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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的训练，他开始了海上生活，进入了他在想象中如此熟稔的领域，却发现它们平淡无奇，并无冒险可言。他经历了很多次航程，知道了水天之间有魔力的单调生活：他得忍受别人的批评、大海的苛求，还有乏味、严格但却带来面包的日常职责——唯一的报偿是对工作完美的爱，但这个报偿却巧妙地避开了他。然而，他没有回头路，因为没有比海上生活更诱人、更祛魅、更虐心的了。此外，他的前景也不错。他有绅士派头、冷静、温顺，对自己的职责了如指掌；不久，小小年纪的他就在一艘令人满意的船上当了大副，其间从未经受过海上某些事件的考验；这些事件会把一个人内在的价值、性格的棱角和根本的品质暴露在日光下；不仅会把他坚忍的意志和他所隐藏的秘密的真相揭示给别人，也揭示给他自己看。
在那期间，仅有一次，他再次瞥见了大海在其愤怒里表现出的认真劲儿。其实，真相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会经常地被明示出来。冒险和狂风中的危险有很多层次上的差异，只是偶尔在事实的表面上显现出意图的邪恶和暴力——有一种无法描述的东西，把它强加在人的心灵和头脑里，让他觉得这个意外事件的复杂化或者是这些自然要素的愤怒，正带着险恶的用意袭击他，它们的力量超出了控制，它们的残暴不加节制，意在把他的希望和恐惧、他的疲惫带来的痛苦和他对休息的渴望，统统扯出来；它意味着猛击、摧毁和消灭所有他看到、知道、爱、享受和憎恶的一切：所有无价和必需的一切——阳光、记忆、未来；它意味着通过简单而骇人地夺去他的生命这种行为，把整个宝贵的世界完全从他的视野中清除。
在某个星期的一开始，吉姆被落下的帆桁砸伤了。后来，他的苏格兰船长曾说：“伙计！你能熬过来，对我来说完全是个奇迹！”有很多天，吉姆都是平躺着，头发昏，人垮了，没有希望，受尽折磨，像是处在不安的深渊底部。他不在乎结果如何，但清醒的时候又高估了自己的冷漠。看不见的危险，像人的想法一样，有一种不完美的模糊。恐惧变得影影绰绰；而想象——这人类的敌人、恐惧的父亲——没有受到刺激，陷入了休憩，这是因为情感耗尽了，变得迟钝。吉姆能看到的，只有被狂甩过的混乱船舱。他躺在那里，被封在了一个小小的废墟里，但也因为不用到甲板上去做工而窃喜。然而时不时地，会有一股无法控制的痛苦抓住他的身体，让他在毯子下面扭动、倒抽气。这种愚蠢而残忍的活法，使他易于遭受种种感受带来的痛苦，让他心中充满了热切的渴望，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逃脱。后来，天变好了，他也不再这么想了。
然而，他还是跛着。当船到达一处东方港口时，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因为恢复得很慢，船走后，他被留在了医院。
在白人病房里，除他之外，只有两个病人：一个是炮艇管事，从舱口掉下来摔断了腿；另一个来自邻近省份，是个类似于铁路承包商的人，感染了某种神秘的热带病，他把医生当傻瓜，秘密地大肆服用专利药品，这些药都是他忠诚的泰米尔
仆人不辞劳苦地夹带进来的。他们对彼此讲述各自的人生，玩纸牌，或穿着睡衣、打着哈欠懒懒地在安乐椅上躺一天，一句话也不说。
医院建在一座山上，窗户总是大开着，温和的风吹进来，把天空的柔和、大地的慵懒、东方水域令人销魂的气息带进空荡荡的房间。风中夹杂着花香，使人憧憬起无尽的休憩，赠人以数不尽的梦。吉姆每天看着花园的灌木、镇上的房顶、海岸上的棕榈叶片，看着那被视为东方大道的锚泊地——它被鲜花环绕的小岛点缀着，被喜庆的阳光照射着，其中的船就像玩具。它灿烂的活力犹如节日里盛大的露天演出，它的上方是东方天空永恒的宁静，而东方海域和颜悦色的太平则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一能丢开拐杖，他就下山到了镇上，找机会回国。当时他找不到工作，但在等待的时候跟港口同行的白人们自然就熟络了。这些人分两类。有些人——这类人很少，只是偶尔会遇见，过着神秘的生活，保持着不变的活力，有着海盗的性情、梦想家的眼睛。他们像是生活在计划、希望、危险和开拓精神构成的疯狂迷宫里，涉足文明尚未到达的地方，生活在海洋的隐秘之处；在他们怪诞的一生中，好像只有死亡是合理而且他们确信能够达成的事。多数人则是像他一样，因为某个意外被抛弃到了那里，然后留了下来，做着区域性船只的长官。他们现在对服务英国船只感到恐惧，因为条件更艰苦，对职责的要求更严苛，而且波涛汹涌的海上有更多不测。他们习惯了东方海天之间永久的和平。他们喜欢短程的航行，甲板上舒适的折叠椅，大量的当地船员和作为白人的荣耀。一想到艰苦的工作他们就发抖，过着不牢靠的安逸生活，总是濒临被解雇，总是将被雇用，他们受雇于中国人、阿拉伯人、杂种人——甚至会为魔鬼本人服务，只要能让生活足够闲适。他们无休止地谈论着时来运转：谁和谁掌管了一艘中国沿海的船——好差事；这个在日本的某个地方惬意小住，那个在暹罗海军里混得不错。在他们所有的话语里、行动里、眼神里、整个人里，都能觉察到那处软肋、那个腐朽的地方，即懒洋洋、安全过完一生的决心。
一开始，吉姆觉得，这群说闲话的人，作为海员来看，比影子还不切实际，但后来，透过他们的眼光，他发现了令人着迷的地方，能够经受那么少的危险和劳苦，就生活得看上去那么好。不久，除了原来的不屑，慢慢滋生出了另外一种情感；突然，他放弃了回家的念头，当上了“巴特那号”的大副。
“巴特那号”是一艘当地的蒸汽船，跟周围的山一样老，像艘快船一样简单，锈得比该死的水箱还厉害。她属于一个中国人，被一个阿拉伯人包了下来，船长是个变节的新南威尔士德国人，非常急于公开诅咒他的祖国，但他显然是借着俾斯麦大获全胜的政策，残忍地对待所有那些他不怕的人，一副“铁血”神情，外加紫色的鼻子、红色的胡须。船的外面被油漆、里面被粉刷之后，八百个（差不多是这个数）朝圣者被赶上了船。她当时停泊在一个木制码头，备足了蒸汽。
朝圣者从三个舷梯蜂拥而上，信仰和天堂的希望催促着他们涌进来；他们赤着脚，拖着沉重的脚步，不断地挪动，不说一句话，没有一声低语，也不转身回望；离开了设在甲板四周的隔离栏，他们涌到了船头和船尾，涌入了张着大嘴的舱口——像水一样装满水池，像水一样流进缝隙，像水一样静静地上涨、与池边齐平。八百个人，带着信仰和希望、爱和记忆，聚集到了船上，他们来自北方和南方，来自东方世界的郊野。他们走过了丛林小路，顺河而下，乘着快速帆船沿浅滩行驶，坐着小小的独木舟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遭受过痛苦，遇到过奇观，受过恐惧的困扰，被一个渴望支撑。他们来自荒野里孤独的小屋，来自人口稠密的部落，来自海边的村庄。在信念的召唤下，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森林、林中空地、君主的庇护、繁荣、贫困、年轻时的环境和祖辈的坟墓。他们风尘仆仆地到来，汗流浃背，满身污垢，衣衫破旧——强壮的男人走在家人们最前面，羸弱的老人一心向前、不想归路；年轻的男孩，有着无畏的双眼，好奇地观望，害羞的小女孩头发长而蓬乱；怯懦的女人包裹着全身，把熟睡的、用脏头巾包裹着的婴儿紧抱在胸前——他们是这严格的信仰尚无意识的朝圣者。
“看看这群牛。”德国船长对他的新大副说。
一位阿拉伯人最后到来，他是这次虔诚之旅的领导者。他慢慢走上船，英俊而严肃，身着白色长衫，头戴大大的头巾，后面跟着一串仆人，背着他的行李。“巴特那号”解开缆绳，退离了码头。
她朝着两个小岛之间行进，拐弯抹角地穿过了帆船的锚地，摇摆着在山的阴影里绕了半个圈，然后靠近了冒着泡沫的暗礁。那个阿拉伯人在船尾站了起来，大声背诵海上旅行者的祷告词。他祈求至上者眷顾这次旅程，请求他祝福人们的辛劳和他们心中秘密的意图；蒸汽船在黄昏中重击着海峡里平静的水；在朝圣船的大后方，是一个异教徒们在凶险的沙洲上修建的灯塔，立在螺旋桩上，像是在冲着她眨动蹿着火苗的眼，好像嘲笑她为信仰跑腿。
她离开了海峡，穿过了海湾，继续行驶过“一度”航道
。她在晴空下径直驶向红海，天很热，没有云，船被灿烂的阳光包裹着，这阳光扼杀所有的想法，压迫人的心脏，消耗所有体力和精力。在这残忍而辉煌的天空下，大海湛蓝而深邃，静止着，不起一丝涟漪或皱褶——黏稠、呆滞、死寂。“巴特那号”带着轻轻的嘶鸣，掠过了平原般的海面，它明亮而光滑，在空中展开了一条黑色的烟雾丝带，在她身后的水上留下了一条白色的泡沫丝带，转瞬即逝，就像一艘蒸汽船的幽灵在没有气息的海上留下了幽灵般的足迹。
每天早上，太阳仿佛要让自己的转动跟上朝圣的进程，总是在距离船尾完全一样的距离，光芒万丈地悄然升起；中午时分，它会追上船，将其光线集中为一束烈焰，倾倒在人们虔诚的意图上；然后又在日落的时候滑过船，一天接一天，神秘地沉入大海，与前进的船头始终保持着同样的距离。船上的五个白人生活在船的中部，与其他人类和货物分隔开来。白顶的遮阳棚覆盖着甲板，从船的一头到另一头，只有微弱的嗡嗡声和哀伤的低语声表明，在闪耀的大海上尚有一群人在场。日子就这样静止、酷热、沉重地一天接一天消失，成为过往，好像跌进了船的尾流中一个永远敞着口的深渊里；船孤独地行驶在一缕烟尘下，继续着她忠诚的路途，在巨大明亮的空间里，她是黑色的，缓缓地燃烧着，好像被从无情的天空弹向她的火焰烧焦了。
夜晚，则像一份恩赐，降临在她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