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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试图构建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以满足第三章所提出的理论需求。同时，这一理论力求符合已知事实、临床观察及实验观察所得，但临床经验仍为其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在我看来，这一理论既遵守了詹姆斯和杜威的功能主义传统，又结合了韦特海默、戈尔茨坦及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主义，还融合了弗洛伊德、弗洛姆、霍尼、里奇、荣格以及阿德勒的动态主义。经融合或者整合后的理论可称为整体动态理论。
探讨动机理论时，我们通常从所谓的生理需求出发。近来有两项研究使我们不得不修正我们对生理需求的固有观念：第一是内稳态概念的发展；第二是研究发现食欲（食物的优先选择）能够有效揭示身体的实际需求和元素短缺。
内稳态是指人体自动维持恒定、正常的血流状态。坎农（78）描述了这一过程中：血液的水含量、盐含量、糖含量、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钙含量、氧含量、稳定的氢离子水平（酸碱平衡）和恒定的血液温度。很明显，其他矿物质、激素、维生素等也可以添加到这一清单中。
杨（491，492）总结了食欲与身体需求之间的关系。如果身体缺少某些元素，个体则会（以不合理的方式）对含有这些元素的食物产生特定的食欲或口味偏好。
因此，列出人类所有的基本生理需求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毫无用处。因为根据描述的具体程度不同，这些生理需求是可多可少的。我们无法证明所有的生理需求都是为了维持机体内部稳定。目前尚未证实以下行为具有内稳定性，如性欲、嗜睡、纯粹的运动以及动物的母性行为。此外，这份清单不包括感官上的快感（味觉、嗅觉、挠痒、抚摸），这些快感可能是生理上的，也可能是动机行为的目标。还有一种事实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机体有着懒惰、懈怠和散漫的倾向，同时又需要活动、刺激和兴奋。
第三章指出，这些生理驱动力或需求是孤立的，可在身体某部位找到它们的定位，因此我们应该将它们看作不同寻常的、非典型的。也就是说，生理需求不仅相互独立，也独立于其他动机，还独立于整个机体。另外，在许多情况下，生理需求都可能具有局部的、潜在的机体基础。人们以为这是普遍现象（疲劳、困倦、母性反应除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在典型的例子（饥饿、性欲、干渴）中，情况确实如此。
我们需要再次指出，任何一种生理需求及满足这种需求的行为都会引发人类其他的需求。也就是说，一个有饥饿感的人可能实际上是在寻找安慰或依赖，而不是维生素或蛋白质。相反，其他活动，像喝水和吸烟也能部分满足人的饥饿需求。换句话说，这些生理需求是相对独立的，而非完全独立。
毫无疑问，生理需求是所有需求中最基本的。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人一无所有时，他们的主要动机很可能是满足生理需求而非其他。一个缺乏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食物的渴求可能最为强烈。
若所有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生理需求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其他需求则会消失或退居幕后。这时人的意识中充斥着饥饿感，所以我们将机体状态简单地描述为“饥饿的”是合理的。身体所有机能都去解决饥饿感，能力的组织分配也完全取决于这一目的。感受和效应、智力、记忆、习惯现在都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解决饥饿的工具，于此无益的能力则暂时休眠或隐匿。在这一极端情形下，写诗的冲动、买车的欲望、对美国史的兴趣以及对新鞋子的渴望通通都被抛于脑后，变得无关紧要。在极度饥饿的人眼中，除了食物再无其他。他梦里梦到的是食物，回忆里记起的是食物，反复琢磨的是食物，想要的也是食物。在组织喂食、饮酒或性行为这些活动时，还有些决定性因素通常与这些生理需求难分彼此，更加不易察觉，但现在却被完全忽略，所以我们此时（仅限于当前）探讨纯粹的饥饿需求和饥饿行为，只有缓解饥饿这一绝对目标。
人体被某种需求支配时，还表现出另外一个特点：人对未来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长期忍受极度饥饿的人会把乌托邦简单地理解为食物充足的地方。他们往往认为，只要自己余生都可果腹，那就非常幸福，也再无他求了。生活本身的意义就在于吃，其他的都不重要。自由、爱、群体感、尊重、人生信条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而弃之不顾，因为这些无法填饱肚子。此时我们可以说，这类人只为面包活着。
我们承认，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并不普遍。几乎可以肯定，这种紧急情况在正常运转的和平社会里极其罕见。这一常理之所以会被人忽略，大致有两种原因：其一，大量关于动机的实验都以老鼠为对象，但除生理需求外，老鼠很少有其他动机，这样人们就容易以老鼠的特征来类推人类。其二，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文化本身就是适应性工具，其功能之一就是减少生理性危急事件。在多数国家，人们处在长期极度饥饿的状态很罕见，当今的美国也是如此。一般美国公民说“我饿了”，他们感受到的是食欲而不是饥饿。经受那种生死攸关的饥饿的情况是极其偶然的，可能一生中仅有几次。
显然，机体长期处于极度饥渴状态容易掩盖人类更高层次的动机，使我们对人类的能力和本质产生偏见。如果把突发事件当作典型，以人类生理极度贫乏时的行为来衡量人类动机，那必然会对很多事物视而不见。的确，人有了面包就能生存，但这只是在没有面包的时候。如果面包充足，长期不愁吃喝时，人的欲望会产生哪些变化呢？
一旦如此，其他更高级的需求便会立即产生并取代生理需求，主导人体。同理，当这些更高级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新的更高一级的需求又会产生，依次类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系统。
这句话暗含一层深意：在动机理论中，满足和贫乏变得一样重要，它使得身体摆脱了较为基础的生理需求的支配，从而树立起其他社会性目标。生理需求及其他局部目标一旦长期得到满足，便不再是人类活动的决定性因素或组织者。它们目前只潜伏在体内，一旦受到干扰，便会再次出现并支配人体。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不再是需求，尚未满足的需求才能支配人体，左右人类行为。如果食欲得到了满足，那它对于个人行为而言便无足轻重了。
有一种假说（后文将充分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恰好补充了这一论述。该假说认为，如果人的某种需求总能得到满足，未来再度出现此种需求时，人才能从容以对。而且，与未曾经历过贫乏的人相比，体验过贫乏的人对当前的满足感会有不同反应。
如果个体的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继而就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需求，我们大致将其归结为安全需求（寻找安全、稳定、依赖、保护；远离恐惧、焦虑和混乱；对体系、秩序、法律、限制的渴求；保护者的实力等）。所有关于生理需求的表述都适用于安全需求，不过程度较低。人类机体同样可能完全被安全需求支配。这时安全需求负责全面组织个人行为，充分调动人体各项机能，此刻我们可以合理地将人类机体称为安全寻求机制。感受器、效应器、智力和其他能力也可以成为安全寻求的主要工具。与饥饿的人一样，我们发现主要目标不仅深刻影响一个人当前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也会影响他未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安全和保护面前，几乎所有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就连生理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便也无足轻重了。身处其中，尤其是长期处于极度的安全需求中，人就只剩下安全需求这一个目标了。
本章主要关注的是成年人的需求，但观察更简单明了的婴幼儿的需求，可以使我们更有效地了解他们的安全需求。婴儿面对威胁或危险，反应往往更为强烈，因为他们从不压抑这种反应，而成年人却学会了想方设法不表现出来。因此，即便成年人真感到了安全威胁，他们也不会表露出来。婴儿一旦受到威胁，比如当婴儿受到惊扰或突然跌倒，或因噪声、闪光和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而受到惊吓，或受到粗暴对待、完全失去母亲的怀抱，或得不到母亲足够的怀抱，婴儿便会有激烈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婴儿对各种身体不适的反应更加直接。有时，这些身体不适似乎会有直接危险，使儿童没有安全感。比如，呕吐、绞痛或其他剧痛似乎能让孩子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整个世界。可以假定，在这种痛苦时刻，儿童眼中的世界突然从阳光明媚变成了暗无天日，这种情况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以前稳定的事物也变得不稳定了。因此，因饮食不良而生病的孩子可能会连续一到两天焦虑恐惧，睡觉做噩梦，也会产生以前从未有过的需求：保护和安慰。近来关于手术对儿童心理影响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270）。
儿童的安全需求还表现为他们偏爱某种稳定的惯例或节奏。儿童似乎需要一个可预测、合法又秩序井然的世界。例如，父母的偏颇、不公或言行不一都会使孩子焦虑不安。与其说这种焦虑不安是因遭遇不公或其带来的痛苦所致，还不如说是因为这种行为使得世界看起来不可靠、不安全或不可预测。在一个清晰确定的框架中，孩子更能够茁壮成长，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个框架内都有一些程序、常规和一些值得信赖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师发现，孩子们需要也更喜欢有限度的宽容，而不是无限的宽容。也许这样表达更加准确：儿童需要一个有组织、有条理的世界，而不是杂乱无章的世界。
父母的中心地位以及正常的家庭构成都是不容置疑的。家庭内部的争吵、人身攻击、分居、离婚或家人去世一般是最可怕的。同样，父母突然发怒或威胁要惩罚、对其进行谩骂、言辞严厉、行为粗暴或实质的体罚有时会使孩子惊恐万分，我们认为这绝非仅仅皮肉之苦所致。诚然，对某些孩子而言，这种恐惧可能出于害怕失去父母的爱，然而对于被遗弃的孩子来说，他们依附于缺乏爱心的父母似乎纯粹是为了得到安全和保护，而不是期望得到爱。
面对全新的、陌生的、无法应对的刺激或情况，比如走失甚至与父母暂时分开，遇到陌生人、陌生环境，看到陌生又无法控制的事物，面对疾病与死亡等情景时，儿童往往会产生危险或恐惧反应。在以上情况下，孩子对父母极其依恋，这充分证实了父母除了充当食物给予者和爱给予者的角色以外，还要充当保护者的角色。
根据以上以及类似观察，我们可以概括认为，我们社会中一般的儿童和成年人（表现得不及儿童明显）都偏爱一个安全、有序、可预测、有法律、有组织的世界，这个世界应是安全可靠的。在这个世界，无法预料、无从处理、混乱危险的事情都不会发生，而且无论如何总会有强大的父母和保护者为自己遮风挡雨。
儿童身上表现出的这些反应十分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我们社会中的儿童太缺乏安全感（或者他们成长环境很不乐观）。在和睦安宁、爱意弥漫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通常不会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产生反应。这类儿童反应剧烈的危险情况往往也会令成年人觉得不安全。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幸运的成年人享有极大的安全需求满足感。和平、稳定、安宁的社会通常会使成员感到安全，使他们不怕野生动物、极端气候、暴力行凶、谋杀及暴政等侵害。因此，实际上此时安全需求已不再是个人行为的有效驱动力。正如填饱了肚子的人不再感到饥饿，处境安全的人也不再觉得危险重重。如果我们想要清楚直接地观察安全需求，我们必须转向那些精神异常者，还有那些在经济方面或社会方面的失意者，或考察社会混乱、社会突变及政权崩塌这些情况。在这些极端情况下，安全需求一般都有如下表现，如人们偏爱长期且有保障的工作，渴望拥有储蓄账户以及渴求各种保险。
人们寻求安全与稳定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表现，那就是人们一般都偏爱熟知的事物而非陌生的事物（309），或说偏爱已知事物而非未知事物。同样，人们倾向于求助宗教和世俗哲学，将宇宙和人类组织成连贯的、有意义的理想整体，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安全需求所致。在此，我们也可以把一般科学与哲学的产生发展部分归因于安全需求（我们稍后还会看到，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发展以及其他动机）。
否则，只有在一些真正紧急的情况下，安全需求才会成为活跃的机体资源主要调配者，例如，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高发、社会混乱、神经衰弱、脑损伤、权威崩塌以及长期的恶劣处境。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患有神经症的成年人在很多方面表现得像身处险境的儿童，也渴求安全感，只是他们的安全需求的表现方式稍有不同。成年人往往对世界上未知的心理危险反应明显，并认为这个世界充满敌意、不可抵挡又极具威胁性。这类人的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他们仿佛大祸临头，日常表现仿佛是在应对危急情况。他们表达安全需求的方式较为特殊，通常表现为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个值得依赖的强者，可能是元首一级的人物。
我们可以把患有神经症的人描述成保留孩童思想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举止像是真的害怕被打屁股，害怕母亲的责备，害怕被父母遗弃，或者害怕有人抢自己的食物。他们年少时对危险世界的恐惧和威胁反应仿佛潜藏了起来，在成长和学习过程中未曾被触发，而现在任何一些令孩童感到危险的刺激都能将其激发出来。
霍尼（197）就“基本焦虑”曾有过详细探讨。
在神经症中，对安全感需求最明显的是强迫症。强迫症患者疯狂地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确保不会出现无从控制、意外或不熟悉的危险。他们用各式礼节、规则或准则武装自己，这样每个偶发事件都有解决办法，也不会发生新的意外。这些表现很像戈尔茨坦描述的脑损伤病例。患者设法避免一切陌生事物，将他们的一方天地塑造成有条不紊又值得依赖的世界，以此来保持心理平衡。他们竭力将这个世界规划得不存在任何意外危险。如果确实发生了一些意外，又非个人过错所致，他们就惊恐万分，仿佛这会酿成巨大的危险。健康人身上不甚明显的偏好，比如对熟悉事物的偏好，在极端的异常情况下却变得生死攸关、不可或缺。一般的神经症患者都丧失或者缺乏健康人对新奇或未知事物的兴趣。
当社会法律、秩序和权威真正受到威胁时，社会的安全需求就会变得非常迫切。混乱或无政府主义带来的威胁使大多数人的需求从更高级的需求退回到更迫切的安全需求。一种常见的、几乎意料之中的结果是，人会更容易接受独裁或军事统治。所有人，包括健康人，往往都是一样。因为他们在应对危险时，倾向于退化到现实的安全需求层次上，为自我保护做好准备。但这似乎更适用于那些缺乏安全感的人。对权威、合法性以及法律的象征的威胁，尤其会使这些人感到不安。
倘若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皆得到充分满足，那么就会出现对爱、情感和归属感的需求，并且将会以此形成新的中心，重复上述过程。这个时候人会空前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孑然一身，缺少朋友、情人、妻子和孩子的陪伴。因此，他会渴望同大众建立情感联系。换言之，他渴望在群体或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会竭尽全力地去实现这一目标。他只想拥有这样的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别无他想。他甚至可能会忘记，过去自己饥肠辘辘的时候，也曾对爱嗤之以鼻，认为它虚假、多余、无足轻重。如今，他强烈地感受到孤独寂寞、遭人排斥、被人抛弃、没有朋友和无所寄托带来的痛苦。
尽管对归属感的需求是小说、诗歌、戏剧，以及较为新颖的社会学文献的共同主题，但是我们对其掌握的科学信息还是少之又少。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大体得知，居无定所、漫无目标、工业化造成的过度流动，漂泊无根，鄙视自身血统、出身或种群，初来乍到以及举目无亲这些情况都会对孩子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我们还低估了一些所谓“极其重要的群体”，如邻里、宗族、友人、阶级、团队、熟悉的同事等。我很乐意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该书以尖锐的笔触和坚定的信念（196）对此进行了阐述，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刻了解人类习惯于成群结伙的动物倾向。或许，阿德里（Ardrey）的《必守领域》（14）也有助于大家认识这一倾向。该书的坦率和胆识使我受益颇深，因为书中反复强调了我素来不以为意的内容，促使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或许，该书的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我相信，训练团、其他个人成长小组和共识社群之所以剧增，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需要相互联系，渴望亲密感和归属感，以便克服普遍存在的疏离、孤独、陌生和寂寞等情感。然而，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加强，传统群体瓦解、家庭代沟出现、城市化稳步发展、乡村人情消失，美国式友谊随之表面化，上述情感进一步恶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青年反叛群体，尽管我无法得知其数量或反叛程度，但我看到，他们当中的个体因为受到了群体感的激励，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渴望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去面对共同敌人，面对任何促使他们友好团结的外部威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士兵群体中，他们因共同的外部危险而形成一种罕见的兄弟情义和亲密关系，并可能因此一生休戚与共。任何良好的社会，若想继续存在并健康发展，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一需求。
在社会适应不良和更严重的病理案例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上述的需求受阻。对爱与情感及其在性方面的可能表现，人们的态度通常是充满矛盾的，并且通常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加以限制。实际上，所有从事精神病理学的理论家都强调，阻挠对爱的需求是造成适应不良的基本原因。因此，很多临床试验都对这一需求进行了研究。我们对爱的需求的认识或许仅次于生理需求。萨蒂（442）曾对我们的“温柔禁忌”做过精彩分析。
必须强调一点，爱并不等同于性。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求来加以研究。通常性行为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取决于性需求，还取决于其他需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爱和情感需求。需要注意的是，爱的需求包括付出爱和收获爱。
我们社会中的所有人（少数病态者除外）都需要或渴望一种稳定的、无可置辩的、通常是较高的自我评价、自我尊重和对他人的尊敬。这些需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对力量、成就、胜任、能力和竞争力、面对世界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的需求；
第二类，我们可以称为对名誉或威望（指来自他人的尊敬或敬重）、地位、声望和荣誉、影响、认可度、关注度、重要性、尊严或赞赏的需求。这些需求的重要性引起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及其拥护者的重视，但却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忽视。然而今天，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对这些需求的核心地位有了越来越普遍的认识。
自尊需求得到满足会使人拥有自信、价值、力量、才干和能力，会使人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和重要性。反之，自尊需求受挫会使人感到自卑、软弱和无助。这些情感还会造成轻微沮丧，引发其他补偿倾向或神经质倾向。通过研究严重创伤精神症（222），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基本自信的必要性以及缺乏自信所带来的无助感。
根据神学家对傲慢的讨论、弗洛姆对人类的虚假自我认识的探讨、罗氏对人类自我的研究，艾恩·兰德等散文家（388）以及其他资料，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不以真正的工作能力为根据，而试图从他人的看法中获得自尊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最稳定、最健康的自尊来自从他人那里应得的尊重，而非取决于外在虚名或无谓的追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区分以下两种能力和成就仍然是有益处的，一种是实际能力以及凭借纯粹的意志力、决心和责任心取得的成就，另一种是通过内在本质、个人素质、人生命运中自然获得的能力和成就，或者如霍尼所言，是真正的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伪自我。
即使这些需求全都得到满足，我们仍然可以预见，新的不满、不安情绪很快会出现，除非个体能发挥一己之长。如果要最终做到自得其所，那么音乐家必须作曲，艺术家必须作画，诗人必须作诗。人必须成为力所能及的人。人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我们将这种需求称为自我实现的需求（详情请参考第十一章）。
“自我实现”这一术语最早由库尔特·戈尔茨坦提出。在本书（160）中，该术语的意义更加具体和局限。自我实现的需求指的是人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换言之，它指的是实现自己潜能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人越来越具有个人特质，成为自己能够企及的那种人。
当然，满足这些需求的具体形式因人而异。有的人渴望成为理想的母亲，有的人渴望拥有卓越的运动能力，而有的人则渴望拥有绘画天赋或发明才能。
在自我实现的具体形式上，个体之间的差异最大。
通常只有生理、安全、爱和尊重需求得到了满足，才会出现自我实现这样奢侈的需求。
满足基本需求有一些直接的先决条件，破坏这些条件无异于直接危害基本需求本身。这些条件包括言论自由，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的行事自由，调查和寻求信息的自由，自我辩护的自由以及捍卫群体内部的公平正义与诚信有序的自由。这些都属于满足基本需求的先决条件。阻挠这些自由会引发威胁或应急反应。这些条件自身并非目的所在，但是它们同那些显然以自身为唯一目的基本需求密切相关，所以这些条件也几乎可以等同于目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这些条件，是因为倘若没有这些先决条件，那么基本需求将无法满足，或者说，至少是不易满足的。
如果我们能牢记，作为适应性工具的认知能力（感知、智力、学习）除了其他功能外，还具有满足基本需求的功能，那么很显然，任何危害认知能力、任何剥夺或阻碍自由运用认知能力的行为都必然会直接威胁到基本需求本身。这一表述回答了一些普遍问题，如好奇心，对知识、真理和理性的探索，揭开宇宙奥秘的永恒渴望。保密、审查、欺诈、通信阻塞对所有的基本需求构成了威胁。
因此，我们必须引入另一种假说，必须探讨与基本需求的接近程度。因为我们已经指出，有意识需求（局部目标）不同程度地接近基本需求，所以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该论述可能也适用于各种行为。如果行为直接满足了基本需求，那么它就具有了心理学上的重要性。从动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行为无法直接促进基本需求的满足，或者促进的程度越有限，则该行为越不重要。类似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各种防御机制和应对机制。有些机制直接保护或满足了基本需求，而另一些机制和基本需求并无直接或明显关联。实际上，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将这些机制分为更基本的防御机制和次基本的防御机制，并且可以断言，破坏基本防御机制比破坏次基本防御机制更具有威胁性（需要牢记的是，这一论断仅建立在它们同基本需求的关系之上）。
我们对认知冲动、认知冲动动力学及病理学知之甚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临床研究中并不重要，在传统药物疗法（旨在消除疾病）主导的临床试验中也无足轻重。这种认知疾病的症状缺少典型神经症中那种疯狂、刺激和神秘感。认知心理症表现轻微，不易察觉，很容易被忽视，或常被视为正常，因为它并不急需治疗。因此，在心理疗法和心理动力学的伟大创立者如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等人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该主题的内容。
在我所熟知的重要精神分析学家里，只有席尔德在著述中用动态方法探讨过好奇心和理解力。
在众多的理论心理学家中，墨菲、韦特海默和阿施（19，142，466）都曾讨论过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附带提及认知需求。获取知识和使宇宙系统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在世界中获得基本安全的手段，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现形式。除此之外，研究自由和表达自由作为满足基本需求的先决条件也有过一些探讨。虽然这些表述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它们仍然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也无法解释好奇心、学习、哲学思维和实验等的动机。它们充其量只是回答了部分问题。
关于获取知识，除了上述的消极决定因素（焦虑、恐惧）外，我们根据合理的依据，假设还存在积极冲动，用来满足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心，激励人们去认识、解释和理解知识（295）。
在高等动物身上很容易发现类似于人类的好奇心。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手指插进洞里。它们会在不同情境中进行探索，不包括饥饿、恐惧、性和舒适等情况。哈洛的实验（174）运用一种可接受的实验方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面对最危险的情况，甚至是危及生命时，人类也都在寻求真相，并对此作出解释。诸如此类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不胜枚举，伽利略式的科学家也一直层出不穷。
对心理健康者的研究表明，心理健康者的基本特征是他们会被神秘未知、混乱无序和无法解释的东西所吸引。这些特点本身似乎就是吸引力所在。这些领域本身就引人入胜。相较之下，他们对妇孺皆知的东西则缺乏兴趣。
从精神病理学继续推论或许是可行的。强迫性神经症（和一般神经过敏）的研究、戈尔茨坦对脑损伤士兵的研究、迈尔的老鼠实验（285）都表明（从临床观察的角度），人偏执、迫切地依赖熟悉的事物，而对陌生、混乱、意外和野性的事物则充满了恐惧。另一方面，有些现象则可能会推翻上述论断，其中包括蓄意的离经叛道、长期的反权威、狂放不羁的行为以及惊世骇俗的渴望等。所有这些症状可能出现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也可能出现在反文化同化的人身上。
这可能涉及第十章中提到的持续解毒作用。至少从外在行为来看，这是对恐怖、未知、神秘事物的迷恋。
当认知需求受阻时，可能会产生真正的精神病理效应（295，314）。以下的临床印象说明了这一点。
我曾见过几则病例。通过这些病例，我发现那些工作单调、生活乏味的智者身上经常会出现病理学症状（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身体机能普遍下降、智力衰退和品位下降等）。
在我所掌握的一则病例中，恰当的认知疗法（恢复半工半读、找一份对智力要求更高的工作、培养洞察力）的确消除了上述症状。
我见过不少女性，她们聪明、成功但无所事事，逐渐表现出智力匮乏的症状。有些人听从了我的建议，投身到值得努力的事业中去，这些人大多有所改善甚至痊愈。因此，认知需求的真实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某些国家，人们获取新闻、信息和真相的渠道受阻，官方说法和显而易见的事实相去甚远。在这些国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开始变得愤世嫉俗，他们不再相信任何价值观，甚至怀疑那些不言而喻的事物，严重破坏了普通的人际关系，他们灰心绝望，丧失斗志。而有些人反应似乎更加消极，他们变得迟钝、顺从，丧失了自我能力和主动性，几乎与世隔绝。
对认识和理解的需求一般在幼年后期和儿童期显现出来，甚至可能比成年期表现得更加强烈。此外，无论如何定义学习，这种需求似乎都不是学习的结果，而是成熟的自然产物。孩子无须被教导如何拥有好奇心。相反，他们可能会在体制化过程中丧失好奇心，例如戈德法布（158）。
最后，满足认知冲动会带来主观上的满足感，并使人获得终极体验。人们重视结果和学习过程等，相对忽视了洞察力和理解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每个人来说，洞察力都属于人生中光明、快乐、动人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一生中的亮点。
对障碍的克服、需求受阻造成的病变、普遍（跨物种、跨文化）病变、从未消失的（尽管不大）持续压力、满足需求的必要性（作为实现人类潜力充分发展的先决条件）、人早期的自发出现，这些情况都表明了基本的认知需求。
然而这种假设尚有欠缺。在我们对此有所认识之后，一方面，我们的探索需要更加具体深入，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广泛涉猎宇宙哲学、神学等领域。如果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是孤立的或原子式的，那么它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被理论化：不是被条分缕析，就是被分门别类，或两者兼而有之。有人将这个过程称为寻找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便可以假定有这么一种渴望：渴望了解，渴望系统化，渴望组织、分析，渴望寻找关系和意义，渴望构建一种价值体系。
一旦这些“渴望”成为讨论的对象，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也形成了一个小体系。在该体系中，对了解的渴望要优先于对理解的渴望。我们之前探讨过的优势等级制度的所有特征似乎也同样适用于这个小体系。
我们必须防止出现以下倾向，即不假思索地将这些欲望同我们上面讨论的基本需求割裂开来，也就是说，将认知需求和意动需求绝对地二分。了解和理解的需求本身属于意动需求，即都具有尽力而为的特点，并且同我们上面论及的基本需求一样，皆属于人格需求。此外，众所周知，这两大体系联系密切，而非泾渭分明。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谈到，两者相互协作，而非彼此对抗。本节的进一步讨论见参考文献（295，314）。
比起其他需求，我们对审美需求的了解少之又少，但历史学家、人文学家和美学家却一再证实，这个令科学家感到不快的领域是我们绝对不能回避的。我曾以经过筛选的个体为研究对象，以临床——人格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去探究审美需求。经过不懈研究，我至少能确定一点，对一部分人而言，审美的确是一种基本需求。因为丑陋让他们表现出某种病态，而周围美丽的事物却能治愈心灵。他们对“美”如饥似渴，并且只有“美”能够满足他们（314）。我们在身心健康的儿童身上几乎都能看到这一现象。我们对美的冲动可以一直追溯到洞穴人时代，并且在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中都能找到有关这种冲动的佐证。
审美需求与意动需求及认知需求高度重叠，因此不可能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对秩序、对称性、闭合性、完成行为、系统性以及结构性的需求可以一律归入认知需求、意动需求或者审美需求，甚至也可以归类为神经质需求。于我而言，审美需求应成为格式塔心理学家与动态心理学家共同研究的领域。比如，当人产生强烈的意识冲动，想把墙上歪歪斜斜的画挂正的时候，这是什么心理含义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把需求层次看作一个固化的等级体系，但事实是，它并不像我们说的那样僵化。的确，我们研究过的大多数对象其基本需求似乎都是按照我们先前说明的顺序进行排列，但也有不少例外情况。
1.对有些人而言，自尊比爱更重要。在基本需求的等级体系中，这种次序的颠倒最为常见，主要是因为这样一种观念：受人爱戴的人往往自身是强者，他们充满自信、积极进取、让旁人心生敬畏。因此，缺乏并渴望爱的人会竭力表现出锐意进取、信心百倍的样子。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追求高度自尊的行为表现与其说是为了自尊，不如说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说，他们寻求自我肯定的目的是获得爱，而不是获得自尊。
2.还有些人生来就具有创造性，他们的创造驱动力比其他对立的决定因素（counter-determinant）更为重要。而他们的创造力可能并非满足基本需求后的自我实现，而恰恰是克服了基本需求匮乏后的自我实现。
3.还有些人的志向可能会被永久地扼杀或压制。也就是说，那些难以实现的理想可能丧失，甚至永远消失。如此一来，那些勉强度日的人（如长期失业的人）只要能果腹，余生就心满意足了。
4.所谓的病态人格再次证明了爱的需求的永久丧失。根据现有的权威资料，这些人刚出生的时候就渴望爱，长期受挫后，便永久丧失了给予爱和接受爱的欲望和能力（就像动物在刚出生后，如果不能及时锻炼吮吸和啄食反应，就会永远丧失这种能力）。
5.当一种需求长期得到满足后，这种需求就会被人们轻视，这也是导致需求次序颠倒的另一个原因。那些从未经历过长期饥饿的人，常常会低估饥饿的影响，将食物看得无关紧要。如果他们受高级需求的支配，这种高级需求的重要性就会压倒一切。这样一来，他们很可能为了高级需求的满足而忍受低级需求的匮乏，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如果更为基本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人们对两者会进行重新权衡。这样人们会有意识地认识到，他们之前轻易放弃的优势需求确实在需求层次中占据更优势的地位。例如，一个宁愿放弃工作也要保全自尊的人，在饥肠辘辘中度过了六个月后，即便自损尊严，也要找回那份工作。
6.对需求次序的颠倒还有一种片面的解释：我们探讨需求的优势层次时，只着眼于个人意识到的需求和欲望，而非行为层面的需求和欲望。观察行为本身可能给我们造成错误印象。我们的主张是，当两种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们会优先满足更为基本的需求，但这不一定是心之所向。因此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除了需求和欲望，还有很多其他决定性因素影响我们的行为。
7.需求层次体系有一些例外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涉及理想以及高尚的社会标准、价值观一类的需求。以此为价值的人通常会成为殉道者，他们会为了特定的理想或价值舍弃一切。我们至少可以基于这一概念（假设）来理解他们，即早期获得的满足感提升了他们的挫折承受力。也就是说，一生中（尤其是早年）基本需求一直得以满足的人，其品格之健全，身心之强大，力量之罕见，足以承受当前或未来所要面临的需求受挫。他们品性坚毅，不随波逐流，能泰然应对争议和反对，也愿意以极大的个人代价去捍卫真理。只有那些热爱他人并且深受爱戴，与很多人保持着深厚友谊的人才能勇敢地面对仇恨、排斥和迫害。
全面地探讨承受挫折的能力，还需要考虑这一事实，那就是一定程度的纯粹习惯。比如那些长期习惯了忍饥挨饿的人，可能更容易承受食物的匮乏。长期的缺乏培养出这种习惯性适应的能力，早期的需求满足则培养承受挫折的能力，这两种倾向应如何平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我们不妨假定，这二者都是协同作用的，因为它们并不相互矛盾。说起挫折承受力增强这一现象，可能最为重要的满足感来自人生之初。也就是说，如果人早年就被养育得身心强大、自信满满，在今后面临任何威胁的时候也能一样保持这种品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理论讨论可能会造成这么一种印象，那就是这五种需求似乎是先后继起的：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后，另一种需求便应运而生。这种说法可能会造成一种误解，即只有一种需求得到百分之百的满足后，另一种需求才会出现。事实上，对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常人而言，基本需求都只得到部分满足，同时部分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要想更加真实地描述需求层次，我们应当相应降低优势需求的满足百分比。在此为了便于论述，我任意假定一组数据。例如，一般人也许只需满足85%的生理需求、70%的安全需求、50%的爱的需求、40%的自尊需求和10%的自我实现的需求。
优势需求得到满足后会出现新的需求，但这种出现并非突发、跳跃式的，而是从无到有、循序渐进的。比如，如果优势需求A只满足了10%，那么需求B可能还很遥远。但如果需求A满足了25%，那么需求B就会出现5%，要是需求A满足了75%，那需求B可能会出现50%，以此类推。
需求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也不一定是无意识的，但就普通人而言，需求总体上是无意识的。而大量证据表明，无意识动机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已无须验证。我们所说的基本需求通常是无意识的——当然，如果方法得当、技术熟练，也可以使基本需求从无意识变为有意识。
特定需求在不同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基本需求的分类要尽量考虑到这种差异性背后的相对普遍性。毫无疑问，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个体产生的有意识动机和另一文化中个体的有意识的动机是大相径庭的。然而，人类学家的共同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社会中的人比我们首次接触时的印象更具共性。随着了解的深入，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共同点。这时我们意识到，最惊人的差异并非本质差异，而是外在的差异，比如发型与着装风格上的差异、饮食口味上的差异等。我们对基本需求的分类也试图解释文化差异性背后的统一性，但我们并不主张，这种统一性在所有文化中都是绝对的、普遍的。唯一可以断定的是，跟外在的差异相比，需求的统一性相对更绝对、更普遍和更基本，并且也更接近人类共性。跟外在的欲望或行为相比，基本需求是更普遍的人类本性。
这些动机绝不是某种行为的唯一或单一的决定因素。比如那些看似是生理性驱动的行为，如进食、性愉悦等，就是如此。临床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多种动机表达的渠道。换句话说，多数行为都是多重动机驱动的结果。在动机的决定因素中，任何行为都不是由单一需求决定的，而是由多种或所有基本需求共同决定的。由单一动机决定的往往比较少见。就像进食，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果腹，还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并缓解其他需求。一个人做爱也不单纯是为了发泄性欲，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为了征服他人，展示力量，并获得更多的基本情感。为说明问题，我可以指出，通过分析个体的某一单一行为并从中发现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这与特质心理学中某一相当浅薄的分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学派认为，单个特质或动机就可以解释某一行为，比如某种攻击性行为仅可以追溯到某种进攻性特质。
并非所有行为都是由基本需求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并非所有行为都暗含动机。除动机以外，还有很多决定因素，比如另一类举足轻重的决定因素是所谓的外场（external filed）环境。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行为完全可以由外场环境决定，甚至可以由某一特定的、孤立的外部刺激所决定，就像联想或条件反射一样。假设听到“桌子”这个刺激词，我马上会想到记忆中的桌子或椅子形象，这种反应肯定与基本需求无关。
其次，我们可以再度提请对“与基本需求的相关程度”或“动机的程度”这些概念的关注。有些行为动机性很强，有些却很弱，还有些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动机（但一切行为都是由某种因素决定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表达性行为与应对性行为（功利性努力与目的性追求）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表达性行为不会刻意去做什么，它只是一种人格的反映。就像愚笨之人行愚蠢之事，并非有意或刻意为之，也不是出于某种动机，而仅仅是因为他生性如此。我用男低音而不是男高音或女高音说话也是一样的道理。身心健康的孩子在不经意间做出的动作、独居但快乐的人面带笑容、健康之人轻快的步伐和挺拔的身姿，这些都是表达性行为，且不带任何的功利性。同时，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无论有无动机，几乎都是表达性的（8，486）。
那么我们也许会问，是否所有的行为都是对性格结构的反映和表达呢？答案是否定的。死记硬背、习以为常、机械性或传统性的行为可能是表达性的，也可能不是。大多数受到刺激后的行为也是如此。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表达性行为和目的性行为并不相互排斥。一般的行为通常是两者兼具。有关这一点的讨论，可详见第十章。
需求理论始于人类，而非那些低等的和更简单的动物。关于动物的很多发现都被证实仅适用于动物，而不适用于人类。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通过研究动物来研究人类动机。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各个领域的科学家早已多次揭露过这种隐藏在简单性的一般性谬论背后的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逻辑。就像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生理学不需要先研究数学一样，我们研究人类也不需要先去研究动物。
如先前所述，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动机，可基于与基本需求的相关程度来判定相对重要或不重要。对冰激凌的渴望实际上可能是对爱的渴望的间接表达。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种渴望就成了极为重要的动机。但如果吃冰激凌只是为了过过嘴瘾或满足不经意间唤起的食欲，那么相对来说这种渴望就无足轻重。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欲望应该被视为一种症状，它们是基本需求的表面指示器。但如果只是从表面上去看待这些表层欲望，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无法解决的混乱状态，因为这只治标而不治本。
无关紧要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并不会引发心理疾病，但至关重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却会导致心理疾病。因此，任何精神病理学必须以合理的动机理论为基础。冲突或挫败感不一定会诱发心理疾病，但倘若它威胁或阻挠基本需求或那些与基本需求密切相关的部分需求时，便会引发心理疾病。
前文已多次指出，我们的需求往往是在更多的优势需求得到满足后才逐渐显现。因此，满足感在动机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除此以外还需说明一点，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便不再发挥积极的决定或组织作用。
这意味着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人不会再需要额外的自尊、爱和安全等。如果说他仍有这些需求，那就是在故弄玄虚，就相当于说酒足饭饱的人还饥肠辘辘、满满的瓶子还是空无一物。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当下的动机，而不是过去、将来或可能存在的动机，那么那些已经被满足的需求便不再是动机。因此，出于实际考虑，我们必须将被满足的需求看作不存在或已经消失的动机。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据我所知，所有的动机理论要么对这一点避而不谈，要么相互矛盾。一个完全健康、正常且幸运的人，除了某些转瞬即逝的危险时刻，一般不应该有性、食物、安全、爱、声望或自尊的需求。如果说有，那我们就必须认定，所有的人都有病理反应，如巴宾斯基（Babinski）征。因为只有人的神经系统遭受破坏时，这些病理反应才会出现。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一个基本需求受阻的人，其人格应该是病态的，或至少不如心理健全之人。这就好比我们将缺乏维生素或矿物质的人称为病人。谁能断定维生素比爱更重要呢？既然我们都知道爱的匮乏会诱发心理疾病，那么谁又能说，跟医生诊断并治疗糙皮病和坏血病比起来，我们引发的价值讨论不科学、不合逻辑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简单明了地说，对于身心健康之人而言，其内在驱动力是充分发展并实现自身潜能的需求。倘若一个人具有长期、活跃的其他基本需求，那他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好比他的身体突然严重缺盐或缺钙而罹患疾病一样。
假如这个观点看似有些不同寻常或自相矛盾，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只是我们切换角度去看待人类深层次动机时出现的诸多矛盾之一。当我们问一个人想要什么时，实际上我们在探究人性之本。
戈登·威拉德·奥尔波特（6，7）曾阐明并概括了这一原则：为实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可能会成为终极的满足，它们只是自然延续了最初的目的而已。也就是说，手段本身可能会成为人类的需求。这提示我们，学习和改变对于动机生活而言具有重大作用。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这成为统摄一切的主导原则。这两种心理学原则并不矛盾，它们相辅相成。按照目前的原则来看，某些需求是否真的是基本需求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高级的基本需求得到长期的满足之后，便不再依赖于强大的先决条件，也无关乎自身的满足。也就是说，相比一般人而言，早年受人疼爱的成年人不太会需要安全感、归属感和关爱。在心理学中，我更倾向于认为，性格结构是功能自主性的最好证明。只有那些内心强大、身心健康且自主性强的人才最有可能承受爱的匮乏和冷遇。而且，在我们社会中，这种力量和康健一般是早年安全、爱、归属感和自尊的需求长期得到满足后产生的良好结果。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在这些方面实现了功能自主，即他们已经永远超越了那些曾经塑造了他们的需求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