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财神庙与国民政府的佛、道教政策

张　化

摘要： 1928—1930年间，上海特别市吴淞区的财神庙的庙产被市政府收归市有，殿宇被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党务指导委员会用作办公场所。本文叙述了财神庙及庙产概况、被处理的经过，阐述了国民政府相关政策与此案的关系，以及由此案引发的思考。从中，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各方势力对庙产的觊觎和争夺，政策的荒谬和不定，市、区的党、政部门实施政策的随意和强横，地方势力的贪婪和腐败，僧人的无助和凄惨；还可发现，此案是国民政府用不同态度对待不同宗教的结果，是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政治体制在宗教管理上的写照。此案发生期间，正逢国民政府佛、道教政策制定和试错初期。因此，财神庙的结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关键词： 吴淞财神庙　国民政府佛、道教政策　政策的实施

1928—1930年间，受国民政府佛、道教政策影响，上海特别市吴淞区财神庙的庙产被市政府收归市有，殿宇被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党务指导委员会 用作办公场所。本文将叙述财神庙及庙产概况、被处理的经过，阐述国民政府相关政策与此案的关系，以及由此案引发的思考。从中，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各方势力对庙产的觊觎和争夺，政策的荒谬和不定，市、区的党、政部门实施政策的随意和强横，地方势力的贪婪和腐败，僧人的无助和凄惨；还可发现，该庙被收归市有，是国民政府用不同态度对待不同宗教的结果；该庙被收归市有的过程，是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政治体制在宗教管理上的写照；该庙被收归市有期间，正逢国民政府佛、道教政策制定和试错初期。因此，财神庙的结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一、吴淞财神庙及庙产概况

吴淞 于1910年起属江苏省宝山县吴淞乡，1928年7月，吴淞乡划归上海，称上海特别市吴淞区，辖有吴淞镇。吴淞财神庙位于淞兴路，该路又称财神庙街、吴淞大街、中市大街。 殿宇位于今南至淞兴路、北至和丰路、东至北兴路、西至同泰路的区域内，庙门朝向淞兴路，在今淞兴路115号附近。 当年，淞兴路是吴淞镇东西干道，直通今淞浦路，中市大街是商业中心；庙前街也称商会路，与淞兴路成丁字形，正对财神庙。在丁字路的三个路口，都有财神庙用于出租的市房。如今，殿宇不存，淞兴路不通，庙前部分淞兴路路基、原商会路路基和淞兴路之南的市房旧址已建为吴淞新城住宅区。

财神庙建于何时待查。笔者目前找到有关该庙的最早记载是同治年间（1862—1875），吴淞商人发起水龙会，置水龙5架，其中2架及桶件等存放于财神庙。 该庙地基、房屋均由当地商民集资捐建。 1903年11月，遭火灾，由本地士绅俞祥麟 、许兆祥等募建。1915年10月再遭火灾，殿宇和市房悉毁，租户对垫资建房持观望态度。绅商孙汝俊 请宝山县公署出示备案，由商会和乡公所出面，组织“财神庙公产管理处”，允商民垫资在庙基上建筑市房，以兴市面；所垫资金月息八厘 ，以租金抵息还本。1919年10月再遭火灾。吴淞商会、乡公所劝导商民再次借款给财神庙公产管理处建房，孙汝俊借款最多，达1400元。 因此，将庙产中位于岗33图火圩第46号1丘的一亩八厘四毫田单抵押于孙手。

财神庙中设过各种机构。除同治年间的水龙会，还有1884年的驻军。 同年，设本镇民团。 1903年后存放洋龙1架。 1908年，上海总商会宝山县吴淞商务分会成立，最初的会所设于庙中。 1923年设施种牛痘局。 1924年设平粜局 、收兑所 ，同年底，原设于化成祠的宝山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初级小学校，因房屋不敷应用，且距师范学校太远，不便师范生实习，在庙中改建教室3间。

1928年，财神庙的庙产还剩地基1.493亩，其中淞兴路北有1.197亩，路南有0.296亩。地基上有门楼1幢，殿宇4间，东西两侧厢房若干，披屋1间，另有出租的市房（楼房）11幢，平房2间，地基1块，租客有7户。 至1929年，尚欠各商家借款2500元。

二、吴淞财神庙被处理经过

1928年3月5日前，财神庙住持僧湛华 向上海特别市政府控告管理人霸占庙产。市政府派人调查，也令宝山县政府转令吴淞乡经董查明回复。财神庙公产管理处于5日邀集全体市民开会，报告历年庙产收支情况。

同年12月19日，市党部批准八区党部的提议，将财神庙改设为民众图书馆 ，以示重视教育。但当时借吴淞救火会余屋办公的吴淞商会认为：“财神庙址，原系商民出资捐建，按照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神祠存废标准》，即将该庙神像废除，改作会所。” 未等有结论，便于1929年1月7日前，自行搬入。 1月14日，市党部决定由市政府令吴淞商会交出财神庙。 20日，八区党部举行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选举水泽柯、王祺等5人为执委 ，健全了组织，一改之前松散局面。31日，八区党部决定以财神庙为办公地址，并准备动用行政和公安力量强行迁入 ，且于3月1日必须迁入 ，关键时刻，吴淞商会改选，且“竞争”异常激烈。1月20日初选，虽有县政府、八区党部代表到场监选，仍被商会委员、吴淞派出所警察、吴淞要塞司令部参议董梦一 等人指控舞弊，由八区党部主席水泽柯 裁定重选 ，

1929年2月22日，在吴淞商会尚未选出负责人之际，20多名手持棍棒的工人，将财神庙大殿中的神像捣毁一空，商会陈设也大半击毁。围观者异常拥挤，吴淞警察所吴所长、八区党部各委员闻讯赶来。他们认为《神祠存废标准》已经内政部取消，这时捣毁神像是受人指使，违背中央命令，扰乱地方，立即派武装巡警制止。但武装巡警到时，工人已一哄而散。 第二天，八区党部登报“澄清”事实，称已得上级核准，将此庙改作本区党部办公场所，昨天派警协同整理庙址，秩序颇佳。 吴淞商会退而求其次，以天后宫与财神庙对调，让八区党部到天后宫办公。八区党部态度强硬，“以该财神庙为本部办公地址，已呈准上级党部，毋庸再议” ，吴淞商会会长鲍子京 即向市政府控告，请加制止，江苏佛教联合会也向上海市政府控告。3月2日，八区党部按计划在庙门口贴上“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党部”字条，派工人整修 ，大殿改作礼堂，东西两排厢房用木板分格后充作秘书处及各部办公室，门楼房屋比较破旧，由湛华和他唯一的徒弟悦泉居住 ，3月中旬，市党部让市政府命令吴淞商会会长不得干预八区党部接收财神庙 ；并函复江苏佛教联合会 ，平息风波。八区党部还组织了由地方各公团代表参加的庙产保管委员会，并经市政府备案。其中，八区党部代表水泽柯、王祺，商会代表张玉墀、董梦一，另有农协会代表2人，商协会代表1人。 4月17日，吴淞商会重新选举，鲍子京不再任会长。

历来经手掌管该庙产的吴淞商会会计兼庙产承租人董惊人 ，与上海特别市吴淞区市政委员 刘梓文 串通一气，拒不将田单契据等庙产书证交给庙产保管委员会。至10月6日，庙产保管委员会已4次讨论接收事宜 ，无果。12月，八区党部决定请市政府迫令刘梓文交出。 刘梓文眼看无法抗拒，将庙产书证交给了市土地局，并呈文称：根据《寺庙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三项的规定，有或无僧、道住持的寺庙，都应该由“该管市、县政府”集合地方公共团体组织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之，言下之意不应由区党部组织。其还逻辑混乱地建议：“该庙现已销灭。庙既不存，更无保管之必要，原属市民公有之产，理应收归市有，方为正当。” 10月4日，市政府发布第2567号指令：“暂由本府收管，徐图处理。” 殿宇仍借给八区党部，庙产收支仍由刘梓文负责。处理过程中有2点值得关注：第一，依市政府暂行收管指令，土地局呈文准备将土地暂不列入市有公地册；财政局呈文准备将收支“另列特别会计，暂不列入市库收支” ，一个月后，市政府以第3473号训令，令财政局等“如所请办理” ；以第4398号指令，改令土地局将庙基地亩列入市有公地之册 ，也就是说，土地入了公，收进市政府的小金库。而且，在公开发表的训令中，将3个职能局所呈会稿中的“另列特别会计，暂不列入市库收支”删改为“另列特别会计” ，淡化入小金库之事。第二，1930年2月10日，市土地局、财政局和社会局会商后，呈文市政府时指出：“《寺庙管理条例》业已废止，且按该委员所呈之庙产收支预算表，内有支住持生活费暨僧徒资遣费，是该庙并非无住持者。依照新近颁布《监督寺庙条例》之规定，本应由住持管理。惟原呈内既称庙基房屋皆由商民捐建，并非庙僧募化而来，则收为市有，亦系正当办法。” 也就是说，明知有住持，应归住持管理，还是将其收为市有。

早在1929年2月4日，八区党部已经决定：刘梓文“对于市政之改良及建设毫无成绩……另行保举干员，呈请市党部，函市政府加委” ，一年后，八区党部再次通过市党部要求市政府，各区市政委员须一律以考试合格者充任，将该庙产拨充平民医院及图书馆经费。 也就是说，再次提出换人以及庙产收入的支配公开化。1930年5月，市政府增派区党部推荐的唐承宗为市政委员，形成该区有2个市政委员的状况。

原住持湛华老迈无能，不能另谋生活，只能在庙产收入中月拨15元赡养费，以终其身；悦泉方在壮年，可别营生计，拟一次发给180元资遣费，听其还俗。 但资遣费久拖未发，悦泉仍在庙中生活。经手发放生活费的刘梓文在给财政局的收支清册上标明每月给两人20元生活费。 事实上，至1930年11月，师徒二人分文未得，以典质借贷为生，饥寒交迫，衣衫褴褛。 两人屡次向刘梓文请求后，刘梓文竟然忘记自己已经向财政局申请支过两人生活费，再次申请，被财政局质疑后才设法自圆其说。 1932年1月，为避中日战事，湛华随众奔逃，身无分文，沿途乞讨，由杨行、刘行、罗店、广福辗转到达市区，进入中国济生会第一收容所，捡得一命。待停战回庙，宿舍已成灰烬，焚余殿宇改设公安局吴淞警察所办公场所。湛华无处容身，托钵乞讨。8月，湛华直接向市长吴铁城请求按旧例发给生活费，得到批准。

财神庙殿宇也渐至湮灭。因位于吴淞口，乃历次战火必经之地，1932年初，庙产中的市房多毁于炮火，各租户申请购买原店址建造市房，市政府只允租用零星地基建房，殿宇地基未动。同年，市工务局在拓宽淞兴路时，占用部分殿宇地基。全面抗战中，殿宇及市房尽毁。战后之初，极少数商家重建了市房，余地被市民乘隙随意搭屋占用。1948年，经市参议会议决，该庙公地归吴淞区公所及区民代表会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今同泰路43号（位于和丰路北）处有一个小型财神庙，庙内设有幼儿园，该址现为平民果园水果店；在今和丰路88号的路北设有一个祭台，现已建为住宅。

三、财神庙的遭遇与国民政府的佛、道教政策及其实施相关

1927年10月27日，上海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发布《上海特别市寺庙注册暂行条例》，要求各寺庙庵观于一个月内登记，呈准注册方受官厅保护；逾期作无主寺庙，由市政府清查管理。 此条例遭太虚等多人反对 ，佛、道教界抵制，市政府只得多次延长生效期限。湛华却及时进行了登记。因此，八区党部捣毁神像时，湛华认为寺庙已经依法登记，应受保护，当即呈文社会局，请派警保护。事实上，市政府拖到1929年5月才公布经核准的寺庙名册，没有吴淞财神庙，却有位于制造局路的财神殿。

1928年11月26日，上海公开转发了内政部9月23日所颁《神祠存废标准》。 该标准认为：“迷信为进化之障碍，神权乃惑民之政策。” 拜佛而不能通晓佛理，已失佛氏本旨；乞灵于泥塑木雕，会贻笑世界，难与列强争胜。道教只应尊崇老子、《道德经》，服饵修炼、符箓禁咒一律禁止；天师崇拜，其讹甚矣。财神、东岳大帝、城隍等道教神灵被明令废祭。该“标准”还特别指出：“松江俗尚淫祀，信师巫，城市乡镇迎神祈赛。” 上海地区成为重点关注和整治的区域。该标准颁布后，全国掀起毁像占庙之风，浙江和江苏的部分地区，因地方官态度积极，此风急切而激烈。如前所述，之前，湛华还在控告管理人霸占庙产，希望市政府帮他讨还公道，市政府也装模作样派人调查。该标准在上海公开后不到一个月，市党部直接决定改设民众图书馆。紧邻吴淞区的宝山县县长吴葭 即令全县各市乡行政局，组织神祠存废协进委员会，依照存废标准，有组织地捣毁神像，引发了教界和乡民抗争。尽管有县公安局长沈靖 命令所属各分局会同市乡行政局进行弹压 ，还是发生了血案 ，12月25日，圆瑛等联合江浙佛教界，致电国民政府，请求保护，并推派王一亭进京请愿。王一亭是国民革命功臣：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筹措、资助了巨额军费；辛亥上海光复之役中，救出陈其美；二次革命中，协助陈其美讨袁；蒋介石秘密潜回上海，即寓居王宅。请愿相当有效，中央政府将该标准改为参考，不再强推。 此风被刹。事实上，在后来很长时间内，该标准仍被视作指导性文件，收入各种政策、法规汇编，多次印发，对各地政府和社会的实际影响巨大。吴淞财神庙神像被捣毁时，不知内情的吴淞警察所吴所长、八区党部部分委员认为违背中央命令予以阻止，但神像仍被捣毁。

1929年1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取代《神祠存废标准》。该条例规定，寺庙财产之所有权，属于寺庙各僧、道住持 ，却又逻辑混乱地规定：有僧、道住持者，应由该管市县政府与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寺庙僧、道各派若干人合组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且僧、道不得过半数。也就是说，住持有所有权却无管理权。还规定无僧、道住持者，应由该管市县政府集合地方公共团体组织庙产保管委员会管理之。 该条例十分严苛：寺庙僧、道如被当地政府认定有破坏清规、违反党治及妨害善良风俗者，即可呈报废止或解散寺庙；废庙财产移归市、县政府或地方公共团体保管、使用。从20世纪初开始，大量僧、道被逐及寺庙被占的缘由就是僧、道不守清规。是否守清规成为僧、道很难持守和自证清白的难题，也成为对佛、道教伤害最大、最普遍的问题。该条例又加上“违反党治”“妨害善良风俗”两项主观判断性极强的内容，为地方势力逐僧占庙提供法律解释上的便利。上海市政府据此条例，没收了九润庵、观音堂等庙观。 各地在施行该条例过程中，纠纷甚多，广受诟病。太虚发表《佛寺管理条例之建议》，逐条驳斥并提出修订意见。 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国佛教会带头强烈呼吁废止，并派人进京请愿。5月25日，国民政府不得不令各省暂缓施行，并进行修订。 上海市政府也训令维持现状。 但这些政策急刹车对财神庙的境遇却于事无补。吴淞地方上一度传言湛华不守清规，湛华只能以年迈自证清白。9月，市政委员刘梓文居然还是认为可依《寺庙管理条例》，按无僧、道住持寺庙处理财神庙。只是因为由八区党部主导筹建的庙产保管委员会未让他参加，他转而逻辑混乱、毫无政策依据地建议：庙已消灭，更无保管之必要，应收归市有。其真实意图是：他是市政府派出人员，收归市有，庙产收支仍可由他经手。这时，财神庙每年应收房租1188元、地租8元。 1929年的收入去向不明，亦无人追索。1930年12月25日，刘梓文呈财政局清册显示，这年收421.4元，支409.38元，余12.02元。 也就是说，市政府小金库实际上基本无收入，账面收入只占应收款的35.23%。其余应收款的去向，笔者高度怀疑经手人及相关人员用于自肥。鉴于此，市财政局从1931年起，委托其市北稽查处直接征收。市政委员等人仅剩商家的灰色利益输送：商家每每争夺承租权等利益，争夺激烈者甚至涉讼，市政委员的倾向性意见往往能左右结局。

192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监督寺庙条例》，同时废止《寺庙管理条例》。新条例不再要求设庙产保管委员会，直接赋予住持和教会对庙产的管理权：“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由主持管理之……寺庙之不动产及法物非经所属教会之决议并呈请该管官署许可，不得处分或变更。” 但规定寺庙应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从法律上遏制了逐僧占庙之风。但1930年2月，上海财政局、社会局和土地局再次会商时，明明知道该庙有住持，庙产应由住持管理，却仍没有任何政策依据地认定庙产系由商民捐建，属市民公有之产，应收为市有。按此荒谬逻辑，除了私人家庙，所有寺庙都是公产，都可毁庙逐僧，收归市有。

四、财神庙案引发的思考

财神庙案发生在国民政府汉地佛、道教政策演变的过程中，也是国民政府政策在沪实施的生动写照，从中可映照出当年的政策思路、演变历程、管理体制和施政模式。

（一）　财神庙被收归市有，是国民政府因教施政的结果

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和结社自由，南京国民政府沿用这一国策。但1949年前，英、美、法等西方列强一直掌控着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涉及少数民族和边疆问题，国民政府出于军事、经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需要，只能沿用北洋政府的实际做法，对不同地域的宗教、汉地的不同宗教，采用不同的政策。对基督宗教，更多的是迁就 ；对藏传佛教、边疆伊斯兰教，更多的是怀柔。汉地佛、道教拥有丰厚庙产却不受社会善待，濒临衰败，一盘散沙，道教尤甚；政府乐于处置和管束，政策频出。政府公开声明：制定政策、法规的目的就是监督庙产。 无论是破除迷信、登记甄别、庙产兴学、寺庙管理，还是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等政策，都与褫夺庙产的政策取向挂钩。正如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后来所总结：“运用之范围均以‘物’为限。” 八区党部、吴淞区市政委员和吴淞商会等地方势力受政策诱导和鼓励，觊觎并争夺庙产，且看准湛华可欺、可控，各方“接力”，完成了废庙、养僧和逐僧、占庙的行动。庙产成为人人想吃、很多人能吃的“唐僧肉”。遵纪守法的僧人可以从庙观主人秒变为仰人鼻息的苟活者，甚至沦为乞丐。这一行动得到市党部和市政府的“政策”支持；这一行动也是上海市党部和市政府用足政策、因教“施政”的结果；从制造局路财神殿在同一时期得以核准注册的史实看，更是曲解政策、因人因庙“施政”的结果。

（二）　财神庙被收归市有的过程，是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政治体制在宗教管理上的写照

国民政府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以党治国，国民党的方针政策是立法依据。虽说对宗教实行党、政双重管理，但实际以党的意志为转移。在上海，由市党部和各区党部掌握政策，佛、道教由社会局管理，市、区公安局参与登记、取缔等事务。 在财神庙被收归市有的过程中，八区党部尤为强横：可以决定庙观的存废、僧人的去留；越权自组庙产保管委员会；操纵商会选举，先用拖延术让商会处于活力真空状态，后选掉主张占庙办公的会长；先让市政府转令吴淞商会不得干预接收财神庙，后派人捣毁神像和不肯让出殿宇的商会，自己迁入办公；先逼市政委员等人吐出到嘴的经手庙产之利，又请市党部令市政府另委新人分利。可谓心之所向，无所不摧。区市政委员办事处及区公安机关只是其无所不摧的工具，工具不顺手，随时更换。

（三）　财神庙被收归市有期间，正逢国民政府佛、道教政策的制定、试错初期

国民政府建立政权之初，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的批判余波未了；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经数年推进，风头正健；大革命时期对宗教所向披靡式的冲击，遗风尚存。国民党受苏联共产党对宗教问题认识的影响，大张旗鼓地破除迷信，矛头主要指向民间信仰，兼及道教和佛教，但迷信和宗教的界限很难截然划分。 再者，政权初创、战乱不断，在重建社会利益格局过程中，利益相关方博弈激烈，出台的法规、政策常因设计欠周而收回，或经特殊人物斡旋而“暂停”施行，政策多变，权威性屡屡受挫。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权威性也有限，各地军政当局自行其是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国民政府用了十年时间，才基本完成佛、道教政策出台、试错、妥协、修正的过程，全面抗战中和抗战后，做了完善性修订并加以实施，逐步构建了佛、道教政策体系。 从1928年12月市党部决定将该庙改设民众图书馆，到1930年3月市政府将之收归市有，正逢政策的制定和试错的初期，2年多出台3个重要政策，又自我否定2个，可谓即生即灭。在此阶段，财神庙遭遇了政策的荒谬和不定、政党的强横、政府的自由“施政”、地方势力的贪腐。多重压迫下，僧人处境悲惨；同时，引发佛、道教界的持续抗争，也引发宗教领域的惶恐。 gQKRDWE01WCWs41NI6JKj4t+J/MLuf5ZEHs7aN5g+aYG0kSWnGaZvqCpWSWiLs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