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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核心是通过建立一整套制度机制，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管理。
一个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标准：一是具有清晰的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相关资源的整合，形成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和协调一致的组织结构；二是具有可置信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即政策当局的行为必须具有公信力和透明度，并且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工具和手段）来为其目标服务；三是政策实施机制的灵活性和灵敏度，即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况和结构变化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必须能及时地做出调整，以确保在新的环境下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四是政策实施的经济性问题，即政策行为本身是一项有成本的活动，一个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提高管理和决策的效率。
根据上述基本标准，一个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该遵循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一是目标性原则，即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该紧紧围绕其管理对象和目的——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降低产出损失——来组织和开展工作，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门也必须明确其在整个系统性风险管理图谱中的位置和具体目标。
二是透明度原则，即为了增强政策框架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规则和决策程序等应该尽可能公开并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从而稳定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减少金融机构应对政策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尽量消除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各种政治和机构阻力。
三是灵活性原则，即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组织架构、决策程序和实施规则等方面，应该充分考虑经济和金融环境可能变化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并通过及时的反馈调整来主动适应这些变化。在实施规则方面，政策制定者应该在规则和相机抉择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平衡点，确保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始终与现实的情况和要求保持一致。
四是经济性原则，即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一方面应该提高管理和决策的效率，以更加集约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自身，尽量减少运行成本和协调成本；另一方面注意宏观审慎政策对整个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有效降低道德风险，并使危机救助成本最小化。
从宏观审慎概念的历史演进来看，总体上经历了从“宏观审慎监管”到“宏观审慎管理”，再到“宏观审慎政策”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延伸的过程，反映在政策实施层面上，宏观审慎政策从最初的金融监管政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政策框架体系，其内容涵盖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实施（规则与传导）、政策评估、制度架构等诸多方面。一个简要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如图1-5所示。
图1-5 一个简要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图
展开来看，在上述政策框架的每个部分都包含一系列的组成要件。具体而言，政策目标是一个包含操作目标、中间目标、最终目标和监测指标的完整目标体系，并且指标之间需要存在明确的关联、衔接和彼此验证关系；政策工具是一个由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工具构成的工具箱体系，这些工具既在具体目标、结构和实施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时也在政策效应和传导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性；政策实施涉及工具运用的整个过程，包括以什么样的规则来选择、运用和调整工具，如何理解和判断政策传导过程的顺畅度和效率性等；政策评估是对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效果的定性定量评价体系，包含对已推行政策的效果评价、问题分析和调整建议等；制度架构则广泛地包括用于支持宏观审慎政策有效运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如职能分配、决策机制、人事安排、法律规章、财务制度等。
建立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之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一般包括以下步骤：一是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对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二是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手段，对系统性风险或潜在的金融脆弱性进行评估；三是当预警信号发出后，及时采取行动对金融体系的失衡情况进行纠正；四是当金融危机突发性地或者不可预料地发生时，运用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控制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上述四个步骤中的步骤一可归纳为“风险识别”，步骤二可归纳为“风险评估”，步骤三和步骤四可归纳为“风险管理”（见图1-6）。容易看出，步骤三属于事前的风险管理，而步骤四则属于事后的风险管理。
首先，从风险的识别来看，主要是从截面视角（截面分析）和时间视角（时序分析）两个维度对影响系统性金融稳定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包括金融体系的内生性风险、溢出路径和转化条件，以及宏观经济条件、突发性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等。其中，截面视角主要针对整个金融体系在某个特定时点上的风险分布状态，包括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及共同持有的风险敞口，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相比之下，时间视角主要针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即系统层面的风险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金融体系内部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作用关系而被放大。从风险传播途径来看，期限错配（流动性）和杠杆化（偿付能力）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的两种基本途径。
图1-6 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风险要素与管理流程
其次，从风险的评估来看，主要是在给定宏观审慎政策当局的风险偏好和容忍度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如金融稳健指标、压力测试（stress testing）、早期预警模型等，对金融体系的风险状态进行评估。为对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进行科学判断，充分获取市场信息非常重要。在信号提取的过程中，应注意相关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可能会随着金融中介活动和金融体系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金融失衡和风险暴露不是在实体经济各部门和金融中均衡发生的，这些迹象可能在局部性或部门性的水平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政策工具的目的在于使政策措施能够有针对性地应用于特定部门，但以特定市场为目标的措施可能会引发其他领域的失衡。
最后，从风险的管理来看，事前的风险管理主要是“预防性”的，而事后的风险管理则主要是“应对性”或者“修复性”的。前者通过事先采取常规性的政策工具来抑制系统性风险的过度积累，而后者则是在风险事件发生以后，通过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来防止系统性风险的蔓延、扩大。从时间维度来看，预防性的宏观审慎工具主要包括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和动态拨备制度，以及各种杠杆管理工具等。从空间维度来看，预防性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监管范围、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改进交易对手的风险计量方式、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应对性的政策工具方面，主要包括金融安全网、财政援助和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等。
根据一般经验法则，要使宏观审慎政策更为有效，它必须足够简单和稳健。简单不仅意味着容易被理解，同时也意味着容易被实施；而稳健则要求政策框架在面对不确定和非预期的结构性变化时，依然是有效的。稳健性是任何一个政策框架的基石，对新的政策框架而言尤其如此。作为一项改革中的事物，宏观审慎及其政策框架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和被充分检验的程度，因此在政策实践中出现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将有助于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实践方案进行持续的修正和完善。
由于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关注的是金融和经济的整体失衡，因而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必定内生地包含着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就货币政策而言，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或者通过相机抉择的利率政策来控制普遍的经济过热，本来就是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一部分。虽然宏观审慎政策被认为在抑制某些特定领域（如房地产）的失衡方面更为有效，但当整个宏观经济的过热情况都非常严重时，借助货币政策的力量予以配合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在经济上行期，一些特定的财税手段，如房地产税、利息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在抑制泡沫和削弱金融顺周期性方面具有某些与宏观审慎政策类似的作用；在经济下行期，尤其是当经济遭受非正常的意外冲击时（或者在衰退或萧条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的效果非常有限，此时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复苏方面具有某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财政部门参与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财政稳健性通常被认为是一国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柱，而金融不稳定造成的成本大多数时候也最终由国家财政买单。此外，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些实施工具，典型的如动态拨备政策，一般也需要得到财政部门的认可才能付诸实施。
汇率政策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也有相应的位置，它不仅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还会影响到贸易平衡和资产价格的稳定，进而对整体的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许多新兴经济体的案例研究表明，在采取区间浮动的汇率制度时，资本管制成为金融稳定的一道“防火墙”，并且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赢得了空间。
此外，从长远来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仅包括国内层面的协调统一，还应包括国际层面的协调统一。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各国的金融市场彼此联接，为了抑制金融体系中的过度风险累积，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如果在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中，继续存在全球金融监管结构的分割和信息共享机制方面的障碍，那么，各国监管差异所造成的国际监管套利行为势必引发新的金融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