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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忐忑之心动笔写自己的生平。一直以来，我都犹疑着不敢揭开笼罩在我童年时光上的那层如金色迷雾般的帷幕。撰写自传本就不易。加之童年久远，抚今追昔，当我试图梳理那时的记忆，发现已然分不清真实与想象。女性常借助想象描绘儿时的经历。一些我生命最初的岁月的零星回忆依然鲜活地闪现；但“余下的片段却是如同牢房里的阴影”。而且许多童年的悲喜已失其真味；许多童年教育中要紧的事件也已被淡忘在伟大发现的欣喜中。因此，为免冗长乏味，我只拣些最有趣、最重要的片段，简单说给你们听听。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名叫塔斯坎比亚的小镇。
我的曾祖父卡斯珀·凯勒原是瑞士人，后来移居美国的马里兰州。无巧不成书——我的瑞士先祖里竟然有一人是苏黎世的首位聋哑老师，还就聋哑人教育写了本书。虽说国王的祖先中一定有奴隶，而奴隶的祖先中也一定有国王，但这真是造化弄人。
我的祖父，也就是卡斯珀·凯勒之子，买下了亚拉巴马州的大片土地，并定居下来。据说，他每年都要骑马从塔斯坎比亚前往费城购买农耕之所需，而我的姑姑就保留了许多他当时写的家信，信里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他沿途之所见，读来非常有趣。
我的祖母凯勒是在独立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拉法耶特将军的副官亚历山大·摩尔的女儿，还是早期弗吉尼亚州殖民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的孙女。她也是独立战争南方将领罗伯特·李将军的远房表姐。
我的父亲亚瑟·H.凯勒是南方邦联军的上尉；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年龄比我父亲小了许多。我母亲的祖父是本杰明·亚当斯，他娶了我的曾外祖母苏珊娜·E.古德休后，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住了许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后来搬到了阿肯色州的海伦娜。内战爆发后，他为南方而战，成为一名陆军准将。他娶了露西·海伦·埃弗雷特，她与爱德华·埃弗雷特和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同宗。战后，一家人迁往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我因病失去视力和听力前，一家人住在一栋小房子里，总共只有一个正方形的大房间和一个仆人间。那时候，依南方人的习惯，会在自己的房子旁加盖一个小屋子，以备不时之需。内战后，我父亲也盖了这么一个小屋子，他同我母亲一结婚就住了进去。从花园看去，爬满了葡萄藤、爬藤玫瑰和忍冬的小屋就像一座凉亭，掩映着小门廊的一排黄玫瑰和南方菝葜花丛，是蜂鸟和蜜蜂最爱流连的地方。
凯勒家族的老宅离我们这个小小的玫瑰凉亭不过几步之遥，因为房子、周围的树木和篱笆都覆满了漂亮的英格兰常春藤，故而得名“常春藤绿野”。那里的老式花园是我童年的天堂。
在我的家庭老师到来之前，我常独自摸索着坚硬的黄杨木方形篱笆，凭着嗅觉的指引，找到初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心情不好时我也会到花园里，把发烫的脸颊埋入沁凉的树叶和草丛中寻求慰藉。陶醉于满园鲜花，徜徉于处处美景，是何等的心旷神怡。有时突然触到一条优美的葡萄藤，会将我的思绪打断。抚摸着叶和花我便能认出，它正是攀附在花园尽头那座破败的消暑小屋上的藤蔓！这里还有蔓生的铁线莲，低垂的茉莉花，以及一种罕见而又甜美的蝴蝶百合，因为它那娇嫩的花瓣像极了蝴蝶的翅膀。但最美的还是玫瑰。在北方的花房里，我从未见过南方家里这种让人心生喜爱的爬藤玫瑰。它们一长串一长串地从门廊垂下，空气中充盈着丝毫不染尘土气息的花香；每当清晨，它们身披朝露，摸上去是何等柔软，何等纯洁。我不由得想，上帝花园里的常春花也许就是这般模样吧。
我的生命之初与每个小生命的诞生一样普通。我降生，睁眼，看见了这世界，和每个家庭迎接的第一个孩子没什么不同。为了给我起名字，少不得有一番讨论，大家都说第一个孩子的名字轻率不得。父亲希望以他最尊敬的先祖为我命名，唤我作米尔德里德·坎贝尔，对其余名字一概不作他想。母亲则想用我外祖母的闺名海伦·埃弗雷特。可惜在去教堂的途中，兴奋过度的父亲竟忘了他要起的名字，这也难怪，谁让他当时拒绝参与给我起名字的讨论。所以当牧师问起的时候，他只记得要用我外祖母的名字，还记成了海伦·亚当斯。
据说，我尚在襁褓中时就对外界充满好奇，且脾气倔强，看见别人做什么都要学。六个月大时，我就能牙牙学语地说出“你哈（你好）”。有一天，我明明白白地说出了“茶，茶，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即使在我病后，我依然记得不到一岁时学会的一个词，“水”。在我完全丧失说话能力后，我一直试图发出这个音来。直到我学会了拼写这个词，我才停止发出“刷、刷”这样不完整的音节。
家人告诉我，我周岁那天学会了走路。母亲把我从浴盆中抱起来放在腿上，突然，我被光洁的地板上闪烁舞动的叶影所吸引，从母亲的腿上滑下来，向着那影子奔去。激动的劲儿一过，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哭着等母亲将我搂进怀里。
然而，好景不长。回荡着知更鸟和嘲鸫悦耳歌声的短暂春天，硕果累累、玫瑰盛开的夏天，草黄叶红的秋天，转眼即逝，只在一个欢快而恳切的孩童脚边留下了礼物。在次年沉郁的二月里，一场大病夺去了我的视力和听力，将我推入新生儿般无知无识的蒙昧之中。医生们的诊断是胃部和大脑急性充血，他们觉得我没救了。可是一天清早，我的烧居然退了，就像之前突然莫名其妙烧起来一样。那个早上全家人都高兴坏了，但包括医生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从此再也看不见，听不见了。
至今，我仍依稀记得病中的一些情形，尤其是在我醒来烦躁不安、痛苦难耐时母亲温柔的抚慰。我还记得自己从辗转反侧半睡中醒来时的痛苦和困惑，我干涩灼热的双眼只能避开曾经喜爱的光明转向墙壁。可就是这光明于我也一日比一日黯淡下去了。但除了这些稍纵即逝的记忆——如果它们真的是记忆的话——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不真实，犹如一场噩梦。我逐渐习惯了被寂静与黑暗包围，忘了曾经的世界，直至她——我的老师——到来，她注定要让我的灵魂重获自由。可是，在生命的头十九个月里我短暂拥有过的广袤绿野、明澈天空和花草树木，是无法叫后来的黑暗全然遮蔽的。只要看到过，“那一天，连同那一天的一切，永驻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