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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篇为获取博士学位而最初在1813年问世的早期哲学论文，后来又成了我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因此，不能让它像近四年来我所不知道的那样继续售缺了。
另一方面，把这样一部青年时期的著作连同它的全部错误和缺陷一并再次公之于世，对我来说似乎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我清楚，要不了多久，我就没有能力再来修正它了；而到那时也将是我真正产生影响的时期，我相信，这将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我坚定地信守着塞涅卡的诺言：“即使嫉妒曾使你同时代的人都保持沉默，也总会有人出来公正地做出中肯判断的。”
因此，我对这部年轻时的著作做了力所能及的改进，并且，考虑到生命的短暂和难以把握，我甚至必须把这看作是一个特别的机遇，能在60岁的时候去修正我在26岁时写的东西。
然而，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打算宽容地对待年轻时的我自己，并且尽可能地让他自由地讨论乃至畅所欲言。只是在他提出了不正确的或多余的东西时，或者忽略了最精彩的方面时，我才不得不打断他的讨论进程。而这种情况又是经常地出现的，这就使我的一些读者也许会想象，他们是在听一位老人大声地朗读一本年轻人写的书，然而又不对地把它抛在一旁，以便沉浸在同一主题本身的细节之中。
不难看出，一部这样地被修正了并经过如此长期间隔的著作，是不能达到那种只有一气呵成的著作才具备的统一性和完美性的。甚至从风格和表达上也能发现如此巨大的差异，使得任何聪明的读者，都会怀疑自己是在听一位老年人还是在听一位年轻人讲话。因为一位年轻人在信心十足地提出自己的论证时的温和而谦逊的语气（因为这位还是相当单纯的年轻人十分认真地相信，一切致力于哲学的人都只在于追求真理，而且只要是在追求真理的人都是有价值的），与一位老年人（这位老年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发现了唯利是图的趋炎附势之徒的上流社会的真实特征和目的，并且自己也坠入其中）的坚定的但有时又是刺耳的音调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假如他偶尔也随意地发泄自己的愤怒的话，公正的读者是很难加以挑剔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当宣称以真理为唯一目的的那些人总是在关注着他们顶头上司的各种意图，以及当“上帝是可以用任何一种材料来进行塑造的”（阿普列乌斯：《魔法》
）延及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像黑格尔这样笨拙的
骗子
也厚颜无耻地跻身此列时所导致的后果。的确，德国哲学正备受着其他民族的轻蔑和嘲笑，被赶出了全部真正科学的领域，就像是为了肮脏的收入而今天卖身于这个人、明天卖身于那个人的妓女；当今一代
学者
的头脑被黑格尔的胡说搅乱了：他们不会反思，既粗俗又糊涂，完全沦为一种从蛇妖的蛋里爬出来的浅薄的唯物主义的牺牲品。多么幸运！下面言归正传。
这样，我的读者就将只得原谅这篇论著中语气上的差别了；因为我在这里不能像我在我的主要著作中所做的那样，以后再在一个专门的附录中加以增补。而且，让人们知道哪些是我在26岁时写的，哪些是我在60岁时写的，也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是，那些想通过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来获得坚实的依据和明确的见识的人，将会从这本小薄书中获得一点内容，以便能够学到一些本质的、牢固的和真实的东西：我希望这将是问题的所在。对某些部分提出的进一步阐述，现在甚至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关于整个认识能力的简要的理论，并且这种理论通过把自身严格限制在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探讨上，从一个新的特殊的侧面揭示了问题；而它后来又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卷中和第二卷的有关章节中，以及在我的《康德哲学批判》中得到了完成。
A.叔本华
1847年9月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