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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渐渐长大，也越来越想表达自我。以前的几个手势越来越不够用，每当手语无法表达我的意思时，我总是要大发脾气。我感觉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紧紧扼住了我，我发疯似的想要摆脱。我挣扎着——并不是因为挣扎有用，而是因为心里有强烈的不甘。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流泪，哭到力竭。如果母亲正好在身旁，我就会扑进她怀里，难过到忘记自己为什么发脾气。过了一段时间，我渴望与人交流的欲望越发强烈。每天，甚至有时候是每小时，我都在发脾气。
父亲和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束手无策。我们住得离聋哑学校很远，似乎也不可能有人愿意到塔斯坎比亚这么偏僻的地方，来给一个既聋又盲的孩子上课。事实上，连亲戚朋友有时都怀疑我能否上得了课。狄更斯的《美国札记》给了母亲一线希望。她读过劳拉·布里奇曼的故事，隐约记得她也是又聋又盲，但是接受了教育。可母亲也记得，发明了聋盲人士教育方法的郝医生已去世多年，这使她的希望变得渺茫。他的方法很有可能已经失传，即便他还有传人，他们又怎么教会一个身处亚拉巴马偏远镇子上的小姑娘呢？
我六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治愈了好几个看上去毫无希望的病人。我的父母立刻决定带我前往巴尔的摩，寻求能治好我眼睛的方法。
那是一趟愉快的旅程，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我在火车上交了许多朋友。有位女士给了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钻孔，好让我用绳子把它们穿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带给了我许多快乐和满足。列车员也很和善，他在火车上来回检票打孔时，我就拽着他的衣角跟着。他借给我的打孔器真是太好玩了，我猫在座位的一角，乐此不疲地在零碎的卡纸上打孔，玩几个小时也不腻。
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布娃娃。这个临时拼凑的娃娃滑稽得很，不仅没有娃娃的形状，连鼻子、嘴巴、耳朵和眼睛也没有——甚至靠孩子的想象力也说不出这张脸是个什么样子。奇怪的是，这娃娃缺什么都行，我就是受不了她没有眼睛。我不厌其烦地缠着每个人指出这个毛病，但是好像谁也没有办法为娃娃安上眼睛。突然，我有了一个好主意，问题迎刃而解。我翻身滑下座位，在座位底下摸索到姑姑缀有大珠子的披肩。我从上面扯下两颗珠子，示意姑姑帮我缝到娃娃的脸上。姑姑拉起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以确认我的意思，我一个劲地点头。她把珠子缝在了眼睛的位置，我高兴坏了。但我很快就对娃娃失去了兴趣。整个旅程中我都没有发脾气，因为有那么多东西吸引着我，让我忙个不停。
抵达巴尔的摩后，奇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可是他对我的眼睛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后者或许能提供聋盲儿童学校和老师的相关信息。听了奇泽姆医生的建议，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华盛顿，求见贝尔博士。父亲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对他的苦恼却一无所知，只觉得人在旅途，好不欢喜。尽管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但初次相见，我便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温厚与悲悯，他的慈爱让许多人由衷感激，正如他的巨大成就让人钦佩不已一样。他把我抱上膝头，见我玩他的手表，他就让我感受手表报时的振动。他能理解我的手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可我做梦也没想到，那次会面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引领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陪伴、知识和爱。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阿纳格诺斯先生写封信，问他能否为我物色一位合适的启蒙老师，因为这所学校正是郝医生为盲人教育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父亲立即照办了。仅仅过了几周，阿纳格诺斯先生的回信就带来了好消息：我的启蒙教师找到了。当时是1886年的夏天，但等沙利文小姐到我们家时，已经是来年的三月了。
就这样，我像摩西一样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触及我灵魂的神力给我带来光亮，在我眼前展现出无数奇迹。从圣山之上传来这样的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明，是远见。”
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小姐来到我身边的那一天，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回想这一天所连接的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禁感慨万端。我记得那是1887年的3月3日，离我七岁生日还有三个月。
那个意义重大的下午，我默默地站在门廊上期盼着。我从母亲的手势和家里人忙前忙后的动静中，隐约感到有不同寻常的事要发生，于是我走到门口，在台阶上等候。午后的阳光穿过覆满门廊的忍冬，洒在我扬起的脸上。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流连在每日相伴的花叶间，它们齐齐探出头来也是为了迎接南方的美好春天吧。我不知未来会有怎样的奇迹或惊喜。愤怒与苦痛已折磨了我数周，我在奋力抗争后只换来深深的倦怠。
你可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在浓雾笼罩的海上航行，浓白的雾霭仿佛要将你一口吞没，一艘大船借着铅锤和测深绳的指引，紧张而焦急地探寻着海岸，而你的心怦怦乱跳，唯恐意外发生？启蒙教育开始前的我，就像那艘船，只是我连罗盘和测深绳也没有，茫然不知港口的远近。“光明！给我光明！”我的灵魂发出无言的呐喊，就在那一刻，爱的光辉照耀我身。
我感觉有人向我走来，以为那是母亲，我伸出手去。有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搂进她的臂弯中。她就是向我展现世间万物，更给我深切关爱的沙利文老师。
第二天早晨，沙利文老师带我走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个布娃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柏金斯学校的小盲童们赠送的，劳拉·布里奇曼又为娃娃缝制了衣服。我抱着娃娃玩了一会儿，沙利文小姐在我的手心上慢慢地拼出“娃娃”这个词。我立刻对这种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努力地模仿她。最终拼对这个词的时候，我感到无比自豪，高兴得涨红了脸。我跑下楼，找到母亲，举起手写给她看。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拼写词语，甚至不知道词语为何物；我只是用手指依样画葫芦罢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在这种懵懵懂懂的游戏中学会了很多词，如“别针”“帽子”“茶杯”这些名词，还有“坐”“站”“走”这一类的动词。沙利文老师就这么陪着我玩了好几个星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世间万物都有名称。
有一天，我正在玩一个新娃娃，沙利文小姐把我原来那个破旧的大娃娃也放到我的腿上，然后在我的手心上拼出“娃娃”这个词，试图让我明白这两个都叫“娃娃”。那天早上，我们已经就“杯”和“水”这两个词发生过争执。沙利文小姐努力向我解释，“杯”是杯子，“水”是清水；而我固执地认为“杯”和“水”是一回事。她无计可施，只好暂时搁置这个话题。现在一有机会，她又旧词重提。因为她的反复强调，我很是不耐烦，一把抓过新娃娃，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感觉到娃娃在脚下碎裂，我心里真是痛快。一通脾气发泄过后，我既不难过，也不愧疚。我压根儿不爱这娃娃。我所处的世界一片寂静黑暗，毫无柔情可言。我感觉到沙利文小姐把娃娃的碎片扫到壁炉边，我烦闷的心情也随之一扫而光，重新心满意足起来。她给我拿来帽子，我知道可以去户外享受和煦的阳光了。这种想法——如果无言的感受可以被称作想法的话——让我欢欣雀跃不已。
我们沿着小路向水井房走去，被覆盖在水井房上的忍冬花香所吸引。有人正在打水，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了出水口下。当沁凉的井水在手上流过，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慢慢地写出“水”这个词，越写越快。我站着一动不动，全神贯注于她手指的划动。刹那间，我感觉到了一种朦胧的意识，像记起了什么遗忘的东西——一种觉醒的战栗；语言的奥秘就这样揭开了它的面纱。我明白了“水”就是正从我手上流过的奇妙而凉爽的东西。这个活生生的词唤醒了我的灵魂，带给了我光明、希望、快乐，还有自由！当然，障碍依然存在，但它们终将被清除。
离开水井房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万物皆有名称，而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新的想法。当我们回到屋里，我触摸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的悸动，那是因为我用刚刚赋予我的新奇眼光看待这一切。进门后，我记起那个被我摔碎的娃娃，便摸索着来到壁炉边，拾起了娃娃的碎片。我想把它们拼凑起来，却徒劳无功；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我眼里噙满了泪水，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悔恨与伤心。
那天我学会了不少新词，现在已记不清都有哪些词，但我记得其中有“母亲”、“父亲”、“妹妹”和“老师”——这些词让我的世界繁花绽放，“像亚伦之杖开花那样美妙”。不平凡的一天快要结束时，我躺在小床上，回想着那天的欢乐，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出比我更幸福的孩子，竟然第一次期待起新的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