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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跟大家一起交流关于中国通史的一些看法。这个栏目的创意者将之定名为《极简中国史》。“极简”二字极好，如果能在一个极短的篇幅中给各位一个中国史的梗概，一个与先前不太一样的认知，我觉得就值得做。
在导论部分，我只想讲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当中来表达中国的过去，给大家一个完整的印象。
到今天为止，中国历史有多久呢？在中国史学研究的框架中，在过去漫长的时间段，我们先讲的是3000年叙事，后来讲5000年叙事。当然我们讲到元谋猿人和北京猿人的时候，讲的（历史）会更漫长。但是从严格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而言，真正可以叙述的、有准确凭证的历史，还是应该遵循司马迁《史记》给我们的思路，从三皇五帝开始往下讲，这是中国历史叙事起源的大致情况。100年来的现代中国考古学所做的主要工作，也大致不出这个范围。
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到现在，是2000多年的时间。其间历史不断发展，历史叙事也在不断调整。从孔子的《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再到班固的《汉书》，一直往下是《后汉书》，然后是唐朝几部史书的编写，又到宋朝司马光组织《资治通鉴》的写作。到了晚近，历史学者把中国历史上公私所修的历史书做了一个大概的分类处理，比较宏观地讨论记述了中国历史的一些作品，被概括为“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这些历史书都是中国历史叙事的传统框架，它们为我们认识过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即传统叙事当中的王朝政治史，这是最传统的、最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当然，虽然传统叙事格外注意政治史，但并不意味着政治之外的历史现象完全被视为无物。其实，“二十六史”中也有不小的篇幅记录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科学技术创造等方面的内容。
在清朝中期之前，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非常中国化的，没有夹杂外国因素。但是到了清朝中期之后，中国的历史叙事开始渗入一些西方因素，特别是受俄国因素的影响，那时人们开始加强对西北史地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框架模式也开始有了调整。到了20世纪初年，新史学传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叙事开始出现革命性改变，那时也叫作“史学革命”。这一次调整，仅从形式而言，一种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章节体叙事方式——出现了。而传统中受到广泛认同的纪传体、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甚至典章制度等历史书写方式渐渐退出或淡出。20世纪20年代由清朝遗老编纂完成的《清史稿》成为中国传统史学书写方式的绝响。之后即便有人试图恢复、改良旧的书写方式，基本上都不成功。
在中国传统史学当中，没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叙事框架，但是新史学开始讲这些因素。这样，在距今100—150年这段时间，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开始有了很大调整。这个调整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很大帮助，通过新视角可以得到一种不一样的观察。
20世纪20年代，随着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全球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这样，中国的历史叙事又发生了调整，民族主义史学开始崛起，历史叙事的观念性加强了。原来的历史学是就事论事地讲一个事情，民族主义史学则开始讲价值观。在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逐步构建起来，给历史研究注入了爱国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平等思想，这对我们认识过去有很大的帮助。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有它的局限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读者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一角。有个成语叫盲人摸象，你觉得你摸到这一块儿是历史的真相，其实可能不尽然。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在民族主义史学、爱国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我们这个栏目就是以这种综合的历史叙事方式加以展开。
民族主义史学认为近代中国问题的发生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没有外国入侵，中国会缓慢地向前走。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所说的那样，假如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将像西方国家一样，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人类历史的发展确实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从15世纪（也就是明朝早中期）开始，大航海发生，全球史的叙事开始，中国的问题开始和全球有重大关联。15世纪之后中国历史发生的许多问题，都能追到外部因素，比如明朝的闭关锁国、倭寇、白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都可以从全球历史的变动中找到比较直接的原因。
从这个观点看17世纪明清易代，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内部问题，它实际上也有很多外部环境的背景。过去的气候史研究认为，小冰河时期气温骤降，促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全球环境变冷影响了政治的运转。从这里边可能看到很多全球因素，当然到了18世纪，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没有全球贸易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18世纪康雍乾时代清帝国的富强。康雍乾时代的中国还是农业社会，为什么在农业社会背景下能突然出现几千年来最繁华的盛世呢？就是因为在全球化背景当中，贸易顺差导致了18世纪中国的繁华。到了19世纪，这一点看得更明白，鸦片战争以及之后中国一系列的变革，就是因为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当中。
上面我们讲的是中国变化背后有全球因素的推动，反过来说，全球变化当中也有很强的中国因素。从全球史视角观察，在过去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国所有的发展都是因为和全球有一个互动的因果关系。现在全球史的研究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不是15世纪大航海之后，中国才卷入全球化的背景。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察和了解，现在可以追溯记录的时间，也往前推得很早。比如先秦时期齐国的邹衍，已经对“大九州”“小九州”有了很准确的描述，表明至少到那时，中国人已经对域外文明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秦汉帝国建立之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更加清晰，更不要讲很早时期留存下来的文献《山海经》了。现在我们对《山海经》的研究也很充分，如果没有一定的勘查或者文字的记载启示，《山海经》不可能描述出那样一种世界图景，比如它里面提到了中亚地区和红海附近的情况。
以上说的是可以记录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察，而不可记录的，也就是考古学发现的中国和世界曾经发生的联系，那就更久远了。有些研究者根据基因组的考订，认为各色人种的祖先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从更遥远的年代开始，中国和世界就是一体的。
100多年前曾经出现过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国人来自巴比伦，来自中亚。今天很多中国人不愿意认同这些观点，但是如果完全无视这些说法，有几个问题也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三星堆文化的来源问题，还有如何解读秦始皇陵寝里面的中亚因素。
我在这里不想强调很奇特的个案问题，而是想跟大家探讨交流大历史叙事当中，中国因素和世界之间的互动。到了中古以后、晚近时期，中国因素影响世界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汉唐时期，中国由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过渡，这个时间段极为漫长，差不多有1000年。其间，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秦汉时期，中国已经可以和罗马帝国有某种程度的沟通。到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有很多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是外部因素进入中国，中国因素也开始渗透到外部地区。
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和历史学能够记录、表达，并进行研究的东西，是根本不成比例的。历史学家知道的再多，也没有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多。为什么？因为人们在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时候，并没有时时或有意识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记录。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隐私，历史的创造者甚至会有意识地毁掉我们历史学认为是史料的东西。现在如此，过去同样。
比如多年前在美洲发现了明朝宣德年间的文物，这能否表明明朝人曾经到过美洲呢？不能这么直接讲。六朝时期，南朝法显和尚可能到过美洲。但是他到美洲是不是有意识地要去发现新大陆呢？毫无关系。那只是很自然的原因，可能因为风向，因为非人力可控制的因素，飘洋过海就到那儿了。可能有很多人飘洋过海到过美洲，但是只有他活着回来了。历史上记录的事情极为有限，而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故事远远多于历史的记录。
历史学研究一方面需要实证，需要史料的支撑；另一方面也要打开想象的空间，在历史各个节点中找寻历史关联中的合理逻辑。
我想在有限的篇幅里做出以下解读：在过去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变之中，有哪些外部因素影响了中国，中国又是如何向世界进行反馈的。我希望能立足于一个大的视角，同各位一起讨论中国的过去。
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分析过去，它研究的问题都是不可再现的东西。历史学可能是所有学科中最不像科学的学问。对自然科学，人们可以去描述第二次发生的情况，经过实验，第二次一定和第一次一样，不一样就证明其中有问题。而历史学要讨论的是一个无尽的过去，是消失的过去，我们没办法起死人于九泉之下，更没有办法去重复、重现历史场景。
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去讨论李鸿章的功过是非，一切东西都是我们的主观诉求。我们可以把与李鸿章相关史料读得很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建构李鸿章和他同时代人心灵上的互动。我们再怎么建构史料场景，依然缺少心灵上的环节。
因此，历史学在描述过去的时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历史学的进步和改进，主要凭借的是历史学家不断对历史进行解构、重构、再解读、再重构，逐渐逼近历史真实，而不是强调自己的探究就是历史真实。在这本书当中，我希望通过自己粗浅的一家之言，跟诸君一起回顾先民曾经走过的路，曾经可能有的想法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