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是一本读起来恐怕会令人感到困惑的书，因为它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历史社会学这样一个含混不清的语词展开的。不仅如此，尽管从本科到博士，我一直都在社会学这门学科里进行学习和研究，而且我的三篇学位论文也都可以归入历史社会学这一范畴，但是我过往的学术研究工作，大多是基于历史和经验资料而展开的。更为确切地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分别从集体记忆、权力技术以及制度源流三重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围绕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这一主题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却较少发表专门的理论讨论。不仅如此，随着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一系列困扰着研究者的理论问题开始出现。比如，历史社会学是不是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去研究历史的分支学科？类似这样的疑问，正是我将近年来一些偏重理论讨论的习作整理出版的最初动力。

2012年的时候，上海大学曾经召开过一个名为“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的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讨论，并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社会学要实现两个追溯：其一是回溯社会学诞生之前的西方学术思想理论体系，去探索社会学以及现代性本身的发生学问题，进而理解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究竟是如何从它自身的传统社会和古典社会中演化出来的；其二是回溯中国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自身历史的传统，通过在社会学研究中纳入历史维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中国社会在传统与现代遭遇之际的衍生脉络与内在机理，进而理解现代中国的源流问题。尽管在这次会议之前，国内社会学界亦不乏对历史议题的相关讨论，无论是在社会思想史领域围绕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体系所做的讨论，抑或以口述史方法和过程-事件分析策略所展开的围绕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层社会变迁的研究，都为我们在中国语境下理解传统与现代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社会学界大规模地介入历史议题，以及历史社会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兴起，则更多是在这次学术会议之后。不唯如此，历史社会学在最近十年来的兴起，本身也给学术研究者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困惑：究竟什么样的研究才属于历史社会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学、历史学是怎样的关系？历史社会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究竟有没有独门绝技？类似这样的问题，表面上看属于学科归属问题，但其本质乃是社会学这门学问系统内在蕴含的一系列恒久争论。具体来说，这些恒久争论可以概括为下述一系列张力关系：总体与分支、理论阐释与经验叙事、本土化与全球化。这些内在张力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一直伴随着社会学本身的发展史，而且贯穿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分支领域。

自从2014年博士毕业之后，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我就被定位在了历史社会学这个新兴的分支领域之中。因此，我经常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的研究和历史学研究有什么区别？你关于早期农村调查的研究用了什么理论，有怎样的理论贡献？你的研究跟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最开始，我并没有将其作为某种负担，因为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解释此类问题意味着时间成本的急速上升。但是随着此类问题越来越多，我才意识到自己必须直面它们。因为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一类学术研究的正当性问题，同时更意味着学术意义上的社会学是什么和历史社会学是什么的元问题。学术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除了用具体的研究作品阐明观点之外，亦需要对自己观点和作品本身的发生学进行阐释。通俗地说，研究者不仅要讲清楚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还必须澄清自己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进而，为什么会研究一些看上去非常小众，甚至一般看来不属于社会学范畴的研究议题。这些，亦构成了完成这样一本不成熟的小册子的原始动力。

在澄清本书的篇章结构之前，我想先展开讨论一下上面所提到的一系列张力，因为它亦是历史社会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第一，总体与分支的张力。通俗地说，所谓总体与分支的张力，本质上是在讲今天形形色色的分支社会学与社会学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记得在读到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对社会学尚处在一知半解状态的我开始接触各种“××社会学”的课程，这令我一度非常困惑，因为我很难理解各种各样的分支社会学和社会学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一般来说，我们会将分支社会学理解为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来分析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制度、现象与问题的分支学科。分支社会学的衍生和细化，既是学术体制内部不断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和整个生活世界的专业化相互关联在一起。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却越来越使社会学失去其作为关于文明的总体学问形态的可能性。比如，如果将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这些公认的社会学奠基人放置在今天的学术体系中，那么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究竟属于社会学理论的范畴呢，还是宗教社会学研究呢？同样，涂尔干的《自杀论》究竟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呢，抑或所谓犯罪社会学？至于马克思，则面对这样的问题：放在今天的分类系统中，光是为了确定《资本论》究竟是理解现代社会的理论著作还是经济社会学著作，恐怕就要争论好长一段时间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在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时代，社会学乃是应对现代性这一人类社会普遍命运而出现的总体性学问，这种总体性蕴含着17世纪总危机之后的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整全性思考。无论是韦伯还是涂尔干，无论他们的研究被贴上社会唯实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的标签，它们都并非以分支学科的形态出现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学这门学问创生之时，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历史追问本身就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正因如此，在社会学的范畴内，历史感、经验感和理论洞察力构成了这一学科的稳定三角。简单来说，我们不仅要追问结构与机制，更要追问成因。所谓成因，并非实证意义上的因果机制，更含有历史性的演进逻辑这层意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还不如说历史社会学乃是重新激活古典社会学想象力的努力，这也正是本书第一章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第二，理论与经验的画地为牢。在当下的社会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一对恒久的张力，即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张力，这集中体现在今天的社会学学术体制中，理论、方法与分支形成了三块边界清晰的独立领域，似乎做经验研究的人和做理论研究的人在从事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当。相较而言，做经验研究的人有着更为明显的焦虑，因为学术体制要求他们必须从自己的田野经验中找到某种理论，或者为某种理论找到位置。研究者必须在论文中清晰地呈现出自己基于田野经验的研究究竟是发明了某种理论，还是修正了某种理论，抑或和某种理论进行了对话。然而，这真的就是社会学理论的用处和呈现形态吗？这一点在历史社会学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即结构-机制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之间的分离。在很多依循二战后美国历史社会学传统的研究者看来，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要通过结构-机制分析来提炼某种历史演进的模型或者新规律，而这个模型和新规律，就被认为是理论的表现形态——它们确实具有内在相似性，因为无论是模型、规律还是理论，普遍性都被认为是内在要求。与之相应，历史社会学中的叙事研究或者围绕事件过程所展开的分析往往被认为是带有研究者较强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历史研究，并且往往由于缺少足够的理论修辞而被认为不是社会学研究。这一系列分歧的背后，其实体现着不同研究者对理论的理解差异。我们依然用社会学三大家来举例子。韦伯关于古印度教、古犹太教以及中国宗教的研究，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如果说这是理论研究，那么韦伯研究中充满着叙事以及对特定担纲者群体精神气质的描摹又该如何理解？如果说这是经验研究，那么又如何理解韦伯在宏观意义上做出关于不同文明的比较历史分析，以及这一分析内含的理论意涵？实际上，对于今天的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来说，理论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呈现，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理论对于研究者而言，并非学术论文中“开头的那部分”，而是一种底色，一种重新发现社会事实，进而提出研究问题的眼光。我们不妨假设一下，两名社会学研究者在同一时间到同一个村庄进行研究，他们很可能会提出截然不同的研究问题。其中，深受涂尔干理论传统影响的研究者，可能会更加关注乡村的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问题；而受马克思影响较大的研究者，可能更容易看到乡村内部的冲突问题；如果他受福柯影响很大，那么他眼中的乡村社会，则很可能呈现出权力运作的全部图景。因此，叙事以及过程-事件研究并不意味着没有理论——对影响制度变化的关键事件、关键人物的识别，以及对事件过程的深入阐释，本身就是一名研究者理论素养的呈现。本书的第二章到第五章，便是系统梳理各种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传统，尝试清晰呈现自己经验研究的“眼镜”。特别是本书的第三章，我对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传统进行了系统梳理，就是为了说明类似陈寅恪这样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研究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论资源和理论启发。

第三，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争论。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界诸同仁还围绕“社会学究竟是要走本土化路线还是走国际化路线”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进而衍生出“社会学本土化究竟是不是个伪问题”这样的争论。实际上，这一争论在历史社会学内亦有着具体呈现。简单来说，很多人认为历史社会学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现，来源于二战后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它以长时段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作为自身的身份标识，并和历史研究相区分；而近十年来国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议题，也涌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意识，研究者们开始围绕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体系与秩序结构、现代中国的源流问题、传统中国的帝国形态等展开讨论，并且从中国传统学问体系的经学和史学中充分汲取理论与方法资源。这些研究早已经突破了二战后美国狭义的历史社会学的所谓方法范式，而是尝试从中西方学术的经典研究传统中激活中国历史社会学的生命力与解释力。这些研究往往被理解为本土化或者本土派的一种尝试。

实际上，在单纯的学术语境下，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争论确实是个伪问题，因为这个争论背后蕴含的乃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争论。美国历史社会学的比较历史分析和长时段研究，所追求的乃是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模型，所以才会有学者强调加大解释的信息量是衡量一个研究好坏的重要标准。然而，对普遍性历史阐释模型的追求，就如同数学中的求取最大公约数一样，是一个无限抽象的过程。就好比去追问为什么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会产生不一样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一般，我们可以从其历史进程中找到无数可以比较的点，如阶级、制度、种族、文化等，但是在追求普遍性规律的过程中，那些真正的差别以及会出现这些差别的原因，全都被作为冗余和不可化约项省略掉了。实际上，这种对普遍性解释的追求是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结果，但它却并不意味着这是历史社会学的唯一解，因为除了普遍性阐释，一个文明自身的历史传统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在生成的过程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本身，亦是研究者必须关切的问题。由此，笔者才在本书的第六、七章中，专门围绕源流这个问题意识展开讨论，以从问题意识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与时代使命。

本书各章节的内容，实际上是我过去十余年一系列研究习作的重新整理，它们有的以单独的论文形式发表过，有的则是首次付诸出版。完成这样一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历史社会学做出某种规范性定义，而是尝试尽可能完整地将自己一系列经验研究背后的隐藏文本表达出来，为历史社会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实际上，在规范化的表达、标准化的写作日益编织着学术写作的理性铁笼的境况下，学术研究本身越来越依靠所谓的方法和修辞而不是研究的问题意识，也不是靠其内在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来奠定自身的正当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所谓理论和学科的理解越来越僵化，也越来越单一化和表面化。在我看来，越是面对这样的学术情境，越是需要研究者能够真正跨越固有的诸种界限，进而重新激活诸种经典研究传统的生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样化的历史社会学才是鲜活而富有想象力的，才是难能可贵的。

笔者将这本并不成熟的习作取名为《源流：历史社会学的思想谱系》。这里所谓的“思想谱系”并非教科书中所规范列举的那些狭义的战后历史社会学范式，而是尝试回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古典时期，充分挖掘以往被历史社会学忽视的重要研究传统，并结合具体研究，尝试揭示这些研究传统的当代意义。

整本书稿的整理与写作，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2019年春天和2020年秋天，我有幸受邀成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郑钢访问学者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访学者。在南大访问的一个月，正是我开始筹划整本书的时刻；而在北大文研院驻访的三个月，则为我完成书稿主体部分提供了安静的氛围和舒适的条件。这些宝贵的经历，是一个学者学术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幸运。最后，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的尹振宇编辑，没有他开阔的胸怀和严谨的工作，也不会有这本书的最后成型。

孟庆延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