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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上帝会只用了五年，就从毫无组织可言的宗教集会，成长为一股拥有两万多名信众，随时准备发动起义的有组织且高效率的革命力量。这种显著的壮大过程，如果我们不对广西当地的环境因素有所了解，就无法加以妥善的解释。道光末年，广西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为革命力量的成长提供了近乎理想的条件，具有革命意识的先驱者们便在这一地区集结起来。
首先，这一地区平静的表象迷惑、麻痹了中央和当地的官僚，使他们忽视甚至掩盖在这和平与富足的表象之下的一切矛盾和问题，因为仅仅是这样的表象，就足以使他们的皇帝感到满足。道光帝弱势无为的统治，使整个政治和社会秩序趋于刻板的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较有机心的官僚便怠于实行创新或改革措施。他们欺瞒上级，粉饰太平，却把麻烦复杂的事务推诿给下级处理。
广西巡抚郑祖琛就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气氛，延续了前两任所执行的无为政策，甚至在宗教和个人狱讼上也执行了这种政策。也许是因为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又出于对自己老迈无能的慰藉，他尽力不与暴力扯上关系，也禁止地方官吏缉杀盗匪，或者上报地方上的动乱来扰动他心灵的平静。正是他对省务的此种处理，为拜上帝会最初的成长创造了可能性。那些向他报告了与拜上帝会有关的社会动乱的官员，都立刻遭到这位巡抚的训斥，之后便对类似事件也缄口不言。另外，冯云山被控图谋叛乱却又意外地被无罪开释的事件，也应认为是得益于当时广西官府奉行的这种过于宽松的政策。
郑祖琛尸位素餐的另一个可想而知的后果，便是他将许多省务下放给那些无能或腐败的地方官吏去处理，这导致一般的民众无论贫富，都成了贪婪的官僚和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乡绅敲诈和压迫的受害者。农民愤怒地发现，他们向有时比下级官僚更加贪得无厌的高官请愿，最终也只能徒劳无功，又不能相信级别最为卑微的狱卒，于是便向他们信赖不疑的组织求助，来向官府寻仇，很多时候，这个组织便是拜上帝会。
这些新加入者炽烈的热情，以及因为卢六和王为正的死而产生的反政府情绪，激发和鼓舞了信徒们起义的士气。
还有一种情况也对拜上帝会的壮大多有裨益：这一时期，广西全境（据一份上呈皇帝的奏折，1849年广西七成的地域）无论水陆，盗匪皆猖獗泛滥。仅能确实查证者，少至一两千人，多至两万有余的盗匪，就有大大小小不下三十余伙。
其中一部分为当地自结之集团，但是也有许多则由广东籍的散兵游勇所领导。鸦片战争（1840—1842）后，他们未归乡里，反而成了山贼水盗。在官兵的不断打击下，这些不法之徒带领着他们的人马船只逐渐窜逃至广西境内，或聚结成伙，或像罗大纲一样独自行事。当广西的团练民兵和正规官兵在对抗贼匪上越发不堪其用的时候，拜上帝会的信徒便武装起来自卫，并逐渐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双方结成了同盟。而被击溃的匪徒同样也向拜上帝会寻求庇护，并宣誓一起向他们共同憎恨的满族统治者宣战。就这样，这种混乱的情势使得昔日匪徒和他们的受害者以兄弟之谊，在拜上帝会严苛的操行教义之下团结成为一体，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并肩战斗。
另外，客家人与当地民众（主要是壮族）之间因为大大小小的事端而不断爆发的争斗，也为拜上帝会持续不断地提供了新的信众。通常的情况是客家人被人数远多于自己的当地人驱离自己的村庄，而当地的官僚有时并不能秉公处理这些民族矛盾，反而为了索取贿赂，对这种行径充耳不闻。客家人怨愤不平，走投无路，只能投靠拜上帝会及其中的客家信徒。有的时候，会有数以千计的客家人前来投靠。
广西的这种政治和社会环境，对洪秀全和冯云山的事业有着直接的裨益，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从天降的灾祸中获得好处。1849年，桂平附近的几个县瘟疫肆虐，有流言说信奉万能上帝的人均可获救。大量迷信的民众对旧有的神明失去了信心，成群地前来拜上帝会寻求庇护。同年，桂平县又发生了长时间的旱灾。次年，米价暴涨，借用当时的比喻就是“米贵如珠”。很多无良的商人却囤积居奇，高价贩售大米，以攫取利益。唯利是图、麻木不仁的奸商激起了饥民的公愤，他们诉诸暴力，冲击各处的粮仓。县令及其手下不仅没有帮助饥民，反而与奸商为伍，残酷地镇压了饥民的暴动。很多强壮又无畏的饥民发誓要向官府报复，他们有的落草为寇，也有许多加入了拜上帝会。
大约是在1850年的早些时候，王为正因为寻衅滋事遭到逮捕，并被押解至县衙，这在拜上帝会中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骚动。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稳定的政策指导下，这名囚犯很快就被释放了，但是王为正随即向发起诉讼的桂平村民提出赔偿要求。拜上帝会的主要反对者王作新当时偶然路遇这场争执，问明原委后插手此事，他再次逮捕王为正，并把他送进大牢。王作新还打点贿赂狱卒上下，让王为正在狱中受尽折磨，最终身亡。继卢六之后，王为正成为拜上帝会的第二位牺牲者，他的死让信众们怀着震惊与悲痛之情团结在一起（两位牺牲者后来都被洪秀全追封为王）。因为王为正在会中颇有前途，而且他的父亲和叔父在当地乡里和拜上帝会的核心领导层中都居重要地位，他的牺牲就显得意义更为重大。
此间，诉诸拜上帝会武装干预的乡里纠纷冲突在数量和程度上都有明显的增加，这也引发了乡绅和团练民兵更为严苛的反制行动。洪秀全和冯云山胸有成竹，乐见局势日渐紧张，并泰然自若地不断为起义的准备发布着各项命令。
洪仁玕此后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与满族统治者的决裂和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洪秀全敏锐地观察到所有的一切，他的预言现在已经实现，他业已计划周详，并准备与他的事业共存亡，他只是在等待时机，迈出那决定性的一步。
现在已经到了对家人和族人采取预防和保护性措施的时候了。1850年夏天，洪秀全派他的一位王姓表弟和两位可靠的使者前往广东，让他们带领洪氏全族进入紫荆山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这一行动的时机也非常巧妙，当时广东和广西一样，也发生了旱灾和饥荒。大多数洪氏族人都加入了这场向紫荆山的迁徙，其中就包括洪秀全的继母、两位长兄、数位子侄、两位嫂子、两位姐妹、他的妻子、三个女儿、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以及内弟赖汉英。赖汉英是一位医生，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后来为太平天国事业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但是洪仁玕那时却留在了广东。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洪仁玕遭到了族中长者的截留，还是因为他觉得需要继续履行自己的教师职务。至于冯云山一家，他的母亲与妻子因为不明原因并未成行，只是让他的两个儿子转移到了紫荆山区。
综合中外各家的材料，我们便可对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前夕的形象做一番多方位的勾画。他“身高一米六二至一米六五，体态健壮，圆脸，中等身材，略显英气，言行雍容而有君子之风”
；他“身痴肥”
；他是个“挺高的男人，鹅蛋脸，肤色白皙，高鼻梁，小圆耳朵，眼大有神，目光如炬，令人不敢直视，声音清晰，洪亮如钟……他有黑色的头发，蓄着棕黄色的长须，他体力超人，理解力也世所罕见”
。他棕黄色的胡须在多家的材料中均有提及，也有文献认为是红色的。
金田的征兵工作有序地进行着，为起义所做的一切准备似乎都已就绪。1850年5月，在被指命为上帝的代言人不久之前，杨秀清声称自己生了重病，变得既聋又哑。直到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太平军正军师，他的病情才突然好转，恢复了听觉和嗓音。这个奇怪的事件是天国致命内斗的第二个表征，而这种内斗最终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致命伤。但是，这一事件也在紧要的时刻明确了运动的领导结构，并再一次证明冯云山对这场运动深刻的情结和无私的奉献。杨秀清渴望权力，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积极参与对即将发生的革命成功与否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在运动的肇始阶段公开争夺应属于冯云山的职位，可能导致整个运动中道夭亡。通过装病以及暗示自己派别的信众通过消极不配合来表示忠心，杨秀清成功地使金田的征兵工作陷入停滞，并拖延了总动员的时间，这为他在权力分配的讨价还价中赢得了资本。洪秀全和冯云山意识到了对杨秀清这种向权力蛮横要价妥协的危险性，但他们同样意识到，他们必须依赖杨的军事才能。这一矛盾最终的结果是，冯云山自愿放弃第二权力人物的位置，把它让给了杨秀清。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冯云山对这场革命运动的无限热情和无私奉献。当年11月（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一），恢复了健康的杨秀清赶往金田，全权负责不断扩大势力的太平军的军务。
为了制衡杨秀清新的权力，同时也为了扩大运动早期就勾画出来的集体领导的基础，洪秀全和冯云山提拔萧朝贵成为第三权力人物，分配给他大量的军队，并指派他负责所有太平军的实战行动。这一安排极尽巧妙。冯云山悄然地从自己的权力和职责中分割出适当的部分，创立了这个新的职位，而萧朝贵在妻子杨云娇死后，依洪秀全安排续弦其妹洪宣娇（有人认为杨云娇即洪宣桥），并依靠自己洪秀全妹夫的身份，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这个新职位。于是，此时的杨秀清不得不与一位洪秀全的姻亲和心腹分享太平军的领导权。为了进一步分化杨秀清的权力，洪秀全和冯云山还加强了同韦昌辉、石达开以及秦日纲的关系，这三人均在紫荆山区之外拥有势力。另外一个胡以晄，则被怀疑忠于杨秀清。
随着领导集团的确定以及募兵活动在犀牛岭的顺利进行，总指挥部终于向各处分会的领导发出了运动的总动员令。虽然这一动员令的原本已经亡佚，但估其大略，当是带有煽动性地历数满族统治者的迫害和镇压，鼓舞信众接受神圣的使命，为新王国而战斗；然后简要地指示信众向金田集结，团营备战。
洪秀全、冯云山和萧朝贵随即在胡以晄的老家平南花洲隐蔽起来，等待起义的爆发。杨秀清则被留下，在韦昌辉等人的帮助下处理日常事务。
地图1 金田形势图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策源地金田村位于紫荆山南麓，在商业城镇三江以南约十六公里的地方，通过一条绵延八公里的“风门坳山路”与外界相通。村西北不到三十米的地方就是犀牛岭，犀牛岭约有十二米高，隐蔽在它北侧的是著名的犀牛潭，那里是太平兵士储藏武器的地方。在金田村的北方和西北方，是两片更为广阔的山区，其间散落着许多村落，它们之间通过狭窄崎岖的山道连接，并有山路通往鹏化山区腹地。胡以晄的本村花洲就在鹏化山区，洪秀全、冯云山和萧朝贵在起义前夕的日子里就躲藏在这里。在金田村东南约四公里的地方，是商业城镇大宣，再向东约十公里就是繁华的江口镇。江口镇处于三江交汇口的东北岸，是广西水路的最后一站，再向东便进入广东地界，因此成为当地重要的商业中心。从金田到江口之间绵延着宽阔的平原，村落谷田散布其间，这里有桂平境内最为肥沃的土地。
当时金田的居民主要是五个家族，约数百人。但是成为天国运动的策源地，除了因为金田位于山区道路枢纽之地的这一原因，还得益于这五个家族中最小的一个——富庶的韦氏家族。他们对革命活动全力支持，甚至把自己的房屋都腾让出来，给工匠们打造兵器。
在动员令发出后的数周之间，远近各地的信众不断地向金田集结。其中许多人都是举家而来，他们已将田产变卖，有的甚至将其烧毁，以此作为对新的王国效忠宣誓的一部分，表明他们对旧有的生活义无反顾的决心。
信众的所有钱财细软都必须上缴圣库，否则将被处以死刑。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组织具有典型特色的公社制生活，则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口粮和衣物。身型健壮的男性信众被摘选出来，编组分配，发给制服、被褥和武器。武器虽然是从犀牛潭中打捞出来的，但在配发的时候却被说成是从天而降。为了表示对满族统治者“剃发蓄辫”之令的蔑视，信众被要求留长发，很快太平兵士的头发都变得很长，也在敌人中留下了“发匪”的诨名。缠绕戴于头顶，遮住头发的红色头巾，使他们的形象更加鲜明。太平制服可以通过里面背心的颜色及上面的标志，来确定兵士所配属的部队，制服上还有其他的不同，可以用于确定兵士的衔级。每一个征召入伍的新兵，都要参加高强度的战术和阵法操练，通过这样的训练，他们就有望成为勇敢强健的圣兵，随时准备斩妖除魔。在这一时期，原本用于亵侮异教神明和偶像的“妖”字，其意义已经延展，指代所有与清朝政权有关联的人，包括满人、政府官僚、清军士兵、地主乡绅和团练兵勇。同样，所有与清朝政权相关的书籍、印章或类似的东西，都被加上了“妖”的前缀。
而真正意义上的建制成军则是最后的步骤，但是为了避免在革命前夕引发不必要的怀疑，“军”这个字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使用过。在旗帜和制服上，也都仅仅标识着神秘的“太平”二字。
至于妇女，母亲、妻子、姐妹以及儿童和圣兵的家属都被分配到“女营”。女营依军事系统建制，但职位皆用女员。配属女营的人员均免于军事操练，但须从事诸如裁缝或者制造轻型战具等辅助性工作。这种男女分治的制度贯彻得非常严格，男性亲属每周仅能在严格的监视下探访女眷一次。即便如此，在探访中双方都只能立于房间两侧的门口，相隔甚远，交谈时须高声说话才能使对方听见。幽会妻子或者未获准许进入女营者，则会被就地处决。为了疏解男性苦楚，每当得胜之后，指挥官才会正式允许圣兵与家人欢聚。
虽然女营的构想残酷且有违人道，这种中国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建制却是出于太平领袖们精心的设计，以满足革命运动的切实需要。在他们眼中，这样的设计具有五点意义。首先，太平戒律的第七条把通奸列为重罪，而且中国传统意识中军队中不加区分的男女混编会致使德性败坏，因此太平军严格执行“男女分营”的军法，是为了保持高尚的道德标准。第二，女眷在女营的保护下，可以使圣兵无须为家务琐事分散精力，也不必为家属的安全心有不安，这样他们就可以义无反顾地为革命献身。第三，这种建制可以使圣兵远于声色诱惑，保持军队的战斗力。第四，如果圣兵在战斗中牺牲，其家属老小不至于无家可归，困乏潦倒。最后，女营中圣兵的妻子儿女成了实际上的人质，可以有效地保证圣兵听从指挥，勇于战斗而且忠诚不渝。
1850年2月，道光帝驾崩，他的第四子继位登基，随即定年号为咸丰，翌年即为咸丰元年。拜上帝会的信徒们继续不断地滋生事端，甚至控制了广西境内零星的一些地区。但是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在上呈皇帝的联名奏折中，却只称当地多有盗匪，对拜上帝会的具体活动只字未提。其实此时，皇帝已从中央和其他许多地区的官员那里对广西失控的局势有所耳闻，也有很多从这个纷乱之地万里赴京的乡绅民众修书直陈实情，皇帝对此倍感关切。他感到事态紧急，便立即与阁臣商议应对危机之策。
到了9月，清政府采取了第一步行动，即以玩忽职守、优柔寡断为名罢免了广西提督，调当时在湖南负责军务的将军向荣赴任。向荣乃四川人氏，屡经阵仗，累积军功晋升将军。前一年在湖南平叛有功，被称为名将。他受命率领精锐部队直接进入广西。同时，原贵州提督张必禄也得到命令，带领数千贵州官兵进入广西，策应向荣。
10月，作为第二步行动，清政府裁撤了广西巡抚郑祖琛，代之以林则徐，授予他全权，处理广西的民政军务。林则徐是福建人，进士出身，因在做钦差大臣时销毁鸦片、抵抗英军而颇具声望，是清政府中最有能力的官员。鸦片战争后，他因为没有妥善地处理与洋人的关系而引发朝廷的不满，被流放到伊犁。1845年他被召回，又过了几年才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应对广西的乱局。
不幸的是，清政府虽然在这三个人的选择上处理得妥善完美，但出乎意料的是，林则徐和张必禄分别在当年的11月和12月病故于就任途中（张必禄的职位由其副官周凤岐代理）。这就只剩下向荣和他的部队在10月抵达广西，部署就位。他立即展开了对西南部地区盗匪的军事行动。这个时候拜上帝会还没有公开起事，因此没有遭到打击。
1850年的冬天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虽然与之前的事件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正式爆发。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1月中旬。桂平的捕头王基被派遣抓捕天地会匪头陈阿贵（陈此时已接洽投靠太平军）未果，返程途经紫荆山区，决意向山区烧炭的工人敲诈些钱财。这些炭工恰巧是拜上帝会的信众，他们随即发出警报信号，瞬间就集结了一百三十余人前来对峙，令敲诈者无可奈何，望风而逃。
王基等人到达大宣，遇见了拜上帝会信徒陈玉书。陈玉书家资富有，此时也是携家人路经此地。王基等便绑架了陈玉书的小妾，勒索赎金。陈玉书立即前往金田的总部求助，信众们再次集结，最终通过武力将人质救出。
不久之后，太平信众就与大宣的兵勇再次发生冲突，此时后者已出价六百两，募集了许多民兵。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募集而来的民兵半数都是太平信众，因此当这部分民兵阵前倒戈，与其他信众受金田总部的征召共同进退的时候，剩下的民兵便丢盔弃甲，四散而逃。
有关太平动乱的报告接踵而来，广西省衙开始加强措施，试图通过本地的武装控制和瓦解太平信徒。兵戎相见在所难免。双方的第一次遭遇战，是太平兵士在夜间成功地袭击了由几名政府官员带领的一队从大宣向金田开进的官兵。更大规模的冲突，则在年底的时候发生在平南县。在那之前一个月，平南本地出身的蒙得恩在带领一队信众前往金田团营的途中击溃了偶遇的官兵。省衙和刚刚率贵州官兵赶来的总兵周凤岐，几乎同时得到了这个消息。12月，周凤岐令驻守桂平的副将李殿元随自己向平南县的商业城镇思旺进军，镇压动乱。抵达思旺时，李殿元得闻有一股势力更大的“宗教叛军”正在花洲集结，便联合知县倪涛、巡检张镛与当地的两名士绅合兵前往抓捕。当时官军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叛军”的首领是谁，当然也不知道这个首领就躲藏在那片大山之中，但是即便如此，官军的行动也仍然非常谨慎小心。从思旺到花洲只有一条狭窄崎岖的小道，就是在这条小道上，不久之前太平信徒们顽强地阻击了一队官军。现在官军不得不步步为营，不时用火枪和小型手枪从远处射击，并且不断设置拒马路障，防止被包围起来的“叛军”逃窜。
洪秀全此时已经被包围，并且有被逮捕的危险。他叫几个当地人从西侧鲜有人行的小道潜出，去金田总部传达紧急求援的消息。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迅速集结了一队援军。身为上帝代言人的杨秀清，号召信徒们志愿担负起将他们敬爱的领袖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任务。杨秀清的号召反响热烈，他迅速集结了大量军队，并交由当地颇有威望的英雄人物蒙得恩指挥。杨秀清还非常小心地为金田保留了足够数量的圣兵，以防备随时可能来犯的官兵。蒙得恩率军东出，一举攻下思旺。此后他快速挺进山区，并最终在山道主路上遇到了官军。接下来的战斗非常惨烈，很多士兵、民兵和低阶的官吏在这场战斗中阵亡。巡检张镛和随官兵而来的两名士绅战死阵前，张镛成为第一个被太平军击杀的清朝官吏。副将李殿元和知县倪涛则侥幸逃生。旗开得胜的太平军圣兵随即欢欣鼓舞地向花洲前进，并沿途清除路障。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以及身为主人的胡以晄闻讯终于放下心来，愉快地迎接救援的队伍。就这样，当蒙得恩率队返回金田后，又有很多花洲附近的山区信徒加入了他的队伍。
正当金田欢庆洪秀全一行从花洲胜利归来的时候，有传言说大股官兵正在逼近，随时准备发起进攻，领队的是一位名叫伊克坦布的满族副将，他随周凤岐从贵州出击，并驻扎在桂平县大湟江南岸。周凤岐领省衙命令，驱剿“叛乱教众”，而“叛军”在大宣和花洲的两场胜利都给官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已经引起了他的警觉。他现在已经准备好采取一次大规模的反击行动。因此，他命令伊克坦布率其营队与一些地方团练民兵一起渡江向金田进发，以图一举包围这些“宗教叛军”。
1850年12月31日，仅仅在军事冲突爆发的一天之前，金田的圣兵们开始紧急部署备战。就在这时，又有四支本在计划之外的教众队伍抵达金田团营。
第一队约有两千余人，由博白而来。第二队大约千余人，他们是桂平县不堪饥荒以及官府压迫而逃亡的农民，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客家人。第三队是秦日纲带领的千余人，他们多是贵县的矿工。第四队也是最大的一队，是几千因与当地人起争执被驱赶而来的客家人。
这四队信众在途中相遇，合成一股，约有一万多人，共同向金田进发。他们抵达金田，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他们被看作上帝派遣下来的救兵。
实力增强的金田方面迅速调整了作战计划，派遣新来团营的队伍从两翼同时向官兵发起进攻，战斗在次日预定的时间打响。官军被迫与两路太平军同时展开肉搏战，很快就开始畏缩撤退，损失惨重。官军有七个营溃不成军，四下逃逸，但是太平军依旧穷追猛打。有一队官兵被围困在一座山头之上，另外还有一队约三百人规模的官兵在某处河岸被太平军杀尽。官军的战地指挥伊克坦布见势不妙，全速向后方逃命，结果在某处桥头坠落马下，被太平圣兵斩首。当周凤岐带领剩下的贵州部队到达的时候，许多军官都已经阵亡。就这样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浴血奋战，金田之围彻底解除，周凤岐被迫撤退，此后再也没有兵犯金田。
但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知道已经无路可退。他们已经和清军公开对抗，杀死了包括军官、士兵、团练乡勇、乡绅和民吏在内的政府职员，这样的行为使他们在严苛的刑法面前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只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起义中去。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腊月初十），洪秀全在金田集合信众，设坛行礼，太平天国起义正式拉开序幕。
这天对于太平信众而言可谓三喜临门：一是花洲大捷，二是金田大捷，另外当天也是他们眼中的真神洪秀全三十八岁的生日（依旧历）。这一天也因为洪秀全正式登基，加天王号，而被载入史册。上帝则被称为“皇上帝”，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洪秀全才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皇帝”称号。除此之外，“天王”这个称号可以追溯至周代，因此洪秀全认为它具有深远的宗教意义。其后，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被立为王世子，称“幼主”。这样的称谓是要避免使用传统上指代皇位继承人的“太子”一词，因为类似的“皇太子”一词被太平信徒用来指代耶稣基督。
在第一篇诏书中，天王将这个新的国家命名为“太平天国”，这个新的朝代被称为“天朝”，1851年即为太平天国元年。
“太平”二字出自古代经典《公羊传》，其中描述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据乱世，即堕败无政的时期；升平世，即无序不安的时期；太平世，即永远安定繁荣的时期，这最后一个便是中国人有史以来不断梦想追求的理想社会。另一方面，“天国”二字可以通过梁发翻译的那些宣传册而追溯到圣经。一开始，洪秀全错误地理解了这个词，认为它是专门指代中国，并由此用这个词来命名这个新的王国。但是随着后来他更深入地学习福音书，尤其是《马太福音》，他才逐渐理解了这个词真正的意义：
所谓天国，就是总摄天上人间。天上有一个天国，人间也有一个天国。无论天上人间，都一样是天父之国。
因此，“太平天国”这个称号就结合并代表了中国和基督教的两种至高理想。
在接下来的仪式中，洪秀全大加分封。他的继母被封为“春王母”，已故的第一任妻子为“正月宫”，现在的第二任妻子为“又正月宫”。用“月”字是为了和洪秀全新的尊号“日”字相匹配。
至于天国的军事领导，洪秀全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其他将官也都各领其职。最后，作为对太平军诸多军法纪律的重申和总结，洪秀全和五位主将联合向全军发布了五条简明扼要的军纪：其一，严格遵守各项天条军令；其二，严格区分男女性别；其三，严禁滋扰百姓；其四，遵循公有精神（严禁私产和个人收入），兵将和睦；其五，全身心为革命事业服务，特别强调要作战勇猛，不畏牺牲。
由于太平军都只是在金田附近几十里的区域内团营驻扎，他们的粮食供给日益短缺，无法供给米饭，只能靠稀饭度日。
而与此同时，官兵也已经逐渐集结，布防到位。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必须转移。1月13日，太平军全军东出，占领三江交汇口北岸的繁华城镇江口。
因为清军全部驻扎在江口的南岸，因此他们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曾经迫害过冯云山、卢六和王为正的王作新家就在江口，但此时他听说太平军逼近，已经逃命去了，留下了大量的财产。太平军立即把他的当铺和米店收缴充公。根据一些零星的消息，王作新家族八十余口，包括他的儿子和三个外甥，以及另外一些乡绅都被杀害（王作新本人之后死在贵县的一伙山贼手中）。
在江口，太平军不仅得到了粮食和军械的补给，还不断地招募新兵，扩充实力。很多亡命盗匪都应征而来。首先来投靠的是两个女匪首苏三和丘二，她们各带来了大约两千多人。丘二不久后退出，又做回山贼，自谋其生，1853年春天死于与桂平民兵的战斗中。苏三则满怀着革命热情，一直留在太平军中，在整个天国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她出生在广东灵山，随夫嫁到广西。其夫后来惨死，她就组织一伙土匪为亡夫寻仇。在手刃仇家之后，已是亡命之徒的苏三成了这伙盗匪的头目，他们劫富济贫，颇有声望，势力不断壮大。但是苏三此时抓住了这个走向新生活的机会，加入了太平天国运动，披坚执锐，与男性同志们并肩作战，从广西一路杀到南京。她的精神与战绩，使她成为近代诗歌文学歌颂的对象。
另外还有八伙水贼，在像罗大纲和张钊这样传奇般的领袖人物的带领下，先后来到金田，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但是当太平军占领江口，水贼们有机会切实地体会太平军士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的时候，他们开始害怕自己平时并不检点的操行早晚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除罗大纲外的所有人又都纷走四散了。这些逃散的太平军往日的盟友，之后纷纷带着人马舟楫投靠了官府，认为这样官方就可以对他们的非法行径既往不咎，将来也可以网开一面。
这种行为为罗大纲所不齿。罗大纲本是广东潮州人，是天地会优秀的领袖，自幼便有反清情绪。他曾经在广东与洋人经商，还帮助过英国将领伯麦（James J. G. Bremer）和义律（Charles Elliot）在广州建立基督教堂，所以对基督教教义有所了解。
1850年，他作为水贼的头领到江口投奔太平天国，可能是当时水贼活动的一个典型代表：鸦片战争时期他们在广东做过民兵，战后没有回家务农而是落草为寇，最后被官兵击溃，逃往广西。罗大纲早先在金田就已经正式加入了拜上帝会，现在他来到江口，正式宣布退出天地会，并且全盘接受拜上帝会的教义、道德约束、军事法规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目标。他的几千兄弟也和他一起皈信。罗大纲被任命为军帅，他颇具指挥才能，后来曾一度率领先锋军剑指武昌。有人说在进入南京后，他娶苏三为妻
，几年后为革命运动壮烈牺牲
。
由于新兵源的不断加入，此时太平军的人数包括男女诸营在内，已经有不下三万之众。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拜上帝会和天地会的关系。很多历史学家都过多地强调二者存在的联系，甚至以这些联系为依据，认为二者在革命运动中存在着战略伙伴关系。的确，拜上帝会和天地会都对清朝统治者恨之入骨，这使得洪秀全、冯云山以及其他的太平军领袖乐于接收天地会转投而来的新兵。但是，丘二和七股水贼中途退出的事件使得天国领袖们意识到，有必要强调确认这些新兵在军事上的忠诚度。从那之后，原天地会成员或是流窜的野匪如果想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就必须和其他太平军士一样，首先宣誓崇敬上帝，保证遵守所有宗教、道德和军事上的条规。
实际上，拜上帝会与天地会在政治目标、宗教信仰以及道德理想和实践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使得它们不可能建立同盟或者伙伴的关系。洪秀全认识到双方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对天地会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虽然我没有加入过天地会，但我听说过他们的目标是反清复明。这种目标在他们刚刚建立的康熙朝时或许还很恰当，很有意义；但是现在二百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可以说“反清”，却不能再提“复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从满人那里光复河山之时，都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现在我们怎么可能再次用“复明”的口号激起人民的斗志呢？有一些恶行与天地会有关，对此我非常厌恶。如果有人要加入天地会，就必须敬拜魔鬼，向它做三十六条宣誓，还要有一把剑架在他的颈项之上，他还要被迫捐出钱财，供天地会使用。天地会现在真正的目标已经变得狭隘，没有价值。如果我们宣扬真的教义（基督教），依靠全能上帝的帮助，虽然人数少，却能和他们匹敌。孙膑、吴起、诸葛亮以及历史上其他的军事家，他们的战术与战法我都不放在眼里，何况那些天地会的乌合之众呢？
太平天国的领袖都尽量地避免和天地会建立双边的联系，宁可独自奋战，也不愿意在一神论的宗教信仰或者政治理想方面妥协让步。虽然在一些危急的情况下，太平军确实与广东的天地会势力以及北方的捻军和白莲教的军队曾经结成过同盟，共同对抗清军，但是这些同盟的建立是出于军事需要，并且从来没有发展为更深层次的同盟关系。
拜上帝会与天地会又确实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例如，双方在新成员加入时都会举行秘密仪式；双方所用的文字和话语、措辞和暗号都非常晦涩，外人都很难理解。这些并非巧合，其实是拜上帝会对长期从事地下秘密活动的天地会刻意的借鉴与模仿。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宗教和政治思想通常以晦涩的语言表述，以使外人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并且这种带有神秘性的表述还可以强化成员的归属感。
太平军士兵和天地会成员在外形上也很难区分。双方都蓄发留须，着装如晚明时期，并戴红色头巾。在这一点上，与其说太平军在模仿天地会，不如说是因为对满族统治表示抵抗的态度，双方才采用类似的传统着装。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他们的成员之间都以兄弟相称。这一点完全是巧合，因为拜上帝会信徒的兄弟称谓来源于万民的天父，而天地会的兄弟则是通过在异教神明前的宣誓而得来，并且他们很少称女性为姐妹。
虽然着装相似，但是双方在对一般民众的行为上却明显不同。最近的研究发现，在拜上帝会和天地会都很活跃的地区，一般民众都明显地更欢迎前者。天地会经常抢劫民众钱财，拜上帝会则从不参与抢劫或绑架，并且和民众进行公平对等的交易。另外，天地会从成员身上抽取钱财，但拜上帝会不会这样。从民众的角度而言，拜上帝会比较光明磊落，天地会则阴暗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