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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人们越来越关注“官方”科学的缺陷和弊端。然而，除了林德的精彩分析（282）以外，关于这些缺陷的原因的其他探讨都没有引起关注。本章旨在说明，正统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许多不足是方法中心主义或技术中心主义的科学理念造成的。
我所说的方法中心指的是一种倾向，即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工具、技术、程序、设备和方法，而不是它的问题、疑难、功用或目标。在简单的实践层面上，方法中心主义会使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不易区别，如工程师、医生、实验室技术人员、玻璃吹制工、尿检分析师、机器维修人员等。在最高的理论思辨层面上，方法中心主义通常将科学和科学的方法等同起来。
人们难免强调方法的完美，强调技术和设备，这通常会弱化问题本身的价值、活力及意义，同时也会弱化通常所说的创新能力。每个心理学博士生都明白，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实验，只要将实验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无论其成果是否微不足道，都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的、开创性的问题，则常常被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死于萌芽阶段，就因为它有可能会失败。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批评通常只是批评方法、技术、逻辑等。在我见过的文献当中，我不记得有哪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毫无价值、微不足道或没有意义。 [1]
因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讨论的问题本身并不重要，只要过程无误就万事大吉。换句话说，论文并不需要贡献新的知识。博士生必须了解本领域的技术和现有数据，根本没人会去强调好的研究想法非常重要，结果造就了一批毫无创新能力的“科学家”。
在较低层次上，比如高中和技校的科学教学中，也会看到类似的结果。学生们按部就班地操作仪器，死记硬背烹调大全。总之，学校鼓励他们有样学样、亦步亦趋地重复他人发现的成果，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科学。没人告诉他们，科学家不是技术员，所做的工作也不只是读几本科学读物这么简单。
这些争论的要点很容易被误解。我无意贬低方法的重要性，我只想指出，即使在科学研究中，方法也容易与结果混淆。只有科研的目标或结果才能使其方法得到尊重与验证。诚然，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应当关注他的研究手段，但这也仅仅是因为研究手段能帮助他实现正当的研究目的，比如有助于回答重要的研究问题。一旦忘记了这一点，他就会变得像弗洛伊德所说的人那样，整天忙着擦眼镜，却从不戴上眼镜看东西。
方法中心主义会把技术人员和仪器操作员推到科研的主导地位，而提问者和解决问题者却受到冷落。有些人只知道怎么做，而有些人还知道做什么。尽管应该避免极端和不真实的二分法，但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前者大有人在，他们难免变成科学界的牧师阶层，也就是仪式或程序的权威。过去，这些人只是招人讨厌而已，但现在科学已经成为能够影响国家利益的问题，他们有可能因此成为活跃的危险因素。相比于创造者和理论家，操作工更容易被一般人理解，因此他们带来的这种危险有可能倍增。
方法中心主义倾向于一味高估量化方法的价值，并以量化方法本身为目标。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更强调如何陈述而不是陈述什么。正因如此，方法的优良精确与研究意义的针对性和广泛性形成了对立。
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家往往会不自觉地让问题来适应技术，而不是根据问题来寻找技术。他们最初的问题往往是“用我现在所拥有的技术和设备能够解决哪些问题”，而不是大家通常所认为的“哪些才是值得我耗费心力的、最紧迫的、最关键的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否则如何解释这一事实：资质平庸的科学家一生都在一个很狭窄的领域做研究。这个领域并不是根据关于世界的某个基本问题划定的，而是由某一仪器或某项技术限定的。
在心理学界，“动物心理学家”或“统计心理学家”是指那些用他们的动物实验或统计数据来回答一切问题的心理学家。但心理学界很少有人觉得“动物心理学家”或“统计心理学家”的概念有任何可笑之处。说到最后，这会让我们想起那个尽人皆知的酒鬼。他的钱包丢了，他不在丢钱包的地方找，却在路灯下找，原因是“那里光线更好”。这也会让我们想起那个著名的医生，他将所有病人都诊断为痉挛，因为他唯一能治的病就是痉挛。
方法中心主义的一个强烈倾向就是将科学等级化，这是相当有害的做法。在这种等级体系中，人们认为物理学比生物学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而心理学则比社会学更科学。如果只基于研究的技术方法是否优良、成功和精准考虑，这种等级化的设想或许是可能的。但从问题中心主义角度来看，等级化绝不可能，因为谁都不会认为，星体、钠元素或者肾功能等问题在本质上要比失业、种族歧视和爱等问题更加重要。
方法中心主义倾向于将各个科学领域强行割裂开来，使它们壁垒森严、互不相通。但是，当有人问雅克·洛布，他到底是神经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回答说：“我只解决问题。”当然，这理应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回答。如果能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科学家，那真是科学之幸，但有这种观点的人却往往受到哲学观的干扰，因为这种哲学观认为科学家只是技术员和专家，而不是富有探索精神的真理追寻者，科学家是“无所不知”的，而不是“无所不问”的。
如果科学家能把自己看作问题的提出者和解决者，而不只是专业的技术人员，那科学界就会掀起新的热潮，致力于提出并解决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理应最为了解，却又知之甚少。为什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互动如此罕见？为什么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人数跟心理学者的人数相差如此悬殊？是让顶尖人才去制造更有威力的炸弹（或更有效的青霉素），还是派他们去解决民族主义、心理问题或剥削问题，两者相比哪个更能造福人类呢？
方法中心主义使科学家与其他真理追寻者产生巨大的分歧，二者在追求并理解真理的各种途径上也有天壤之别。如果把科学定义为对真理、顿悟、理解的探索以及对重大问题的关注，那我们很难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等区分开来 [2] ，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一样的。当然，归根结底，在语义层面上应该有所区别，而且他们必须承认，这种区别主要基于预防错误的方法与技术的不同。如果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不存在像今天这样难以跨越的鸿沟，那显然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方法中心主义只是简单地将这些人划归到不同领域，而问题中心主义却将他们视为互利互助的协作者。从大多数伟大科学家的传记来看，事实确实印证了问题中心主义比方法中心主义更接近事实。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本身也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帮助不亚于从搞科学的同行那里获得的帮助。
方法中心主义必然会产生一种正统科学，而正统科学又随之制造出一种科学异端。科学上的疑难问题很难被公式化或被分类归档。因为过去的一些问题已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未来要面临的问题也尚未提出。但是，将过去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公式化并分类整理，却是可以实现的，这些就是后来所谓的“科学方法的准则”。它们裹着历史传统的外衣，被奉为正统，使当今科学家亦步亦趋。如此一来，它们虽然对科学研究具有启发和帮助作用，但也在逐渐束缚当代科学。在那些因循守旧的人眼中，这些“准则”就成为一种硬性要求，那就是只能按照前人的方式来解决当今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心理学和社会学来说尤其危险。做到完全满足科学的要求会被解读为运用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技术方法。因此，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总是倾向于模仿以前的技术方法而不是发明或创新技术方法——这一点尤为必要，因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程度，及其研究问题和研究资料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科学领域中，一些研究惯例在助力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祸端，而科学家对这些惯例的盲目遵从无疑会危害科学的发展。
正统科学的一个主要危害是阻碍新技术的发展。如果“科学方法的准则”已经被公式化了，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运用准则。如此一来，新的研究方法和处理方式必然受到质疑和敌视，比如心理分析、格式塔心理学和罗氏测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新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所需要的整体的、相关的、综合的逻辑推理、数据统计和数学方法还没有形成。
通常来说，科学的进步是人类相互协作的产物。否则，能力有限的个体怎么可能有重大甚至是伟大的发现呢？如果没有合作，科学发展将一直停滞不前，直到出现一个独当一面的科学巨人。正统意味着拒绝向异端伸出援手。由于正统领域和异端领域的天才凤毛麟角，所以只有正统科学才会持续稳定地推进。我们期待异端的（如果是正确的）科学思想在经历了长期的搁置、忽视和抵制后，能突破困境，上升为正统科学。
以方法为中心的正统科学还有一种更大的危害，那就是日益限制了科学的进展。这体现为正统科学不仅阻碍新技术的发展，还阻碍了很多问题的提出，理由是人们不期待现有的技术能回答诸如主观、价值观和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正因为有了这样愚昧的托词，才有了那种大可不必的自认失败、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非科学问题”这一概念，就好像我们敢于提出任何问题并尝试解答似的。当然，任何人只要读过并且了解科学史，都不愿提及某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只会谈论那些尚待解决的问题。这样说来，我们显然可以有所作为并进一步发挥独创性和创造力。可是依照当前正统科学的观点，也就是说，凭借当前已知的科学方法（就我们所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正统科学实际上反其道而行之，教我们画地为牢，主动脱离人类有研究兴趣的广阔天地。这种趋势最终会走向危险的极端。最近，国会正讨论设立国家研究基金，而一些物理学家建议应将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排除在外，理由是这两门学科“不够科学”。这套说辞过于看重精湛完备的技术，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在于“提出问题”这一事实，科学源于人类的价值观和动机。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听到我那些搞物理的朋友如此嘲笑心理学，我该如何看待呢？我也该采用他们的研究技术吗？可这些技术对我的研究问题毫无用处，又怎么能解决心理学上的问题呢？难道这些问题就不该被解决吗？还是心理学家应该完全退出科学研究领域，把它交还给神学家？又或者这是暗含嘲讽的人身攻击，暗示心理学家愚钝，而物理学家睿智？这种无稽之谈理由何在？又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印象而已？那我不妨谈谈我的印象——任何科学团体都不乏愚蠢之人，且数量不相上下，那到底哪种印象更可信呢？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已下意识地将技术置于科学研究的首要地位，而且有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地位。
以方法为中心的正统科学鼓励科学家要稳妥可靠，而不要大胆创新。如此一来，科学事业似乎就是在既定路径上一寸一寸地前进，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另辟蹊径。面对未知的问题，正统科学推行正统而非新奇的解决方法，造就了安于现状而非开拓创新的科学家。
科学家应该（至少偶尔）置身于未知、混沌、朦胧、棘手而且难以名状的神秘事物中。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要求他们这样做，只有在这些领域，他们才会从方法中心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过于注重方法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①方法和技术自身更具客观性，虽然事实上未必如此；②方法和技术不需要考虑价值观。方法在伦理道德上是中立的，而问题则不然，因为问题迟早会卷入有关价值观的论战之中，而强调科学技术而非科学目标则能够有效避免引发价值观争议。确实，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的主要追求之一就是使研究尽可能客观（不涉及价值观）。
但是，正如第一章所言，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也就是说，科学不会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观。此外，科学是否应该以绝对客观为旨归（而不仅仅是尽可能达到客观）也很有争议。本章以及上一章罗列的错误观点都证明，任何忽视人性弱点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因为神经症患者不仅为自己徒劳的尝试付出了巨大的主观代价，而且讽刺的是，他的思想也日渐贫瘠。
正是因为这种“科学独立于价值观”的想象，价值的标准才渐趋模糊。如果方法中心主义哲学走向极端（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见），而且能坚持到底（实际上没敢坚持到底，因为怕导致荒唐的结果），那便无法区分重要的实验和不重要的实验，因为实验只有技术上成功和不成功的区别。
[3]
倘若仅以研究方法为衡量标准，那么最没价值的实验跟那些卓有成效的实验同样值得尊重。当然，实际情况并不会如此绝对，因为人们更重视实验的标准和原则而不是方法。不过，这种错误表现得并不明显，往往不太引人注意。科学杂志中俯拾皆是的实例足以说明：不值得做的事不需要做好。如果科学不过是一套规则和程序，那它与象棋、炼金术、看牙还有什么区别呢？
[1]
“但即便是学者也很可能在小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称其为原创性研究。这么做不是因为值得，而是因为他们能发现前人所没有发现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其他专家早晚会用到。于是各个大学的学者都像筑堤人一样，为了那神秘的科学目标，耐心地为后人做着嫁衣。”（Van Doren, C.，Three Worlds, Harper ＆Row.1936，p.107.）
“或者他们整天坐在沼泽地里用钓竿钓鱼，因此自以为很深奥，但在没有鱼的地方钓鱼，我认为这样的人不是一般地流于表面。”（Nietzsche, F.，Thus Spake Zarathustra, Modern Library，1937，p.117.）
“运动员”是一个坐着观看运动员的人。
[2]
“你必须热爱问题本身。”——里尔克
“我们知道所有答案，一切答案，但就是不知道问题是什么。”（A.MacLeish, The Hamlet of A.MacLeish, Houghton Mifflin.）
[3]
“科学家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解决了一个问题，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科学的进步。”（Cantril, H.，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 J.abnom.social Psychol.，1950，45，pp.491-503.）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重要得多，因为解决的问题可能只是数学或实验技术的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原有的问题则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才真正标志着科学的进步。”（Einstein, A.，and Infeld, L.，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Simon and Schuster，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