有柏拉图不可能理解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没有欧里庇得斯不可能理解唐娜·塔特，没有埃斯库罗斯不可能理解拉蒂根。我不确定这是否相当于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但我会说，如果我们要将古典学从现代世界切除，那么这绝不只是关闭若干大学院系、把拉丁语语法扫进故纸堆那么简单。这将意味着西方文化的躯体上的流血的伤口——和充满误解的黑暗未来。我不相信我们将走向那条路。

结束前我想最后讲两点：一个是对知识和专门知识略为严厉的评论，另一个则更有道贺的意思。

首先，知识：我已数次提到我们自己不得不借腹语术让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说话、赋予他们的作品和留下的物质痕迹以生命；我们和他们的对话并不平等；我们坐在驾驶座上。但如果要让它成为有用、有建设性的对话，而非逻辑不清并最终毫无意义的混乱的语言，就需要建基于对古代世界和古代语言的专门知识。我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也不是说如果没有亲自读过维吉尔，任何人都无法从但丁那儿有任何收获）。幸运的是，文化理解是合作性、社会性的行动。

重要的文化观点是 有些 人应该读过维吉尔和但丁。换句话说，古典学的整体力量不是由究竟有多少年轻人从学校或大学学会拉丁语和希腊语来衡量。更好的衡量方式是问有多少人认为世界上应有人确实通晓拉丁语和希腊语、有多少人认为其中存在值得严肃对待的专门知识——并最终为之买单。

我想我的一个忧虑在于，尽管仍有广泛而巨大的对古典学的热情，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意义上的专门知识却更脆弱。克里斯托夫·洛格开始搞《伊利亚特》时不懂希腊语；但他认识的一个人确实懂，而且很懂，那就是唐纳德·卡恩－罗斯（Donald Carne-Ross），后来成了波士顿大学古典学教授。比较一下这场合作和你在很贴近古典学的学科（例如艺术史、英语）的重要出版物中都能一再发现的错印、混乱和错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我不介意作者们不懂这些语言；这没关系。但我确实介意他们都不肯费心请教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来帮他们理解正确。最为讽刺的也许是，我自己那本拉蒂根的《布朗宁译本》的新版本里面对剧本非常关键的那一点希腊语的印刷错误如此离谱，字句几无意义。“老家伙”会死不瞑目。或者按我的话说，你没法同胡言乱语对话。

不过我希望用不那么恶声恶气的想法来结尾。看看已经写下的内容，我发觉漏掉了关于古典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种应有的惊叹的感受。职业古典学家在这方面不怎么擅长。你会经常听见他们抱怨古代世界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哀叹我们丢失了那么多李维的书，或者塔西佗没告诉我们罗马穷人的情况。但这没抓住要害。真正令人惊喜赞叹的是我们所拥有的古代世界的事物，而非我们所没有的。如果你本来不知道，而有人告诉你两千年或更久以前的人写的资料依然大量幸存，多数人穷其一生都读不完——你都不会相信。这很令人震惊。但这就是事实；而这让最美妙的有人陪伴的探索之旅成为可能。

到这里，该回到布朗宁的《阿伽门农》译本并更仔细地看他如何介绍它了。“可否允许我，”他写道，“在有些辛苦、也许无果的冒险终结时闲聊片刻，以为消遣？”辛苦？很可能。无果？我不这么看，尽管布朗宁的语言腔调颇为老派。冒险？当然了——而古典学里的冒险是我们都能分享的。

罗伯特·B.西尔维斯讲座，纽约公共图书馆，2011年12月 D4PMMSO0YHYlDfaQcN3cizyvFVCU7JuTJBSb4WOVpgN1a/5QUR4k92uQPYy5T4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