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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提出了十六个关于动机的命题，任何合理的动机理论都应该包含这些命题。其中，有些已是无人不知的平凡道理，但我认为仍有必要重新强调一遍，而其他命题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争议较大。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规定，个人是个完整的、有组织的整体。心理学家通常会非常热忱地接受这一理论陈述，但在真实实验中却对它视若无睹。人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命题既是理论上的现实，也是实验上的现实。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实验过程和健全的动机理论。在动机理论中，这一命题有具体的所指。例如，它意味着人是作为完整个体受到动机驱动的，而不是个体的一部分。在完善的动机理论中，不存在口腹之需，也不存在单纯的性需求，而只存在某人的需求。需要食物的是约翰·史密斯，而不是约翰·史密斯的胃。此外，满足感是整个个体的感觉，而不仅仅是他身体的一部分的感觉。食物满足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胃的饥饿感。
实验员如果仅仅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作为他肠胃的一项功能来处理，就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人饿的时候，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他的肠胃功能，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甚至身体的大多数其他功能都发生了变化。他的感知变了（他对食物的感知会更强烈）；他的记忆变了（更容易记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变了（比平时更加紧张不安）；他的所思所想变了（他更倾向于想念美食，而不是思考代数题）。上述现象可以扩展到人体几乎所有生理和心理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饥饿的时候，他浑身上下都饥肠辘辘。作为一个个体的人，饥饿的约翰·史密斯跟平常有所不同。
选择饥饿作为所有动机的典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既不明智也不合理。通过更细致的分析可以看出，饥饿驱动主要是一种特殊的动机，而不是一般的动机。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格式塔学派和戈尔茨坦学派心理学家的说法），它不像其他动机那么普遍，它以躯体的明确感知为基础，这不同于一般的动机状态。更常见的直接动机有哪些？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思考，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常见的动机。人们日常所思所想的无非是衣服、汽车、友谊、陪伴、赞扬、声望等。人们习惯上把这些欲望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动，并认为它们与真正高尚的或原始的驱动（生理需求）分属不同的等级。事实上，这些欲望对我们来说更重要，也更普遍。因此，从中选择一个作为范例比选择饥饿更合适。
我们通常假设所有的驱动都遵循生理驱动的运作方式，但现在可以合理地预测，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大多数驱动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局部的，不能认为机体当前仅仅存在某些驱动。典型的驱动、需求或欲望与身体具体、孤立的局部感知没有关系，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有关系。典型的欲望更明显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驱动作为研究模型会更合适，比如对金钱的渴望，或者更基本的驱动，如对爱的渴望，而不是纯粹的饥饿驱动或者任何局部的驱动。从目前收集的证据判断，尽管我们对饥饿驱动可能有所了解，但永远无法充分理解人们对于爱的需求。的确，以下表述可能更具说服力：与其深入研究饥饿驱动，不如充分理解爱的需求，因为后者更有益于我们了解一般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动）。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格式塔心理学家对简单性概念的批判性分析。与爱的驱动相比，饥饿驱动似乎很简单，但从长远来看，实际上并非如此（160）。简单性表现为独立于机体整体之外的个案和活动。显而易见，人所从事的任何重要活动与人其他所有的重要方面都有动态的联系。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选择一项毫无普遍性的行为呢？难道某一活动被遴选出来加以特别关注，仅仅是因为我们更容易用我们习惯的（但不一定正确）实验技术来分离和还原它，或者仅仅因为它独立于其他活动？如果我们必须二择其一：①解决实验方法简单但非常琐碎或无效的问题；②解决实验方法非常困难但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如果仔细审视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至少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它们通常是用来达成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我们想要钱，因为有了钱我们就能买车。我们想要车，因为邻居有车，而我们不想因为自己没有而觉得低人一等。有了车，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喜欢和尊重。每当我们分析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会发现可以探本求源，也就是说，深入到个体的其他更基本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分析的情况与精神病理学症状非常相似。这些症状很重要，不是说它们本身重要，而是指它们意义重大。也就是说，它们的根本目标或根本影响可能很重要。研究症状本身并不重要，但研究症状的动态意义至关重要，因为这一研究会产生实际成效——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每天在我们意识中一闪而过的数十次的欲望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它们所暗示的方向，以及深入分析后所获得的价值。
一旦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最终会面对某些我们无法进一步深究的目标或需求。也就是说，某些需求的满足似乎就是目的本身，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证明或论证。这些需求在普通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表现，那就是通常无法直接观察，而更多的时候是从多样的、具体的、有意识的欲望中衍生出来的概念。换句话说，动机研究一定程度上必须研究人类的终极目标、欲望或需求。
这些事实从另一个方面暗示了完善动机理论的必要性。由于这些意识中的目标往往无法直接观察，我们有必要立刻处理无意识动机的整体问题。如果仅仅深入研究有意识的动机生活，往往会遗漏很多内容，而这些内容跟可直接观察的有意识目标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精神分析学反复证明，有意识的欲望和无意识的终极目标之间，不需要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可能是消极的，就像在反应形成中表现出来的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完善的动机理论不可能忽视无意识的生活。
现在有充分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或终极欲望跟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有所不同，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多样化。主要原因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满足一种特定的欲望。以自尊为例。在某一社会中，人当个好猎手就可以获得自尊；而在另一个社会中，要获得自尊可能需要成为出色的医生、勇敢的战士或者沉稳矜持之人等。或许可以认为，如果考虑终极目标，那么想成为好猎手和想成为好医生有着相同的动力和根本目的。我们据此可以断定，对心理学家来说，将这两种貌似不同的有意识的欲望归入同一类别，要比把它们按照外在行为纳入不同类别更加有用。显然，目的本身远比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更为普遍，因为这些途径是由当地特定的文化决定的。人类比我们最初想象的更具共性。
我们从心理病理学的研究中了解到，有意识的欲望或动机性行为还有一个特性与我们刚才讨论的特性相关联，那就是它提供了一种能够同时表达其他诸多目的的渠道。有几种方法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和有意识的性欲可能有着极其复杂的潜在的、无意识的目的。对有些人来说，性欲实际上可能代表了展示阳刚之气的愿望。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想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根本欲望，或者是一种想与人亲密、想获得安全感和爱的欲望，或者是这些欲望的自由组合。这些个体有意识的性欲可能有着相同的内容，而且他们所有人可能都会误以为他们寻求的只是性的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并非如此。我们认为，从根本上理解这些个体的性欲和性行为所代表的含义，而不是个体想当然的意义，更有益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些个体（无论是预备性行为还是完成性行为，都是如此）。
还有一组证据同样能说明这一观点。人们发现，某一精神病症状可能同时代表几种不同的，甚至冲突的欲望。一只癔症性麻痹的胳膊可能代表了多种愿望的同时实现，如复仇、怜悯、爱和尊重。单纯从行为的角度看待前一个例子中的有意识的愿望或者第二个例子中的外在症状，意味着我们断然否定了对个人行为和动机状态进行全面理解的可能。我们强调一点，通常情况下，某一行为或有意识的愿望不只有单一动机。
在某种意义上，几乎任何事物的机体状态本身也是一种刺激状态。我们说一个人感到被拒绝了，我们是什么意思呢？静态心理学会满意地接受这一陈述本身，但动态心理学会通过实证经验证明这一陈述还意味着更多内容。遭到拒绝的感觉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会对整个机体产生影响。例如，它还意味着紧张、压力和痛苦。而且，被拒绝的感觉不仅当时影响机体的其他部分，还会自动地、必然地导致一系列后果，例如，急于赢回失去的爱、各种自我设防、敌意的滋长等。
显然，只有我们进一步说明他遭到拒绝以后的事情时，我们才会解释“这人感到被拒绝了”这句话所暗示的状态。换句话说，被拒绝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刺激状态。当前的动机概念通常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动机状态是一种特殊的、个别的状态，与机体中的其他事态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相反，完善的动机理论应该假定，动机是持续的、永久的、波动的、复杂的，并且几乎是每一种机体的普遍特征。
人是一种有需求的动物，除了短暂的满足外，很少能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欲望。这个需求被满足了，那个需求又出现了。人一生之中几乎总是渴望着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全面了解动机，就有必要研究所有动机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有必要放弃之前孤立的动机单元。动机或欲望的出现，它所引发的行为，以及达到目标后获得的满足，所有这些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为的、孤立的、单一的个例，是从整个复杂的动机单元中抽取出来的。这种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整个机体的所有其他动机是否得到了满足，也就是取决于诸多强烈欲望的相对满足状态。如果需要某样东西，这本身就意味着其他欲望得到了满足。如果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饥肠辘辘、口燥喉干，或是大祸临头、朝不保夕，或是遭人唾弃，那么我们绝不会产生谱写乐曲、创建数模、装饰房间或者穿着打扮的欲望。
动机理论的创立者对以下两个事实从来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第一，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除非是相对满足或者阶段性满足；第二，欲望似乎是按照某种优势层级自动排列的。
我们应该彻底放弃提供内驱力或需求的穷尽式列表。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列表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这种列表暗示着所列出的各种内驱力是平等的，即效力和出现概率平等。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欲望是否会变成有意识行为，取决于其他强烈欲望的满足或不满足状态。各种特定内驱力出现的概率有很大的差别。
其次，这样的列表意味着这些内驱力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最后，这样的内驱力列表通常是以行为为基础制作的，所以它完全忽略了我们所知的内驱力的动态特性。例如，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驱力可能有所不同，或者某一特定的欲望可能同时表达了其他多个欲望等。
这种列表的荒唐之处还在于，内驱力并不是孤立的、离散的，多个内驱力也不是单个内驱力的简单相加。内驱力是按照具体特征的层次来排列的。这意味着一个人选择列出的内驱力有多少，完全取决于他分析内驱力时的具体程度。打个比方，真实情况不像很多根木棍并排摆放那样简单，而是像一套盒子，其中一个大盒子里有三个盒子，每个盒子里又有另外十个小盒子，而这十个小盒子又分别装有五十个更小的盒子，依次类推。再打个比方，描述内驱力就像是按照不同放大倍数来描述组织切片。按照这一列表，我们可以谈论满足或平衡的需要，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吃东西的需要，再具体一点说是填饱肚子的需要，再具体一点说是对蛋白质的需要，再具体一点说是对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需要……我们现有的列表有太多都不加区别地囊括了不同具体程度的需求，比如有些列表包含三到四种需求，而有些则包含数百种需求。在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制定出这样一个内驱力列表，它包含的欲望从一到一百万个不等，这完全取决于分析动机行为的具体程度。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应该将它们清楚地划分为欲望的系列，或者说欲望的基本类别或集合。换句话说，罗列这些根本目标是为了对内驱力进行抽象的分类，而不是穷尽式地罗列（12）。
此外，所有已公布的欲望列表似乎都暗示了各种内驱力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各种内驱力通常会相互重叠。正因如此，要把一个内驱力和另一个内驱力清晰而明确地区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内驱力理论的任何批判也应该指出，内驱力的概念本身可能来自对生理需求的高度关注。在处理这些需求时，将激发物、动机性行为和目标对象分开是很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谈到对于爱的渴望时，我们就很难区分内驱力和目标对象。这里的内驱力、欲望、目标对象以及行为似乎都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现有的种种证据似乎都表明，划分动机生活唯一可靠的根本依据是基本目标或需求，而非内驱力列表上列出的一般意义上的激发物（是“吸引”而非“促使”）。动态方法会给心理学理论建构带来变化，但在变化过程中只有基本目标保持不变。毋庸赘言，此前我们讨论过的种种因素足以支撑这一论断。我们注意到，动机驱动的行为可能传达多种信息，自然不能作为有效的分类依据。以此类推，特定的目标对象也不是可靠的分类依据。一个人有了食欲，自然会想方设法弄到食物，而后嚼一嚼吞掉，这种行为实际上可能是在寻求安全感而不是食物本身。同理，一个人产生了性欲，会进一步求偶、性交，这实际上可能是在谋求自尊而不是性的满足。事后产生的有意识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某种行为所追求的明确目标对象或效果，统统不能作为动态划分人类动机生活的可靠依据。如果仅根据上述逻辑排除过程进行判断，动机理论分类的唯一可靠依据就只剩下无意识的基本目标或需求了。
学院派心理学家主要通过动物实验开展对动机领域的研究。“白鼠非人”本是尽人皆知之事，无奈在此还是要重申一遍，因为在进行人性理论研究时，常常有人把动物实验的结果奉为圭臬。
毋庸置疑，动物数据的确大有用处，但前提是我们使用时要把握分寸、头脑清晰。
我的观点是动机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下面将就这一点展开进一步的论述。首先来探讨本能这个概念。严格来说，本能是一个动机单位，其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以及目标对象或目标效果明显都受到遗传的影响。沿着物种阶梯不断攀升，我们所说的生物本能呈现逐步消失的态势。例如，按照我们的定义，白鼠身上确实存在着饥饿本能、性本能和母性本能。猴子的性本能早已消失，饥饿本能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只有母性本能一如既往地强烈。同理，按照我们的定义，人类身上的这三种本能通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本能，如遗传反射、遗传内驱力、自主学习、动机行为，以及根据动机性行为和目标对象而进行的文化学习（见第六章）。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的性生活，会发现纯粹的驱动力是由遗传所赋予的，但对象和行为的选择必须在生命长河中慢慢学习和领悟。
沿着物种阶梯往上，口味变得愈发重要，而果腹的需求自然就下降了。也就是说，在挑选食物的时候，白鼠的选择要比猴子的少得多，而猴子又比人少得多（302）。
最后，沿着物种阶梯上升，生物本能逐渐减退，而对文化这一适应工具的依赖性增强。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动物数据，那我们应该认清这些事实，例如，比起白鼠，我们更喜欢用猴子做动机实验的对象。原因很简单：人类和猴子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和白鼠却相去太远。哈洛和许多其他灵长目动物学家便是这么做的（172，202）。
目前，我只谈到了机体本身的属性。现在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要通过某种行为实现动机，则必然要与环境及其他人发生联系。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全面衡量机体的属性、环境以及文化的决定性作用。
一旦承认了这一点，理论家应该时刻保持清醒，避免过度关注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归根结底，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是机体或特征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本末倒置、走向极端：该理论把机体看成情境中的附属物，将其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者个体尝试达到的某一目标。我们必须明白，障碍和价值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自己设置的，而这些也应该由具体情境中的特定生物来定义。我不知道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可以定义或者描述一个情境而抛开在其中活动的特定机体。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孩子想得到对他来说有价值的东西而遭到某种阻挠，那他便会打定主意，认定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宝贝，而那些阻挠就是障碍。心理学上没有“障碍”这一概念，“障碍”只是人试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时遭遇的阻力。
在我印象中，动机理论尚不成熟的时候，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极端的或者排他的情境理论正大行其道。比如，任何纯粹的行为理论都需要情境理论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动机理论不是以目标或需求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现有内驱力的基础上，那么为了防止其理论失败，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情境理论作支撑。实际上，强调恒定的基本需求的理论发现这些基本需求相对稳定，并且不会因机体所处的特殊情境而发生显著变化。因为，基本需求会以一种行之有效、富于变化的方式组织自己的活动，也会规划甚至定义自己的外部世界。换言之，如果我们认同考夫卡对地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划分，那么这句话是说，要弄清楚地理环境是如何转化为心理环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明白一点：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就是当前机体在具体环境中的目标。
完善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绝不能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明确表示，为了认识机体所生活的世界而放弃对机体恒常性的探索。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我要明确一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动机理论，不是行为理论。行为是多种决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动机，也包括环境因素。动机研究并不否定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而是对情境研究的一种补充。在一个更为宏观的框架下，二者各有一席之地。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注意这样一种情况：机体通常表现为有机整体，但有时则不然。因为还存在着一些特殊、孤立的习性或条件作用、各种阶段性反应，以及我们所知的许多割裂和缺乏整合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机体甚至能够做出不止一种反应，就好比人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
显然，在成功面对某一喜事、创造性时刻、重大问题、威胁或紧急情况时，机体会处于最佳整合状态。但是，一旦威胁呈排山倒海之势，或者机体过于虚弱、无力招架之时，整合状态便趋于瓦解。总的来说，生活闲适顺遂时，机体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向不同方向发展。
我认为，相当一部分现象看似特殊和孤立，实则不然。一般来说，我们多加分析就可以证实，这些现象在整个框架中都不可或缺，比如转变性歇斯底里症状。这种明显的整合缺失有时仅仅表明我们孤陋寡闻，不过，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足以证明，在某些情境下，孤立的、阶段性的或割裂的反应是有可能的。另外，我们越来越清楚，这种现象不一定就代表脆弱、糟糕或者病态。相反，它们往往代表机体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即以局部、具体或阶段性的方式处理次要、熟悉或者容易解决的问题。如此一来，便可以保留主要能力去应付更加重要或者更有挑战性的问题（160）。
与心理学家普遍接受和推崇的观点不同，在我看来，并非所有的行为或反应都是动机驱动的，至少并不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即通常所说的寻找缺乏或需要的东西。成熟、表达、成长、自我实现，通通不符合普遍的动机理论，我们最好将这些现象看作自我表达方式而非应对策略。之后的章节（特别是第十章和十四章）会就此进行详细论述。
此外，在诺曼·梅尔（284）的极力呼吁下，我们开始注意到一种差别，弗洛伊德学派常常谈到这种差别，却从来没有把它交代清楚。大多数神经质的症状或趋势都意味着满足基本需求的冲动不知何故受到阻挠、误导，或与其他需求相混淆，或囿于错误的做法。但其他症状仅仅是出于保护或者防御目的，不再是满足冲动的问题。它们唯一的目标是防止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威胁或挫折。两类症状犹如两个斗士，一方依然渴望胜利，而另一方对胜利不再抱有幻想，只希望不要输得太惨。
由于放弃和绝望与病情预断、学习目标，甚至长寿都密切相关，因此明确的动机理论必须充分考虑梅尔的区分以及克利（233）对此的相关解读。
杜威（108）和桑代克（449）明确指出，一直以来大多数心理学家严重忽视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实现动机的可能性。一般来说，我们对一切实际可能得到的东西都充满渴望。也就是说，与关注无意识愿望的精神分析学家相比，我们对于愿望的态度要现实得多。
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会发现自己对于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充满了期待，并且会为之拼搏。普通美国人为了汽车、冰箱和电视机而奋斗，因为这些都是切实可得的。他们不会奢求游艇或飞机，因为这些对一般的美国人来说遥不可及。很可能，他们从没有无意识地期待过这些东西。
要了解本国不同阶级和种族之间、本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之间动机的差异，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关注实现愿望的可能性。
与此相关的是现实对于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一个本我冲动就是一个离散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联系，包括其他本我冲动。
我们可以借助意象接近本我，我们可以称它为一片混沌，就像一口沸腾不已的大锅……这些本能使本我充满活力，但它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根据快乐原则满足本能需要的冲动。逻辑规律，尤其是矛盾律在本我进程中并不适用。相互矛盾的冲动既不相互中和，也不彼此分离，而是并存的。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它们最多相互妥协、重新组合，以便释放它们的能量。本我不等同于虚无，不仅如此，哲学家们断言，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但在本我中我们震惊地发现关于这个断言的一个意外。
当然，本我对价值、善恶、道德一无所知。与快乐原则密切相连的经济因素，或者叫数量因素，控制着本我的整个进程。依我们之见，寻求本能心理的释放是本我的全部内容。（Freud, Sigmun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W.W.Norton，1933，pp.103—105.）
如果这些冲动受到现实条件的控制、改变或压抑而得不到释放，它们就不再属于本我，而是变成自我的一部分。
可以认为，自我是本我的一部分，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其影响而有所改变，就像包裹着微小生物的皮层，它的职责就是接收刺激并保护机体不受其侵扰。这种与外界的关系对自我起着决定性作用。自我负责向本我传达外部世界，并以此来保护本我。若非如此，本我不顾强大的外部力量，盲目地追求本能的满足，或许难逃毁灭的结局。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其认知记忆中保存外界的真实图景，同时，自我必须通过现实验证，排除外部世界中一切由内部激发的要素。自我代表本我，控制着通向自动力（motility）的路径，但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想这一延迟因素，在思考的过程中，自我调动了记忆中储存的零散经验。如此一来，自我推翻了对本我进程影响至深的快乐原则，并用现实原则取而代之，而现实原则能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并带来更高的成就。（同上，第106页）
然而杜威认为，成年人的所有冲动，至少典型的冲动，都受现实影响，并与现实密不可分。简而言之，他主张根本不存在本我冲动，言外之意就是，即便存在本我冲动，它们本质上也是病态的、不健康的。
尽管无法提出经验性的解决方案，我们还是需要注意这一矛盾之处，因为这意味着一种至关重要、针锋相对的差异。
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种本我冲动。任何一个心理分析学家都可以证明，想入非非的冲动确实存在，往往与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个人利益脱节。问题在于，这些突发奇想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内心深处的写照？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人类对现实的感知开始纠正幼儿时期的奇思异想？这个时间节点对神经症患者和健康人都同样适用吗？高效工作的人能完全不受影响，维护自己冲动生活的私密角落吗？如果事实证明，每个人都会产生这种完全源自机体内部的冲动，那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冲动何时产生，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它们一定会是弗洛伊德设想的麻烦制造者吗，它们一定和现实对立吗？
我们往往不是通过心理学家，而是通过有临床经验的心理治疗师才获得了有关人类动机的大多数知识。这些患有心理疾病的患者虽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存在很大的误差，因为这些患者显然属于人类的次级样本。从原则上讲，他们的动机应该排除在健康动机的样本之外。健康并不仅仅是没有疾病，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疾病的反义词。凡是值得关注的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身强体健之人的才能，也要探索残疾人的防御措施。同时，动机理论也应该涵盖并解释人类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伟人最为关切的问题。
我们永远无法从患者这一单一渠道得到这种认识，而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健康人身上。动机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方向应当更加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