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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显然也持这个意见。审讯没有推迟。它按期举行来满足法律的要求；旁听的人很多，无疑是为其中的人情味而来。就事实来说，没有什么不确定的，我是说那个重要事实。‘巴特那号’如何受伤无法查明，法庭也不期望查明；在所有的听众中，没有一个人在乎。然而，像我告诉你们的，港口所有的水手都来旁听了，水边做生意的人也派代表出席。他们是否知道，吸引他们来的，是纯粹心理方面的原因，期待着对人情感的力量、影响和可怕做出某种重要揭示。自然，没有这样的东西能被揭露出来。对唯一一个能够和愿意面对审讯的人所做的问询，是在徒劳无益地围着众所周知的事实绕圈子；就此提出的问题，就像用锤子锤一个铁盒来取出盒子里面的东西，劳而无获。然而，官方审讯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它的目的不是找出此事根本的‘为什么’，而是表面上如何发生的。
“那个年轻小伙本可以告诉他们。尽管听众们感兴趣的就是那件事，但对他提的问题，在我看来让他偏离了，比如说，唯一值得知道的真相。不能期待合法当局去探究一个人灵魂的状态，或只是他肝脏的状态。他们的职责是落实到结果上，坦白说，一个漫不经心的警务司法官和两个航海陪审员也做不了别的。我不是暗指这些人愚蠢。法官非常耐心。其中一个陪审员是位红胡子的帆船船长，个性虔诚。另一位陪审员是布莱尔利。你们中一定有人听说过大个子布莱尔利，蓝星航线最优秀船只的船长，就是那个人。
“对于强加给他的这份荣誉，他好像非常厌倦。他一生中都没犯过错，没发生过事故，也从未有过灾祸，一路稳步上升，从未受阻，他是那种幸运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犹豫，更不会怀疑自己。三十二岁，他就驾驶着从事东方贸易的最好的船之一，而且他很看重自己所拥有的。他的船举世无双。如果你直接问他，我想他会承认，在他看来没有像他这样的船长。选择落到了合适的人身上。没有指挥十六节钢船‘奥萨号’的所有其他人，都是很可怜的生物。他在海上救过人的命，拯救过困境中的船，拥有一个保险商赠送的金质航海经线仪，一副某个外国政府赠送的双筒望远镜，上面刻着合适的题词，来纪念他的这些贡献。他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优点和回报。我还算喜欢他，尽管我知道有些谦恭友好的人完全无法忍受他。我丝毫不怀疑他认为自己极其优越于我。的确，即使你是整个东西方的皇帝，都无法忽略自己在他面前的劣势，但我无法有真正被冒犯的感觉。他不会因为我可以避免的事而鄙视我，也不会因为我的所为而小瞧我，你们明白吗？我不值一提，仅仅是因为我不是地球上那个幸运的人，不是指挥‘奥萨号’的蒙塔古·布莱尔利，不是刻有题词的金质航海经线仪和嵌银双筒望远镜的主人，它们证明着卓越的航海技艺和不可战胜的勇气；没有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优点和回报，外加一只黑色猎犬的爱和崇拜——它是同类里最令人赞叹的——因为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被这样一只狗如此这般地爱过。无疑，让这一切强加在自己身上，真是够恼人的；但是当我想到，在这些致命的劣势里，我是跟其他差不多十二亿人联系在一起的，我就发现自己能够忍受他轻蔑而好脾气地赐予我的那份怜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模糊而吸引人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定义过这种吸引力，但有时会嫉妒他。生活的刺痛影响不到他扬扬自得的灵魂，就像一个大头针的划痕无法破坏一块石头光滑的表面。这令人羡慕。当我看着他坐在谦逊、面色苍白的主审法官一侧，他的自满向我和世界呈现出花岗岩般坚硬的表面。不久之后，他就自杀了。
“难怪吉姆的案子让他厌烦。当我近似于恐惧地思考着他对那个被审讯的年轻人无限的蔑视时，他或许在默默地审讯自己。最后的裁决，一定是不可赦免的罪行，因此在一跃入海的时候，他把秘密的证据带走了。如果我对人有所了解，事情一定是极为严重的，应该是那种唤醒了信念的琐事——使得某种想法进入了生活，而它的陪伴是那人所不习惯的，无法再活下去；我知道不是因为钱，不是因为酒，也不是因为女人。他在审讯结束后勉强生活了一个星期，跳到船外落进了海里，而距他离开港口出海，还不到三天；仿佛就在那个点上，在大海中，他突然意识到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敞开了，在迎接他。
“然而，这不是心血来潮。他灰发的大副，是位一流的水手，一位对陌生人友好的老伙计，但在和自己船长的关系上，他是我见过的最傲慢无礼的大副，他会眼含泪水地讲述这段故事。他早上到甲板的时候，布莱尔利好像在图表室写东西。‘当时差十分钟四点。’他说，‘当然了，午夜执勤还没交接班。他听到我在舰桥上和二副说话，就把我叫了进去。我讨厌去，马洛船长，事实是我受不了可怜的布莱尔利船长，这么跟您说我自感羞愧；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样子。他越过太多人被提拔，就别说我了；他用一种该死的方式让你觉得羞惭，仅仅是通过说“早上好”的那副样子。我从来不跟他说话，先生，除非是职责上的事，在这个时候，我尽量友善。’（他恭维了自己。我常好奇，布莱尔利是怎么忍受他的行为的，哪怕是半个航程。）‘我有妻儿。’他继续道，‘而我在公司干了十年，总是期待着下次当船长的是我，真蠢。他说，就像这样：“到这里来，琼斯先生！”用的是他趾高气扬的声音，“到这里来，琼斯先生！”我进去了。“我们记下她的位置。”他说，俯身在图表上，手里拿着圆规。根据常规，下班的副官在执勤结束的时候会这么做。然而，我什么也没说，看着他用一个小十字标记了船的位置，写下了日期和时间。我此刻仍能看到，他在写着他精致小巧的数字：“十七，八，凌晨四点。”年份用红笔写在图表的顶端。他的图表从来不会用超过一年，布莱尔利船长不会。这张图表现在在我这里。写完后，他站着看自己做的标记，冲着自己笑，然后抬头看我。“她再这样行驶三十二英里，”他说，“就畅通无阻了，那时你可以修改航线，向南转二十度。”’
“‘我们那次从赫克托尔礁以北经过。我说：“好的，长官。”心里不明白他瞎忙什么，因为不管怎么样，修改航线的时候我都会叫他。就在这时，钟敲了八下
：我们走出来到了舰桥上，二副在下桥前，像往常一样说：“测速仪上是七十一。”布莱尔利船长看了一眼罗盘，又看了一下四周。天是黑的，没有云，所有的星星都出来了，清晰可见，就像在高纬度的地方有霜的夜晚。突然，他带着一种轻微的叹息说：“我到船尾去，会亲自把测速仪给你调成零，这样的话不会有差池。在这个航线再行驶三十二英里，你们就安全了。我们看一下，测速仪上需要调整百分之六；然后，按照指针行驶三十英里，你就可以立即向右转二十度。用不着多走路，不是吗？”我从来没听他一次说这么多，而且在我看来根本没必要。我什么也没说。他下了梯子，他的狗只要他动就会跟在他的脚后跟，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它也跟着滑下了梯子。我听到他靴子的后跟在后甲板上的嗒嗒响声，然后停下了，对狗说：“回去，洛夫。回到舰桥去，孩子！去吧，快！”然后他在黑暗中朝我喊：“把那只狗关在图表室，琼斯先生，好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他的声音，马洛船长。这是他说给活人听的最后的话，先生！’说到这里，这位老伙计的声音变得非常不稳定。‘他是怕这可怜的畜生跟着他跳下去，您看不出来吗？’他嗓音颤抖着继续道，‘是的，马洛船长。他把测速仪帮我设置好了。他，您能相信吗？还给它上了一滴油。他把加油器留在了一边。五点半的时候，水手长的助手把水龙带拉到船尾，要清洗那里。过了没多久，他停下了，跑上舰桥。“琼斯先生，您能到船尾来吗？”他说，“有件奇怪的东西。我不想碰它。”是布莱尔利船长的金质航海经线仪，被小心翼翼地用它的链子挂在了栏杆下。’
“‘我一看到它，立马想到了什么，然后明白了，先生。我的双腿都软了。好像我是看着他翻过去的，而且我能说出他被落在了后面多远。曳绳计程仪记录的是十八又四分之三英里，主桅周围少了四个铁的缠索栓。我想是装在了他的口袋里帮他下沉；但是，天啊！四个铁缠索栓对于像布莱尔利船长这样强壮的人来说算什么，或许他对自己的信心在最后的时候动摇了一点。我想，这是他整个人生中唯一一次露出慌乱的迹象；但我愿意为他担保，一旦跳了下去，他就没有试图划过一下，正如他意外落水，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有足够的勇气游上一整天。是的，先生！他无与伦比，正像他自己说的，我就听到他这么说过。他在午夜执勤的时候，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公司，另一封写给我。他就航程给了我很多指导——其实，在他学成出师之前，我就干这行了。就我应该如何应对公司在上海的人，他给了无数提示，以便我能保住“奥萨号”的指挥权。他像一位父亲，写给自己最爱的儿子，马洛船长，我比他大二十五岁，在他还穿过膝短裤的时候，我就已经航海了。在他给船主们的信里——信没有封，是留给我看的——他说他总是为他们尽职尽责，直到最后一刻。即使在这一刻，他也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因为他把船留给了一位最能干的水手——指的是我，先生，指的是我！他告诉他们，如果他生命的最后一举，没有带走他在他们那里的信誉，他们应该重视我忠诚的服务和他热情的举荐，填补他的死亡造成的空缺。先生，还有很多类似的话。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让我觉得浑身不舒服。’老伙计非常不安地继续道，用抹刀一样宽的拇指尖抹去了眼角的什么东西。‘先生，你会觉得他跳了海，仅仅是为了给一个不走运的人最后晋升的机会。震惊于他用如此可怕匆忙的方式离开，想着我因为这个机会而稳操胜券，我有一个星期都几乎失去理智。但不必担心。“帕里翁号”的船长被调到了“奥萨号”，他在上海上了船，一个装腔作势的人，穿着一身小方格绒套装，头发中分。“哦，我是……哦……你们的新船长，琼斯……哦……先生……先生。”他泡在香水里——这让人很讨厌，马洛船长。我敢说，是我看他的眼神让他说话结巴。他嘟囔着说，我自然很失望……我最好立马知道，他的大副被晋升为“帕里翁号”的船长了。当然了，这与他无关，大概公司最清楚……对不起……我说：“先生，您别操心老琼斯，诅咒他的灵魂，他习惯了。”我一下就看出，自己让他敏感的耳朵受惊了，当我们坐在一起用第一顿午餐的时候，他就开始用讨厌的方式挑船上的不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我在潘趣和朱迪木偶剧
里都没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我咬紧牙关，把眼睛胶在了盘子上，尽量保持冷静；但最后，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他一跃而起，踮起了脚尖，弄皱了浑身漂亮的羽毛，像只小斗鸡。“你会发现自己要对付的人跟已故的布莱尔利船长很不同。”“我发现了。”我说，非常阴沉，但装着忙碌地吃肉排。“你是一个老恶棍，哦，琼斯……先生，而且公司知道你是个老恶棍。”他冲着我尖叫。那些讨厌的杂役站在旁边听着，嘴角咧到了耳边。“我可能不可救药，”我回他道，“但还没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需要忍受看着你坐在布莱尔利船长的椅子上。”说着，我放下了刀叉。“你想自己坐在这里，这就是你觉得鞋子挤脚的地方。”他讥讽道。我离开了餐厅，收拾起自己的破衣烂衫，上了码头，所有的行李都堆在脚边，等待着装卸工到来。是的。漫无目的地在岸上服务了十年之后，六千英里之外有一个可怜的女人和四个孩子，靠着我一半的薪水过日子。是的，先生！我情愿丢掉工作，也不愿听到布莱尔利船长被侮辱。他把他的夜用望远镜留给了我，就在这里，他希望我能照顾他的狗。这就是它，嗨，洛夫，可怜的孩子。船长在哪里，洛夫？’
“那条狗抬头看着我们，黄色的眼睛里满是忧伤，悲哀地叫了一声，趴到了桌子底下。
“这一切都发生在两年多之后，在那艘海上废墟‘火焰女王号’上，这个琼斯当上了船长。也是因为说不清的运气，从马瑟森那里得来的，他们一般叫他‘疯狂马瑟森’。就是那个在海防港被占领之前，在那里混日子的人，你们知道的。老伙计抽着鼻子继续道：
“‘唉，先生，布莱尔利船长会在这里被记住，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记住他的话。我给他父亲写了信，详细说明了情况，但一个字都没收到，既没有一声感谢，也没有一声见鬼去吧！什么都没有！或许他们不想知道。’
“眼泪汪汪的老琼斯用一块红棉布手帕擦着他的光头，那条狗悲伤地吠叫着，那间苍蝇嗡嗡、脏乱不堪的小船室，是纪念布莱尔利唯一的圣地。这番景象，为布莱尔利为人记忆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薄薄的、怜悯的面纱，它是命运在人身后所做的报复，为的是他对自身辉煌的信仰，这差点就骗过了他的一生，以为它没有自己法定的恐惧。几乎是！或者完全是。谁知道他就自己的自杀，又诱使着自己，采取了怎样恭维的看法？
“‘他为什么做那鲁莽的事，马洛船长，你能想得到吗？’琼斯问，手掌合在了一起。‘为什么？这难倒我了！为什么？’他拍打着自己布满皱纹的低低的额头。‘如果他又穷又老还欠债，如果他从来没有机会，或者是疯狂，但他不是那种会疯的人，他不是。你相信我。对于他的船长，如果有连一个大副都不知道的事，那这样的事也不值得了解。年轻，健康，有钱，没有负担……我有时候坐在这里想啊想，直到脑袋嗡嗡作响。应该是有原因的。’
“‘放心吧，琼斯船长。’我说，‘不是任何会困扰到你我两个人的事。’然后，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头脑中的混乱，可怜的老琼斯找到了令人惊奇的深邃话语。他擤了一下鼻子，悲哀地朝我点着头：‘唉，唉！你和我都没把自己看得那么重。’
“当然了，回想起我和布莱尔利最后一次谈话，里面隐含着他对死亡的认识，紧接着是它的到来。在审讯的过程中，我跟他最后一次交谈。那是第一次休庭后，他在街上追上我。他当时处于恼怒的状态，留意到这点我很惊讶。当他屈尊跟别人说话时，通常都是完全平静的，带着一丝自得其乐的包容，好像跟他说话的人的存在，是个很好玩的笑话。‘你瞧，他们抓我参加这个审讯。’他以此开始，然后有那么一会儿，边抱怨边详述每日出庭的不便。‘老天知道要持续多久。我想得三天。’我静静地听他说，当时觉得，这只不过是摆架子的一种方式。‘有什么用？这是人能想到的最瞎忙的事。’他激动地继续道。我评论说没有别的选择。他用一种被压抑的愤怒打断了我：‘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像个傻瓜。’我抬头看他。这对于布莱尔利来说——当他说起他自己的时候——算是很过火的话。他突然停下了，抓住我衣服的翻领，轻轻拽了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折磨那个年轻人？’他问。这个问题与我自己的某个想法如此一致；眼前浮现出潜逃的叛节者的身影，我马上答道：‘我也莫名其妙，除非是他让你们这么做。’看到他认同这句话，我很惊讶，这句话的意思相当模糊。他愤怒地说：‘唉，对啊！他难道看不到他那可怜的船长已经逃了？他期待着发生什么？没什么能救他。他已经完了。’我们沉默着向前走了几步。‘为什么受这份窝囊气？’他大声说，很有东方表达的力道——这是你在东经五十度能够发现的唯一一种力量。我很好奇他的想法指向哪里，但现在，我强烈怀疑这绝对是因为他的性格：在心底，可怜的布莱尔利一定是想着自己。我向他指出，大家都知道‘巴特那号’的船长中饱私囊，几乎在哪里都能有逃跑的钱。吉姆却不行：眼下，是政府出钱让他住在水手之家，他可能兜里连一分钱都没有。逃跑是要花钱的。‘是吗？不总是这样。’他说，苦笑了一下，听到我的话后，又说，‘那好吧，让他爬到地下二十英尺的地方，别出来！老天，我会那么做。’不知为什么，我感受到他的语气带来的冒犯，于是说：‘他面对的方式，也是一种勇气，尽管知道如果他离开，没人会费事去找他。’‘见鬼的勇气！’布莱尔利咆哮道，‘那种勇气没法让人正直，我一点都不在意这种勇气。如果一定要说，它是一种懦弱——软弱。我跟你说，我出两百卢布，你出一百，让那个叫花子明天一早消失。如果这人不向别人索要钱财，说明他是绅士，他会明白，他必须明白。这可恶的关注太让人震惊；他坐在那里，而所有这些讨厌的当地人、印度水手长、印度水手、舵手都在提供证据，足以让人因为羞辱而烧成灰烬。这糟糕透顶。马洛，难道你不觉得、你不认为这很糟糕？好了，难道你不是一个水手？如果他离开，这一切都会立即停止。’布莱尔利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同寻常地生气，像是要掏出钱夹。我阻止了他，冷冷地说，这四个人的懦弱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我想，你称自己是海员？’他愤怒地说。我说我正是这样称自己的，也希望自己就是。他听我说完，用大大的手臂做了个手势，像是要否定我的个体性，把我推进人群里。‘最糟糕的是，’他说，‘你们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尊严感；对于你们应该是什么，思考得不够。’
“我们边说边慢慢走，停在了港务局对面，正好能看见‘巴特那号’的大块头船长消失的地方；他消失了，犹如一片微小的羽毛，被飓风带走了。我微微一笑。布莱尔利继续道：‘这是个耻辱。我们中间什么人都有，其中包括天生的无赖；但是，该死，我们必须维护职业的体面，否则，我们就跟众多四处闲荡的流浪汉没有区别。我们被信任。你明白吗？被信任！说实话，我根本不在乎从亚洲来的那些朝圣者，但一个体面的人不会这么干，即使运的是整舱包裹着的破烂。我们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唯一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就是那种体面的声誉。这样的事摧毁人的自信。一个人有可能在他整个的航海生涯中，都用不着表现自己的坚强。但当形势需要的时候……啊哈！……如果我……’
“他停下了，声音变了：‘我现在就给你两百卢布，马洛，你去跟那家伙说。该死！我希望他从来没到过这里。事实上，我想我们两家人彼此认识。他父亲是位牧师，我现在记起来了，去年，我待在埃塞克斯堂兄家的时候，见过他一面。如果我没弄错，那老家伙好像觉得自己的水手儿子会成功。可怕。我没法自己做这件事，但是你……’
“就这样，因为吉姆，在他把自己的现实与虚假一起交付给大海前几天，我看到了真正的布莱尔利。我当然拒绝管这闲事。他最后说‘但是你’的语气（可怜的布莱尔利，他没办法），好像隐含着我像一只虫子一样不为人注意，这使得我愤怒地看待他的提议，由于被激怒，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心里开始确信：审讯对于那个吉姆来说，是个严厉的惩罚，而他的直面——实际上是他自愿的——是这个糟糕的事件中，一个救赎的特征。在这之前，我还没这么肯定。布莱尔利一怒之下走开了。与现在相比，他当时的思想状态对我来说更像个谜。
“第二天，因为到法庭晚了，我一个人坐着。我当然忘不了和布莱尔利的对话，而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在我眼皮底下。一个的行为和举止透露着阴郁的冒失，而另一个则是轻蔑的厌倦；然而，一个态度并不比另一个态度更真实，我清楚：其中一个不是真的。布莱尔利不是厌倦，是愤怒；如果是这样，吉姆也未必是冒失。根据我的理论，他不是。我想他应该是没有希望。就是在这时，我们的目光相遇。只是，他看我的眼神让我失去了任何想跟他交谈的意图和勇气。不管是哪种可能——傲慢或绝望——我都觉得自己对他没什么用。这是审讯的第二天。在我们交换目光后不久，审讯又一次被推到了下一天。白人们马上开始离开。吉姆在这之前，已经被告知走下证人席，因此，他是最先走出去的人之一。我看到他的头和宽阔的肩膀在门口的光里显现出轮廓；我和一个人慢慢往外走——是个陌生人，在随意地跟我闲聊——还没走出法庭，我能看到他双肘撑在游廊的栏杆上，背对着小溪一样的人群流下那几级台阶。有低语声和靴子拖地走的声音。
“下个案子我想应该是对一位放款人的人身攻击；被告——一位可敬的、长着笔直白胡子的村民——就坐在门外的一张席子上，周围站着或蹲着他的儿子和儿媳们、他的女儿和女婿们，我想，甚至也包括了整个村子半数的村民。一个苗条的深肤色妇女，一部分后背和一个深色的肩膀袒露在外，鼻子上戴着一个细细的金环，突然像泼妇一样尖声说起话来。跟我一起走的人，本能地抬头看她。我们当时正走出门口，从吉姆魁梧的身后经过。
“是不是那些村民带来的黄狗，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那里有只狗，一声不响，偷偷摸摸地在人们的腿中间溜进溜出，就像当地的狗习惯做的那样，我的同伴被它了一跤。狗一下跳开了，没有发出声响；那人稍稍抬高了声音，慢慢笑着说：‘看那只可怜的狗。’紧接着，我们就被往里挤的人分开了。我向后靠墙站了一会儿，那个陌生人则设法下了台阶，不见了。我看到吉姆转过了身。他向前走了一步，挡住了我的路。只有我们两个；他怒视着我，带着倔强、坚定的神情。我意识到自己被拦住了，打个比方说，就像在一座树林里遭遇了强盗那样。当时，游廊上已经没有人，法庭里的吵闹声和走动声也停了下来：巨大的静谧落在了这座建筑上，在这静谧中间，从法庭深处的某个地方，传来一个东方的声音，它开始悲惨地抱怨。那条狗，正要尝试偷偷溜进门的时候，急匆匆地坐下来捉跳蚤。
“‘你跟我说话了吗？’吉姆很低声地问。他身体向前倾，不是朝向我，而是直冲着我，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马上说‘没有’。他平静的语调里有一种声音，警告我要自卫。我看着他。很像是林中相遇，只是议题更加不明确，因为他既不可能要我的钱包，也不可能要我的命——没有我可以简简单单、心安理得放弃或防卫的东西。‘你说你没有。’他说，非常阴沉地，‘但我听到了。’‘误会。’我抗议道，完全摸不着头脑，眼睛紧盯着他。看着他的脸，就像看着雷响之前暗下来的天空，一层一层的阴影不为人觉察地涌上来，在渐趋成熟的暴力的平静里，昏暗越来越神秘、浓重。
“‘据我所知，我没有在你面前开过口。’我实实在在地跟他说。这样离奇的遭遇也开始让我有些生气。现在想来，我这一辈子都没离打斗这么近过——我是实话实说，用拳头打。我想我有某种模糊的预感，要发生不测。并不是他主动威胁我。相反，他被动得出奇，你们明白吗？但他在逼近，虽然不是特别高大，但看上去能摧毁一堵墙。我留意到，最令人心安的迹象，是一种缓慢、呆滞的犹疑，这应该归功于我态度和语气里明显的真诚。我们彼此面对着。在法庭里，人身攻击案还在继续审理中。我听到一些词：‘哦……水牛……木棍……出于极大的恐惧……’
“‘你整个早上都盯着我看，什么意思？’吉姆终于说话了。他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又低下头。‘难道你想让我们所有人，出于对你脆弱情感的考虑，都低头坐着吗？’我尖锐地反驳道。我不会温顺地屈服于他任何荒谬的行为。他又抬起了双眼，这次一直盯着我的脸。‘不，那没什么。’他说，看神情像是在跟自己商榷这句话的真实性。‘那没什么。我熬过来了。只是……’他开始加快了语速，‘我不允许任何人在法庭外面对我口出恶言。有个人是跟你在一起的。你跟他讲，我知道，这都没什么。你跟他说话，但想着让我也听到……’
“我向他保证，他的错觉错得令人惊讶。我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以为我不敢对此表示不满。’他说，带着一丝淡淡的苦涩。我对他足够感兴趣，能够觉察到最细微的表达，但仍是一头雾水；然而，我不知道这些话里面的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是那个短语的语调，突然诱使我体谅他的一切。我不再因为陷入意想不到的窘境而气恼。是他在某些方面出了错，他在出纰漏。我有个直觉，他的错误，在性质上是可憎而且不幸的。为了体面，我急于结束这场对峙，就像一个人急于打断无缘无故、令人憎恶的倾诉。最滑稽的是，在所有这些更高层面的考虑中间，我觉察到某种恐惧，害怕这场相遇可能——不，十有八九——会以丢人的打斗结束，而我将无法对此做出解释，它会让我很可笑。我不追求一个三天成就的明星，成为被‘巴特那号’大副打青了眼的人，或诸如此类的事。他多半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至少在他眼里，自己是很有道理的。他虽然看上去安静，甚至有些迟钝，但不用什么魔法也能看得出来，他正就某事生着惊人的气。我不否认，自己极其渴望安抚他，并愿意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但却无从下手。你们可以想象，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完全蒙在鼓里，没有一丝亮光。我们沉默地面对面站着。他迟疑了大概有十五秒，然后靠近了一步，我准备好了躲避他的拳头，尽管我可能没有动过一块肌肉。‘即使你有两个人加起来那么高大，有六个人那么强壮。’他轻声说，‘我也会告诉你我如何看你。你……’‘住口！’我大声说。这让他有了片刻的克制。‘在你说出如何看我之前，’我很快地接着说道，‘烦请让我知道我说了或做了什么。’接下来，是稍微的停顿，他愤怒地打量着我，而我用上了超自然的努力，想要回忆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被法庭里传出的一个东方声音打断了，那声音正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地抗议被指控说谎。然后，我们几乎同时开口。‘我马上就让你知道我不是……’他说，语气里透露出危险。‘天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也在同一时间，发出了诚挚的抗议。他试图用责备的眼神压垮我。‘现在，当你发现我不怕的时候，就想洗清自己。’他说，‘你说谁是条狗，嘿？’终于，我明白了。
“他审视着我的脸，像是在找一个出拳的地方。‘我不允许任何人……’他威胁地嘟囔道。这确实是个可恶的误会，他彻底暴露了原形。我没法向你们描述自己有多惊讶。我猜他看到了我的情感在脸上的一些反映，因为他的表达发生了些许变化。‘老天！’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不会以为我……’‘但我肯定听到了。’他坚持道，从这场可悲的吵闹一开始到现在，他第一次提高了嗓门。然后，带着一丝鄙夷，他补充道：‘那么说，不是你？好吧，我会找另外那个人。’‘别傻了。’我愤怒地喊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听到了。’他又重复道，阴郁而坚定，不依不饶。
“或许有人会嘲笑他的顽固，但我没有。哦，我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被自身的冲动如此无情地戏耍。仅仅一个字就剥夺了他的谨慎，这种谨慎对于我们内在的体面，比身体上外在着装的得体，更必要。‘别犯傻了。’我重复道。‘但另一个人是这么说的，你不否认吧？’他清晰地说，毫不畏惧地看着我的脸。‘不，我不否认。’我说，跟他对视着。终于他的眼睛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下看。一开始，他看上去像是不理解，然后是困惑，最后是惊讶和慌恐，好像狗是怪物，而他从未见过狗似的。‘没有人想过要侮辱你。’我说。
“他端详着那可怜的生物，它像尊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竖着耳朵，尖尖的鼻口朝向门里面，突然像机械一样去抓一只苍蝇。
“我看着他。他白皙、被太阳晒黑的红肤色，突然在脸颊处的汗毛下颜色加深了，侵入了额头，扩散到了卷发的发根。他的耳朵变得通红，就连眼睛清澈的蓝色，也因为头猛地充血而颜色深了许多。他微微噘起了嘴，颤抖着，像是要号啕大哭。我看得出来，这太羞辱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也有可能是出于失望，谁知道呢？或许他期待着捶我一顿，以安抚和平复自己？谁知道他想从这次吵闹中，获取怎样的宽慰？他竟然还单纯地期待着得到些什么，而这事，只是让他白白暴露了自己。他对自己很坦率——对我更不必说了——疯狂地希望用这种方式达到某种有效的辩驳，而颇为讽刺的是，星星们违了他的意。他的喉咙里发出了一个模糊的声响，就像一个人头上被砸了一下，但没有完全被砸晕。太可怜了。
“直到走出大门有一段距离了，我才追上他。最后，我不得不小跑起来，但当我在他肘边气喘吁吁地责备他逃跑时，他说：‘绝不！’旋即又陷入了窘迫。我解释说，我绝不是指他要逃离我。‘不逃离任何人，不逃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他表情固执地断言。我忍住了，没有向他指出一个明显的例外，这个例外适用于我们中最勇敢的人；我觉得，他很快就会自己发现这一点。他耐心地看着我，而我则思考着要说些什么，却一时无言以对，他开始继续往前走。我跟上，着急不让他走掉，于是匆忙说：‘我无法让他对我的……我的……’我结结巴巴地说，留下一个虚假的印象。当我试图完成这个短语的时候，它的愚蠢震惊到了我，但一句话的力量，与它本身的意义及其结构上的逻辑并无太大关系。我愚蠢的嘟嘟囔囔好像开了他的心。他打断了我的话，谦恭而温和，显示出强大的自控力，或是令人惊叹的态度上的灵活。‘全是我的错。’这个表达让我倍感惊奇：他像是在指涉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难道没有理解其可悲的意义？‘你很可能会原谅我。’他继续道，又有些悻悻地说，‘在法庭上，所有这些瞪着眼睛看的人，就像一群大傻瓜——因此，事情有可能像我想的那样。’
“令我惊奇的是，这突然打开了我看待他的一个新角度。我好奇地看着他，遇上了他毫不畏惧、无法看透的双眼。‘我忍受不了这样的事。’他非常简明地说，‘我也不打算忍受。在法庭上，是另一回事；那是我需要忍受的，我也能忍受。’
“我不假装自己理解了他。他让我看到的有关他的景致，就像浓雾中透过变换的缝隙瞥见的事物，是少量生动但转瞬即逝的细节，无法就一个地区整体的样貌，给出一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这些细节喂食着人的好奇心，但却无法满足它；它们对于位置的确定，也毫无益处。整个看来，他会将人引入歧途。那天深夜，在他离开之后，我就是这样对着自己、对他进行总结的。我当时在马拉巴尔酒店住了几天，在我的盛情邀请下，他在那里和我共进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