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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这一概念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他在研究西方文明史的时候，认为在公元前600年之后大约800年的时间里，西方后来的思想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后来的康德、黑格尔，无论他们讲得多么深刻、多么严密，其思想元典仍然可以在古希腊、古罗马找到，在轴心时代就已经有了。除了雅斯贝尔斯讲的之外，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大意是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当中，都能找到后来思想的某种元素，或者说一种萌芽形态。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中国学术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启发。中国本身也是这个样子，在公元前600年之后大约80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明也逐渐形成了。
从春秋晚期到西汉早期这一时间段，中国的思想基本上都出现了，这是中国的“轴心时代”。后世主要在做两个工作，注释和整理。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学问一直是这样，后人不断对前人的著述进行注释和解释，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入某种新的因素。比如我们熟悉的董仲舒，他就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等流派的思想有一个系统的整理和综合。南宋的朱熹也是利用当时他所能获取的思想资源来整理儒家经典，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
轴心时代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值得研究的时代。在此期间，诸子百家纷纷出现。这个前提条件是周朝建立之后，它有意识地把官学逐步弱化，让学术下移，学在民间。我们今天的教育机构基本上都是官学，没有私学，这和周朝之前的情况十分类似。殷周之际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学术结构上也有大的调整。
周朝时期，中国的知识人是凭本事吃饭的，而且是靠竞争吃饭的。因为官学不再养他们了，官学下移，移到各个诸侯国去了。诸侯国在周朝已经实体化，每个国家都可以养士。诸侯国当中养士最好的是齐国，因为齐国的国君只给知识人提供优厚待遇，但是不干预他们的研究。稷下学宫和柏拉图的雅典学院一样，有着高度的研究自由，各家各派都可以在这儿自由讲学，讲课的、听课的全都来去自由。
从汉朝的刘向、刘歆开始，一直到晚近的章太炎、刘师培、钱穆，都有一个讨论，诸子出于王官和诸子不出于王官。官学下移，学问从原来的官方性质慢慢变成半官方性质，最后变成了民间性质。有的官学转到了诸侯国，有的直接民间化，这为学术自由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周代的知识人，很少有固定居于一个诸侯国的，他们往往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走。包括我们尊敬的孔子也是这样，他整天风尘仆仆地带着几十个学生跑来跑去。综合各种记录，孔子总共有三千弟子，其实这个数是叠加起来的，并不是说他同时有三千个学生。我估计他每次也就招几十个学生，毕业或者说结业以后再招几十个。孔子领着学生跑来跑去，表达的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有表达言论的充分自由。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互之间是竞争关系。虽然战争不断，但是多样化的政治形态给思想提供了足够自由的空间。知识人可以自由表达，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腾挪空间。我们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是贵族，但是他到秦国去效力，你说他是爱国还是害国？先秦时期没这么讨论的。荀子也是在各国游走，他到秦国走了一圈，觉得这个国家很邪恶，因为他没有看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秦国有知识的人都在遵循商鞅变法以来的路线，那就是富国强兵。近些年有个叫“大秦帝国”的系列电视剧讨论过这个东西，其实在两千多年的传统史学中没有这么讲的，没有哪个历史学者敢为秦国和秦朝的残忍统治唱赞歌。几千年的历史学总基调还是要讲仁爱，即使你做不到，也要讲。春秋战国时期，知识人在列国之间不断地自由游走，对此我们很难给他们轻易贴上爱国或者不爱国的标签。
官学下移，学在民间，使周朝学术繁荣起来，因为各家各派互相竞争。知识人要会读、会写，还要会讲。后边我们会讲到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独尊儒术，可以知道，知识人不仅需要学问好，还要会说。特别是焚书坑儒，就是因为李斯会说，别人说不过他。就像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跟林纾辩论，林纾说文言不能废，中国怎么能废文言呢？胡适问为什么不能废啊？林纾说为什么不能废，我说不出来个一二三，但我感觉文言是不能废的。胡适这一派就嘲笑林纾，你都说不清楚不能废的理由，为什么不能废啊？但是100年之后我们再反思，好像林纾老爷子讲的是对的，文言不能废，废文言使我们今天的学术表达没有了门槛。
先秦时期的思想流派能够充分发展，就是因为知识分子有自由表达的空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和少正卯打擂台讲课。听课的人来去自由，如果觉得你讲得不好，可以直接去另一个课堂。中国古代知识人面临的考验就在这儿，给了你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剩下的就看你能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孔子和少正卯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同时表达，讲着讲着孔子发现自己这边没人了，人都跑到少正卯那儿去了，因为少正卯善于雄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学术自由的时代，出现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位去读《庄子·天下》《韩非子·五蠹》《荀子·非十二子》《汉书·艺文志》，还有《史记》当中的《孔子世家》《儒林列传》，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学术场景和学术图谱。当时各流派的竞争非常激烈，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墨之争。墨子讲得那么好，为什么孟子还要骂他呢？墨子怎么讲？要尚同、尚贤，要用贤人，不能用佞臣；要爱人，要泛爱万物。这不就是一种博爱主义嘛，多好的思想啊，新文化运动传递的也是博爱主义。但是在儒家学者孟子看来，墨子简直是“禽兽不如”。孟子以为儒家伦理是以“我”为轴心向外推的一个同心圆，越是里面，越靠近中心，靠近自己，越与自己的关系密切。爱有差等，不可能普遍性地爱所有人。一个不能由己推及小家，进而大家，进而乡党的人，如何能治国平天下？儒家学者所强调的修齐治平次序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个人修炼往外推。周朝建构姓氏制度和五服制度，这种伦理次序要由己推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你要先爱自己，之后爱你的小家庭，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妻子，爱你的父母；之后才能爱你的爷爷奶奶，爱你的外婆外公，才能再旁及你的表亲、远亲；之后才能爱乡党，才能再爱国家。这是儒家精神当中的爱有差等。为什么孟子说墨子禽兽不如，因为禽兽本能的爱是有差别的，再猛的禽兽它都会保护自己的孩子。所谓虎毒不食子，是也。
先秦时期的思想竞争是实实在在的，是很激烈的，孔子、孟子、荀子、庄子，都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他们这些人究竟想表达什么？其实《庄子·天下篇》对此已经有了概括，所有的争论都有一个指向，即提供一个治理国家、治理天下的方略。以己道而议天下，以己道而治天下，每一个人都奉献出自己的思想和聪明才智，来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好的方案。所以我们去看先秦诸子，看轴心时代各个流派的思想，你会感觉到他们实际上是在从不同侧面提供一个以他们为轴心的讨论。比如说法家，秦晖、李泽厚等人认为在中国文明和国家治理体制当中，法家一直是最有力量的角色。外儒内法，法家在2000多年当中一直都在发挥作用。只是对法家的作用，大家有不同估价。有人认为法家的严刑峻法、富国强兵有其意义，更多地人认为法家的主张过于残忍甚至反人类，是中国思想遗产中最为负面的东西。儒家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尽管历史上对儒家思想也有很多批判，但在汉武帝之后的2000年，中国思想的脉络转来转去还是在儒家的框架中打转。如果从周公制礼作乐论，3000年来的中国思想主流，非儒家莫属，儒家思想实际上成为中国知识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诸子百家的分歧是知识体系的分歧，因为每个流派继承的传统不一样。他们分歧的要点在于以自己的道，以自己所发现的学问真谛去改变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每一个流派都想把自己的东西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
先秦时期的中国知识人还是比较功利的，先秦的中国思想界没有类似于印度和西方的超常的形而上学的表达。儒家是如此，法家也是如此。道家比较逍遥一点，它想告诉人们不要去争，人生短短几十年，争什么争，一切都是假的。你看庄子，庄子多潇洒啊，《逍遥游》，还有鼓盆而歌：他的老婆死了，别人觉得很悲伤，结果庄子敲盆庆贺。为什么呢？他说，我老婆终于解脱了肉身的束缚，走到了永生的终级状态。
先秦时期思想界的图谱大概就是这种状况，更多的细节还需要各位阅读各思想家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