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现代经济生活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经济活动的中心从南欧诸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有人也算上南德的一些地区——向西北欧——荷兰、法国、英国和北德——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荷兰的突然崛起和繁荣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是推动法国、英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整个17世纪，西北欧诸国敏思的观察家和务实的政治家只怀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效仿荷兰在商业、工业、航运和拓殖方面的成就。
历史学家对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给出了极可笑的解释。比如有人说，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意大利和南德城市经济衰落的原因在于，美洲大陆的发现和人类找到了通往东印度的新航路。同样的原因也导致了黎凡特
的贸易量锐减，因此，仰仗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地位逐渐削弱。但这一解释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满意。首先，地中海沿岸诸国的贸易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依然繁盛，这一时期，法国南部的滨海城市以及汉堡的繁荣，与地中海贸易息息相关。其次，一些意大利城镇，比如威尼斯，在17世纪失去了其重要地位，而在16世纪地中海沿岸诸国的贸易中参与度很高，尽管它确实忽视了贸易航路。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15世纪之前，那些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仅仅因为与美洲和东印度的新贸易联系便遭了殃，或者，为什么仅仅因为它们与法国、英国或荷兰相比处于不利的地理位置，就失去了优势。仿佛从热那亚到美洲或西印度群岛的路线，与阿姆斯特丹或伦敦或汉堡到美洲或西印度群岛的路线不是一条路！仿佛西班牙和葡萄牙港口并不是距新大陆的最近的港口，尽管新大陆是由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发现并一直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掌控！
人们经常提到的第二个原因同样不足为信。有人断言，西北欧诸国是强大的统一国家，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四分五裂，据此，前者的地位有可能强于后者。这里，我们禁不住要问，16世纪的亚得里亚海女王
是否比17世纪的七省共和国
**
要弱？菲利普二世的帝国在权势和名望上是否强于他同时代的所有王国？而且，虽然德国在政治上腐败，但其某些城市如汉堡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17世纪和18世纪却得到高度发展，法国和英国很少有城市能与其媲美。个中原因何在？
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方位多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许多原因都可以导致我们上文提及的结果。但从我们的问题本身来看，有一个可能性不能放过。我觉得应该对这一可能性加以认真考虑，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思考过这一可能性。我们能不能把经济中心从南欧转向北欧与犹太人的流徙联系起来考察呢？仅仅一个提示立刻就照亮了此前笼罩在半明半暗中的那些历史事件。人们一直没有留意过犹太人的流徙和定居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兴衰的对应关系，这着实令人诧异。以色列人像太阳一样掠过欧洲：太阳的到来会诞生新的生命；而失去了太阳，万物便枯萎。简要回顾犹太人自15世纪以来的多舛命运，就会支持这种看法。
我们所能想到的第一个全球性重大事件，就是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1492年）和葡萄牙（1495年和1497年）。人们永远不要忘记，正是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启航，开始发现美洲之旅（1492年8月3日）的前一天，30万犹太人从西班牙流徙到纳瓦拉地区、法国、葡萄牙和东印度。人们同样也不要忘记，正是在达·伽马探寻并发现了通往东印度的航路的那些年里，犹太人被从比利牛斯半岛的其他地区逐出。 ［7A］
两件意义同等重要的大事——新大陆的发现和犹太人大流散的剧变——同时发生，对犹太人命运确实是很大冲击。但犹太人被逐出比利牛斯半岛并不是犹太人这段历史的终结。大量犹太人以伪基督徒（马兰诺）的身份生存下来，但因为宗教迫害越来越残酷，自菲利普二世时代以降，这些犹太人才被迫离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8］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尤其是16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移居到其他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比利牛斯半岛经济繁荣的厄运已经注定。
15世纪，犹太人被逐出了德国的商业城市——如科隆（1424—1425年）、奥格斯堡（1439—1440年）、斯特拉斯堡（1438年）、埃尔福特（1458年）、纽伦堡（1498—1499年）、乌尔姆（1499年）和雷根斯堡（1519年）。
16世纪，犹太人在许多意大利城市遭遇到同样的命运。他们被逐出了西西里（1492年）、那不勒斯（1540—1541年）、热那亚和威尼斯（1550年）。在意大利，经济衰落与犹太人的流徙在同一时刻发生。
另一方面，某些情况相当出人意料，从西班牙犹太人首次出现开始，难民流亡到哪里，哪里的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地位便开始上升。里窝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9］ ，该城是16世纪享有经济繁荣的少数意大利城市之一。现在，里窝那成了大多数流亡意大利的犹太人的目的地。德国的汉堡和法兰克福 ［9A］ 也是公认的犹太人定居点。说来惊人，18世纪一位观察敏锐的旅行家遍游德国，他发现，德意志帝国古老的商业城市如乌尔姆、纽伦堡、奥格斯堡、美因茨和科隆，到处都陷入衰败，只有两座城市繁荣如昔，日复一日有增无减。那便是法兰克福和汉堡。 ［10］
17—18世纪，法国新兴城市是马赛、波尔多和鲁昂——这些城市也是犹太流亡者的避难天堂。 ［11］
至于荷兰，众所周知，荷兰在16世纪末突然发生了一次（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跳跃式发展。1593年，最初定居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马兰诺，人数很快增加。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座犹太教堂在1598年启用。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犹太社区。18世纪初，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估计有2400人。 ［12］ 另一方面，在17世纪中叶，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已经引人注目，国际法作者和政治哲学家说，古代希伯来联邦是荷兰宪法力图效仿的典范。 ［13］ 而那时的犹太人则称阿姆斯特丹为他们心目中伟大的新耶路撒冷。 ［14］
许多荷兰定居者都来自西属尼德兰，具体来说是来自安特卫普，那是他们被逐出西班牙之后的流亡地。其实，1532年和1539年公告禁止伪基督徒留在安特卫普，但这些公告并无实效。1550年，当局又重新颁布了禁令，但这次仅针对那些法律意义上没有住满6年的人。但这依然是一纸空文。“秘密犹太人与日俱增”。他们积极投入了尼德兰争取自由的斗争，其结果是他们被迫流走到尼德兰更北的省份。 ［15］ 值得注意的是，安特卫普成为世界商业中心和金融市场的短暂时光，正是马兰诺来而又去期间。 ［16］
英国的情况同样如此。英国的经济发展，换言之，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 ［17］ ，很大程度上与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的迁入相呼应。 ［18］
据说，英国在爱德华一世（1290）时代奉行驱逐犹太人政策，所以当时的英国没有犹太人。直到克伦威尔（1654—1656）治下，官方才勉强认可犹太人迁入。英国最权威的犹太人历史学者现在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英国一直有犹太人。但直到16世纪，犹太人人数才开始剧增。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在英国能碰到很多犹太人。女王本人热衷于希伯来语研究，热衷于与犹太人交谈。她的私人医生罗德里戈·洛佩斯就是一名犹太人。莎士比亚以他为原型，塑造了夏洛克的形象。后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由于马纳赛·本·以色列的努力，犹太人得到了自由定居的权利。随着移民潮的加剧包括18世纪后德国犹太人的进入和英国犹太人数的剧增，根据《英国犹太人或英国犹太人的历史和遗迹》一书作者的说法，1738年，仅伦敦一地就有6000名犹太人。 ［19］
然而，说到底，犹太人的迁徙和经济的兴衰相对应的事实，并不必然证明犹太人的来去是任何国家经济繁荣或衰败的唯一原因。如果证实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恰恰证明了这样一个谬论：“发生在其后，必然是其结果”（ post hoc ， ergo propter hoc ）。后来的史学家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也非盖棺定论，所以，我也不会使用任何人的观点来支持我的论点。 ［20］ 但我认为，当时人的观点总是值得关注的，我会给读者介绍一两位时人的看法，因为当时人的一句话足以说明他所处的时代。
1550年，威尼斯元老院决定驱逐马兰诺，禁止与他们进行贸易活动。该城的基督徒商人宣布说，禁止与马兰诺的贸易将意味着他们的毁灭。他们可能也得与流亡的犹太人一起离开威尼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全仰赖与犹太人的贸易赚钱。犹太人控制了西班牙的羊毛贸易，西班牙的丝绸、颜料、糖、胡椒、辣椒和珍珠贸易，也多半控制在犹太人手中。所有出口贸易绝大部分由犹太人掌控，他们给威尼斯人供应可供销售的商品，自己收取佣金。同时，他们也是证券经纪人。 ［21］
在英国，犹太人找到了保护人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保护犹太人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相信，他需要富有的犹太商人去开拓英国的财政和商业繁荣。但他并非盲目利用有钱人来支持他的政府。 ［22］
像克伦威尔一样，17世纪伟大的法国政治家柯尔贝也同情犹太人。我认为，这其中的意义非同小可。这两位巩固了现代欧洲国家的名臣（organizer），都敏锐地意识到犹太人在国家经济发展（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柯尔贝在给朗格多克大区行政长官的一条训令中指出，马赛城因犹太人的经商才能而获益良多。 ［23］ 在这座犹太人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法国商业中心，居民们无师自通学会了经商，他们是从自身的经历中学会经商的，同样，他们也竭尽全力，将同城的犹太公民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们一遍遍听到对犹太人的赞美，尤其是出自波尔多居民之口的赞美。1675年，一支雇佣军劫掠了波尔多，很多富有的犹太人准备离开。镇议会吓坏了，我们这里引用镇议会议员们提交的报告，“葡萄牙人占据了整条街道，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申领护照，他们和那些生意做得很大的外乡人决定要离开；事实上，他们中最富有的人，像加斯帕·贡萨雷斯和阿尔瓦雷斯已经走了。我们很担心商业活动会就此停止”。 ［24］ 几年后，朗格多克大区的区长助理用寥寥几句话概括了这种境况：“没有他们（指犹太人），波尔多乃至整个大区的贸易肯定都毁了。” ［25］
我们已经清楚了16世纪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流亡者是如何涌入安特卫普这座西属尼德兰商业都市的。大约在16世纪中叶，国王在1549年7月17日签署命令，撤回了已经给予他们的特权。安特卫普的市长、司法长官和执政官，随即向阿莱斯主教递交了请愿书，表示难以执行帝国的命令。他们指出，葡萄牙人是一个经营群体，他们从其祖国带来了大量财富，从事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他们继续写道：“我们必须记住，安特卫普能逐步发展到今天的商业规模，经历了很长时间。在驱逐犹太人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因为城市的毁灭必然导致国家的毁灭。”市长尼古拉·范·登·米伦（Nicholas Van den Meeren）卷入更深。兼任尼德兰摄政女王的匈牙利玛丽女王在鲁佩尔蒙德（Ruppelmonde）逗留期间，他前往拜见，以为新基督徒的主张辩护，向女王说明安特卫普执政者不颁行帝国法令的举措是因为这项法令与安特卫普的利益相悖。 ［26］ 然而，他的努力未能获得成功。如我们所知，犹太人离开了安特卫普，去了阿姆斯特丹。
由于犹太人的离开，安特卫普失去了先前的繁荣，尤其在17世纪时，人们认识到犹太人给安特卫普带来过巨大的物质繁荣。1653年，安特卫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考察是否允许犹太人进入该市的问题，对此，委员会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说到担心和忧虑公共利益受损——因为犹太人倾心于所有的贸易，所以他们会玩花样，耍诡计，会通过高利贷吞没天主教徒的财富——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犹太人会使自己的贸易突破眼前的限制，并将有利于全国，国家所需的金银会得到大量供应。” ［27］
17世纪的荷兰人不需要这样的劝告，他们充分意识到犹太人带来的好处。当马纳赛·本·以色列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英国传教时，荷兰政府开始担心，他们唯恐荷兰犹太人会移居英国，因此，他们指示驻英大使纽波特探听马纳赛·本·以色列的意图。1655年12月，纽波特报告说一切尚好，无需担心。“马纳赛·本·以色列来拜访过我了，他向我保证，他不会在荷兰犹太人身上动心思，他只是为那些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迫害的人服务。” ［28］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汉堡。17世纪，犹太人的地位不断上升，人们认为，汉堡的繁荣离不开犹太人的贡献。市政府有一次要求允许建设犹太教堂，否则他们担心犹太人会离开汉堡，这样这座城市可能会沦为乡村。 ［29］ 还有一次是在1697年，当时有人建议应该驱逐犹太人，为了防止对汉堡商业造成严重损害，商人们急切地恳求市政府帮忙。 ［30］ 在今天存放于汉堡市政档案的一份1733年的特别报告中，我们看到：“犹太人几乎包揽了证券经纪、珠宝贸易、编织物和手工织布的所有贸易，他们已经赶上了我们本地人。过去，不需要对他们进行监管，但现在，犹太人大量增加，虽然手工业者和那些日常用品提供者尚未形成一个大的商人阶层，但犹太人已经在这些行业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成了必要之恶。” ［31］ 在以上列举的有关犹太人的称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海险经纪人”。 ［32］
同时代人的看法已经够多的了。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完整的证据。我们必须依据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目标肯定是找出这些事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原始文献中找出犹太人从15世纪末以后——即犹太人的历史和整个欧洲经济发展都趋向于同一方向发展的时期——对建设我们的现代经济生活所作的贡献。然后，我们才可能准确描述犹太人对经济生活中心转移的影响程度。
正如我之前已经说过的，我本人的看法是，犹太人的重要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影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他们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在第一个方面，犹太人在赋予了今天仍然存在的国际经济关系、在帮助现代国家形成今天的资本主义体系的面貌、在赋予资本主义组织特有的性质，并在通过发明改变今日经济生活的商业机制的许多细节以及共同完善这一机制的方方面面，都贡献良多。在第二个方面，犹太人之所以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是因为他们赋予经济生活以现代精神；他们支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观念，让资本主义得以充分发展。
我们会依次来思考这几点，以期获取对这一问题的准确认识。我们的意图不只是提出一两个问题，并到处提示答案。我们只想促使读者思考。这将会给今后的研究积累充分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来判断这里提出来供考虑的有关原因和结果的看法是否可靠以及可靠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