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引论

手头的《胡塞尔全集》第11卷将一个讲座的绝大部分提供为主体文本，这个讲座胡塞尔在弗莱堡（布莱斯高）做过三次：1920—1921年冬季学期，1923年夏季学期和1925—1926年冬季学期。在两次重复的讲座中，胡塞尔对文本做了修订。主体文本付印了1925—1926年的讲座稿。随后是由编者重订的第12节至第40节文本的第一稿（1920—1921）作为“增补文本”的A部分。

与这个文集的第7、8两卷和第9卷的做法——即总把胡塞尔的讲座稿完整出版——不同，第11卷是对讲座稿的一个选编。这种背离以前诸卷做法的理由在于这里提交出版的这一卷的主要意图：使人们在这一卷中能够理解胡塞尔关于一个十分明晰而本身极其丰富多彩的论题域的论述，这个论题域就是该卷的标题称为“被动综合”的论题域，或者说，胡塞尔也标以“原构造”之名的论题域。在现存遗稿有关这个论题的丰富材料中，上述讲座的中间部分宜另行出版。

该卷的标题并非胡塞尔本人所定。1920—1921年的讲座，胡塞尔用的标题是“逻辑学”，1923年的标题是“现象学问题精选”，1925—1926年的标题是“逻辑学的基本问题”。这些标题尽管从胡塞尔的意义上理解是对的，但其对于充分标识这一卷的内容来说还是显得太宽泛。更准确的固然是胡塞尔所赋予手稿的标题：《超越论的逻辑》（F I 38的三束手稿全都附配了“原构造”的标签）。但这个标题似乎也还不是足够准确的。因为胡塞尔后来在F I 38这束手稿——它提供了主体文本的绝大部分——的标题上，亦即在上述标题的“逻辑”上加了引号。不难发现使他做此改动的可能原因。这个标题——就它应标识这束手稿的内容而言——中的“逻辑”可以“感性论”代之，这已指示着前述的附加标题“原构造”。就像胡塞尔在讲座中多次不加考虑地把“超越论的感性论”的名称用于其论述那样，例如，在作为《论文I》付印的一段文字中：“此外，我们对超越论的感性论实行限制，我们排除一切合判断的知识，一般而言是整个建基于直观之上的规定性的和述谓性的思想领域。这样，我们将自己仅仅限制在直观上，进而限制在感知上，因此，也可以说限制在世界现象上，仅就它是感知现象而言。” 如果我们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感知——这是胡塞尔在此处所指的意义——也就是说，它还包括再回忆和期待连同所有的附属现象，那么这段引文相当精辟地标明了这一卷所包含的研究。诚然，有一点令人感到缺憾的是：它不容许将这种超越论的感性论看作超越论的逻辑。但在另一处对此写道（作为已付印的讲座文本《论文II》中的一段）：“但感知及其平行的直观的意识方式是意识的第一性的基本形态，这些基本形态适合于种属性的逻辑意识的建构，它们在逻辑的构造中是必须被铺设和被理解的第一性的基础。因此，我们绝没有离题，毋宁说，我们在这里已是逻辑学家，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这一卷出版的讲座稿同时是超越论的逻辑和超越论的感性论，而且恰恰是在胡塞尔于《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的“结束语”中业已阐明的那种意义上。那里在回顾著作本身：“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已试图描绘从传统逻辑通向超越论逻辑的道路——关于超越论逻辑，它不是第二性的逻辑，而是只有通过现象学方法才产生的、根本的和具体的逻辑本身。然而严格说来，我们作为这种超越论逻辑所想到的东西恰恰只是传统上那种有限的逻辑，即分析的逻辑，诚然，由于其空乏的—形式的普遍性，它囊括一切存在领域和对象领域，或更确切地说，一切认识领域。” “分析的逻辑”及其“空乏的—形式的普遍性”可以被等同于一种“世间的（mundane）存在论”、一种“世界逻辑”（Welt-Logik）：“当然，在相当于存在论的逻辑的标题下，在恰当的意义上也包括所有那些有待论证的、含有实事的—先天的学科——一种起先直接建基于超越论的‘素朴的’实证性之上的、世间的存在论的诸学科。在我们的关联中已变得显而易见的是，它开显了一种在纯粹可能的世界一般的意义上的普遍的先天，这种普遍的先天作为埃多斯（Eidos）必须具体地通过本质的变更的方法产生，这种本质的变更从事实性地被给予我们的世界——作为指引性的‘范例’——出发。一种有待彻底论证的世界逻辑、一种真正的世间存在论的诸层级的重大的问题性就肇始于这个思想，其中有一些已被点明。” 而且在此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胡塞尔现在指出了超越论的感性论在这种逻辑中的位置：“在一种新的意义上的‘ 超越论的感性论 ’作为基础层级起作用（这样称谓是由于其与康德做了狭隘地限定的超越论的感性论有一种易于理解的关系）。它探讨一个作为‘ 纯粹经验 ’的世界的可能世界一般的本质问题，它先于一切‘高级’意义上的科学，因此，它对普遍的先天进行本质的描述，而没有这种普遍的先天，客体就不可能在单纯的经验中先于范畴行为（在我们的意义上，不应把它与康德意义上的范畴行为相混淆）统一地显现，同样，自然的统一性、世界的统一性也根本不可能作为被动综合的统一性被构造起来。”

原本可以赋予眼前这一卷以“超越论的感性论”的标题。但这个标题在任何未想到上述引文中所展示的超越论逻辑与超越论的感性论的关系的人那里都将会唤起一种错误的期待，亦即由“超越论的感性论”这个名称所留有的康德（Kant）的烙印而产生的期待。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超越论的感性论不仅是“做了狭隘地限定的”，亦即局限于对空间和时间的展示——而且它不可能是超越论逻辑的一部分。因此，为了避免混淆，逻辑上的关涉必须一同被纳入“超越论的感性论”的标题；由此尚不足以——尽管这仍是必要的——界定“超越论的感性论”的标题，因为空间和时间在这一卷中恰恰不是论题，而且将来有可能用关于空间构造（Raumkonstitution）的文本出版的一卷和用关于世界统觉的文本出版的另一卷会有同样的理由冠以“超越论的感性论”。总之，一个“超越论的感性论”的标题必定会成为一个巨兽。因此，编者决定放弃它而听凭读者在文本自身中去发现《被动综合分析》的超越论的—逻辑上的关涉或超越论的—感性上的关涉。目前的标题也有将所有附录都一式地统一于自身之中的优点，单从其中的一些附录看，无论如何也不容看清讲座的研究所处的更大范围。——关于副标题还应说的是，为准确起见，应说1918年是最早的年份，因为就其中一个附录（“附录VI”）而言，不能排除1918年作为它可能的产生年份。但其他所有文本的产生都不早于1920年。

讲座的论题是“感知及其平行的、直观的意识方式”，再回忆和期待。胡塞尔在这里分析被动综合的编织物（Geflecht），这些形形色色流动着的事件，而没有这种意识就不会有意识。这些分析通过启动讲座的、关于意识流的自在的问题而联成一个整体，或者，通过与此不可分离的、关于经验世界的可能性的问题而联成一个整体。这个导言的任务不可能是：以简要的形式反映这些分析的进程，甚或将其结果当作现成的东西来传达。这与现象学工作——它把甘于耐心从事现象研究奉为最高条件——的意义相抵触。因此，代替对讲座做一种详尽的通观，剩下的就只能做一点说明，而且这一点说明涉及这些分析与讲座的问题的关系。

问题性的完整维度在第23、24节中被获得，换句话说，这些分析本身被推进得足够远，迫使胡塞尔面对这个问题。如果真理不是论题，被动综合将根本不可能得到描述：“我们已经明察到，在纯粹的被动性层级内，信念的生活一再呈现出被动的意向形态、一种指向状态的形态，这种指向状态在作为不受阻碍的趋向起作用时转化为自身给予。因此，贯穿被动生活的是不断被重新编织起来的充实的综合。持续不断地有一种对直观的追求，而直观使被意指的自身得以实现——“持续不断地”，这个词总是令我们不由得想到‘证验’。充实性的自身作为意向谋求的目标确实具有那种对主体是真的和从此以后永久有效之物的特征。”胡塞尔在被动性内遇到一种低级形态的明见性。“但是，明见性有什么不同于对被意指物的自身观视或在自身拥有中进行充实的现实化呢？有什么不同于单纯先行把握的意指与充实性的自身之同一性相合的综合呢？‘证实为真’，亦即对意指之正确性的证实的确就是以此方式进行的。它取决于意识上被实现的自身；因此，证实性的明见性据此恰恰是那种在自身拥有的原初性中所发生的、知与物相合的意识。”但现在先行的分析业已表明，在被动性领域内不仅已有明见性被给予，而且同样也有变式被给予。明见性与变式，二者合起来看产生真理问题。“明见性、直接被看到的相合已产生充分意义上的真理了吗？真理毕竟是最终有效性。但自身拥有、经验可能与经验发生争执，可能发生变式。”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世界，“同一个延绵不断的世界”：“我们意识到我们本己的生活作为一种无限流逝着的生活，我们在这种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拥有经验着的意识，而与此相连，我们在最广阔的范围内拥有对一个周围世界的空乏表象性的意识——这是各种各样的意向的统一性成就，即各种各样不断更迭的但却相互协调一致的直观性的和非直观性的意向的统一性成就：各种各样的意向，它们一再分别组合成各种具体的综合。但这些合成性的综合不可能保持孤立状态。所有这些个别的综合——通过它们，我们以感知、回忆等等方式意识到事物——被一个普遍的环境所包围，这个普遍的环境由各种不断被重新唤起的空乏意向构成，但这些空乏意向并非孤立地充溢其中，而是本身相互综合地交织在一起。对我们来说，各种意向综合协调一致的普遍综合相当于‘这个’世界，它包含一个普遍的信仰确然性。但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在有些地方存在着断裂、不一致性，一些局部信仰被抹掉了，变成了不信仰，一些怀疑产生了，而且一段段地保持为不可消解的，等等。但最终，每一个不信仰都包含一个对新的实事性意义的肯定性信仰，每一个怀疑都包含一个实事性的解答，而且如果现在世界按照一些个别的综合而获得一种改变了的意义的话，那么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变化，仍有一个综合的统一性贯穿普遍的世界意指的相继性序列——它是同一个延绵不断的世界，只不过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它在细节上被修正了，摆脱了‘各种虚假的立义’，就像后来所称的那样——本身是同一个世界。”但进一步的观察表明了为解决真理问题而回返到世界这一做法的素朴性。这种回返不是取消真理问题，而恰恰是使其彻底化。因为就世界而言，变式必须被认为可能“ 无限地 ”继续下去，因此就“绝不会达到一种最终有效性”。只有活的当下中内在的被给予物仍保持不可抹掉性。“让我们直接就内在发问：自身给予在这里是否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这种东西根本不包含最终有效的自身或在其背后根本没有作为支撑性标准的最终有效的自身。难道情况不可能是：任何一个自身给予都可能由于与其他自身给予的冲突而失效，而这些其他自身给予重又可能由于与其他自身给予的冲突而失效，如此以至无穷？更确切地说，难道情况不可能是：如果某个表象在一个相应的自身给予上得到证实，而这个相应的自身给予随即通过否定被消除，那么被表象之物也因此作为非现实之物被给予；但后来连这个作为标准起作用的自身给予又被消除了，因此，现实之物与非现实之物始终只是一种瞬间之物，亦即某种属于偶然的充实过程的东西？或者情况是：如果我们接受某个表象，那么这本身就决定了，有一个最终有效的自身存在作为真的和永远不可抹掉之物与其被意指的存在，亦即在其中以信仰确然性的样式被给予之物相应？诚然：我们最初从本质上认识到，在其活的当下中内在地被构造起来的存在不仅作为存在着的东西自身被给予，而且这种存在是不可抹掉的。一旦我们假定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常会做此假定——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假定由于被给予物而绝然地被注销了。无可置疑而且不可注销的有效性在这里是清楚明白的。但因为它只是一种瞬间的有效性，有何用呢？内在之物流逝而去。”瞬间的有效性绝不会让我们获得有根基的（gegründet）对象意识，遑论有根基的世界意识了。因为：“但在我们谈论一个真实的自身和一个最终得到证实的表象的地方，我们通过再回忆越出瞬间的意识，在再回忆中，我们一再回到同一表象，回到自同的被意指对象；另一方面，在再回忆中，我们能够一再保证或有可能保证证实性的自身是一个同一的而且不可抹掉的自身。”首要的任务必然是，通过分析以确保再回忆。不幸的是，在再回忆中也同样会产生变式现象。再回忆可能弄错，事后被摆明是错觉。如果在再回忆中没有什么是不可抹掉的，如果再回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将被看作无限地可揭示的错觉，那么情况会怎样呢？“我们从这种考察中认识到，关于对象性——自在存在着的对象性——如何被构造起来的问题，关于它如何能原初地证明自身是这种对象性的问题，在一切领域而且完全在原则上首先导向再回忆的自在的构造问题，因此，导向这样一个问题：再回忆如何辨明自身，它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最终有效性的一个源泉。我们必须首先弄清这个问题。”如果说先前的分析导入真理问题，那么现在紧接着对联想现象的描述就应当准备好这种可能性，即再从真理问题中导出。尤其是对唤起的分析和对再回忆领域内的搭叠、融合和争执的说明使胡塞尔得以可能解决意识过去的问题，亦即指明“内在的曾在性的系统的真实存在”（第四部分第二章）。然而，意识未来却保留着疑难问题的特征，而且30年代的手稿（尤其是出自A VII组的“关于世界统觉的理论”的手稿和E III组中关于目的论的手稿）仍证明胡塞对那些因这一疑难问题而中断了的问题的持续探讨。

随着《被动综合分析》的出版，眼前这一版的第7—9卷已能提供的胡塞尔那时尚未发表的20年代作品的形象变得完整了。就与作为这一卷的主体文本出版的胡塞尔讲座的时间关系而言，则不仅1923—1924年冬季学期的《第一哲学》（《胡塞尔全集》第7卷和第8卷），而且1925年夏季学期的《现象学的心理学》（《胡塞尔全集》第9卷）都处于绝大部分已刊于这第11卷中的讲座——胡塞尔首次于1920—1921年举行的讲座——的第一次与第二次的重复和修改（1923年夏季学期和1925—1926年冬季学期）之间。如果回忆一下这一卷的内容，那么就证明具有上述非同寻常的时间跨度的材料支配着胡塞尔的思想。

关于这里作为主体文本出版的讲座在由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Ludwig Landgrebe）编辑的那卷《经验与判断》中的使用情况，可以参照那里的兰德格雷贝的《导言》。在其中兰德格雷贝还报告了存在于那些讲座的分析或者说对这些分析的重新斟酌与《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的形成之间的紧密关联。

在此不可能指明《被动综合分析》与胡塞尔全部著作相联系的内部关系网。指出这点应足够了，即几乎在所有已出版的著作中都能发现这样的关系，从《逻辑研究》（尤其是“第六研究”）开始，经过《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讲座》、《观念I》和《观念II》、《第一哲学II》和《现象学的心理学》，直到《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和《笛卡尔式的沉思》。

在尚未出版的手稿中，主要是四组手稿与《被动综合分析》具有一种令人瞩目的关联：所谓的“贝尔瑙（Bernau）手稿”（关于时间构造和个体化问题的研究手稿，1917年和1918年形成于贝尔瑙）和所谓的“摩根（St. Märgen）手稿”（关于原构造和空间构造的研究手稿，1920年和1921年写于摩根）；此外，还有业已提及的“关于世界统觉理论的手稿”（出自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是30年代；这组手稿的编号是：A VII）和“关于目的论的手稿”（出自30年代；这组手稿的编号是：E III）。贝尔瑙手稿、摩根手稿和A VII组手稿的重要部分已列入这一版的出版计划。

与在《胡塞尔全集》其余各卷中的情况一样，主体文本补以论文和附录（“增补文本”B部分和C部分）。被置于论文前面的是（作为“增补文本”A部分）——就像已提到的那样——“第12节至第40节文本的第一稿”。把1920—1921年的第一稿与刊于主体文本中的1925—1926年的最后一稿并刊，编者遵循的是胡塞尔的一个注释。这个注释写在F I 37束手稿的封皮上：“1920—1921年超越论逻辑讲座。1923年夏季重讲（可惜做了修改），1925—1926年再次重讲（有的改好了，有的改糟了）。”

编者对论文和附录的编选负责，同样，也对附录在主体文本章节中的归属负责。但编者在编选这些文本时受到一种约束：他得顾及《胡塞尔全集》后续各卷的出版计划，以免抢了它们的先。因此，未动用上面已提到的贝尔瑙手稿、摩根手稿和A VII组手稿。“增补文本”的手稿选自剩下的材料，这些手稿形成于1918年或1920年与1926年之间。附录中有相当一部分取自D 19束手稿和F I 29束手稿。后者包含胡塞尔1922—1923年冬季学期在弗莱堡以“哲学导论”为标题举行的讲座的大部分。胡塞尔本人已把1922—1923年的讲座与这里出版的讲座联系起来。 D 19束手稿是这两个讲座的附录的一个汇集。——关于所有在这一卷付印的手稿或手稿各部分，“考证性补遗”中各自的编者的总说明提供了进一步的说明。

关于文本的版本处理还应说明的是，主体文本的总体编排以及第一稿和论文在段落上的划分都出自编者之手。对于取自讲座的文本，章节或段落的划分不可能以各讲的既有划分为基础，因为各讲开头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识别出来。大多数标题由编者拟就（因此在付印时被置于尖括号内）。在速记手稿中自然很少顾及的标点被补上了，部分做了改动；偶尔在原件文本延续过长而没有分段的地方另起一段。

我在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的合作研究以这一卷的出版而告结束。在此我想向科隆和鲁汶胡塞尔档案馆主任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博士教授、福尔克曼-施卢克（K.H.Volkmann-Schluck）博士教授（科隆）和牧师范·布雷达（Pater H.L.Van Breda）博士教授（鲁汶）等先生们的信任表示感谢，他们以授权这个版本的编辑表示了对我的信任，此外，还以委托我主持科隆档案馆表示了对我的信任。我也感谢科隆和鲁文胡塞尔档案馆的全体同事的支持，这一卷的出版应归功于他们。尤其感谢潘策尔（Ursula Panzer）博士小姐（科隆），她在付印文本的外观设计和校样校对上给了我极为耐心的帮助。我要感谢德国科学研究会，它一年来用专职津贴使这一卷的工作得以可能。

玛格特·费莱舍尔
科隆，1965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