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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西周社会接近吉德炜（David Keightley）用来描述殷商社会的蜂巢结构特征——许多商代的小国在周代都被留在原地或举族迁移安置，这当中有许多未曾完全融入周王朝的政治体系。 [1] 这种政治策略意味着周人没有刻意打乱被征服者的社会纽带，导致其历史传统的失散。因此，这些记忆群体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西周的创建者如何在丰富多元的历史知识传统中营建支持周王权正当性的历史叙事。在新的知识版图中，社会记忆如何在广义的周代社会中传承？我们如何通过分析文献和考古材料来评估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崛起于多元知识网络交汇处的周人，如何面对不同来源的历史遗产，并建立一套完整的文明叙事？西周末年关中的陷落又如何改变知识的网络结构与传承方式？这些是本文希望探讨的核心问题。
关于过去的知识通过口述传承、文字书写、有形的物体以及山川形胜得以体现，并被选择性地加以重构。祖先的遗产成为许多贵族家族的政治资本，使得相关历史叙事成为周文明的基石。通过在文献与考古证据之间讨论社会记忆在不同载体之间传承方式的变化轨迹，本文指出西周的建立与灭亡并不仅仅是政治史意义上王朝兴衰的事件，而且是两次影响早期中国知识版图的大规模重组。这对我们理解先秦文献中对三代与传说时代遗产的描述有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