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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在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但同时又具有很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有很多后人想象的成分，同时也给后人带来了很多困扰。身处三代晚期的孔子是言必称三代，最崇拜周公，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云云。这些都表明孔子心目中的三代，尤其是周公所处的周初，是一个值得人们怀念的理想社会。到了近代，当中国人初遇西方，第一反应就是“礼失而求诸野”。西方社会并不是突兀而起，而就是中国久已逝去的三代之治。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我们都很容易感到这些“进步的”近代中国人对近代西方不仅不隔膜，反而有重新发现古典的意味。稍后，康有为发起维新变法时总拿三代说事，也就顺理成章，容易理解了。
三代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为什么三代以后的人总是对这个时间段如此怀念与痴迷，难道单单是中国人的“倒退式”思维在作祟？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作品中做出了这样的表达，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路径是以复辟为革新，以后退为进步。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中国的知识人是怎么考虑的呢？他们没有想到立即像英国那样搞君主立宪，或者像法国那样走大革命的道路，又或者像美国那样走共和建国的路径。
当时中国知识人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应该建立中国三代的理想社会。最典型的案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出使西方的使节——郭嵩焘。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官，曾任“驻英法公使”
。郭嵩焘是进士出身，是一个很勤奋的传统士大夫，对中国传统有很深的理解。郭嵩焘在英国耳闻目睹了议会的辩论、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关联、政府的运作、人民对政治的感觉和判断，最后得出了什么结论？这不就是我们的三代嘛：君民共治，有议政的，有执行的，有专门负责听讼断狱的，各种力量相互之间保持着某种制约和关联。
郭嵩焘的这一观念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惶恐心情起了很大的化解作用，让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觉得学习西方没什么大问题，学习西方其实等于学中国自己，是从中国那些久已逝去的传统中重建一个新的体系。中国儒家思想当中有这样一个表达，也就是孔子说的“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创造了文明，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把文明搞丢了；之后经过很多年，我们在远郊。在周边区域，又把文明找到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三代赋予了郭嵩焘、康有为等知识人一种美好，而这种美好是谁带给我们的呢？是中国知识人的祖宗、心中的圣人、东方的耶稣——孔子。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所传递的知识对后世的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受益无穷的。孔子述而不著，他自己没有多少作品，靠讲课和学生记录，勉强整理出了一本《论语》。另外他自己整理了“六经”，《诗经》当中有很多夏商周三代的民谣、民歌。孔子通过对中国知识系统的整理，传递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历史观，就是要往后看。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这个时候历史发展的问题在哪儿呢？原来理想的架构没有得到实现。孔子认为中国在这之前，已经提供了一系列的理想架构，但是没有落实好。因此他致力于落实古代中国人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认为之前的这些东西是对的。因此这种对三代想象的历史观，可能还是要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晚近的康有为为止，康有为之后的中国知识人就不再这么讲了。比如甲午战争之后的严复，那时候全球化的感觉非常明显了，中国的知识人已经不局限在中国知识域之内来寻找救国的良方，而是有更大的选择空间。1895年以后我们开始学东方（日本）、学西方，1917年以后又开始学北方（苏俄），这表明中国一直有很好的学习传统。这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这句话表明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人，从来不会去刻意地排斥某种“化”，什么“西方化”“东方化”，所有的“化”最后都必须化为“我化”，叫“中国化”。到了当代，我们有了空前丰富的学习资源，再回到传统三代的逻辑关联就很难了，我们不会动不动就说我们三代如何如何。但是在历史上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国没有和西方接触的时候，中国逻辑思维的特性就是这样的。就像梁启超讲的，以向后作为向前，以复古为革新、为解放。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讲三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政治架构的传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政治体制的传承一直处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人们从不需要相互关联的众多散漫的个体，到出于生存需要而走向联合。走到联合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产生领导人，用什么标准选领导人，具体的程序怎么展开。我们今天的选举制度以选贤与能为最重要的诉求，选举的终极目标是选出贤能之才，方式是服从于目标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方式，一个是推举贤能，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禅让制。选领导人要选道德高尚又有本事的人，这个人要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安全、和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另外一种方式是“家天下”的自然传承，我们家的事和你们没关。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民众只不过是统治者的财富。作为主人的统治集团，他们怎么产生领导人呢？在三代早期，基本上采取禅让制。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许多新的因素，家族内部的传承，父子之间的传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这么个逻辑。就像后来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说：大清要亡了，我们要救国。刚毅是怎么讲的？他说：大清是我们满洲人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大清不幸而亡，救国也轮不到你康有为。
中国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的传承和财富有关，和产业有关。20世纪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在分析古典传承方式的时候，注入了新的因素，就是经济学和私有制的考量。这使我们在分析三代制度的时候，感觉禅让制好像是很大公无私的。我不干了，我不会让我的儿子接班，而是要禅让给一个更贤能的人。这是我们理解财产私有制之后回望历史得出来的分析，真实的历史情况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在三代早期，天下是一个乱糟糟的状态。一个集体要生存，需要处理很多公共事务，比如治水。一个领导人带着大家搞了十年，没有结果，洪水依然泛滥。这时候其他人就觉得你不要再管公共事务了，这个领导人自己可能也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该退下去了。
我们去读夏商周三代，还要注意一个中国历史表达当中独有的东西，那就是追溯原罪。在西方，从古罗马时代开始，一场大战之后，或者一个政治时间段结束之后，立刻会产生出一批出自职业历史学家的作品。最典型的是美国，一个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很快会有个工作班子完成回忆录的写作。中国经常遗留所谓的历史问题，而西方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及时结账了。我们中国是用期权的办法，不结账。不结账就导致了箭垛式的东西。史料上记录的邪恶和清明，大概和历史真相都有相当的距离，很多情况是后人进行了归类，合并了同类项。我们今天去分析一下夏桀和商纣，怎么会那么邪恶呢？我们去读《史记·殷本纪》对商纣的描述，邪恶到什么程度？酒池肉林。这也太奢靡了。我觉得这和历史真相相距甚远，应该是箭垛式的积累起来的东西。
夏桀和商纣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历史学善恶的评价标准。中国古代一个王朝结束之后，史学家不会立即清账，及时对相关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这对历史活动者是相当不公平的。后人箭垛式的累积，把恶给归类了，合并到一起去，又把善合并到一起去，好像中国历史表达当中好人就特别好，坏人就特别坏。作为一个历史从业者，我对此向来不太认同，我觉得对历史人物的评判还是应该回归到具体的场景当中去分析。
关于三代，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之前提过的，夏商周在区域上有重叠。从王国维到李学勤，他们都在找寻夏商周的国都，找来找去都找到河南去了。因为黄河中下游当年气候适宜，水草茂盛，适合人类居住，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夏商周三代重要的都城都在这儿发现。除了区域性的重叠外，夏商周在时间上也有重叠，三者并不是交替出现的，而是长时期共存的。各方存在着交流和融合，有时候会发生冲突，失败的一方会输掉很多人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政权被消灭，但大规模的人口减损却并不多，这表明胜利一方并没有把接收的民众都杀掉。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周不仅是商的臣属，还和商有亲戚关系。夏和商也有很密切的关联，这就是共时性。
后来的元明清也是如此，三者也是在一个共时性当中存在很久。满洲人主要在今天的东北地区活动，蒙古人在北方活动，明朝主要在长城以南活动。明朝建立后，元朝并没有完全终结，北元政权一直存续到1635年。满洲人的前身女真人早在12世纪就建立了金国政权。在明朝，满洲人（政权）和明政权也是长期共时性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史料比较丰富的元明清去对比理解夏商周，这样就能更好地体会到空间和时间上的共存，当然更多的历史细节可能要靠大家的阅读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