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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雷穆斯死？

紧挨着罗马皇宫立着一座小木屋，据罗马人说这是罗慕路斯的房子，罗马最早的居民点留下的唯一痕迹，建于（如果你遵照传统日期）公元前8世纪某个时候。究竟是谁建造了这个小屋（某个虔诚的古迹爱好者，瞅中了古代旅游业的罗马企业家，还是罗慕路斯本人），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到公元4世纪它都作为本城建造者的纪念碑被亲切地（或者愤世嫉俗地）照看着。对于所有过路人而言，这也许会促使他们想到罗马的源头，后来成为世界首都的那座原始村庄，还有婴儿罗慕路斯，他是一位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公主诞下的战神之子，被邪恶的外叔祖父抛弃，由一头狼发现并喂奶，继而由牧人们养大，直到他年岁足以推翻外叔祖父并建立他自己的城，罗马。

与此同时，罗慕路斯肯定也激发了人们对其双胞胎兄弟雷穆斯的思绪。根据熟悉的故事（由李维和其他人讲述，略有出入），雷穆斯是罗慕路斯的伙伴，直到新城即将建起的那一刻；那个时刻，两兄弟各自占据不同位置，观察上天的征兆，这将授予其选定的基础以权威；罗慕路斯宣称他的征兆更强（他看到12只鹫，雷穆斯只看到6只）并开始筑城；妒火中烧的雷穆斯跳过罗慕路斯的壕沟，当场被罗慕路斯本人或身边人杀死。“越墙者死”，李维让罗慕路斯如是说，这口号无疑将会用来为许多骇人听闻的兄弟相残之事正名，这种事将成为其后千年罗马史的标志。不过其他版本似乎对这一伙伴关系给出了不同的故事：有段时间双胞胎共同统治新城，后来罗慕路斯变得暴虐并谋杀了兄弟；甚至还有说雷穆斯比罗慕路斯活得长的。

T. P.怀斯曼（T. P. Wiseman）所著《雷穆斯：一则罗马神话》（ Remus: A Roman myth ）的目的之一便是重新关注这个被谋杀的双胞胎兄弟，将其作为罗马建城故事的核心元素（因为罗马人其实频繁谈起“雷穆斯和罗慕路斯”，按这个顺序，他是在先的那个）。怀斯曼有3个主要问题。这个特定的建城传奇到底为何包含双胞胎？雷穆斯为何要叫雷穆斯？在经典传说中他为何遭谋杀？换句话说，罗马人为何虚构了双胞胎建城者，却只为了在完成建城之前杀掉他？让其创建者掌权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无情毁掉兄弟兼帮手的是什么样的社群？

许多现代历史学家拒绝对雷穆斯的故事及其怪异之处，或这些怪异之处在罗马看待自身过往时的含义表示兴趣。这不只是标准索引条目“雷穆斯，见罗慕路斯”的问题。更是近乎有意地漠视这一神话的含义。甚至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都能写道（罕见地暂时抛弃了好奇心）：“罗马人从容接受这个想法：他们……建城仪式中有兄弟相残。”但是怀斯曼将最尖锐的抨击留给了那些确曾尝试理解雷穆斯及其死亡的前辈。本书前半部的许多内容主要在于清除，首先是清除比较印欧学家的理论（他们认为雷穆斯是宇宙中原初的双胞胎，在大多数早期印欧文化的创世神话中很典型），接着优雅地揭露了几乎所有大胆提出的解释的不足之处。例如赫尔曼·斯特拉斯伯格（Hermann Strasburger）巧妙的概念，认为雷穆斯和罗慕路斯的故事对于罗马人来说太有损形象（劫持萨宾女人是故事中下一个有问题的桥段），只可能是罗马敌人的虚构，但他没能解释为什么罗马人自己这么热情地接受了它。提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 的看法是双胞胎创建者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罗马执政官制度（一直是双执政官），但这几乎无法顾及双胞胎其中一位被谋杀这件事；毕竟，执政官体制的关键在于两个执政官共同统治，而不是一个迅速除掉另一个，独自治理罗马。

怀斯曼坚持认为，如果不理解这个神话最初是如何、何时、为何创造，就不可能理解它。他自己的详尽重构由此开始。他首先评论了现存所有涉及该神话的资料，包括图片和文字，得到结论认为雷穆斯（不像罗慕路斯）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当时已是城市建立后数百年了：我们熟悉的“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双人表演原本只是“罗慕路斯”。这一论点本身并非没有薄弱之处。例如它无视了著名的公元前4世纪珀耳塞那（Bolsena）镜 的证据：任何漫不经心的观察者都能立刻辨识出，这块镜子描绘的场景是由狼哺乳的婴儿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怀斯曼（为了维持雷穆斯较晚出现的看法）却不得不将其解释为鲜为人知的神祇“守护者拉尔”（Lares Praestites） 。

但更多困难接踵而来。怀斯曼回到蒙森的政治上的二元观点，关注的不是执政官体制本身，而是贵族与平民共享执政权（公元前4世纪晚期所谓的“等级之争”终结，之前仅限贵族的行政长官职务向其他公民——平民［plebian］——全面开放）。于是雷穆斯被发明出来代表罗马政治里的平民原则。他的名字来自拉丁语中“延迟”一词，暗示着平民在取得自己权力的过程中被长期延迟。他的故事被发展为一系列戏剧（现已失落，不过怀斯曼热情地重构了其存在），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前3世纪初上演。他被谋杀的想法以某种方式（我恐怕我未能理解究竟是什么方式）同公元前3世纪初伴随新的罗马胜利神庙建成的一次活人献祭联系了起来。

这都是非常妙趣横生，往往诱人的论点。怀斯曼因其重申罗马神话和文化（相对于更有名的希腊神话和文化）重要性的有影响力的作品而出名；在《雷穆斯：一则罗马神话》（ Remus，A Roman Myth ）中，他成功传达了自己对该计划的兴奋之情。这是50年来写得最好、最吸引人且引人深思的古代史著作之一；许多方面显然极富才气。同时，其中许多内容更近乎幻想而非历史。整整一系列散佚的罗马戏剧几乎是从虚无中捏造，接着又成为神话传播的主要动因（例如，我就根本看不出“马克西穆斯大竞技场远端墨丘利神庙前的两幕表演中，神明从自己的神庙出来，护送仙女拉纳经过附近良善女神的小树林去冥界”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完全就是怀斯曼的虚构，再无其他）。公元前3世纪初的活人献祭是从某些提及一次宗教危机的文献中推断出的，再加上胜利神庙地基下一座未加解释的（可能颇为无辜的）墓地。这清单还可以继续往下列。

那么哪里不对？怀斯曼了解什么是好论点；他反复承认自己的重构有多么危机四伏（“现在很明显了，我这部分的论点甚至比平常更脆弱，更属猜测”）。那他为什么这么做？答案大半在于他对神话本质的理解。他没有将神话看作一个过程，一套复杂的有特定文化特质的思考世界及其历史的方式（你必须如此，尤其是在罗马）；他将其看作一个故事（或多个故事），有可确认的创造时刻，该时刻锁定在第一次讲述的那个场合。

这就让他不屈不挠地回去搜寻起源；这也让他能够对读者，无疑也同样对自己隐瞒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能清楚看到雷穆斯和罗慕路斯神话在罗马举足轻重的一个时代根本不是暧昧不明的公元前3世纪，而是截然不同，有据可查得多的3个世纪之后的帝国早期时代。罗慕路斯的故事在首位皇帝奥古斯都治下是个特别活跃的话题：在选择皇帝称号时，他显然考虑过罗慕路斯这个名称，但由于其兄弟相残的内涵而拒绝了；诗人贺拉斯则将罗马内战写成罗马建城双胞胎不可避免的遗产。一个多世纪之后，塔西佗在记录公众对尼禄谋杀年少的兄弟不列颠尼库斯的反应时也显示出类似态度：据说兄弟成仇乃是惯例；一座宫殿容不下两个国王。也就是说，雷穆斯和罗慕路斯是被当作帝国的君主政体及其王朝的紧张关系的范式而展示出来的。

另外一些著作也特意选择细致考察奥古斯都时代对罗慕路斯和罗马其他早期国王的争论。哪一本都没有怀斯曼《雷穆斯：一则罗马神话》那样的热忱或学识；但它们都以不同程度的成功撬开了这些帝国早期神话故事的复杂之处。马修·福克斯（Matthew Fox）的《罗马历史神话：奥古斯都文学中的王政时期》（ Roman Historical Myths: the Regal Period in Augustan Literature ）逐个讨论了奥古斯都时代的主要作家，尝试在各自的情况中表明，早期罗马的王政时期不仅（有些现代研究几乎就要这么提了）是一种有用的政治隐喻，作者们能通过它评论帝国政体——批评罗慕路斯总是比批评奥古斯都本人更安全的选择。福克斯中肯地指出（尽管偶尔阐述过细）我们应更仔细地思考，罗马人在重述自己城市的神话/历史时认为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将神话真实和历史真实，或神话和当代史之间的界线放在哪里。

加里·迈尔斯（Gary Miles）则相反，在《李维：重建早期罗马》（ Livy: 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 ）一书中全神贯注于罗马起源的单单一种历史叙述，这个目标足够有希望，而且这一文本哪怕在今天也并不总能获得应得的关注。实际上，关于罗马人如何质疑自己的文化身份，迈尔斯照例提出了一套常规的时髦观察结果，混以一些（并非总是必要的）表格，看起来像是对结构人类学的戏仿（比如说，李维把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合作时期的特点描写为“乡下气质”“边缘性”和“平等主义”，与罗慕路斯独自统治时的“都市特质”“中心化”和“威权主义”形成对照）。

卡罗尔·纽兰兹（Carole Newlands）的《与时间游戏：奥维德与〈岁时记〉》（ Playing with Time，Ovid and the Fasti ）对单个文本所做的研究要有趣得多，本书关注奥维德《岁时记》（ Fasti ），这是一首关于罗马历法的不同寻常的诗，重述了罗马王政时代的许多神话来解释这座城市众多宗教节日的起源。《岁时记》中，罗慕路斯仅有一次似乎以明显正面的形象出现，这一次，雷穆斯被杀被归咎于这位新国王的一名凶悍心腹，而非他本人。不过纽兰兹尖锐地指出，在这部分开头时那位叙事者曾吁请奎利努斯神赐予灵感，而这正是罗慕路斯本人神化的形象。换言之，奥维德将其设定为明显偏袒的叙事，甚至是关于罗慕路斯自己试图将罪责推给别人的一个笑话。

这些都不是怀斯曼的领域。因为他关注的是他视作神话起源的事物和他所谓“另一个罗马”：在成为世界帝国的多元文化首都之前，也在那些存世文献写就的时代之前的那个小城邦，而罗马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特征迄今都是由这些文献定义的。这也是T. J.康奈尔（T. J. Cornell）《罗马之初：从青铜时代到布匿战争的意大利与罗马，公元前约1000—前264年》（ 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c1000 - 264BC ）之中关注的事。在许多方面，这本书和怀斯曼的作品同样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第一部纳入了意大利中部近来密集的考古活动成果的研究早期罗马的重头历史著作（必须说，它时常对发掘者自己的阐释做出改进）。它几乎注定成为标准教科书，而且实至名归。但是，为一种几乎没有任何当时文字作品留存的文化撰写“历史”这种做法本身就很危险；越往古代走，危险越严重。

康奈尔坚定认为（他不得不如此）我们确实能对最初的罗马有所了解；认为罗马人几个世纪后为那座早期城市写下的历史是基于“真实信息”，即基于当时仍然存世的文献证据或至少基于那些接触过后来遗失的资料的较早期史学家。这种坚持不可避免地迫使他变得轻信，有时候尺度之大令人担忧。一个典型例子是所谓执政官的《岁时记》（与奥维德诗歌同名，但此处指的是国王们离去之后，可追溯至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执政官名单）是否可信。如果这份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所知的标准形式的名单准确地指导了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的主要政务官的信息，那么它就为罗马史的叙事记述，甚至是早期的记述提供了某种可靠的框架。

当然，它几乎肯定没有。怀斯曼（为了自己的论点而显然对此持怀疑态度）有力地提出，在我们手上这份看似有序的名单背后，藏着罗马古物研究者们自己所做的大量修改、捏造及合理化。他也许还能补充说，任何被现代学者如此密集研究并校订过的文献很可能也被罗马学者同样热情地研究过（这是很好的经验法则）：典型的古物研究者的创造。相反，康奈尔则声称，他没有理由不相信其大致的精确性及其提供的时间框架。

在追溯罗慕路斯和神话中继承其王位的那6位国王时，康奈尔的问题就更为严重了。他似乎一开始就足够明白，罗慕路斯的建城故事是“传说，无权被视为历史叙事”。但不多久我们就发现“尽管罗慕路斯是传说，但可以证明归于其名下的制度在历史上存在过，且可追溯至早期罗马王政时代”，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王政“人格”，即使不一定以李维的模式。等他讲到第四和第五个国王，这一人格几乎被视作理所当然了：“安库斯·马西乌斯（公元前641—前617年）和L. 塔克文·普里斯库斯（公元前616—前578年）比起之前的国王们更为形象丰满，也许更具历史真实性。”几页之后，问题已经变成了如何让寥寥7个国王填满传统上分配给他们的244年统治时期（不管是假设国王实际上不止7个还是缩短年表）；历史的海市蜃楼被齐整的塔克文王朝的家谱补全了（就为了让大家看看，传统罗马文献中暗示的关系不存在固有的难以置信之处）。我们当中仍然需要被说服这些国王每一个都不是后期罗马人杜撰（因此也益发有趣）的人，到这时肯定渴望拥有怀斯曼那灵感焕发的幻想。

不过，对罗马史前史的这些推测有什么重要的吗？马修·福克斯在《罗马历史神话》导论中敢于提出“为什么（罗马）王政时期的话语本身在20世纪90年代还应该能引起人的兴趣”这个问题，也许他意识到了那时许多历史学家（其中摩西·芬利特别强硬）认为它显然很无趣。康奈尔和（尤其是）怀斯曼非常可贵地设法说服了读者它确实可能有趣且重要；而怀斯曼看起来几乎也已说服了自己。他有个章节以这句话开始，十分典型：“20世纪70年代的开端对雷穆斯而言不乐观。”这也许是句笑话，也许不是，也许是机智地自我嘲讽，也许是天真的严肃态度。但不论你怎么看，这是怀斯曼对其主题的典型的揶揄态度；是这本狂热而精彩的著作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