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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华
摘要： 尹昌衡，民国四川首任都督。1912年，尹昌衡领兵西征康藏，3个月平息叛乱，改任川边经略使。在西征过程中，尹昌衡认识到藏地的自然地理、风情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他从边疆百姓的信仰特质入手，借佛教信仰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辅助其边疆治理。本文拟以此为切入口，讨论尹昌衡西征及治理边疆的佛教资源，重点论述尹昌衡以佛教治边的谋略及治边的效益与意义。
关键词： 尹昌衡 以佛治边 边疆治理 佛教资源
尹昌衡（1884—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生于彭县（今彭州市）升平乡。尹昌衡先毕业于四川速成武备学堂，然后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他回国以后在军中担任多种要职，之后又以大汉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的身份参加了辛亥革命。1911年川军兵变时，尹昌衡单骑出城调兵平叛，因此功绩被举为军政府都督。次年，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尹昌衡任四川首任都督。1912年，尹昌衡领兵西征康藏，3个月平息叛乱，改任川边经略使。他于1913年底入京面见袁世凯，随即被软禁，然后在1914年初以亏空公款罪被袁世凯撤职下狱。1916年袁死后，黎元洪将尹昌衡特赦出狱。1920年8月5日，尹昌衡发布《归隐宣言书》，退出政坛，专心学佛与著述。
边疆治理，尤其是涉及藏地的治理，由于其特殊的高原地域环境，无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人文观念方面，都有着迥异于汉地的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因此，在近代复杂变动的社会背景下，如何结合地方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治理，如何让边疆百姓服从于国家的统治，既考验地方军官的政策执行能力，也考验地方军官的社会适应能力。
笔者在研读《尹昌衡文集》过程中，发现尹昌衡在西征中对于如何治理藏地边疆有着自己的特殊思考。他从国家政权统一的高度、边疆的实际出发，结合地方风土人情与佛教信仰，辅助其军事行动，因此在西征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成果。其后期有一些设想虽然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未能实施，但是却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关于尹昌衡西征治边的军事行动，有赞有弹。民国初建，国内政局动荡，英帝国主义趁此机会加紧对西藏的侵略，怂恿藏人驱逐驻藏川军。时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于1912年6月挂帅西征，但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横加干涉、袁世凯政府的忌惮，西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学界认为西征虽然功败垂成，但领军人物尹昌衡这一军事行动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吴燕、刘一民认为尹昌衡作为川省都督，在川内政局未稳之际，不按常理出牌，不是先谋求稳固自身地位，而是主动提出远走他方征战，除去其对国家的责任感，成渝政争、川滇矛盾、利益争取都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因素，但多重因素的驱使并不能削减西征的功劳。西征的胜利说明尹的战略、战术是成功的，他调动人、财、物各种资源，运用攻心和实战的软硬两手，初战即捷，并且出战年余就获得了最后胜利。
喜饶尼玛等认为尹昌衡西征一方面促成了和解西藏问题的会谈（尽管这一会谈最后演变成丧权辱国的“中英藏三方会议”——西姆拉会议），另一方面严重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外交阴谋的实施，一度成为阻止西姆拉会议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对西姆拉会议的召开地、内容、性质都有一定的影响。
魏红珊提出，英国操纵“西姆拉会议”分裂西藏，侵占中国领土，中国对这一可耻的“西姆拉条约”进行了驳斥。尹昌衡的西征是对赵尔丰在川边国防的恢复和巩固。
王川教授认为，尹昌衡在边藏，尽行仁义之政，被当地民众尊为“生佛”（今称“活佛”），从而达到了少战、不战而获胜的境界。
综合来看，尹昌衡西征的历史意义具体表现在：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团结，推动了边藏地区的近代化转变，遏制了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图谋以及维护了康藏地区的稳定，为边疆建设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在已有研究中，学者比较侧重的是从宏观角度对尹昌衡西征的军事行动进行历史性的评价。这些研究虽然也提及了佛教资源在尹昌衡西征中的作用，但是对于尹昌衡具体如何利用佛教进行攻心治边的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因此，下文准备从相关历史材料中钩沉尹昌衡西征中的佛教资源，考察尹昌衡以佛教治边的谋略，评价尹昌衡治边的效益与意义。
尹昌衡饱读兵书、熟知兵法，在治理边疆的政治、军事实践之中，也有自己的探索历程。这一点在他为创办西方佛教集成总会的立案《呈袁世凯文》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根据1913年12月16日袁世凯批复的由川边经略使兼领川边都督事尹昌衡所呈的为创办西方佛教集成总会的立案
来看：尹昌衡根据自己在藏地领军带兵的经验，提出如果要仗恃军队的威力而开疆拓土，最后就会导致钱财枯竭，民力疲困。治理藏地边疆百姓，需要顺应地方风俗，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意大利人恢复罗马教廷，崇拜耶稣；满族入主中原，更加推崇孔子。如果不是借助地方风俗进行治理，那么就会发生时而征战时而安抚、有时背叛有时投降的事情，则没等到边疆安定，神州自身就已消耗殆尽了。尹昌衡认为秦始皇、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人。
尹昌衡在立案中提到自己举师出关、初筹剿抚的经历以及其中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就是如何仿效诸葛亮的攻心之略，对边疆进行安抚平定。他斟酌的是：究竟是要以德立威，还是要忍痛兴戎呢？他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尹昌衡随后讲自己通过实地走访侦查，细致地了解风土人情，真正走入当地百姓的生活之中。这才发现，虽然近在西康，但当地百姓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宗教信仰与人民生活已然不可分割，无法脱离，甚至连一根手指都可以捐献。加上远在西边，缺乏笼络牵制，国家权力难以通达。他看到百姓生下男孩，有一半要送去出家，专精佛法，而无意于世间学问。当地还流传着“智不为民，愚不作僧”的谚语。在当地民众心中，只有喇嘛；而喇嘛的世界，只有达赖。因此，这些人只知道有佛祖而不知道有国家。狡诈凶险之徒就利用了这一点，刻意崇奉喇嘛、奴役平民。
随后，尹昌衡从地理艰难、气候恶劣、物资匮乏、人情隔离四个方面论述了藏地不利于持久战的原因。他进而指出应该利用佛教作为治理边疆的资源，从而达到在政治权力上借助喇嘛治理藏地的原则。
尹昌衡所带的军队到达藏地后，是怎么做的呢？“无寺不入，无僧不见”，礼拜佛像给老百姓留下亲近佛门的好印象，借助佛法进行演讲启迪老百姓的思想观念。其军队的行军状态，完全适应了藏地的信仰生活，以至于在地方上得到了认可，即“民国崇佛爱僧，必不毁教虐民”。尹昌衡还“奖慰规戒喇嘛以惬民心”，对藏地的堪布、僧众等进行礼遇殊待，从名望地位与物质利益上对他们进行了封赏，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而稳定民心。对藏地喇嘛考试与获取相应的级别，尹昌衡认为其制度与科举考试获取官职类似。因此，尹昌衡结合自身西征的经验，提出可以借教弼政、政教并进，创办西方佛教集成总会。他认为创办西方佛教集成总会，有七点可行性，分别是“拓殖令图”“收回教权”“仿藏考试”“权宜从事”“加称佛号”“崇佛阐教，护国保土”“潜移默化”等。
尹昌衡此文上呈袁世凯后，收到的批复是“呈暨章程均悉，应由国务院内务部查核办理”。实际上，这时候的尹昌衡已经被袁世凯的请君入瓮之计算计。尽管是好的谋略，但在当时却很难产生实际的效果。只是，从后世治藏的角度来看，这一立案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由此可知，尹昌衡的边疆治理方略，无疑是通过客观地认识藏地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之于地方百姓的重要性，进而从其信仰特质入手，借佛教信仰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辅助边疆治理。
前述尹昌衡为创办西方佛教集成总会而呈袁世凯文是发生在其西征之后入京之时的事情。至于为何有此动议，还得回溯到他西征的经历。
1912年8月11日，尹昌衡以都督身份率行营官弁至西较场山岚喇嘛寺，接见各庙喇嘛僧众，计千余人，筹边处总理、康定府知事陪同。当时，先由该寺胡图克图及各寺喇嘛等次第进谒，都督按照级别给予赏赐。接见仪式结束后，都督传令，集众僧至台下。然后，尹昌衡针对他们的佛教信仰，特地从教理角度发表了一番演讲：
尔僧众注意，吾与尔论宗教真理，其各敬听勿□。夫尔等出家事佛，当知释迦乃迦维卫国王子，继六佛而得道，曾于拘尸那城婆罗双树间入般涅槃，弟子大迦叶、阿难等始以三藏十二部经传世。释迦之在菩提树下，乃自证心迹。原佛教之体用，只有二端：内而明心见性，悟到空空。外而施无上法力，度尽众生。舍此二者，无他事焉。然非明心见性，不能普渡众生。明心者何？即使贪、嗔、痴三戒不生是也。贪是好货，嗔是恚怒，痴是迷罔。
本都督平生好佛，尤敬宗教，尤爱尔等喇嘛。此番提兵入藏，实为保护尔等宗教而来，拯救尔等喇嘛而来，渡尔等登极乐世界，使佛教放极大光明而来也。既来之后，必提携尔等宗教日见昌明，日见发达。必使尔等喇嘛专心奉佛，不受损害，人人皆生于西方极乐世界，无一毫苦楚。本都督方才遂此普渡众生之愿。但本都督之普渡众生，亦是从明心见性发出来。
第一，本都督不贪。凡尔藏番僧众一草一木，颗米文钱，皆不收受，非若从前满清官吏动辄需索尔等，剥削尔等。
第二，本都督不嗔。此番提兵数十营，皆是最精悍、最明战术之师，非同从前满清老弱充数，枪炮不利者也。然兵虽强，炮虽多，却对于尔等恭顺番民，并不杀一人，发一弹，只是保护尔等。且从前有反叛罪恶之人，只须改悔投诚，便从宽宥，非同满清官吏妄加杀戮。
第三，本都督不痴。凡尔番民僧众之真诚善良，一见了然，狡诈欺饰，难逃鉴察，非同满清官吏动辄受人愚弄，被人欺罔。
因此，我心既明，我性毫无渣滓，真能自见，故竭力提倡保护尔等。尔等果能如菩萨之慈悲救世，断无不立地成佛之理。凡番民之（不）善者，皆须使之皈依佛法，改过自新，以本都督普渡众生之志为志，不贪、不嗔、不痴为本。使边藏众生皆如恒河沙数佛，尔等喇嘛皆如无量功德佛，方不负本都督提倡保护之苦心，如来垂教之宗旨，及尔等出家之本意。如其不然，三戒未除，万恶环生，则是佛门罪人。本都督即不加诛戮，佛菩萨亦必不能救渡。因我佛之渡众生，先要去魔。所以罗汉渡江，遇诸魔鬼，显出六大神通，一一收之为奴，又必使韦驮降魔金刚护法，然后东方众生得渡一切苦厄。今尔番众僧民倘不愿成佛而愿为魔，则本都督亦惟有效金刚及阿罗汉故事，发诛赵擒傅之余烈，先将诸魔收服，然后再渡众生。此本都督来此保护尔等，必先身率大兵之本意也。愿尔等喇嘛趁此千载一时，有本都督之提倡保护，又为尔等降魔，人人如达摩之在嵩少面壁十年，澄心观婆罗门，人人皆如龙树尊者现自在身，并将本都督今日之如释迦牟尼在十方界中现身说法之事，迅速传播，远迩咸使闻知。
今日劳尔等久立，俟他日军事稍暇，再来与尔等研究三乘，共证揭谛。云云。
该演讲的第一部分，提纲挈领，通过对释迦牟尼佛修行觉悟过程的简要概括进入佛教体用二端，归纳为“内而明心见性，悟到空空。外而施无上法力，度尽众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明心见性，才有资格施法度众生。随后分别对此二者进行了阐说，比如由什么是明心，进入贪嗔痴三戒不生，再由此以简要的语言解释贪嗔痴三者。
第二部分，尹昌衡谈自己好佛、敬宗教以及对于喇嘛的关爱，乃至于将入藏之目的与普度众生结合起来，随后说明自己在藏地是如何做到不贪不嗔不痴的。以个人之行为契合前面所说的佛教道理，既做到以理服人，又做到以行为实践服人。
第三部分，归纳总结，再次说明自己将竭力保护藏番民众，同时也对藏民提出自己的要求——既要效法佛陀度化众生，也将遇魔降魔，并希望听众们将其现身说法之事迅速传播，使远近皆知。
根据《民立报》北京特派员的编后语，演讲词后面还有一段话：“各喇嘛矗立静听，有合掌诵佛者，有闭相（目）传神者，有顶礼皈心者，有偏袒膜拜者，佥曰：我都督真护法佛也。于是群生觉悟，皆大欢喜。咸传远尔，番众大服。云云。”
尹昌衡于1912年8月26日发《致袁世凯电》，提出自己的进藏策略：一方面是“将召集昌都，亲加整秩，教以大义，输以盛情，更拔（拨）愿告奋勇之精兵数百名，令一稳练沉勇之将统之，作为前锋，直趋拉萨”，而自己亲自率领陆防各军殿后；另一方面则是派遣僧侣喇嘛作为说客，以安达赖之心，布告民国之恩惠，宣扬宗教的宗旨，侦查藏地民情，从而确保藏民畏威怀德，真心实意地归顺民国。
然而，8月30日《国务院复尹昌衡电》，考虑到《中英条约》涉及西藏事务的治理，不宜直接使用武力，恐“酿出重大交涉，或直至冲突”，而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要求“此刻下办理藏事，利害大概，该督但能先复边川，藏中震慑，届时呈拟办法，候再与英使切确商论，当易结束。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
，此外，袁世凯还致电黎元洪拟授尹昌衡川西镇边使——“节制川边文武以下职权区域，皆如川滇边务大臣之日，庶可专一事权，整顿地方”
，
治理，是需要讲究效益与意义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有效治理程度。尹昌衡借助佛教资源对藏地进行治理，虽然时间并不长久，但是效果明显。如他个人说道：“凡僧寺皆谕以佛法而优遇之，不杀一人，不取一介，用刑不过二百杖，故夷人皆呼生佛，赴诉趋承者恒不远千里。”
1912年9月10日，上海《民立报》载尹昌衡《致骆成骧邵从恩等函》，函中尹昌衡提到在打箭炉（今康定）使用佛教资源作为治理工具所得到的效果与对于前景的展望。由于尹昌衡明了藏地的水土与风土人情，知道对于边境的治理需要恩威并重，才能确保长治久安，因此，他一方面在军事、政治上通过严格的纪律约束士兵，“严饬非叛不诛，已胜即抚，不焚不掳，大义是布”，即不是背叛者不杀戮，取得胜利之后就对边民进行抚恤，不焚烧，也不抢夺边民财产，形成正义的军风军纪；另一方面则是在思想上适应地方民情，通过集合当地僧侣，宣讲佛法，崇拜佛教，让当地百姓感念民国政府的恩情，甚至踊跃为其军队提供乌拉（劳役）。这些都是以往通过其他方式治理藏地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尹昌衡还在函中憧憬“据昌都，入拉萨，夺其势，得其心，然后飞速回成都，并入京议定条件，果能内外翕同，弟愿尽五年之力，开辟此土”
，
然而，1913年6月上旬，袁世凯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6月13日，袁世凯解除尹昌衡四川都督的职务，改任川边经略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此时的尹昌衡明显已被边缘化了，等待他的除了削权，也许还有更大的风暴。6月17日，尹昌衡发出通电，“食已尽矣，兵已穷矣，权已夺矣，迫已甚矣，惟有必败”
，声称解职。6月22日成都《国民公报》刊登《全边土司番僧等致袁世凯电》，该电文如下：
袁总统及各省都督、议会：
尹督来边，不但未尝杀一夷人，并未杖一夷人，不但未取我夷人一钱，并且厚加抚恤。我夷人兴灭继绝，土司大族，人人保全，并且讲经说法，提倡佛教，全边人民，爱如父母。所以满清以前未投之土司，一律投诚，支差纳兵。尹都督勾胥粮绝，皆愿献粮。所支之差，事倍前清，民无怨辞。各寺喇嘛，皆供俸尹都督之像，呼为旰（汗）佛。全边僧俗，莫不拒绝藏人。藏人近亦传尹都督之贤良，人人愿降。即是汉人共见共闻，皆称尹都督是护身佛，一口同音。所以乡城赵尔丰攻八阅月，尹都督一到即下，因招抚良民已经过三分之二。此事中央各省不知，我边人无不知之，即四川人民亦皆知之。今闻尹都督不为都督，罢职归田，我全边人民，无不惊惶，如失所天。现在炉城近地如此边远地方，闻之必更惶恐，万一藏人乘隙侵入，扰害我僧俗人等，生命财产，必不能保。此皆至极之言，万望留我慈父母，除我等号泣留尹都督，人人愿递斫头甘结，号泣电请维持。
全边土司暨驻炉番商僧俗夷民泣叩
该电文以全边土司暨驻炉番商僧俗夷民的身份发出，代表的是打箭炉全体僧俗人士。我们无法确定的是，该文的发出到底是尹昌衡部下为了支援他而实施的政治谋略，还是确实是当地人士的真实声音。但是，无论如何，这篇电文指出了尹昌衡对于当地信仰的重视，并对其治理效益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反馈。
电文中指出尹昌衡以四川都督的身份到打箭炉之后的各种政绩，其中包括对边民所施行的仁政，特别针对当地信仰佛教而进行的“讲经说法，提倡佛教”，更是赢得了当地的认可。当地喇嘛则赋予尹氏宗教身份，并将其嵌入当地的信仰体系之中，以其像入寺，呼为汗佛，称尹都督是护身佛，等等。基于尹昌衡在打箭炉的重要性，各界人士担心尹昌衡罢职之后，当地遭遇藏人入侵，扰害生命财产，因此特地上书袁世凯呼吁挽留尹昌衡。或许尹昌衡在边陲高调的名望功绩早已引起袁世凯政府的忌惮，在民国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尹昌衡在地方上的政治生涯面临着来自中央政府权力斗争的考验。
1913年底1914年初，袁世凯为了称帝先是软禁尹昌衡，随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入狱囚禁，尹氏以佛治边的设想最终没有得以实现。
在尹昌衡西征20多年之后的1936年，西康省省长刘文辉发表《西康建省委员会治康方针》，其中出现了类似的把佛教与政治结合起来，表示要尊重西康当地的信仰习惯，护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以求西康的长治久安，进而影响西藏的和平统一的战略。1937年11月，刘文辉在康定嘱咐黄隼高谋划设立省县佛教会。后经黄隼高与当地汉藏僧伽交换意见，认为窒碍甚大，利益颇少。后由日库活佛建议，在康定成立五明学院。
刘文辉把佛教与政治结合起来，尊重当地的信仰习惯，护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因此得到西康人民的爱戴与拥护。由于治康策略得当，刘文辉一方面稳定了自己对于西康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使得藏地活佛与民众对其产生好感。
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尹昌衡以佛治边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及可行性。而尹昌衡未完成的事情，也交由了后来者延续并修正地进行着。
通过前面对于历史人物在特定时空中的追溯，我们看到了尹昌衡以佛治边思想在国家治理上的努力与尝试。就其对当代政教关系的启发来看，宗教在边疆、民族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尊重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借助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资源，将其纳入国家治理范畴，仍然是确保民族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