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与书写

《左传》中的很多故事在被书写记录下来之前，可能已经以口述的方式流传了几百年，其中描述的春秋贵族都很擅长通过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来表达其政治理念。对他们来说，充分掌握三代历史和贵族世系是周代社会政治表述的知识前提。在那些周人津津乐道的历史传说中，武王伐纣的故事尤为重要。《诗经·大雅》中《江汉》《韩奕》《崧高》等诗篇颂扬的纪念仪式与青铜器铭文所记基本一致——彰显祖先的美德，罗列因服务周王室而获得的赏赐，而带有这类铭文的青铜礼器在整个西周时代都陈列在周原和各诸侯国的宗庙里。祭祖仪式上会吟诵这些诗歌。武王翦商的事迹在当时也可能以战争史诗、英雄传奇的形式流传。

西周晚期铭文常以“王若曰”为开端来纪念周王封赏贵族时的场景，引文中记录时间、地点、参与者，以及赏赐品的类别、数量、颜色、质地等细节，记述者可能就是在场的世袭史官。受封者通过作器、举行祭祀仪式、燕享或陈列，使这些信息在子孙后代中得到流传、纪念。这些铭文礼器把公卿诸侯的荣耀与周王的威严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世袭贵族地位与身份的源泉——书写因此成为历史知识礼制化的重要环节。

对比安阳出土的殷商王室甲骨文，这种以作器者家族功业为核心的西周金文史料，具有传承脉络的连续性与多元化特征，因此有助于我们识别当时贵族社会共享的知识传统与价值观念。与西周早期铭文对封赏现场的细致描述相比，歌颂祖先荣耀的趋势日渐普遍，春秋铭文的韵文化趋势烘托了程式化的纪念仪式和庙堂祭祀的表演性：“‘陈述过往功绩’如今经常以祖先名录的方式出现；人们不再歌颂个人为其上司服务的功德，而代之以炫耀个人的血统，而且祖先本人也从受祭者降为献器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威望的见证人。” 铭文对祖先受封时的荣耀只是简略概括，因为那些封赏的细节与王室的光辉已经是古远的知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代，这些世袭贵族已经延续数百年的历史，因此祭祀仪式中逐渐把各代祖先的事迹简化并贯穿在颂歌中来纪念——《诗经》中的“颂”就是这种作品。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青铜铭文的韵文化趋势，也与传世文献中《尚书》与《诗经》的差别相似，背后是历史知识与经典传统普及化的过程。

世袭贵族地位的多重来源会导致争执的发生，因此需要基于历史知识进行仲裁，主事者会通过重温周初封建时的场景来确认礼制秩序（《左传》定公四年）。《左传》描述了薛侯和滕侯因为赴鲁国朝会的次序发生争执，鲁隐公遣使引用“周之宗盟，异姓为后”（隐公十一年）的原则来确认滕先薛后的地位差别。这种诸侯之间频繁发生的地位争执是保持周代社会历史知识传承的重要动力，这些历史共识也因此成为周代贵族社会政治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

从考古学角度看，口述与书写知识的传承不因王朝更替而中断。商周知识传统的绵延导致传世文献中保存有上古断简残篇：《尚书·尧典》和《山海经》中提到的“东方曰析”等四方风名，也曾出现在殷墟甲骨文中（《合集》14295、14294）。殷墟卜辞中把“东方曰析”这种风名短语作为占卜对象、把这些四方风名表用于甲骨习刻的做法，表明这些风名口诀至晚在殷墟时代已经成为常识。商代甲骨文中的殷商祖先神帝俊，在传世文献中仅见于《山海经》，意味着这本战国志怪之书中收录了来自商代的宗教知识。显然，无论是通过口述还是书写，商代及以前各个方面的知识在周代的经典传统中都有所保存。来自传说时代的知识虽然不如西周青铜铭文详细，但在长达千年的时间跨度中，这只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入周的殷商贵族是古典知识的重要传承者，因此需要特别关注这个特殊的记忆群体。传世文献记载，周初王廷中辛甲（大史）、史佚（作册内史）等重要史官都曾是商臣，入周之后负责保存典籍、制作历法、册命诸臣、备王顾问等职责，并世代承袭史官的职位。他们所代表的殷商贵族的知识传统是周王室历史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春秋贵族经常引用辛甲、史佚作为历史知识和政治智慧的来源。 《左传》襄公四年引用的《虞人之箴》传说就是辛甲的作品。

从考古学视角来看，周王室世袭史官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殷商贵族微氏家族。由于西周末年的政治动荡，保存于宗庙中几代青铜礼器被掩埋于周原。1976年发现的扶风庄白一号坑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窖藏坑，出土食器、酒器、乐器等103件，涉及大约七代、历时两百余年的家族传承。 ^[2] 第一代青铜铭文纪念帝后赏赐商的妻子庚姬，商作器纪念亡父日丁，并使用“举”字徽记——带有这种族徽或职官标志的青铜器曾频繁出现于商的王畿与外服。在昭王时代，担任作册之职的折（祖辛）开始使用“木羊册”徽记，作为世袭史官的标志，并始终保持了殷商贵族使用日名的传统。

共王时期（约前922—前900年）的史墙盘铭文通过赞颂微氏自克商之后入周，世代担任作册之职辅佐周王的荣耀，把家族和王朝的命运编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史墙盘铭文表现出来的韵文化趋势在世袭贵族铭文礼器中更加普及——这些精通文律的史官可能是这个趋势的主要推动者。史墙盘追述的微氏高祖可能就是微子启，封地曾在殷畿的微国，武庚之乱后改封宋国。微史烈祖投奔周邦后，武王命周公将其安置在岐周，历经乙祖、亚祖祖辛（折）、丰、墙五代。作为王朝史官服务武、成、康、昭、穆、共六代周王。为 和伯先父所作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史墙的事业又由其子孙继承，直到西周末年。作册负责起草册命、代宣王命，传世文献和青铜铭文中描述的册命应当出自这种世袭史官之手。

如果说微史家族代表的是东方知识向关中的输入，封建诸侯则代表关中贵族知识向东方的扩散。南宫家族铜器铭文为我们从考古学角度了解西周社会历史知识的传承提供了一个历时七百年、跨越中原与江汉的个案。这个家族在中原的传承为一组第三代贵族南宫盂的铜器所代表。大盂鼎和小盂鼎于19世纪先后出土于岐山礼村，制作时间大约在武王伐纣之后约半个世纪的康王末年，在西周末年埋藏之前可能一直存放在位于周原的南宫家族宗庙。其中，大盂鼎（《集成》2837）铭文中的内容与《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对晋、卫和鲁国的分封和赏赐的内容与形式非常相似：

隹九月，王才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在武王嗣文乍邦，辟氒匿，匍有亖方，畯正氒民。在雩御事，㪥，酉无敢酖。有祡烝祀，无敢 。古天异临子，法保先王，□有四方。我闻殷述命，隹殷边侯、田，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酉，古丧师。巳！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即朕小学。女勿 余乃辟一人，令我隹即井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隹令女盂， 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须！令女盂型乃嗣且南公。”王曰：“盂！廼 夹死司戎，敏誎罚讼，夙夕 我一人烝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易汝鬯一卣、冖衣、巿、舄、车、马；易乃祖南公旂，用单；易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亟或迁自厥土。”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废朕令！”盂用对王休，用乍祖南公宝鼎，隹王廿又三祀。

铭文大意是：时年九月，王在宗周向盂颁布册命。王说：“盂，英明的文王，得到天之护佑，膺受天命。武王继承文王创建周邦，清除邪恶，惠及四方，保佑管理人民。周之军事贵族在祭酒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祡、烝祭祀时，无人敢贪杯，所以上天翼护天子，大力保佑先王，普有四方。我听说殷商失其天命，因为从镇守边境的诸侯到朝中百官，都沉迷于酒，所以丧其王师。啊！你肩负大服之要职。自我年少之时，你始终辅佐效忠我一人。现在我得以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发布册命，如文王任命两三个辅政重臣那样。你要敬顺天德，朝夕进谏，勤于祭祀，奔走王事，敬畏天威。”王说：“命你盂，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辅助我统率军队，勤于赏罚诉讼，夙夜辅佐我一人治理四方，助我效法先王保有臣民与疆土。赐予你一卣鬯酒、头巾、朝服、蔽膝、木底之履、车、马；赐予你先祖南公的旌旗，用来作战。赐予你邦司宗伯四名，人众从驭者到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予你夷司王臣十三名，人夫一千零五十人，迁自他们的土地。”王说：“盂！你要敬重职责，勿废朕令。”盂颂扬王恩，作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3]

铭文将商人的失政归咎于其贵族酗酒的说法，以及铭文的语言风格，都接近传世《尚书》中涉及西周王室早期禁酒的训诰，例如《酒诰》《康诰》。周王接着详细说明了盂身居大服之位的责任，并要求盂效法其祖先南公，忠心辅佐周王室。青铜铭文中详细记录了周王室赏赐的物品、臣民家族和土地，意味着这些是周代诸侯国的建国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信息，由此可以想见《左传》中那些涉及分封的陈述意义重大。因为当时的外交辩论经常由各国地位的争议而引发，这些历史传统是辩论各方的共识基础。

大盂鼎高一米多，以非凡的尺寸和精湛的工艺彰显着作器者在西周王朝中的崇高地位。就像《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对晋、卫、鲁国的分封那样，这篇铭文的内容也强调了文物的历史联系，例如，把盂的祖父南公用过的旗帜赏赐给他，意在让盂的家族世代纪念其祖先的功勋。青铜礼器的铭文中记录这些细节，并系统使用韵文化的方式表达，使得南宫家族在周原宗庙中举行的祭祖仪式中得以世代传颂祖先的显赫功勋。涉及南宫贵族的南宫乎钟（《集成》181）、南宫柳鼎（《集成》2805）、善夫山鼎（《集成》2825）等铭文铜器时间延续到宣王时期（前827—前782年），显示畿内南宫家族始终在西周王朝中承担要职。

宋代出土于孝感的安州六器铭文和晋侯墓M114墓出土的 甗都使用“南宫伐反虎方”这种事件纪年方式，说明是当时重大战役，其统帅南宫可能就是南宫盂。 ^[4] 盂爵铭文也涉及王在成周举行祭礼并派大夫盂慰问邓伯。 邓与虎方都在江汉周边地区，南宫盂的巡视与征伐可能都是昭王南征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事件。南宫贵族在江汉的活动，通过随枣走廊发现的叶家山、义地岗和擂鼓墩等曾国公族墓地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些墓葬涉及从始封曾侯谏到战国中期曾侯丙的前后近二十位曾侯。 他们与南宫盂所代表的畿内南宫一族可能同属南宫括的后裔，属于大小宗的关系。南宫家族在江汉留下的考古学遗产让我们了解三代历史知识如何伴随西周王朝的扩张到达中原文明的南部边缘。

灭商之后，周人推行的封建制度基本在中原政治传统的空间架构内完成。黄陂鲁台山周代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盘龙城遗址只有约30公里，显示西周对江汉的扩张可能以商代空间格局为蓝图展开。 曾国的核心区在鲁台山以北约160公里的随州。曾国公族墓地分别位于大洪山和桐柏山之间随枣走廊的南、中、北部三个聚落群，间距约60公里，可能代表曾国三个重要城邑。中部的随州墓区位于㵐水、漂水与涢水合川之处为河道所分割的高地上，从东向西分别是漂水东岸的叶家山墓地，㵐水、漂水之间的义地岗墓地群，以及㵐水西岸的擂鼓墩墓地。

叶家山西周贵族墓葬涉及两位早期曾侯，附近西花园及庙台子遗址发现西周早期大型建筑基址和遗存，显示西周早期曾国政治中心就在随州。 叶家山墓地最早的高级贵族大墓M1年代在成康之际，墓中出土四件方鼎并有腰坑和殉狗。叶家山墓地M2、M3、M28、M65墓都出土曾侯谏铭文铜器，其中M28、M65各随葬七鼎四簋、二十多件青铜礼器，M28可能是曾侯谏之墓。M2、M28和M65共同出土“曾侯谏作媿宝彝”铭文铜器，显示曾侯谏与晋南倗、霸这种媿姓高地贵族存在联姻关系，与在晋南大河口与横水墓地铜器铭文见到的现象一致。 这种在西周高级贵族与其高地联盟之间的政治联姻可能是王朝鼓励并系统执行的政策，因此西周早期社会中反复出现。黄陂鲁台山单墓道大墓M30（康昭时期）出土方鼎上“公太史作姬𬍢宝尊彝”和“长子狗作文父乙尊彝”等铭文，也显示殷商高等级贵族参与了周王朝对江汉的扩张，并与西周王室重臣公太史联姻。

M111大墓墓道长近5米，墓室面积达143平方米，深近10米，规模远比晋、卫、应、燕各国早期公侯墓室（约30—40平方米）壮观。 墓中出土2800多件（套）铜、原始瓷、玉、陶、漆木、金、象牙器物，包括一套完整的西周早期编钟组，以及三座马坑共二十二匹马，六件方鼎、十四件圆鼎、十二件簋等礼器五十件。“曾侯作父乙宝尊彝”“曾侯犺作宝尊彝”“犺乍剌考南公宝尊彝”“作南公尊彝”等铭文显示出土铜器或为墓主曾侯犺用器，或为其父南公所作祭器。M111大墓出土的祖辛鼎（高56.3厘米）可能是商末器，与康昭之际的大盂鼎造型、纹饰相似，或为同一个工匠群体的作品（图一）。作为二代曾侯的南宫犺与南宫盂可能都是南宫括的第三代后人。

在叶家山以西约25公里，羊子山鄂侯公室墓地的发现显示附近的安居古城（面积约60公顷）可能就是西周早期鄂国都邑。 汉水西岸的楚国与汉水东岸的曾、鄂等国成为西周早中期争夺江汉的主要政治势力。楚国的首都虽在汉西，其势力可能已经进入长江南岸的铜矿区，与西周王朝沿汉东随枣走廊南下控制江汉、获取铜锡资源的战略目标发生冲突。这种张力可能是昭王两次南征的导火索。由于军事行动规模庞大，沿线地方势力也有参与，因此许多参与者作器纪念昭王的接见与封赏，以及俘获金属的战果。 中甗铭文显示曾和鄂都是昭王南征时的军事基地，因此在曾国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大事。

在随枣走廊北口的滚水河谷，周台、忠义寨大型聚落群（面积约60平方公里）的发现显示这里是曾国北方重要城邑。附近的郭家庙墓地发现至少三位西周晚期曾侯规模的大墓和“曾子”墓等中型贵族墓。 郭家庙有曾侯为嫁入曾国的芈姓女子作鼎，显示曾、楚两国公室之间的政治联姻在西周晚期已经开始。 在随枣走廊南口附近的漳水河谷，位于叶家山正南约60公里的苏家垄发现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的大型聚落与公族墓地。出土的曾太师鼎、曾子单鬲等铜器显示这里从西周晚期开始已经是曾国南部重要城邑，并与黄、邓、番、宋、楚等江淮本地诸侯联姻，与西周早期政治联姻的对象有显著不同。

苏家垄M1、M79、M88三个大墓是春秋早期曾国高级贵族墓葬。 M1大墓出土九鼎七簋等97件铜器，以及属于曾侯仲子斿父的铭文铜器。苏家垄发现的曾伯 （M79）与夫人芈克墓（M88）为了解曾国的经济、政治格局提供了金文证据。芈克墓中出土的铜壶铭文颂扬曾侯祖先“克逖淮夷，抑燮繁汤，金道锡行，俱既卑方。”据此可知，曾国还肩负控制桐柏山以东的淮夷势力、保障中原铜锡矿及其交通线的政治使命。苏家垄发现三处大规模冶炼作坊，最大的达到75公顷，附近也有铜矿与锡矿分布。 东周时代的繁汤（繁阳）位于淮河上游的新蔡，是南方铜锡等战略资源输入中原的枢纽。从随枣走廊南下，由当地杨越部族开采的大冶、阳新、瑞昌等江汉铜矿区都在曾国300公里的范围之内。 ^[5]

春秋中期开始，中部的随州再次出现曾侯墓地——㵐水、漂水之间的义地岗墓地群包括枣树林、文峰塔、汉东东路三个墓地，与漂水东岸的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隔河相望。 枣树林、汉东东路墓地发现了曾侯宝夫妇、曾公 夫妇、曾侯得（M129，甲字形单墓道）以及诸多曾子、曾叔、曾叔孙贵族墓葬。 几座贵族墓中出土的编钟铭文追溯南宫家族先祖建功立业、获封江汉的事迹，对我们了解春秋时代的贵族如何传承西周时代的历史记忆提供了重要材料。枣树林春秋中期墓M169曾侯宝夫人芈加墓出土编钟铭文：

隹（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白（伯）舌（括）受命，帅禹之堵（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出）邦于曾。余非敢作（怍）聭（耻），楚既为 （忒）， （吾）徕匹之。密臧我 ，大命毋改。余虩小子加嬭曰：呜呼！ （龚）公 （早）陟，余 其疆啚（鄙）行相曾邦，以长辝夏，余典册厥德殹，民之氐巨，攸攸 ，余［为妇］为夫，余 （显？）下辟， （恭）畏俦公及我大夫，龖龖豫政，作辝邦家。

芈加首先以曾侯的语气纪念南宫家族获封南土的事迹：“曰：‘伯括禀受上天之命，处禹之迹，拥有南洍之地，我（祖）身为文王之子孙，穆侯之长子，前往曾地建邦。胆敢以楚为楷模，尽心辅佐。恭敬谋略，天命不改。’”之后以摄政者的口气宣示自己的贡献：“我加嬭庄严宣告：呜呼！龚公（曾侯宝）早逝，我庇护其疆土，治理曾国，以发扬我夏。我将其德行载入典册，掌握治民之根本法度。不敢辱没祖先，作器用于龚公及已故历代曾侯的祭祀，愉悦先人，降福邦家。” 芈加墓中出土的铜缶和盘匜上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显示这些铜器属于楚王嫁女入随所定制的嫁妆，并证明考古所见的曾国就是《左传》桓公八年中“汉东之国，随为大”的随国，为考古阐释与文献叙事之间搭建了关键的桥梁。 通过这些乐器铭文，我们可以知道在曾楚联姻的婚礼上通过礼乐传颂的祖先事迹。

枣树林墓地曾公 墓（M190）出土一套34件编钟上的铭文分三段，各以曾公 “曰”开头，接近与编钟演奏和祭祀活动紧密相连的颂词。第一段铭文为：

隹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 曰：昔在辝丕显高祖，克逑匹周之文武，淑淑伯舌，小心有德，召事一帝，遹怀多福，佐佑有周，灵神其圣，受是丕宁，丕显其灵，甫匐辰敬。王客我于康宫，呼命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门，折应京社，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征淮夷，至于繁汤。

大意是：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 曰：当年我的高祖辅佐周文王和武王，伯括以其高贵的品德服佑周邦，敬事一帝。王在康宫召见我祖，命尹氏颁布册命，封南宫到南土建国。成为在南方捍卫蔡国、应国的屏障。开拓南疆，征伐淮夷，直到繁阳。 ^[6] “王客我于康宫，呼命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的说法可能来自对西周册命或早期铭文的追述与缩写。 ^[7] “蔽蔡南门，折应京社”所指的应国和蔡国都是重要西周封国，其公室墓地分别在平顶山和寿县发现，都在曾国东北300公里半径之内。铭文以“淑淑伯舌”来赞美南宫伯括，类似《大戴礼记·四代》用“淑淑然”来描述君子清湛的品质，是春秋社会共享的文明传统。南宫家族高祖与文王武王的关系是家族历史叙事的基点，伯括在克商事件中的功绩，则是曾国历史叙事的核心。

文峰塔墓地年代横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出土曾侯、曾子、曾公子、曾孙、曾大司马等铭文铜器的贵族墓葬。 春秋晚期M1曾侯與墓出土编钟铭文再次颂扬先祖南宫伯括辅佐文武征商和获封南土的荣耀：

隹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白（伯） （适）上 （庸），左（佐）右（佑）文武，达（挞）殷之命， （抚） （定）天下。王谴命南公， （营）宅 （汭）土，君 （庇）淮尸（夷）， （临）有江 （夏）。

大意为：“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为王所任用，辅佐文王和武王，翦灭殷商，平定天下。王命令南公在合川之处营建城邑，镇抚淮夷，统治江汉。” 这些编钟铭文显示“左右文武，挞殷之命”和“君庇淮夷，临有江夏”是曾国历史叙事的核心。铭文的开头部分都是四字韵句，纪念曾侯始祖南公，很像重要仪式上吟唱的颂歌，并由编钟、编磬来伴奏。 这种铭文风格的转变与春秋时代流传的《诗经·大雅》诗篇的语言风格一致，形成考古与传世文献平行的两个知识传承脉络。随州可能就是铭文中西周曾国初封时的“汭土”，并一直作为曾国都城，京山苏家垄和枣阳郭家庙则是其南北两个重要城邑。

㵐水西岸的擂鼓墩墓群由八个墓地组成，与东岸的义地岗墓群隔河相望。擂鼓墩曾侯乙墓采用岩坑竖穴木椁墓，分为寝宫、朝堂、武库、后宫四个椁室。墓室加上附葬坑面积超过320平方米。墓中出土大量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竹简，以及铸有“曾侯乙”铭文的青铜礼器和乐器、包括显示高级贵族身份的九鼎八簋和五鼎四簋两套正鼎组合，一套65件编钟、一套32件编磬。墓内竹简记载，曾侯乙身后赗赠车马的有楚王、太子、令尹、鲁阳公、阳城君、平夜君、析君等楚国贵族，揭示出战国早期南宫家族与江汉高级贵族之间的社会网络。曾侯乙墓中发现多件带有“曾侯與”和“曾侯 ”铭文铜戈，与文峰塔M1和M4（“左右楚王”甬钟）春秋晚期两位曾侯存在传承关系，可能是祖孙三代。 通过这种联系，我们知道西周初期的历史知识，如何通过春秋时代的祭祖仪式与颂歌传承到战国时代。

曾侯乙墓以西一百余米发现的擂鼓墩二号墓（战国早中期）出土了九鼎八簋、编钟、编磬，由于没有兵器，推测是曾侯乙夫人之墓。 曾侯乙墓和擂鼓墩二号墓之后，还有擂鼓墩土冢、王家湾土冢、王家包M1、蔡家包M14四个曾侯规模的墓冢尚未发掘，从空间布局显示时代在曾侯乙之后。义地岗墓区文峰塔墓地出土的战国中期M18亚字形大墓，墓室南北长16.6、东西宽15、深9米，圆形腰坑，规模小于曾侯乙墓。 未经盗掘的东室出土两件曾侯丙铭文铜方缶，是目前所见最晚一代曾侯墓，下葬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同时，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前237—前228年在位）墓出土过一对曾姬无恤壶，属于楚声王（前407—前402年在位）的夫人，显示楚曾两国的政治联姻一直在延续 。南宫家族在随州的统治，大概要到公元前278年的秦将白起席卷江汉，郢都陷落之后随楚东迁才终于落幕 ，晚于《左传》《国语》《论语》等传世文献成型的时代。

这些从西周到战国时代基本连续的考古材料可帮助我们理解文献叙事中的南宫家族及其背后的知识传承。大盂鼎铭文中盂的先祖南公地位如此显赫，以至于周王室要珍藏其使用过的旗帜并赐予其后人。在文献典籍中，南宫家族在武王伐商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逸周书·克殷解》：“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散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史记·周本纪》对此事的描述仅在人名和物名上存在差别：“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与九鼎一起被转移的是“保玉”而非“三巫”——洪颐煊指出，鉴于“巫”与“玉”字形相似，这处文献可能出现传习错误。 南宫百达和南宫括可能就是《论语·微子》“周有八士”中的伯达和伯适。 ^[8] 以康王即位事件为历史背景的《尚书·顾命》描述南宫毛与二代齐侯吕伋一起守卫宫殿南门，迎接太子钊。由于该篇出场的都是协助太保辅佐康王的二代高级贵族，南宫毛很可能是南公家族二代重臣，盂则是第三代南宫贵族，二人或为父子。

从西周早期的“犺乍剌考南公宝尊彝”（曾侯犺）到春秋时代“伯适上庸”（曾侯與编钟）、“淑淑伯舌”（曾公 编钟）、“伯括受命，帅禹之堵（绪）”（芈加编钟），历代曾侯铭文中都显示曾国可能属于《尚书·君奭》篇中文王的辅臣之一南宫括（《论语·微子》中的伯适）封地。这些赞颂与周代传世文献中南宫家族在周王室中的重要地位相一致。曾侯作器着意彰显其祖先参与西周建国大业的历史记忆，与叔虞、康叔、伯禽等重要诸侯封君一样，传承着各自家族的历史。南宫家族在征商和拱卫周邦的历程中担当重任。综合各曾国公室墓地出土铜器铭文，我们可以看到西周早期为抵御淮夷和遏制荆楚，将南宫家族分封到随枣走廊。周王朝通过封建“汉阳诸姬”这些国家来控制江汉的人民与资源。 ^[9] 曾（随）国始封国君，可能与燕、鲁等重要诸侯国一样，实际就封的是二代南宫贵族。

在东周文献叙事中，随国的地位伴随着楚国的崛起而日渐式微。公元前789年，周宣王在与戎族的战争中遭遇一系列挫败之后，征调“南国之师”到北方伐戎战败，导致南方防御崩溃。 代表周王朝势力的随国与楚国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开始冲突不断。最终，随国在楚军“除道梁溠，营军临随”的威慑之下与楚在汉汭结盟，成为楚的附庸。 ^[10] 楚成王元年（前671）周惠王承认楚成王在江汉的特权：“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虽然随国曾在僖公二十年（前640）纠集汉东诸侯叛楚，但整体的趋势是两国在江汉形成长达数百年的共生关系。此后，前633年城濮之战，栾枝支持伐楚的理由就是“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前506年，吴王阖闾伐楚，也是以恢复周邦之名要求随国倒戈：“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但是，这两次军事胜利都没有改变随国的政治轨迹，而且随国以世代盟誓的理由拒绝了吴国的提议：“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左传》定公四年）正如方勤先生所概括的，曾侯家族的祖先荣誉已经由效忠周王“左右文武”转向“左右楚王”。曾侯與墓出土编钟铭文中特别纪念了曾侯保护楚昭王的功绩：“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㓲，而天命将误。有严曾侯，业业厥 ，亲搏武功，楚命是拯，复定楚王，曾侯之灵。穆穆曾侯，壮武畏忌，恭寅斋盟，伐武之表，怀燮四方。余申固楚成，改复曾疆。”

综合考古与文献两条线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早期中国社会从西周到战国时代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来自中原的南宫家族在㵐、漂、涢三水合川之处方圆十几公里之内，保持了历时七百多年的历史传承。历代曾侯使用日名的传统，及其墓葬东西向、有腰坑等做法，都保持着殷商色彩。沿用日名是商周文化转折中普遍的现象，前面提到的西周早期诸侯铜器铭文多有发现。中原华夏贵族在西周中期已经放弃这个传统。不同诸侯国对于日名传统的保持与放弃，表明在商周变革过程中，贵族社会身份的建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通过与楚国时代王族世代联姻，南宫家族使其历史遗产成为春秋战国时代江汉贵族知识的一部分，曾侯與编钟铭文中“余稷之玄孙”的说法，将南宫家族的叙事传统追溯到姬周始祖的时代。 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时代，随（曾）国的地位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轨迹。虽然东周诸侯都希望光宗耀祖，并托古自重，但是在《左传》《国语》《论语》等经典形成的时代，作为楚国附庸的南宫家族已经没有能力将自己创造的祖先神话增添到当时多元的知识传统之中。因此，《尚书·君奭》《逸周书·克殷解》等传世文献中描述的南宫事迹，更可能来自西周时代的历史知识。 yg54Y0y7tsWfisGDeECgGZw7RmTH1FPRx4qFOAnKGwR77CeVRhNYL2VweoL8nL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