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9年3月23—24日，李零代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考古学界的专家举办过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考古发现中的祭祀遗址。现在，蒙商务印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将会议论文结集成书，题目作“历史记忆与考古发现”。集中共收论文14篇。

“历史记忆”是个有趣的话题。以往学者多认为，考古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活动的“物质遗存”或“物质文化”，对这些发现背后的精神活动往往束手无策、望而生畏，不得已，只好以“考古工作的局限性”自我解嘲。大家相信，“历史记忆”最难存续，无法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精神层面的东西，据说只有艺术，勉强可以探讨一下，比如阿尔塔米拉和拉斯科的岩洞绘画。格林·丹尼尔曾说：“人类经济的研究是考古学上的第一个人文的影响，其次是艺术研究的发展。”

人类的记忆是个真实存在，但如何探讨它却是个很大的难题。考古学探讨的问题都是人类历史的大问题：旧石器时代是“人类起源”，新石器时代是“农业起源”，青铜器时代是城市、文字、冶金术、社会分工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人类文明”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中国的考古体制，一向把旧石器考古划归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者研究“伊甸园”，后者研究“走出伊甸园”。

20世纪的考古学大师柴尔德，人称“史前学家”，但他的关注点不是“伊甸园”，而是“走出伊甸园”。通常，大家都知道，他是“两个革命”的倡说者。他的“两个革命”，一个是“新石器革命”，一个是“城市革命”。大家很少注意，他还有一个革命，即“知识革命”。柴尔德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非常重视精神、思想、观念层面的东西，但他一辈子不信教，对宗教的看法很负面。

其实，本书讨论的祭祀遗址和遗物，恰恰是个与古代宗教有关的问题。古人认为，子子孙孙绵延不绝的祭祀活动恰好是传递“历史记忆”的重要线索。

如今的中国，考古学家的关注点不光是城邑，不光是宫庙，不光是陵墓，还包括与山川祭祀有关的广泛分布的祭祀遗址。这是个日益引起关注且不容忽略的话题。

本书所收文章，正如目录所示，偏重东周秦汉的祭祀遗址（如李零文），特别是山东半岛的八主祠（如王睿文、林仙庭文）、陕甘宁地区的雍五畤和西畤（如梁云文、游富祥和陈爱东文、张晓磊和范雯静文、田亚岐和田原曦文），以及湫渊祠、要册湫等遗址的研究（如罗丰文、梁彦斌和秦博文文）。李旻文把问题追溯到西周，黄晓芬把视野扩大到东亚，王宣艳则延续沙畹曾经涉猎的话题，对年代偏晚的五代、北宋的投龙简做了深入研究。

万事开头难。我们的讨论，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2021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