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渐渐长大，也越来越想表达自我。以前的几个手势越来越不够用，每当手语无法表达我的意思时，我总是要大发脾气。我感觉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紧紧扼住了我，我发疯似的想要摆脱。我挣扎着——并不是因为挣扎有用，而是因为心里有强烈的不甘。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流泪，哭到力竭。如果母亲正好在身旁，我就会扑进她怀里，难过到忘记自己为什么发脾气。过了一段时间，我渴望与人交流的欲望越发强烈。每天，甚至有时候是每小时，我都在发脾气。

父亲和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束手无策。我们住得离聋哑学校很远，似乎也不可能有人愿意到塔斯坎比亚这么偏僻的地方，来给一个既聋又盲的孩子上课。事实上，连亲戚朋友有时都怀疑我能否上得了课。狄更斯的《美国札记》给了母亲一线希望。她读过劳拉·布里奇曼的故事，隐约记得她也是又聋又盲，但是接受了教育。可母亲也记得，发明了聋盲人士教育方法的郝医生已去世多年，这使她的希望变得渺茫。他的方法很有可能已经失传，即便他还有传人，他们又怎么教会一个身处亚拉巴马偏远镇子上的小姑娘呢？

我六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治愈了好几个看上去毫无希望的病人。我的父母立刻决定带我前往巴尔的摩，寻求能治好我眼睛的方法。

那是一趟愉快的旅程，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我在火车上交了许多朋友。有位女士给了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钻孔，好让我用绳子把它们穿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带给了我许多快乐和满足。列车员也很和善，他在火车上来回检票打孔时，我就拽着他的衣角跟着。他借给我的打孔器真是太好玩了，我猫在座位的一角，乐此不疲地在零碎的卡纸上打孔，玩几个小时也不腻。

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布娃娃。这个临时拼凑的娃娃滑稽得很，不仅没有娃娃的形状，连鼻子、嘴巴、耳朵和眼睛也没有——甚至靠孩子的想象力也说不出这张脸是个什么样子。奇怪的是，这娃娃缺什么都行，我就是受不了她没有眼睛。我不厌其烦地缠着每个人指出这个毛病，但是好像谁也没有办法为娃娃安上眼睛。突然，我有了一个好主意，问题迎刃而解。我翻身滑下座位，在座位底下摸索到姑姑缀有大珠子的披肩。我从上面扯下两颗珠子，示意姑姑帮我缝到娃娃的脸上。姑姑拉起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以确认我的意思，我一个劲地点头。她把珠子缝在了眼睛的位置，我高兴坏了。但我很快就对娃娃失去了兴趣。整个旅程中我都没有发脾气，因为有那么多东西吸引着我，让我忙个不停。

抵达巴尔的摩后，奇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可是他对我的眼睛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后者或许能提供聋盲儿童学校和老师的相关信息。听了奇泽姆医生的建议，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华盛顿，求见贝尔博士。父亲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对他的苦恼却一无所知，只觉得人在旅途，好不欢喜。尽管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但初次相见，我便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温厚与悲悯，他的慈爱让许多人由衷感激，正如他的巨大成就让人钦佩不已一样。他把我抱上膝头，见我玩他的手表，他就让我感受手表报时的振动。他能理解我的手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可我做梦也没想到，那次会面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引领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陪伴、知识和爱。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阿纳格诺斯先生写封信，问他能否为我物色一位合适的启蒙老师，因为这所学校正是郝医生为盲人教育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父亲立即照办了。仅仅过了几周，阿纳格诺斯先生的回信就带来了好消息：我的启蒙教师找到了。当时是1886年的夏天，但等沙利文小姐到我们家时，已经是来年的三月了。

就这样，我像摩西一样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触及我灵魂的神力给我带来光亮，在我眼前展现出无数奇迹。从圣山之上传来这样的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明，是远见。” fILZnY2tALFWwqCMqXNZXl1eVY7/FDk2yK4dulEmDI7Bwd0xJnIeN+fZN9S5g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