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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的春天，我开始学说话。我的内心很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另一只手放在嘴唇上，感受两边的配合，发出些声音来。我喜欢任何能够发出声音的东西，无论是咕噜噜的猫还是汪汪叫的狗，我都爱用手去触摸它们。我还喜欢把手放在歌者的喉部，或是弹奏的钢琴之上。丧失视力和听力之前，我学说话的速度很快，但那场大病之后，我不再说话，因为我听不见了。我整天坐在母亲腿上，双手摸着她的脸颊，因为感受她说话时嘴唇的开合令我很开心。我也试着张嘴，虽然早已忘了怎么说话。朋友们说我的哭和笑都和正常人一样。有时，我会发出一些声音和音节，并不是为了和别人说话，而是因为我必须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有一个字的意思至今我依然记得，那就是“水”（water）。我把它读成“刷、刷”（wa-wa）。即便是这样不准的发音，也越来越含混不清，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沙利文小姐到来，她教我用手指拼写，我就不再尝试发音了。
我早就知道周围的人采用与我不同的交流方式。甚至在我知道聋孩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就意识到自己对已经掌握的交流方式不满意。完全依赖手语交流，总让人感觉受到限制，表达不畅。这种感觉开始让我烦躁不安，想要弥补这一缺陷的愿望越发急切。我的思绪常常像逆风的鸟儿竭力振翅一样。我就是想张嘴发声，朋友们却怕我说不好会失望，都试图叫我打消这念头。但我坚持下来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打破了我学习说话的巨大障碍——我听说了朗希尔德·卡塔的故事。
1890年，刚从挪威和瑞典回来的拉姆森夫人来看我，她曾是劳拉·布里奇曼的老师。拉姆森夫人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叫朗希尔德·卡塔的盲聋女孩，已经学会了说话。没等拉姆森夫人说完卡塔的故事，我学说话的迫切渴望就已经如烈火一般熊熊燃烧起来。我下定决心，我也一定要学会说话。我缠着沙利文小姐，让她带我去见贺拉斯·曼学校的校长莎拉·富勒小姐，寻求建议和帮助。这位和蔼而温柔的女士决定亲自教我。我的学习开始于1890年3月26日。
富勒小姐的方法是这样的：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来感觉她舌头和嘴唇的位置。我用心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一小时后就学会了说六个字母：M, P，A, S，T, I。富勒小姐一共给我上了十一节课。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连贯地说出“天气暖和”这个句子时的惊喜与快乐。诚然，这些音节被我说得断断续续，结结巴巴，但它毕竟是人类的语言。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力量，让我的灵魂冲破桎梏，通过那些断断续续的语言象征，奔向一切知识和一切信仰。
任何一个迫不及待想要说出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的聋孩，都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词时，那惊喜的战栗和发现的快乐。他要走出无声的牢笼，那里没有爱的语调，没有鸟儿的歌声，没有音乐的旋律，只有一片死寂。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与玩具、石头、树木、鸟儿和不会说话的动物交谈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了解，当米尔德里德听到我的呼唤而来，当我的狗狗听从我的命令时，我有多么欢欣雀跃。对我来说，用会飞翔的语言说话而无须他人翻译，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恩赐。当我开口时，从言语中轻盈飞出的快乐思想，很可能用手语徒劳半天也无法表达。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真正学会说话。我只是掌握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素。富勒小姐和沙利文小姐能听懂我的意思，但多数人可能连百分之一都理解不了。你们也不要认为，掌握这些说话要素后，我自己就可以说话了。要不是沙利文小姐在这方面的天分，以及她的不懈坚持和奉献，我绝不可能取得进步，把语言说得如此自然。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让最要好的朋友们听懂了我的意思；随后，我在沙利文小姐的持续帮助下，反复训练每个词的清晰发音和各种音节的组合。即使到现在，沙利文小姐仍然每天提醒我注意不正确的发音。
只有教过聋孩的老师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完全体会摆在我面前的特殊困难。我完全依靠手指来读懂沙利文小姐的发音：通过触觉来捕捉她声带的振动、嘴唇的开合与面部表情；而这样的感觉往往并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一遍遍重复那些字词句，有时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我感觉发出的音准了为止。我的任务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气馁和疲倦常常困扰着我；但一想到很快可以回家，与挚爱亲友分享学习的成果，我又备受鞭策，因为我是那么期待他们为我的成就感到快乐。
“我的小妹妹现在能听懂我说话了。”这成为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定信念。我常狂喜地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每当想到能与母亲说话，理解她口形的含义，我就充满了期待与信心。当我发现开口说话比用手指拼写容易得多时，我震惊不已。我不把手语作为交流的媒介，但沙利文小姐和一些朋友依然用这种方式和我说话，因为这比读懂唇形更方便快捷。
说到这里，我也许应该解释一下我们使用的手语，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似乎对手语有些困惑不解。人们给我读书或与我谈话时，用一只手来拼写，也就是采用了聋哑人通常使用的单手手语。我把手轻轻地搭在对方的手上，并不妨碍其手指的运动。我能轻松地感受到手指的移动，就像你们能轻松地看到一样。我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触摸，就像你们也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阅读。不断的练习会使手指非常灵活，我的一些朋友手语打得非常快——堪比专业打字员的速度。当然，熟练的拼写如同写字一样，已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当我能够开口说话后，我等不及想回家。最快乐的归程时刻终于来临了。一路上，我不停地与沙利文小姐说话，不是为说而说，而是决心不断改进直到最后一刻。不知不觉，火车抵达塔斯坎比亚车站，全家人都在站台上等着。母亲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激动得全身颤抖，默默地听着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小米尔德里德抓住我的一只手亲吻着，高兴得直跳。父亲一言不发，慈爱的脸上满是自豪。现在想起那天的久别重逢，我依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