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一集的主题是周朝的制度安排，核心问题是做天子舒服还是做皇帝舒服。夏商的最高统治者称“王”，到了周朝，位于政治金字塔顶尖的是“天子”，“皇帝”这个词要等到秦始皇的时候才出现。周朝的制度安排是很理想的，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
周朝基本上是建构了一个“二重政治架构”，一重是周天子，另一重是封国制度，我时常称之为“联国制”——各个诸侯国的联盟。西周初年大封诸侯，分封了70多个邦国，有50来个是同姓诸侯，是跟周天子有血缘关系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伯禽。此外，还有一些功臣，比如齐国是姜尚的封地，姜尚就是大家熟悉的姜子牙。诸侯受封以后，土地和民众都归其所有，世代传承，并且可以根据地方上的实际需要来安排内部政治架构，发展经济，周天子并不会干涉，这种政治设计充分尊重了地方文化传统。
大家可以翻阅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去看周朝的疆域，可以看到有一个核心区域。周初分封以后，又陆续有一些新的诸侯国加盟进来，那些人都是带着土地和人民来的，只是要求周天子给他一个名号。一个王朝或者其他政治体，它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满足人民不断追求幸福的要求。周朝制度安排的初衷，也是想让封地上的老百姓过上安宁和谐、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传统农业文明状态下，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着升官发财，升官发财是非常晚近的思想形态。传统中国社会，人们大多数只是求生存，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熬下去。统治者要做的就是给老百姓提供安宁的环境。周朝的政治架构比历朝历代都要优良，在世界政治制度史上也具有典范意义。如果我们理解周朝的制度安排感到困难，就看看美国；如果我们理解美国的制度感到困难，就看看周朝。
周天子在京城里面有一块自己的采邑，他并不需要各诸侯国给他进贡来维持生计。周天子的功能不是向诸侯国征税，他是一个不需要工资的中正的调节人。他需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中立，不能跟其他人发生利益勾连。只要周天子能保持这种状态，周朝就可以很平稳地运转，不发生大问题。
公元前841年发生了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赶出了镐京，因为他贪利。周朝正常运转的时候，周天子是不需要与民争利的，他在经济上对诸侯国没有依赖，他有自己的采邑。
血缘是周朝政治架构中的重要纽带，重要的诸侯国国君都是周天子的血亲，他们和周天子有种利益共同体的感觉。在这种制度安排当中，周天子的功能类似于一个裁判员，有点像农村中德高望重的老者。两家发生冲突了，找这个老者评理；两个诸侯国发生冲突了，就一起到首都去找天子评理。周天子听了之后说，这事你没有道理，你退回去。听周天子的，这事就摆平了。但是如果你根本不听，一定要打，这个时候周天子就会找另外几个诸侯一起来讨伐你，这叫主持正义，“率有道伐无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它的合理性在这儿。后来周朝制度崩解，恰恰是因为周天子没有遵循这个原则，三家分晋之后，周天子介入了实际事务。东周以后，周天子的地位开始逐步下降，因为他介入了诸侯国的内部纷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无道，天子也就失去了意义。周天子只有保持中立立场，率有道伐无道，才能树立起威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周天子的威望自然就会下降。
周朝的政治架构对周边的吸附力还是很强的。商朝被推翻以后，商朝的贵族被周王室强制迁徙到了宋国，也就是今天的豫东－皖北地区。周王室派管叔对商遗民进行管理监视。殷商遗民是有文化的族群，他们在宋国传承、发展、衍生，身上始终有一种贵族气。
我有一次到淮北去上课，我说这个地方还是很不得了的，出了孔子，再往南走一下是庄子故里，再往西走一下是老子故里。那个时候它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出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文明在这儿发生。宋国的国君是新朝的统治者，但是它里边的成员是旧朝的贵族。其他诸侯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像封到鲁国的伯禽，是周公旦的长子。诸侯到封地以后，是不能随意回京城的。伯禽走的时候带了大量的礼器、图书典籍和乐器，因此鲁国后来在文化发展传承上非常不得了，这和它的文化积淀是有逻辑关联的。
每个诸侯国的状况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从大的视角来看，周朝仍然保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架构。这种统一国家还不能叫帝国，但也不能称周天子为“虚君”，因为虚君什么都不能管，完全是礼仪性的。现在瑞典国王、日本天皇、英国女王，都是虚君。在重大瘟疫发生之后，英国女王发表了一次声明，之后就回到城堡里去了，她并不是在处理日常事务，她没有这个功能。同样，周天子没有权力处理各诸侯国的内部事务，周朝本身也没有那么多公务，属于“小政府大国家”。周朝中央政府并没有很复杂的机构，也没有很庞杂的日常事务管理。因此如果说周朝是个统一的王朝，好像也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因为它的中央层面没有权力管理地方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道德的化身，为大家提供一种向心力。周朝共同体的凝聚力就在于周天子，地方遇到纠纷的时候，就会去找周天子这个老大哥，或者说尊者、长老评评理，周天子的功能并不是“虚君”两个字就能完整概括的。
我们今天把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但是各位一定要清楚，这是后人为了方便历史叙事做的区分，当时的人不会这样讲。包括后来的西汉东汉、北宋南宋，也是这样。在800年的历史中，周朝政治制度的运转情形不可一概而论，周天子的道德调解功能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在周朝前半段，诸侯与周天子的关系还比较近，因为都是同姓血亲，另外当时人们的需求也不是很多，所以周天子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等到东周建立之后，周天子就很难再像原来那样很本分地履行自己的责权了。他原本是公平的象征，当他干预诸侯国之间，特别是诸侯国内部事务之后，他的威望就下降了，调节功能也随之下降了，因为他已经缺少了公正性。这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周王室的衰微。
周朝真正发生体制性危机的原因是诸侯互相吞并，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这也是最令孔子感到痛心疾首的事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入东周，周天子不能再维持道德示范的榜样。另外，周朝发生体制性危机也和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有关。如果中央政府能很好地协调秩序，它仍然能维持一个大政治体的相对和谐与稳定，但是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强者发号施令，也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无道。这个时候天子“率有道伐无道”的协调功能几乎丧失殆尽，一些强势诸侯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是我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文献时发现，有些强势的诸侯国并没有完全摒弃道德礼法，特别是齐国。从齐桓公、管仲开始，齐国的发展一直遵循非常道德的逻辑，并且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齐国投入了大量物力来辅助学术的发展，齐国是周朝最大的“留学生接纳国”。荀子、孟子都是稷下学宫的老师，荀子更是“三为祭酒”，三次出任稷下学宫总教习、总监督，或者说校长。鲁国，特别是孔子之后的鲁国，藏有很多周朝的文化典籍和制度性文件。鲁国觉得自己有种功能性的责任。
诸侯之间有争强，但是诸侯国也是政治实体，如果不发生兼并战争，天子和诸侯国的“二重政治架构”发展是很良性的。后来因为周天子的协调功能弱了，才出现了严重的诸侯兼并。东周晚期，秦国崛起。秦国来自周朝边缘区域，用荀子当时的分析，属于文明程度很不够的区域。于是，秦国最后用不文明战胜了文明。我们看世界史也是一样，经常是那些不太文明的、带有野蛮气息的政治体战胜了那些文明程度更高的、文质彬彬的政治体。当然，这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属于初始阶段。按照胡适的分析，文明的野蛮征服者最终依然会被被征服的文明所同化。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周朝是儒家盛行的时代，是传统中国文明教化最好的时代。对这个时候诸侯国之间发生的冲突、兼并战争，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过去我们总是讲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很多灾难，但是很多兼并战争把小的共同体给合并到大的共同体之中。在过去传统的历史叙事当中，并不一概排斥这些东西，这是正当的合并、结合。当然，传统史书当中也有一句话叫“春秋无义战”，意思是春秋五霸之间的争夺没有一个是具有正义性的，攻城略地、搜刮国人，把人民变为自己的财富。
我们在理解周朝制度安排和800年实际发展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制度安排的初衷，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它的脆弱性。那时候毕竟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理想很完美，现实很骨感，落实起来更难。在周朝政治设计中，周天子的功能很完美，但是人性的贪婪是抑制不住的。在阅读周朝历史的时候，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会得到不一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