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周朝前后持续了差不多800年，联系我们之前讲过的夏商周的共时性，在武王伐纣之前，周与商已经共存了几百年。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周王朝持续了上千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王朝，日本天皇是千年一系，现在传到了第126代，德仁天皇，年号令和。
周以后的王朝，无论多么强盛，最多也就持续三四百年。接替周的秦王朝只有14年，周有周长寿的原因，秦有秦短寿的原因。后世王朝为什么不能再像周那样持续800年，特别是秦始皇，他根本就没有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原因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在后面相关的章节当中会进行展开。
相对于殷商统治集团来说，建国之后的周王室是新兴统治集团。鉴于商王朝的教训，周王室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新建构。这种重新建构在孔子、司马迁等人的历史表达中并没有揭示出来。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新史学，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读，这个人就是王国维。
我们这一集的题目是“殷周制度论”，实际上是借用了王国维先生作品的名字，他在1917年发表了《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认为殷周之际的几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时代。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有三次剧变，殷周之际是第一次，周秦之际是第二次，近代中西沟通之后发生了第三次剧变。第三次还没有结束，而我们就处在第三次大转变的历史激流中。
在王国维先生的观察里，殷周之际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是封建架构的建立。今天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封建”的本义。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以后，从日本和苏联引进了“封建主义”这个词，它原本是描述欧洲中世纪社会状态的概念，后来就用它去描述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形态。我们读书的时候，接受的是5种社会形态理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5种社会形态中的“封建社会”和我们这里要讲的“封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封建社会”讲的是社会性质，我们这里的“封建”讲的是政治实际运转的情况，它的完整说法不是“封建主义”，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封邦建国”。
“封邦建国”是什么意思呢？周天子不可能把他的族亲都留在首都做官，而是分给他们各自一块土地，让其世世代代镇守。像鲁国的始祖伯禽，他是周公旦的长子、周武王的侄子。周朝的“封建”和西方讲的“封建主义”完全是两码事。
“封建”这个事情在商朝也有，商朝也有封国，周原本就是商朝的一个邦。周朝建立之后是有意识地封邦建国，把国家分成了70多个诸侯国，主要是同姓子弟，还有军功大臣。封邦建国使周王朝的政治架构形成了与前代很不一样的观感，那就是中央权力和诸侯国权力的二重政治架构。王国维先生并没有揭示出这种观感，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讲到。封邦建国是《殷周制度论》导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殷周制度论》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秩序的重新安排。今天的中国人都有姓氏，我姓马，你姓李，他姓张，我们对此已经是习以为常。在周朝之前中国人有没有姓氏呢？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因为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我们知道商王都是按照天干来排的，比如太甲、武丁、盘庚。这表明在商朝还没有形成以父权或者母权为轴心的稳定政治架构。没有稳定的姓氏架构，反映出社会婚姻生活的不稳定和混乱。为什么没有出现姓氏？因为不能确定稳定的家庭，只有确定了稳定的家庭，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社会秩序伦理才能建立。如果不能确认孩子的父亲是谁，那就意味着母系掌握着社会管理的实际权力。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动荡，只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周朝建立之初，周公制礼作乐是一个（大家）普遍知道的历史故事。这个礼乐制度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核心，也重新规范了中国人的伦理秩序和伦理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同姓不婚。表明你要有稳定的家庭生活，不能再出现原来那种混乱的婚配状态，一定要能确认孩子的父亲是谁。如果一个女性随意地和不同男性在一起，就会导致生了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容易理解。同姓不婚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家庭生活的稳定化，这是周人的一个伟大发明。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强调周朝建构的同姓不婚制度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特殊意义，强调这是中国文明早熟的一个最重要例证。
同姓不婚制度让中国社会伦理高度发达和自觉，这是社会意义。在这种伦理秩序背景下，中国人的道德就显得格外自觉，因为同姓不婚制度让人际关系建构起了等差秩序。人们之间的远近亲疏很容易获知。此外，同姓不婚制度还有生物学上的意义。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同姓结婚会导致智商衰退，这样的例子在农村社会比比皆是，即便我的青少年时代，村子里因为贫穷，找不到媳妇，近亲结婚的现象依然存在，但稍有办法的家庭都会竭力避免。所谓换亲，其意图之一，就是避免同姓结婚和近亲结婚。所以现在法律明确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通婚。
同姓不婚制度为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周朝，同姓不婚制度还可以有效执行。等到中国进入王朝体制之后，也就是秦汉以后，在可读的历史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绝对的同姓不婚又有问题了。因为中央集权体制下产生了一个帝王特权，就是“赐姓”制度。汉高祖刘邦派娄敬出使匈奴，娄敬任务完成得很好，回来请功的时候，刘邦说姓什么娄啊，不姓娄，姓刘好了，赐你个皇姓。这就导致后来中国历史当中有一些大姓，特别是和皇族有关的李、赵、朱这些大姓，要对其进行同姓不婚的限制就很难。有些姓李的人可能祖上原本不姓李，因为有功被赐了李姓，跟皇帝同姓是一种荣耀。
除了赐姓以外，中国历史上还有大量的逃姓。因为帝制时代有严酷的族诛制度，一人犯罪，可能株连三族、九族。有些人为了逃避刑罚，不但在人身上要进行逃亡式的迁徙，还要把姓改了。所以我们在讲同姓不婚制度意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它实际执行时候的诸多问题。
《殷周制度论》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强调“嫡长子继承制”。在王国维看来，嫡长子继承制是周人的伟大发明，是殷周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商朝在王位继承上出现纷争和秩序上的混乱，主要是因为商人没有找到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继承的技术。周人找到了这个技术，认为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办法就能解决政治权力的和平转移和财产的安全转移。
从周朝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一直是农业文明形态，劳动力的扩展和增加是社会必备的东西，由此必然带来出生率偏高。一个家庭会生很多孩子，这些孩子将来怎么继承家庭的财产是个大问题。同样，围绕王位、皇位继承进行的纷争也是这个道理。不仅是后世的皇帝时代，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殷周时期也是如此，不论贵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稍有经济能力的都是“一夫多妻”
。如果这个人不在了，他的财产怎么转移？长子继承，诸子均分。政治权力的转移怎么来安排呢？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不在了，依次顺位继承，就像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到的英王室王位继承情形，候任的合法继承人很多，但许多人苦等一辈子也没有上位的机会。
在周朝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之后，中国历史上围绕权力继承展开的争夺，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看到这，大家难免要提出反驳，因为您肯定知道唐初的玄武门兵变、明初的靖难之役、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这些都是血亲之间为了争夺皇位展开的自相残杀，那些细节至今读起来都令人不寒而栗。但是，能被我们深刻记忆的往往是少数，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的移交总体上是和平的。中国历史上有400多个皇帝，如果再加上先秦时期的王、天子、诸侯，数量就更多了。其中发生惨烈争夺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能实现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因为嫡长子继承制解决了政治权力继承的次序问题。
嫡长子继承制也有一定的问题和隐患，它是一种顺位继承。长子不在了，次子继承，次子不在了，三子继承。排在后面而又颇有权力欲的人，一般需要耐心等待。如果他等不了，一定会发生问题，永乐皇帝就是一个例子。周朝建构的嫡长子继承制对政治权力继承有个次序上的安排，我们看今天的英国和日本，王（皇）位继承次序在那儿摆着呢，你就耐心等吧。英国的王位继承已经排到一百多号了，有些人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即使这样，那些人仍然觉得自己有贵族身份，因为自己是王位继承人，这种感觉很不一样。
在经济上，嫡长子继承制导致的财产分割使中国社会一直难以出现资本的高度集聚，这一点是我在阅读梁漱溟先生的研究成果当中获得的启示。在财产继承方面除了有嫡长子继承制，还有诸子均分制。一个父亲一辈子拼命去挣钱，他死了以后，几个儿子要一起分割财产，把父亲辛苦的积累进行分解，导致财产不能高度垄断。
袁世凯总共有32个孩子，其中17个儿子、15个女儿。袁世凯死后，他的财产被分成了若干份，嫡长子袁克定继承两份，其余的儿子每人继承一份，女儿每人继承半份，这样的析产导致袁氏家族的财产不可能形成一股很庞大的力量。所以梁漱溟先生当年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等作品中反复讲，嫡长子继承制和诸子均分制使中国的资本一直不能得到高度的垄断集聚，中国社会一直处在自我协调、均贫富的状态。
下一个是礼乐制度，它也是在安排次序问题。周朝建国之时，周公把殷遗民集中安排到了宋国，给他们好吃好喝，集中照料，既有防范的意味，也有礼遇前朝的用心。殷遗民都有很高的文化教养，周公让他们给周朝设计礼乐制度。我们今天看到的《周礼》《礼记》并不是诞生于周初，而是后世写定的，但是其原则和框架应该在周公制礼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是经学史研究中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它表明周朝制定了一个礼仪次序，有利于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这就是儒家强调的“爱有差等”的等级次序，而不是普遍性的无等级的绝对平等，绝对平等的社会一定是混乱的社会。礼强调等级，乐强调修养和秩序，这可能是周朝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朝长寿还有一个原因，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当中也强调了，那就是井田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派史学家针对井田制有过很多讨论，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都写过相关文章。关于井田制的实际情况，我读书的时候也搞不清楚，但它并不是浪漫的空想。我们可以想象一块正方形的土地，分成9份，中间一份是天子或者诸侯的公田，其余8份是国人的私田。国人先料理自己的私田，然后再去公田上劳作。当年我们都不太相信这种土地制度安排，哪有这么整齐划一的土地。但我们今天看美国各州之间的界线，很多还是比较笔直平缓的。为什么我们怀疑古代中国的土地划分不可能这么笔直，而美洲的划分又笔直呢？人类最初发现土地的时候，互相之间并不过于计较，斤斤计较是土地升值以后的事情。
在周朝制度安排中，以上几条都是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当中表达出来的能够使周朝长治久安的内在原因。当然，后来也有很多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我们在后面相应的部分也会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