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用及其组合

除了文献与口述之外，古代的社会记忆还通过文物及其组合陈设来传承。青铜铭文和传世文献中共同出现对开国君臣遗物的珍藏与赐予，表现出周王室对历史知识的关注。《尚书·顾命》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西周宫廷中器物、历史、仪态、政令交织在一起的生动场景——周成王在宫廷中发布政治遗嘱，要求朝中重臣和各方诸侯悉心扶持他年轻的继承人康王。文中详细描述了康王登基仪式中每间宫室中陈列的王室重宝、文物、仪仗的名称，以及在场人物的冠带装束、所持礼玉、出场次序、站立位置和言辞。当时在这样陈设满满的空间中游走，仿佛置身于历史之中。其宫室空间结构则与二里头和周原发掘的宫殿基址布局非常相似。

《尚书·顾命》中罗列的王室重宝主要是古玉，各有名字和陈列位置：“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如今与这些传世古玉和历史文物相关的政治含义、组合方式以及历史意义都已失散。这些器物的名称与分类说明，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以历史地点和过去的政权命名的，意味着它们是象征着历史的纪念品。场景中陈设的器物名称可以与《左传》等传世文献以及西周铜器铭文中周王封建诸侯时赏赐的那些著名文物互相印证。在场的人物多是西周第二代诸侯，他们的家族又把这种知识带到自己在东方的封地。对于《尚书·顾命》的目标受众来讲，详细描述这些王室重器的陈列，彰显的是环绕在这一庄严场合上的历史光环。理解西周名物和历史的读者应该能够通过这些细致的描述还原这个历史场景——或许这正是此篇的目的：让后代周王和他们的世袭朝臣得以在祭祀仪式中象征性地重现祖先的荣光。这类遗诏由当时在场的王室史官书写。其后世流传，则可能接近甘肃玉门市花海东北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汉武帝遗诏木觚。

《左传》祝佗的描述中，对晋、卫、鲁国的封赏也涉及对那些来自过往政权的著名文物所进行的重新分配，这些文物通常都是周人军事征伐所获战利品（定公四年）。赏赐这些宝物不仅仅表达周王室对这些诸侯国的政治背书，还将这些周王室的显赫世族与其封地的历史山川联结到一起。这些历史遗迹作为“记忆之所依托”（ lieux de mémoire ），成为周人以历史地理为蓝图构建天下秩序的基石。 ^[11] 杰西卡·罗森描述了社会记忆如何通过这些古老玉器得到传承：

首先，仅仅是使用这种罕见又美丽的材料或资源就已经是在表达并创建等级和地位。这种与等级和地位的联系使得玉器具有了其持有者的所谓权力，通常与某些显要人物相关。这些玉器中有的已经传承了几代人，其存在本身就指向它们过去的持有者的身份和权威……当这些玉器在后代的仪式中被使用时，可使人联想到其早期历史的记忆通过不断增加的文学和礼制文献被观者所了解，并影响到观者的行为和反应。 ^[12]

这些著名文物恒久的魅力成为周代诸侯国家政治权威的源泉，它们陈设在重大的国家典礼上，以重现周初的建国功勋。镇国重器的赏赐不但令获封者世代不忘，没得到的也因此而始终耿耿于怀。

从考古学视角来看，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中频繁出现的龙山到商代玉器为周人对历史文物的收藏和展示提供了例证。这些玉器是周代朝觐与礼聘的常用之物——诸侯国君经常在朝觐周王室的仪式上，把这些玉器献给周王，并获得王室回报的赏赐。册封伯禽时赐予夏后氏之璜，说明周人知道传世古玉的历史渊源。上村岭虢国贵族墓地虢仲之墓（M2009）棺内出土一件玉琮上有殷商时期“小臣妥见”的铭文，小臣妥是武丁卜辞中出现过的殷商贵族。 基于玉器考古知识，这样的玉琮很可能属于齐家文化。由于这些古玉有的在贵族家族中世代相传，有的频繁流通，因此它们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内容多样，可以指向龙山与西周之间的任何时间点。这件古琮可能曾经入贡商王，之后或者通过商王赏赐重新流通，或者作为周师征服安阳的战利品，通过分器封赏进入贵族社会。因此，对虢仲来说，它的出现可能代表祖先参与征商的荣誉。与虢国大墓出土早期玉器相似，芮国大墓出土玉器也包括红山文化、齐家、石峁、商代等先代遗珍。

良渚社会出现的玉琮造型可能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其原有意义，并在龙山社会中被赋予新的含义，与其他玉器一起形成新的仪式传统。玉器在周代的仪式背景中是沟通神明和祖先的媒介。成书于东周时代的《周礼》中描述的六种礼玉，大多可以在龙山社会中找到源头。这些来自不同区域传统的玉器在高地龙山社会的宗教传统中共存，并在四川三星堆—金沙以及周人的宗教仪式之中继续使用。它们在器型组合与用法方面表现出来的连续性显示，高地社会祭祀仪式中传承了龙山传统的社会记忆，最终融入代表经典传统中的周礼。

西周还有一些仿古造型的青铜器在流传。曲村晋侯墓地M113出土的陶寺造型铜双耳罐和铜琮可能也是这种仿古铜器。 高地龙山记忆群体可能通过这些器物的陈列来支持他们对传说时代祖先故地的主张，因为这些千年之前的古物年代与传说中的唐墟与夏墟相当。《西清古鉴》著录的一件铸有殷商风格族徽的青铜鬶 ，其形态模仿的是典型山东龙山器物造型，意味着龙山社会记忆在周代社会仍然富有生命力。

这些仿古之物的存在揭示了周代社会中器物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并非考古学家投射到当时社会的观念。 ^[13] 它们的作用可能相当于讲述历史传说或祭祀上古祖先时使用的道具。在《左传》里面，贵族的政治言论除了引述三代故事，还经常引用尧、舜、禹的传说，以期惠及他们的后人。例如，周代社会把前代王朝的后裔尊为“三恪”，意为三个受到尊重的族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史记·周本纪》这样描述周人为尧、舜、禹的后代建立小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些小国获封土地并维持其祭祀传统，以纪念他们传说中的祖先，为周人得于天命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可信度。然而，随着周王朝政治秩序的衰落，这些传说中的上古圣人在春秋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已经无足轻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子产的讲话中承认陈国始封国君虞阏父是舜的继承人，而且周王因此与其联姻，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做出攻打陈国的决定。这种描述也进一步证明，这些传说故事并非为相关国家在东周时代所创造，讲述者只是陈述当时社会中的常识作为铺垫。

周代贵族社会用礼器来布置他们的社会和宗教互动场景，并形成越来越规范的器物组合，包括玉器、青铜器、鼍鼓、编钟和编磬。吟诵史诗、重温册命、音乐演奏、仪式舞蹈、献祭宴飨、礼物交换等都可能是在宗庙祭祀仪式上发生。这些仪式场景中使用的礼器以及吟唱的颂歌都指向三代王朝的创建者以及之前的传说时代。东周时期对古典乐曲的评论经常将之追溯到唐、夏等传说政权。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描述季札出使鲁国，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之歌《诗经》。当吟唱到《唐风》时，季札这样评价：“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季札观乐故事说明诗篇、乐舞、历史、地理、道德、地位在周代贵族文化中密不可分，而陶唐政权代表追溯传说时代礼乐传统的一个重要基点。《诗经》篇章就是按照周人的历史时空命名与分类的。季札观乐时的演奏顺序，与传世《诗经》篇章只有微小的差异，显示其整体结构在《左传》成书时已经基本定型。

两周贵族墓葬和祭祀遗址中出土的编钟、编磬，从考古学视角为我们遥想季札观乐时的场景提供了道具。在《诗经·大雅·灵台》之中，作者用“鼍鼓逢逢”来描述周文王所建灵台的盛况。《周礼·春官·宗伯》中也为陶寺大墓出现的陶鼓乐器传统规划了其礼制地位：“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早期中国第一次出现石磬、鼍鼓、土鼓的乐器组合以及第一次出现作为编钟雏形的铜铃都是在龙山时代的陶寺。虽然这些在西周建国之前一千年前后出现的原始形态无法与周代精致的乐器组合相媲美，但它们是三代音乐传统的源泉。

与乐器平行发展的是青铜食器与酒器，与之相关的烹饪与饮食传统也可以追溯到商代以前。在器物类型方面，重要的礼器鼎、簋、豆、壶、鬲、甗、觚、爵、尊、卣、盉、盘、罍等都是二里头和商代沿用下来的，并最终在西周中晚期形成以九鼎八簋为最高等级的礼制规范。 周代的礼书详细规定了如何使用这些器物，使之与相关仪式成为古典传统的核心。西周贵族受到王室接见和封赏总要作器记事，使之成为日后家族荣誉和祭祖仪式的一部分。庄白一号窖藏中三年 壶（《集成》9726—9728）铭文记载， 随王外巡，两次受到周王赏赐。王在郑宫举行飨醴典礼，王呼虢叔召 ，赐予他一件羔俎。三十三天后王在句陵用茅草过滤的酒宴飨臣属，王呼史官寿召 ，赐予他一件彘俎。羔俎、彘俎是载祭享之肉的俎案。周礼中赏赐羔俎、彘俎是周王对臣下的特殊恩典，因此 为其皇祖文考作器以为纪念。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陶寺早中期大墓中陈列于木俎上的各种猪肉与器皿组合，我们可以推知，这种场景表现的是社会关系与等级地位，而不仅仅是美食与财富。周礼是基于规范饮食器皿陈设与贵族行为发展出来的一套仪式传统。在陶寺大墓中，我们看到这些仪式化表现方式的雏形。由于这些重器承载着历史遗产与家族荣耀，它们本身具有左右历史的分量。以陶鬲为日用炊具的周人通过继承二里头—郑州—安阳政权以青铜鼎作为王权象征的传统，使自己置身于三代文明的正统之中。

礼乐之外，象征军事权威的武器也是社会记忆的载体，特别是由君主赐予的斧钺与弓矢。叶家山曾侯犺墓中出土五件钺中有“太保虘”铭文的铜钺（M111:415），可能属于王朝赐予的仪仗之一。另有一件殷墟二期铁援铜戈由织物特别包裹，作为珍爱之物单独放在墓主头侧，没有与二层台上陈列的大量兵器在一起。其刃部与藁城台西和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商代铁刃铜钺一样，由陨铁锻制而成。 在辛村卫侯墓中也发现过类似的殷商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 ^[14] 两百多年前的殷商陨铁兵器分别出现在曾侯和卫侯墓中，可能来自周初分器封赏，显示曾侯家族在西周政治中的显赫地位。

郭家庙M60出土一件铜钺，上有铭文“曾伯陭铸戚钺，用为民刑，非历殹井（刑），用为民政”，大意为：曾伯陭用此钺惩戒罪民，而非杀伐刑戮，立威以刑律治民。 其语言风格和政治思想接近《尚书》中《多士》《吕刑》等篇章。这种铭文铜钺可能是把王室赐钺的荣誉和颁布的训诫结合在一起，使得西周政治遗产以物化方式陈列于曾国宫廷或宗庙。枣树林墓地M190出土的曾公 编钟铭文第二段涉及西周历史上重要的昭王南征事件：“昭王南行，舍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易之用钺，用征南方。”大意为：昭王南征，在曾国发布号令，万事皆成。南宫尽职辅佑周邦，王赐秉钺之权，用来号令南方。南宫之功，世代传颂。在天之灵，庇佑子孙。 ^[15] 这两件重要铜钺的出土，与曾公 编钟铭文中昭王赐钺这种表达方式一脉相承，使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些礼兵重器的象征意义。

与叶家山M111太保虘钺器形相似的龙首半圆形铜钺也出现在其他西周高级贵族墓中，例如大河口霸伯墓中的一件（M1:1178）和张家坡一代井叔大墓中出土一对青铜钺（M170:246、077）。 基于叶家山太保虘钺的发现，可以推测它们都是当时诸侯上卿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叶家山M111曾侯犺墓（M111:134）与大河口霸伯墓（M1:269–1）中都出土了青铜旄首。基于《尚书·牧誓》中对誓师仪式上“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的描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些钺与旄当初作为仪仗的陈设方式。

弓、矢也是册命铭文中赐予诸侯、上卿的崇高礼遇，经常象征着军权的授予。宜侯、伯禽、晋侯、应侯、鄂侯、南宫盂都曾获此殊荣，特别是宜侯夨簋和引簋铭文中出现了“彤弓一、彤矢百”的固定组合。 《尚书·文侯之命》的语言和内容都非常接近西周金文中的册命铭文，在勉励训示之后，罗列了晋文侯（前780年—前746年在位）协助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受到的赏赐：“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一鬯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父往哉！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赏赐内容与西周引簋铭文中“赐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十分相似，可能因为两人都是重续祖先册命，其礼仪规则已是当时贵族社会中的经典知识。

这种赐予彤弓的仪式与礼乐颂歌相连。在虢季子白盘铭文中，册命内容被简化并纳入韵文颂词：“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后一部分与前述曾公 编钟“赐之用钺，用征南方”的表达方式极为相似。《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周襄王派使臣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显示春秋时代周王开始使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霸主的特殊礼遇。晋文公执政之后，先是击败在戎人支持下称天子的子带，帮助流亡四年的周襄王返回洛邑，之后又在城濮之战击败楚国。晋国献楚俘于周王，王命尹氏、内史等册命晋文公为侯伯，并赐予彤弓矢、大辂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这个口诀化的表述可能是对当时册命文书的高度概括，其原型可能类似《尚书·文侯之命》。卫国贵族宁武子在鲁国宫廷听过演奏的《湛露》《彤弓》之后描述了天子赐予彤弓的象征意义：“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左传》文公四年）基于这种文明传统，范宣子在鲁国听到季武子赋《彤弓》时马上说：“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左传》襄公八年）以此表示对彤弓所承载的王权秩序存有敬意。

弓矢与斧钺作为军事权威的核心符号，最终进入东周经典叙事，例如：“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礼记·王制》）和“天子雕弓，诸侯彤弓，大夫黑弓，礼也”（《荀子·大略》）。这种描述与西周铭文中反复出现的彤弓、玈弓顺序一致。《山海经·海内经》中也出现类似的说法：“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由于帝俊是殷墟卜辞中出现过的商人祖神，这个说法可能是战国时代的神话文本借用了西周王朝的仪式语言，也可能是西周王朝仪式曾以远古神话为脚本来表达与传承王权合法性。我们可以确知的是，斧钺、彤弓之赐经历数百年传承，已经成为表达王权并将社会记忆礼制化的象征符号。

在周文明范围之外的四川盆地，三星堆—金沙祭祀遗迹与遗物表现出显著的文化连续性。金沙遗址祭祀区与周边的聚落年代范围在大约公元前1400—前900年之间，跨越殷商时代和西周早中期。 金沙的祭祀活动与三星堆一脉相承，都是以祭祀坑群的方式出现，其中分层摆放大量象牙、玉器、铜器、金器、朱砂、石器、陶器等，规模壮观。62号遗迹中出土的两件石磬，长达一米，其简朴造型接近龙山—二里头时代的制品。在这里的山川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玉器包括大量的玉璋、玉琮、玉璧，有的是龙山古玉，有的是当时制作。10号祭祀遗迹中出土的平行四边形玉璋上，刻有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与考古遗迹中所见使用玉璋和象牙祭祀的方式接近。金沙已经出土27件玉琮，是良渚之外最集中之地，多为龙山传统的单节素面作品，但有一件十节神人面纹良渚造型玉琮，由大汶口晚期工匠加刻象形符号之后，通过淮河流域进入高地龙山交换网络，最终南下四川盆地，到金沙埋藏之时，已经历时千年。从殷商到西周早中期，成都平原上的文化传统延续性与商周变革在中原所带来的政治格局巨变相反。龙山—二里头物质文化遗产在三星堆—金沙传统中的保留与传承，超过当时的中原殷商社会。 oZzZgRf4EBy1U7D5sPuMZwNk3kyeTiMZq70u8kiXvP2PwBiSUc7A2nYjfQWQkZ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