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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殖民制度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两个相互依赖的现象。没有乙，甲是不可想象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端受制于这二者。因此，为了发现在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所有历史因素的重要意义，有必要说清楚什么样的历史因素在殖民制度和现代国家的建立上发挥了多大作用。在上一章，我们考察了犹太人与殖民制度的关联，而在本章，我们要思考犹太人与现代国家的关联。
乍看上去，在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无国籍”的犹太人在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想到的政治家中，没有一位是犹太人。查理五世、路易十一不是犹太人，黎塞留、马扎然、柯尔贝、克伦威尔、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希·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也不是犹太人 ［107A］ 。然而，我们说到这些现代政治家和统治者时，很难抛开犹太人：这就像提浮士德而不能不提靡菲斯特一样。犹太人和统治者并肩走过历史学家所谓的现代。对我来说，这种联系是资本主义兴起的象征，继而是现代国家兴起的象征。在大多数国家，统治者起到了保护受迫害的犹太人的作用，就是保护国家等级制（Estates of the Realm）和基尔特行会——两股前资本主义势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利益一致，意气相投。犹太人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而统治者联合这一力量以建立或维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因此，我谈论犹太人在现代国家的建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说我认为犹太人作为创建者有多少直接影响，而是指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间接协同作用。我考虑的是犹太人为正在兴起的现代国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这些物质财富保证了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犹太人在两个方面支持了各国的军队建设，而军队是新兴国家赖以建立的保障。所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犹太人给战时的军队提供武器军火和粮食；另一方面是他们不仅提供军费，而且还给宫廷和政府提供日常经费。整个16、17、18世纪，犹太人作为军需供应者和君主王公寻求财政支持的商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犹太人的这一地位对现代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大影响。这种说法无须赘述。我们该做的就是举出实例加以证明。这里，我们也不可能试图提到所有实例，而只能指出方向。现在请看下文的研究。
虽然有很多案例记载了犹太人在1492年前的西班牙履行军需承包商之职，但我不打算谈论这一时期，因为这一时期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我们把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定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并以英格兰为研究起点。
17世纪和18世纪，犹太人已经获得了军需供应者的声誉。在共和国时期，最有名的军需供应商是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瓦哈尔。1630—1635年的某个时候，这个“了不得的”犹太人来到伦敦，很快引起那些最杰出的商人的注意。1649年，他是受枢密院（Council of State）之托与军队签订谷物合约的五位伦敦商人之一。 ［108］ 据说，他每年把价值10万镑的白银进口到英国。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尤其是威廉三世战争期间，所罗门·梅迪纳（即犹太人梅迪纳）成了最大的“承包商”。他由于贡献卓著而获封爵士，并成为第一位接受此荣誉的犹太商人。 ［109］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也是如此，犹太人还是主要的军需承包商。 ［110］ 1716年，斯特拉斯堡的犹太人重新恢复了为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军队提供情报，供应军需物资的服务。 ［111］ 实际上，路易十四的首席军需供应商就是犹太人，名叫雅各·沃姆斯； ［112］ 18世纪，犹太人在这一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727年，梅茨的犹太人在六周时间内把作为食物的2000匹马和作为替换马匹的5000多匹马带进城。 ［113］ 冯特努瓦战役的胜利者，萨克森州的陆军元帅莫里斯发表看法认为，他的军队从未受到比犹太人提供的更好的后勤服务，当时，犹太人就是他的军需承包商。 ［114］ 最后两位路易时期的军需供应商中最著名的犹太人之一是塞夫·比尔，在他的入籍证书上记载着“……在1770年和1771年阿尔萨斯爆发的战争中，他有机会表现了他对军队和国家的热忱”。 ［115］
同样，波尔多的格拉迪斯家族在18世纪享有国际声誉。亚伯拉罕·格拉迪斯在魁北克建立了一家大型仓库，以满足驻扎在那里的法军之需。 ［116］ 在革命政府、督政府时期以及拿破仑战争时期，犹太人总是扮演军需商的角色。 ［117］ 在这一点上，1795年巴黎街头贴出的公告是很有意味的。巴黎发生了饥荒，犹太人应召通过输入谷物赠与饥民来表达对革命政府赋予他们权利的感激之情。公告作者写道：“只有他们才能完成这项工作，这得益于他们的生意关系，他们的同胞也从中获益。” ［118］ 德累斯顿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1720年，宫廷犹太人（Court Jew）尤纳斯·迈耶提供了大量谷物来解决城镇的饥荒。（编年史家提到是4万蒲式耳。） ［119］
在德国各地，犹太人从早年起就是军队的承包商。我们来列数一下他们中的一些人。16世纪的艾萨克·迈耶（Isaac Meyer），1537年的时候，枢机主教阿尔布雷希特允许他定居哈尔伯施塔特，同时鉴于时局危险，责成他给“修道院提供精良的武器和铠甲”。约泽尔曼·冯·罗舍姆在1548年收到了一份帝国保护证书，因为他为帝国军队提供了军饷和补给。1546年，据记载，波希米亚犹太人给军队提供了大量军大衣和毛毯。 ［120］ 到了下一个世纪（1633年），另一个名叫拉撒路（Lazarus）的波希米亚犹太人收到的一份官方文书宣称，“他本人或者在他的资助下，为帝国军队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把帝国军队得到弹药和军服供应视为己任”。 ［121］ 选帝侯也为了自己的军队供给向犹太人求援。莱曼·贡珀茨和所罗门·埃利亚斯为他提供了大炮、弹药等军用物资。 ［122］ 此外，还有很多人，如塞缪尔·尤里乌斯，他是萨克森公国选帝侯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的军马供应商。17世纪和18世纪，安斯巴赫公国的模范家族、宫廷征发官和军需承包商非常出名。 ［123］ 总之，正如当时的一位作家所一语道破的：“所有承包商都是犹太人，而所有犹太人都是承包商。” ［124］
奥地利的情况与德国、法国和英国并无二致。在利奥波德皇帝治下，获准在维也纳再度居住的（1670年）富有的犹太人，如奥本海默家族、韦特海默家族、迈尔·赫舍尔家族等，全都是军需承包商。 ［125］ 在奥皇治下的所有国家，我们都能发现同样的情况。 ［126］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犹太军需承包商还为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期间的美国军队提供了军需。 ［127］
许多历史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在犹太历史的各个时期，关于犹太人善于理财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料。因此，我不必过于细致地探讨这一问题。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大概就足够了。
我们发现，早在中世纪，各个地方的税务、盐矿和皇家领地，都由犹太人承揽打理。犹太人担任皇家司库和放债人，当然，这种情况在伊比利亚半岛最为常见。在伊比利亚半岛，皇家从一群富有的犹太人中选择了阿尔莫夏里菲（Almoxarife）和伦戴罗斯（Rendeiros），但由于我们在这里并不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所以我不会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我会为读者开列出有关这一主题的一般文献。 ［128］
不过，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正是在现代，当国家最初建立起来时，犹太人作为王公们的理财专家，其活动具有重大影响。拿荷兰来说，虽然官方阻止犹太人担任皇家雇员，但他们很快就拥有了权势。我们可以想想威廉三世最信任的摩西·马哈多；大使世家的（舍嫩伯格的领主）贝尔蒙特；以及1688年借给威廉三世200万荷兰盾的富有的苏阿索（Suaso）等人。 ［129］
因为17—18世纪的荷兰是一个金库，欧洲所有缺钱的王公都从里面捞钱，荷兰犹太人金融寡头（ haute finance ）觉得自己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荷兰国界。像平托、德尔蒙特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弗兰西斯·迈尔斯等人，事实上被视为那一时期北欧最顶尖的财政专家。 ［130］
再者，那个时期的英国财政也大部分由犹太人掌管。 ［131］ 长期议会的货币需求给富有的犹太人定居英国提供了最初的动力，远在他们为克伦威尔接纳之前，富有的秘密犹太人，尤其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就经由阿姆斯特丹移民到这里：1643年，出现了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他们的聚集点是葡萄牙驻伦敦大使安东尼奥·索萨的寓所。索萨本人就是一名马兰诺。这些人中的一位佼佼者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安东尼·费尔南德斯·卡瓦哈尔，他也是一位了不得的财政专家，还是一位军需承包商。正是他为克伦威尔政府提供了资金。在后来的斯图亚特时期，尤其是在查理二世治下，小型殖民地进一步增加。在查理二世的葡萄牙新娘布拉甘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的随从中，有很多富有的犹太人，其中有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人银行家达席尔瓦兄弟，他们受托转呈和管理王后嫁妆。 ［132］ 他们因为同时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到门德斯和达科斯塔斯，所以家族姓氏也统一改称门德斯·达科斯塔。
大约在同一时期，阿什肯纳齐（德国）犹太人开始抵达这个国家。总的来说，这些犹太人的财富不敌他们的西葡犹太人（Sephardi）同胞，不过，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大资本家，如便雅悯·列维。
在威廉三世治下，阿什肯纳齐犹太人人数进一步增加。宫廷与富有的犹太商人的联系也进一步增强。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所罗门·梅迪纳爵士，作为御用银行家跟随国王从荷兰来投奔另一个豪门苏阿索家族。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最出色的银行家是梅纳塞·洛佩斯（Menasseh Lopez），到南海泡沫破灭时，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了该国最大的金融势力。他们没有染指灾难之前的疯狂投机活动，保证了他们的财富未受损失。因此，当政府依据土地税发债的时候，犹太人接手了四分之一债款。在这一关键时期，最显赫的家族是吉迪恩家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辛普森·吉迪恩（1699—1762），他是“政府信赖的顾问”，沃尔波尔的朋友，“国家信用的支柱”。1745年，也就是大恐慌那年，辛普森筹款170万镑用以贴补政府。到他去世时，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弗兰西斯和约瑟夫·萨尔瓦多名下的公司，他一直将自己的公司经营到19世纪初，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继起成为金融界领袖。
法国也有同样的故事。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及整个路易十五时代权倾一时的塞缪尔·贝尔纳，可以作为众多事例中的一例。我们发现，路易十四在皇家花园中与这个富有的犹太人一起漫步，在一位愤世嫉俗的作家看来， ［133］ “他之于国家的唯一优点就是像绳子之于上吊的人一样”。他资助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帮助过法国的波兰王位候选人；在所有经济问题上给摄政王出谋划策。德·当若侯爵在一封信中 ［134］ 毫不虚言地称他是“当代欧洲最大的银行家”。在法国，犹太人在南海泡沫破灭后也全面参与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整合。 ［135］ 不过，直到19世纪犹太人才真正在法国金融界赢得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埃尔芬家族、富尔德家族、塞夫贝尔家族、杜邦家族、戈德肖家族、达朗贝尔家族、佩雷尔家族等。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法国，很可能还有更多的犹太人在理财方面比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显赫家族还要活跃，但那时因为严厉的排犹使得犹太人成了秘密犹太人，因此，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宫廷犹太人”这一聪明的发明使我们比较容易追踪犹太人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影响。虽然这些国家的法律禁止犹太人在本国定居，不过，王公和君主在宫廷内安置了一定数量的“享有特权的”犹太人。根据格雷茨的说法， ［136］ 宫廷犹太人的身份是德皇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引入的，尽管如此，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的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宫廷犹太人，毫无疑问，每个州的财政都要依靠这些人。
一些实例可以为证。我们在17世纪的帝国宫廷发现了格尔茨的约瑟夫·平克赫尔勒、格拉迪斯卡的摩西和雅各·马尔伯格、的里雅斯特的文图拉·帕伦特、布拉格的雅各·巴塞维·巴彻巴·施米勒斯。他们中的最后一位雅各·巴塞维·巴彻巴·施米勒斯，由于忠心服务而被费迪南皇帝冠以冯·特鲁伯格（Bassevi of Treuenberg）封号，成为贵族。在利奥波德一世治下，我们发现了尊贵的奥本海默家族，有关这个家族，施塔茨坎茨勒·路德维希写了下面这段话。 ［138］ 在谈到犹太人是重要事件的决定者时，他继续写道：“1690年，犹太人奥本海默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商人和银行家中都颇为知名。”在利奥波德治下，同样著名的还有宫廷筹粮官沃尔夫·施莱辛格，他与勒威尔·辛茨海姆一起，为国家不止一次筹集大额贷款。玛丽亚·特蕾莎也用过施莱辛格，尤其是韦特海默、阿恩施坦纳、埃斯凯勒斯等人的服务。的确，一个多世纪以来，维也纳的宫廷银行家一直都是犹太人。 ［139］ 我们可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爆发反犹骚乱这一事实来衡量犹太人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当时的地方当局认为，为了贷款需求而要求帝国办公厅（imperial office）对事件进行干预并保护犹太人是明智的，因为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与维也纳犹太同胞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 ［140］
较小的德国宫廷的情况也差不多。“宫廷之间一个赛一个奢华，各宫廷的需求持续增加，由于交流不畅，在商业中心设立训练有素的贸易代理机构成了当务之急。”据此，梅克伦堡公爵在汉堡设立了代理处。1700年，摩西·埃尔克汉斯担任了维尔茨堡的主教约翰·菲利普在法兰克福的代表。这一活动为犹太人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夫人小姐提供珠宝的交易商以及为宫廷总管提供粮食和为御厨提供美食的犹太人，也愿意去洽谈贷款。
［141］
法兰克福和汉堡居住了大量犹太人，因此也就有很多间接为执政的王公服务的财务代理人。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人，我们还可以提到葡萄牙犹太人丹尼尔·阿本苏尔，他于1711年卒于汉堡。丹尼尔是波兰国王驻汉堡的公使，波兰国王受他之惠弄到很多贷款。
［142］
因为宫廷通过这些代表借钱，代表们在宫中常来常往，因此成了“宫廷犹太人”。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在1694年成了萨克森选帝侯，他有许多代理人：汉诺威是莱夫曼·贝伦茨，汉堡是J.迈耶尔，哈尔伯施塔特是贝伦德·雷曼（他出钱资助了波兰国王的选举），等等。
［143］
再者，在汉诺威，贝伦德家族是宫廷首席承办人和财务代理人。莫德尔家族、弗伦克尔家族和纳坦家族同样为安斯巴赫公国效力。在普法尔茨，我们无意中发现，莱姆勒·莫伊塞斯（Lemle Moyses）
和米歇尔·迈在1719年替选帝侯偿还了欠德皇的250万荷兰盾的债务，
［145］
最后，拜罗伊特侯爵的封地也包括拜尔斯多夫（Baiersdorf）。
［146］
或许我们更清楚的是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约阿希姆二世治下的宫廷犹太人利奥波德，弗里德里希三世治下的贡珀茨和约斯特·利伯曼，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治下的法伊特，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的埃弗拉伊姆、摩西·以撒、丹尼尔·伊齐格。在所有这些宫廷犹太人中，最为著名的是聚斯—奥本海默，此人可以作为宫廷犹太人的典型。他当时在维滕堡的卡尔·亚历山大宫中效力。 ［147］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18世纪，尤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犹太人作为财务专家发挥的巨大作用。海姆·所罗门 ［148］ 的贡献与佐治亚州的米尼斯和柯亨可谓旗鼓相当， ［149］ 但这些人中最杰出的要数罗伯特·莫里斯，他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最卓越的财务专家。 ［150］
这就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几个世纪（尤其是现代国家成长中两个如此重要的世纪，17—18世纪）以来，犹太人以其个人金钱支持统治者，在随后的那个世纪（甚至就在我们提到的17—18世纪），公共信贷体系渐渐形成了新的形式。这使得大资本家越来越从其主导地位退居幕后，越来越多的各色特许放款人取代了其地位。现代短期贷款方式的演变，使公共信贷“大众化”了，结果，宫廷犹太人成了多余之人。但犹太人本身在帮助这一全新借款制度的成长方面并非可有可无。他们促成了消除自己财务专家的垄断地位。这样，他们比以往更大程度地参与了建立当下这个伟大国家的工作。
公共信贷体制的转化只是遍及整个经济生活的更剧烈变化的一个部分。犹太人在这个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我们来全面考察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