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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著述已经够多的了，似乎不用我再增加笔墨加以赘述。况且，能够树立起一个画家丰碑的应该是他的作品。但是，事实上我比大多数人都更熟悉和了解他，我初次遇见他是在他成为画家之前。他在巴黎的那段困难岁月里，我经常和他见面，但如果不是为了躲避战争的烽火而来到塔希提岛的话，我也没有想到会把对他的回忆诉诸笔端。众所周知，在塔希提岛他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在岛上我碰巧也遇到了一些很熟悉他的人，于是我发现自己正是那个可以阐明他悲剧人生中最为湮没阶段的人。如果坚信斯特里克兰的伟大是对的，那么作为一个亲身接触过他，并对他很了解的人，我个人的叙述就不能说是多余的了。假如有个人跟艾尔·格列柯像我同斯特里克兰一样熟稔，为了读到这个人写的关于格列柯的回忆录，我们为什么舍不得花些时间呢？
但是，我不会以这些借口为自己辩解。我忘了是谁曾经建议过，为了让灵魂受益，一个人每天应该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情。说这话的人是个智者，这句话本身也是个格言，我一丝不苟地遵守。所以每天硬着头皮起床，逼着自己睡觉。在本性上我是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者，我每周都会让肉体经受一次更加严酷的磨难。我没有漏读过一期《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试想每天洋洋万言的书籍被写出来，作者们满怀希望地看着它们出版，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这也是有益身心的磨炼。若一本书能够从书堆中脱颖而出，这希望会是多么的渺茫！那些所谓成功的书也只不过是季节性的。只有天知道作者遭受了多少痛苦，历经了多少苦难，承受了多少伤心，才能侥幸给读者几个小时的休闲，或者打发掉他们在旅途中的单调与乏味。我可以从书评中作出判断，这些书中很多都是作者精心的力作，有些是殚精竭虑，有些甚至是终其一生的呕心沥血之作。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创作的喜悦和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中获得回报，对于其他别的东西都可以漠然待之，根本不用去在乎什么赞扬或责难、成功或失败。
现在战争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态度。年轻人已经求助于我们过去不了解的神祇，已经有可能看到那些继我们之后的年轻人活动的方向了。年轻的一代，他们意识到了力量与喧嚣，不再敲门，蜂拥而至，占据了我们的座位。空气中吵吵闹闹，充斥着他们的喊叫。某些老一代人，模仿着年轻人滑稽的行为，努力说服自己他们尚未落伍，他们用最高音量大声叫喊，但是他们口中犹如战斗时的呐喊已经变得空洞；他们就像可怜的荡妇，试图用眉笔、化妆和脂粉，靠尖声的媚笑来唤回青春的幻影；聪明一点的则做出优雅的姿态。在他们多少有点抑制的微笑中有着某种放纵的讥讽，因为他们还记得自己也曾经把稳坐钓鱼台的一代踩在脚下，那一代人也曾高声喊叫，也曾带着这种讥讽，他们也曾预见这些勇敢的火炬手们有朝一日会让位于人。世上没有什么终极箴言，当尼尼微城
把自己的伟大吹上天时，新的福音
已经作古。那些说豪言壮语的人以为他们的话很新颖，可实际上这些话前人已经说过百遍，连腔调都几乎没有变化。钟摆来回摇摆，这一循环永不停歇。
有时，一个人在一个时代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有了一定地位，当进入另一个时代，他会感到陌生，而这种违和感呈现了人类喜剧中最为奇特的景象。比如，今天还有谁想得到乔治·克雷布
呢？这位当时著名的诗人，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天才，而由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强，这种一致公认的情况变得比较罕见了。他从亚历山大·蒲柏
那一派学得写诗的技巧，用押韵的双行体形式创作道德故事。后来，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都开始作新歌、唱新曲了，可克雷布先生还是继续用押韵的双行体写他的道德故事，我认为他肯定已经读过那些年轻人所写的搅动世界的诗歌了，而且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会认为这些新诗肤浅贫乏。当然，这些新诗大多的确如此。但是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还有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歌，以及雪莱的更多的几首诗歌，发现了前人所未探及的广袤的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虽然已经过气，但他仍然继续用押韵的双行体写他的道德故事。我也曾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年轻一代的作品，在他们当中，可能有更加热烈的济慈和更加空灵的雪莱，他们已经发表了很多被世人所愿意记忆的作品，但我说不好这一点。我欣赏他们的诗艺——他们的青春已经很完美，再说什么前途无量似乎已经荒唐。我惊叹于他们风格的恰如其分，但是虽然他们用词丰富（从词汇量上看，似乎在摇篮里时，他们就翻读过罗杰的《词汇宝典》了），在我看来，他们的诗歌却言之无物：在我脑海中，他们知道得太多，感受得太明显，他们轻拍我后背的亲密劲儿或者全身扑向我怀中的热烈情感，我还真受不了；他们的激情有点贫血，他们的梦想有点平淡枯燥。我不喜欢他们。我也已经过气，我也会继续用押韵的双行体来写道德故事，但是，如果说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娱自乐的话，我就会是天大的傻瓜了。
但是，我上面所说这些话只是一个铺垫。
我写第一本书时还很年轻，受到命运的垂青，我的处女作甫一问世便引起轰动，各色人等竞相与我结识。
我刚被引介到伦敦的文人圈子里时，自己既热切又羞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难免有些许的忧郁。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光顾那个圈子了，如果现在很多小说里描写的是真实的，则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了。圈子所在的地点也不同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和肯辛顿的高街。那时，不到四十岁就出名就会被认为是出类拔萃，而现在超过了二十五岁才出名会让人觉得很荒唐。我想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点羞于表露自己的感情，害怕过分张扬会引起嘲笑。我不相信在放浪形骸的文人圈里会有什么严谨的纯洁文化，但我也不记得那时会有在今天似乎大行其道的滥交。我们把怪诞的行为遮上一层体面缄默的幕布，并不认为这是虚伪的。我们讲话含蓄，并不直截了当，而且那时女人也没有完全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记得我不得不坐公交车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热情好客的文人圈子人们的家里。在怯懦心理作祟下，我要在街上来回徘徊几次，才能鼓起勇气按响门铃。随后，惶恐不安地被领进一个透不过气、高朋满座的房间。我被介绍给一个又一个名人雅士，他们对我的书的褒奖之词更让我局促不安。我觉得他们指望我说些妙言隽语，但我直到聚会结束，也没有想出什么风趣的话来，我只好用端茶倒水，把切得乱七八糟的黄油面包递给别人来掩饰我的尴尬。我不想让人注意到我，这样我就能放松地观察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和聆听他们睿智有趣的谈话。
我记得聚会上有一些身材高大，腰板笔直，大鼻子而眼神放光的女人，穿着如同甲胄的服装；也有一些身材矮小，像小老鼠一样的老处女，说话细声细气，眼睛滴溜乱转。我一直既好奇又好笑，她们始终戴着手套去吃抹着黄油的面包片，随后，我又观察到她们在以为没人注意的时候，把手指上的残留物往椅子上揩，那种漠然的劲头让我着实佩服。这种行为肯定对家具不好，但我也能想到，当轮到这家的女主人回访她们家的时候，她也会对她朋友家的家具实施同样的报复手段的。有些女人穿着时髦，她们说她们怎么也看不出为什么一个人写出一部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如果你身材很好为什么不去尽量展现呢？一双小脚上穿着时尚的鞋子，绝不会让编辑拒绝采用你的稿子。但是，另外一些女人打扮很轻浮，她们身着“艺术的织品”，戴着蛮荒风格的珠宝首饰。男士们的打扮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可能地让自己看上去不像作家，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是老于世故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像城市里公司的高管。他们总显得有点疲态，我过去压根儿不认识什么作家，我发现他们很奇怪，但是我认为对我来说，他们似乎不太真实。
我记得那时我总觉得他们的谈话不同凡响，他们中的一个同行弟兄刚一转身，他们便会用幽默的谈吐将他刺得体无完肤，让我听得瞠目结舌。艺术家有着世上别的行当的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们不仅可以嘲笑他们朋友的外貌和性格，还可以嘲笑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谈锋所向机智锐利，口若悬河，让我自叹弗如。在那些日子里，聊天要像艺术一样养成，一句巧妙的对答会大受赏识，远远超过锅下荆棘燃烧时的噼啪声受到的关注。格言警句那时还不是笨伯们机械模仿的工具，彬彬有礼的闲谈中随便用上几句便会妙趣横生。令人难过的是，我现在丝毫不记得那些灵光闪烁的妙语了。然而，当谈到我们所从事的艺术的另一面——作为交易的细节来时，我认为那种交谈到头来也不会让人舒服。我们品评完最近一本新书的成就后，就会自然而然地猜测这本书卖出了多少册，作者得到了多少预支稿费，最终他可能会得到多少收益。随后，我们还可能谈到这家出版商，那家出版商，把一家出版商的慷慨和另一家的吝啬做对比。我们还会争论是应该把稿子交给一个版税丰厚的出版商好，还是交给一个会“推广”，彰显书稿价值的出版商好；有些出版商广告做得差，而另外一些则很不错；有些出版商很老套，而另外一些则很摩登。再后来，我们还会谈到代理商以及他们能够为我们争取到的利益，也会谈到各种类型的编辑和他们欢迎哪类稿件，一千字他们能给多少稿费，以及他们付稿费是及时或是拖拉。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具有浪漫的意味，它给了我一种成为某个神秘兄弟会成员的亲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