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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当我在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广告小册子上见到《黑塞书信集》四卷本时，我立即写信请德国友人代为购买，后来又见到黑塞的妻子妮侬所编19世纪末，即黑塞青少年时代的书信集出版，亦急急购买。这六本书成为我喜爱的读物，偶尔翻阅，都有喜不胜收之感。但懒散如我，并无翻译书信的打算。直到相爱相伴一生的欧凡君被天使接走，我身体精神备受打击，病了一场后，觉得做点事或许能够减轻思念之情，于是又拿起这六本书，越读越觉得不能亏欠黑塞太多，于是从中选取精华翻译。篇数稍多之后，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黑塞的书信值得更多人来阅读。然而猛然发现自己年岁已高，健康已衰，不知残疾多病之躯能否有时间精力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求助于巩婕和王滨滨二位老师，请她们分别负责1936年至1948年、1949年至1962年书信的选译工作，合力完成了中文版的《黑塞书信集》。
黑塞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有收藏信件的习惯，黑塞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是个几乎有信必回的人，这是对写信人的尊重，也是黑塞发表自己观点的方式。除了来信，他也收藏自己的书信复印件，保存下来的就有三万五千多封，许多他觉得没有必要收藏，散落在各个收信人手中的信，也被《黑塞书信集》四卷本的编辑乌尔苏拉·米歇尔斯、福尔克尔·米歇尔斯和黑塞的儿子布鲁诺·黑塞、海纳·黑塞努力寻回，他们编辑出版这几部书信集绝非易事。而妮侬所编的书信集，除了黑塞少年至青年所写的书信之外，还包括他的父母、祖父、外祖父、哥哥、姐妹、老师、牧师、同学、朋友给他的以及他们之间互相来往的信，内容相当丰富。
我们选取书信的原则是与黑塞生平的重大事件有关，主要包括黑塞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家庭与思想的变化，追求、奋斗、创作的历程，与亲友交往，参加社会活动，对个体化与集体、写作、文学、时事、战争、社会的观察和见解。从1892年到1962年长达七十年的书信，见证了黑塞从少年到老年的生平与经历，也呈现出半个多世纪历史交替与文化变迁的轨迹。
写信是一时给特定个人发出的信息，书信既有目的性，更有私人性。黑塞的书信有些是在冷静地分析问题，带着自己的价值观，难以取悦收信人；有些是以真诚、真实的笔触剖析自己，一丝不苟，没有丝毫的粉饰痕迹；有些是与朋友热切的讨论；除了写给家人朋友之外，还有许多是仔细回应读者和陌生人的询问、求助甚至谩骂，处处带着对个体、社会和文学艺术的关怀。他认真诚挚地回答各种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只要求自己，并不要求他人。许多我们在小说、散文中无法得知的事，却能在书信中娓娓呈现，特别是黑塞从小到老的病痛、对家庭的态度等等，这些是更加具有私人性质的。
书信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黑塞。他从小就想做个诗人，却因神学院的教育过分僵化死板，无法忍受无聊的课程，于是向往自由的小诗人逃学、濒临死亡，被捉回学校后，接着生病，休学。父母焦虑无奈之下，辗转将他送到儿童精神病院疗养，在此，他的精神肉体备受折磨。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愤怒、痛苦、无奈，不断要求父母把他接出疗养院，疗养院的生活使他接近疯狂，他宁愿以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少年称“从我的立场出发，我要像席勒那样说：我是人，有个性有人格的人”。这个立场贯穿黑塞的一生。少年黑塞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反抗中努力救赎自己，而后自学成就自己的。从父母、祖父母、老师、牧师给他的信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不懂得儿童的心理、不懂得人的灵魂需求，即使出于好意，他们的行为却在打击少年的意志，消灭少年的本能，少年黑塞在家庭、学校、神学等传统诸种权威的压迫之下没有被毁掉，说明他内心的力量多么强大！然而，这样的孩子会被当成精神病患看待，连医生也诊断认为这孩子患有精神病，唯一理解他的是他敬爱的外祖父。
那时我十四岁，犯了一个大错，从我上学的毛尔布龙修道院逃跑了。经过一番折腾，回到家的那天，我不可避免地得去见外祖父，向他报告我做的事，并听他对此事的判断和裁决。我心里怦怦跳着上楼到他的书房外，敲门，进屋，走向那位放松地坐在榻上的长髯老者，我向他伸出手去，心想他会说什么，这令人生畏、无所不知的人。他和善地看着我，看着我苍白的带着惧色的脸，露出近乎调皮的微笑说道：“我听说了，赫尔曼，你来了一次小小的天才之旅？”“天才之旅”，他求学期间，对自己的类似行为就是这么称呼的。之后对这件事，他再没提起过一个字。
尽管他的父母是那么虔诚、和善、有爱心的人，尽管黑塞也有过快乐的童年，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而且在离开疗养院后，他努力适应现实环境，上不成学，他便沉浸于文学作品中，因为爱书，最后决定在书店做学徒，也与父母和解了，但黑塞觉得父母不理解他，从少年时代直至中年，他念念不忘的就是父母不理解他。在图宾根的书店做学徒期间，他好不容易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满心欢喜地送给父亲作为生日礼物。而母亲的回信却说，父母虽然欣赏他的艺术天分，但认为他的诗欠缺虔诚、伦理、道德、宗教等美德。这对他打击很大，在愤怒中，他请他们立刻把书寄还给他。成年的黑塞在给姐姐的信中说，这是他毕生的伤痛。
相比于家庭，黑塞似乎更加注重友情。因为一生不被理解，所以一生寻求理解，他的不少信件表达了他需要朋友们的理解，需要人听他讲述心中的感情、酝酿改变思想及写作风格的必要和艰难，以及混乱中对自己的疑问。我们看到他和巴尔、茨威格、罗曼·罗兰、苏尔坎普等人的真挚友谊。与茨威格的通信始于他青年时代，直到茨威格在纳粹时代登上逃亡美国的船只为止。与罗曼·罗兰的深厚友谊建立于“一战”之前，在黑塞备受精神煎熬时，罗兰向他伸出了手，他们两人同样反对战争与流血，反对任何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相信存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艺术文学。苏尔坎普受尽纳粹监狱的酷刑折磨，“二战”结束后，黑塞坚决支持他重新投入出版事业。“苏尔坎普对我而言，主要是个男子汉、是个人物、是有性格的人，我只能说，如果德国拥有千百个这种有性格的人，那么德国就有救了。”黑塞的作品至今仍是苏尔坎普出版社的重点。
黑塞不遗余力地帮助朋友。希特勒上台后，许多从德国逃出的朋友都以他家为中转站，暂住后继续赶路，逃往其他国家，其中就有布莱希特、托马斯·曼、彼得·魏斯等等。黑塞积极向出版社推荐同行和年轻的写作者，值得一提的是，他从1920年代起就发现了卡夫卡的价值，认为卡夫卡的作品表达了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度不安，在艺术上具有真正出色的、无与伦比的表达方式，因此鼓励出版社出版卡夫卡的作品，并不断向读者介绍。他也和家乡儿时的伙伴来往，对与他有不同见解的朋友同样亲近。当然他也受到朋友的许多帮助，比如，他在蒙塔诺拉的房子，就是由好友博德默尔出资，按照他的要求建造的，可以终生居住。
至于婚姻，他最初两段婚姻并不美满。1904年《彼得·卡门青德》出版后，黑塞一举成名，稿费足以使他结婚养家，妻子是比他大九岁的钢琴家玛丽亚·贝尔努利。他们搬进博登湖边上的一家农舍，后来搬到伯尔尼。他们有了三个儿子，这期间黑塞创作成果丰硕，似乎功成名就，生活美满。然而“一战”爆发，他的反战言论使他受尽德国出版界的辱骂、朋友的不解和疏离。接下来的日子里，妻子精神分裂症发作，被送入精神病院，三个幼小的孩子和发病的妻子使他陷入精神崩溃。后来孩子送到朋友处寄养，到了1923年他终于与妻子离婚。其间还在校学习咏唱的少女露特·文格尔与他相识相爱，露特非他不嫁。他明知这样的婚姻不可能长久，还是接受了，他认为这是上天注定的事，他不得不服从。没过多久，他们在1927年离婚了。第三次婚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26年，他与研究艺术史、有犹太血统的妮侬·多尔宾相识，经过几年的磨合，到1931年终于结婚。这段婚姻使黑塞有了稳定的家庭生活，妮侬保护着黑塞，同时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他们和谐相处，直到他1962年去世。
少年时代，黑塞因为贪玩，自制炮仗，眼睛因此严重受伤，他一生备受眼疾的痛苦，书信里，我们不断读到他对眼疾的抱怨。他抱怨的事情很多，其中包括少年时代被诊断的“精神病”，还有头痛、坐骨神经痛，中年后他经常得去温泉疗养院，于是有了《温泉疗养客》这本接近自传的书。可以说，他的书信，也可以看作他的疾病史。
关于信仰，我们在书信中看到，黑塞多次谈到，小时候受到的不得当的引导使他脱离基督教。然而生长在虔诚派家庭，认真、勤劳、真诚等美德深深印在他的身上。他本人经历了印度和中国思想的洗礼，他的信仰曾经是老子，也曾经是印度教，他认为《悉达多》的结尾相比于印度思想更近乎道。在完成《悉达多》之后，他的信仰终于回归基督教。对于信仰问题，他认为世上仅仅存在一位神，一种真理，每个民族、每个时代、每个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从不同的途径寻求神，不断形成不同的信仰形式。他相信生命的一体性，人们在面具之下显露真正的自我，稚气的、虔诚的、单纯的感情相通，也与天地万物相通。
“一战”期间，黑塞因为眼疾申请免于服兵役，取而代之的是担任德国红十字会与瑞士战俘关怀中立机构的联系人。他尽心尽力为战俘争取福利，为他们寄书报，能力所及时，还在圣诞包裹里装入一点食物。二十万在法国的德国战俘急切等待着他寄去的精神食粮。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战俘中，除了少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多人希望读的书是消遣性小说，他自己也因此对卡尔·迈所写的通俗故事有了新的评价。黑塞到处写信请人捐书，自己给战俘办了一份刊物。到了停战时，他在最后一期上写了一封与战俘的告别信，请他们不要心怀仇恨，而要从战争带来的痛苦中获得新生的力量。
“一战”对黑塞整个人生影响巨大，他见到的现实世界与自己的内心完全无法和解，于是孤独无援，深陷痛苦。他感到原先的生活过分舒适，与世无争让自己付出了太多代价，作品中的和谐其实是虚幻，他必须好好内省在这个充满罪行的纷乱世界中到底应该如何自处，觉得必须改变写作风格，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说。此时的他，失去家庭、财产、房子，于1919年独自躲到瑞士偏僻的蒙塔诺拉隐居，生活简朴，在树林中散步时，捡起几颗栗子就是一顿饭。而他的新作，如《童话》《德米安》，受到友人和读者的质疑和不解，他们认为他失去了早期作品中和谐美妙的氛围。他自己也质疑写作的意义，将画画作为精神的依托。这是黑塞生命中第二次的蜕变，和少年时代挣脱出樊笼一样痛苦而艰辛。在不断的求索中，他逐渐写出了《窥探混沌》（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集）、《悉达多》、《荒原狼》、《纳齐斯与戈德蒙》、《玻璃球游戏》等名作。
对德国，从“一战”到“二战”，他始终反对狂热的民粹主义，反对把人类分成两个阵营再唆使他们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互相残杀。使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光明时代的人，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更新的人，可能是那些受苦受难、放弃暴力的人。他觉得战败是好事，德国战后的苦难应该引起的是反思而不是对战胜国的敌视。黑塞和德国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他对战争和民粹主义的态度曾引起德国人的不满，“一战”后的几十年间，德国几乎不印他的书，视他为卖国贼。“二战”结束后，他获得歌德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又成为德国的代表人物，东西德都以他作为国家荣誉的宣传，这个时期他比任何时候都想躲避名声。一方面黑塞是德国的骄傲，许多人喜欢他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没有深度，有人讽刺他是乡下的园丁。反倒是在国际上，他被全世界的青年视为明灯，他说的话，往往能够触动他们的灵魂。
黑塞一生孤独，是一个独行者，他不愿意参与任何机构、团体、党派，无论是托马斯·曼邀请他重回普鲁士艺术学院做院士，还是各种团体召唤他加入，他都一一婉拒，卡夫卡的好友布罗德请他呼吁与参加以色列建国的活动，他也予以拒绝。这并不代表他不关注世事，而是他老早看透，作家应该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全力以赴写出触动个体灵魂的作品，而不应成为任何团体的代言人，更要时刻警惕被狭隘的集体狂热绑架。
他始终以艺术家的目光看待世界，虽然思想民主，感情却是贵族化的，认为不管外部情况有多么糟糕，每个人仍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以自己的方式尽力而为，即使结果是使自己受苦受难。作为诗人和作家，他能做的就是努力使一小群理解他也能够受他影响的人，在这个沉沦于金钱和战争的世界上，让生命葆有灵魂，或至少维持住对灵魂的向往。在给青年朋友的信中，他说，无论世界多么黑暗，我们的“任务”是带着我们的问题四处行走，我们要发现这危险生命的美好，也要把这生命活出美好。
在书信中，我们见到走在深渊边缘的黑塞，也见到充满爱和希望的黑塞，见到不断埋怨与满是愤怒的黑塞，也见到温柔幽默的黑塞，但也可以说，我们见到的黑塞只有一个，那就是毕生寻找自我、坚守自我、成为自我的黑塞。黑塞始终忠于灵魂深处的召唤，始终相信每一位个体存在于世的使命和价值，当我困于病榻阅读他的书信时，仿佛一位老友在耳畔娓娓诉说生命的真义，为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慰藉。我曾将部分译好的书信分享给年轻的朋友，他们说，在这个依然存在着战争、动荡和诱惑的时代，黑塞具有永恒的魅力，这让我感到高兴。我衷心希望能通过本书，将这份慰藉带给更多的朋友。
谢莹莹
2022年6月24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