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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的心理学阐释始于这样一种敏锐的认知，那就是科学是人类创造的，而非自发的、非人类的、有着自身内在规律性的纯粹客体。它的活水源头是人类的诸多动机，它以人类的目标为目标，由人创造、更新并维系着。它的法则、结构及表述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事物的本质属性，还取决于发现这些事物的人类的本性。心理学家，尤其是具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在探究任何课题时，都会自然而然地通过亲自研究病人去研究问题，而不是着眼于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所建构的种种抽象理论。
然而还有些人执迷不悟，认定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坚持主张科学完全是自发的、能自我调节的，并将科学视作一场与人类利益无关的游戏，有着类似于象棋一般任意的、内在的规则。心理学家必须将这些主张视作不切实际的、虚假的，甚至是反经验的妄断。
在本章中，我想先详细阐述一些重要的常识性问题，这些问题为我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随后，我会探讨我的理论内涵及影响。
和所有人一样，科学家同样受到广泛的需求驱动，包括对食物、安全、保护、关心、归属感、情感、爱、尊重、地位、身份、自尊（由尊重、地位、身份而产生）的需求，还包括对个人特有的以及人类共有的多种潜能的自我实现与发挥的需求。心理学家对这些需求极为熟悉，原因很简单，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挫败感会引发病态心理。
其次，虽在这方面鲜有研究，但通过日常观察，我们发现还有好奇心驱动下对纯粹知识的认知以及理解需求，即对哲学、神学以及价值体系进行解读的需求。
最后，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对美、简洁、完善和秩序的冲动，这些都可以被称为审美需求。表达、演绎、臻于完美的需求可能与这些审美需求息息相关，但也同样不为人所知。
迄今为止，所有的需求、欲望或动机如果不是为达到上述基本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就是神经质的，或者是学习训练的结果。
显然，在科学研究中，哲学家们最关心的是认知需求。在自然历史阶段，是人类持之以恒的好奇心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进展，当科学上升到更理论化、更抽象的层次时，也同样有赖于人类对理解、阐释以及系统化的不懈热忱。当然，这种理论冲动对于科学的发展尤为必要，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身上也随处可见（172，174）。
当然，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也离不开其他动机。最初的科学理论家常常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帮助人类的手段，这一点现在却经常被忽视。比如，培根（24）就曾期望科学能大大缓解疾病和贫困的蔓延。现在有证据表明，虽然古希腊科学常常受制于根深蒂固的柏拉图式的纯思辨传统，但也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人本主义倾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其初衷一般是出于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对全人类的热爱。一些人投身如社会或医疗领域的科研，都是为了帮助他人。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人类需求都可能成为我们投身科学、钻研科学并坚守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是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威望的来源、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一种满足多种神经症需要的方法。
大多数人的行为常常受多种原始动机的共同驱动，而出于单一动机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任何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出于对人类的热爱，也可能是出于纯粹的好奇；不仅仅是想追求名望，也可能是想获得更多的收入，等等。
现在有一点很清楚，将理性与本能相互对立的二分法已经过时，因为理性和进食一样，也是一种动物本能（至少对人这种动物而言）。冲动并不一定与理性判断截然对立，因为理智本身就是冲动的表现。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一个人格健全的人身上，理智与冲动是共生的，在这两种情绪支配下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很相似，而不是大相径庭。非理性并不一定是无理性或反理性，相反，它通常是亲理性的。通常来说，意动和认知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和对立本身就是社会或个人病态心理的产物。
人对爱和尊重的需求与对真理的渴求一样神圣。“纯”科学的内在价值与人本主义科学的内在价值不相上下。人性同时支配两者，根本无须将其二分对立起来，因为科学给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能带来益处。古希腊崇尚理性无可指摘，只不过有些过犹不及。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到，爱和理性一样，都是人性的表现。
认知需求的满足与情感需求的满足时常会出现短时期的冲突，这需要我们去整合、协调二者，而不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纯”科学家那纯粹、客观、中立的非人本主义好奇心可能会妨碍其他人类需求的满足，而这些需求同样重要，如安全感。我这里想说的不仅仅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件，还想说明一个更为普遍的事实，那就是科学本身暗含着一套价值系统。毕竟，“纯”科学家追求的极致不是爱因斯坦或牛顿式的，他们更像搞集中营实验的纳粹科学家以及好莱坞的“疯魔”科学家。对于科学和真理，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种更全面、更人性化以及更超验的定义（66，292，376）。因为，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
就像在社交、工作或婚姻中一样，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时会寻求各种各样的满足，而科学总能投其所好。不管是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的资深学者，还是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的学术新秀，都能获得满足。有些人在科学中追寻人本主义目标，而另一些人只是喜欢科学那客观、非人性化的特质。有些人首先追寻科学的合法性，而另一些人则看重科学的内容，对一些“要紧事”极为关切，即便它们还不够精确和完美。有些人喜欢打破常规，推陈出新，另一些人则偏爱收尾工作——编排、梳理，并维护已经赢得的科学领地。有些人在科学中寻求安全感，另有些人则热衷于冒险和刺激。我们无法描述理想的妻子，同样，我们也无法描绘出理想的科学、科学家、方法、问题或科学研究。就好比我们普遍赞成结婚，但还是会给个人留下选择的余地。科学也一样，可以实现多元化。
我们可以从科学中分辨出以下几种功能：
1.寻找问题、提出问题、激发灵感并提出假设。
2.试验、检验、证明、推翻以及再核实；进行试验验证假设；对试验重复检验；获取事实；使事实更可靠。
3.使事物条理化、理论化和体系化；将科学理论逐步抽象化。
4.累积学术史。
5.技术作用；科学可作为工具、方法和技术应用于生产生活。
6.管理、执行和组织。
7.宣传及教育。
8.为人所用。
9.供人欣赏、娱乐、庆祝并表彰。
科学功能的多样性必然意味着劳动的分工，因为极少有人能集诸多能力于一身。而劳动的分工又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有着各不相同的兴趣、能力和技术。
兴趣反映并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比如科学家选择物理学而不是人类学，在同一学科中选择主攻不同研究领域，如鸟类学而非遗传学。对于研究领域内特定课题的选择也能说明这一点，只不过层次更低而已。此外，选择研究方法、资料、精确度、适用性、实用性以及与人类当前关注点的密切程度等，也都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科学的不同领域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如果每个人都喜欢物理学而不喜欢生物学，那么科学的进步将是天方夜谭。好在我们有不同的科学追求，就像我们喜欢不同的气候或乐器。正因为有些人喜欢小提琴，另一些人喜欢竖笛和鼓，乐队演奏才成为可能。广义的科学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科学家们有不同的兴趣。就像艺术、哲学和政治一样，科学也需要各色人等（我不是说“科学可以容忍各色人等”），因为每个人看待世界的眼光不同，提出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即便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因为他的病症使他在某些方面变得尤其敏锐。
科学中真正的危险是来自一元论的压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人类知识”实际上只是“自己的知识”。我们很容易就将自己的兴趣、偏见和期望投射到宇宙万物上。比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证明，他们跟别人有重大区别（401）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领域。因为他们兴趣的不同，我们自然期待他们对科学以及科学方法、目标和价值有不同的定义。显然，既然我们能接受人类其他领域内的差异，我们也要容忍、接受科学家之间的个体差异。
显然，对科学家的研究是科学研究中基础的，甚至是必要的环节。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性某些方面的放大反映。这些方面的知识增长，会自然体现为科学的倍增。比如，每一门学科及其每一种理论都受到知识增长的影响，这些知识包括：①偏见和客观的实质；②抽象化过程的实质；③创造性的实质；④文化适应以及科学家对文化适应的抵制的实质；⑤期望、焦虑情绪对感知的干扰；⑥科学家的角色或地位的本质；⑦社会文化中的反智主义现象；⑧信仰、信念、信心、确信等的实质。当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我们先前提到的问题，那就是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和目的（292，458）。
科学建立在人类价值观的基础上，其本身就是一套价值体系（66）。人类的情感、认知、表达和审美需求是科学产生的源头，也是科学要实现的目标。而满足此类的需求，如对安全、真理和确定性的追求，就是一种价值。简洁、精炼、优雅、朴素、准确、干净这类审美需求的满足，既是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的价值追求，也是数学家和科学家的价值追求。
另外，作为科学家，我们有着共同的基本文化价值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一直如此。这些基本价值包括诚实守信、人道主义、尊重个体、服务社会、本着民主精神尊重个人决定权（哪怕是错误的决定）、珍重生命、保持健康、减缓痛苦、赏罚分明、分享荣誉、竞技精神、公平公正等。
很显然，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观察这两个词需要重新定义（292）。排除价值原指排除神学思维和独裁主义，因为这两者往往毫无根据就对事实做出预断。现在和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对某些价值的排除也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原原本本的事实。如果说现在组织化的宗教对我国的科学只构成了微弱的威胁，那么我们还需要与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教条相抗衡。
现在我们只知道一种方式能防止人类价值干扰我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知。这种方式就是对这些价值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白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并据此对我们的认知进行必要的修正（此处的干扰是指混淆心理因素和现实因素，而我们所要认知的是现实因素）。任何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面都必须包括对价值观、需求、期望、偏见、恐惧、兴趣和神经症的研究。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还必须包括人类最普遍的一些倾向，即抽象、分类、寻找异同以及对现实的选择性关注，并根据兴趣、需求、期望以及恐惧等心理调整和重组关注的重心。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依据不同的准则来调整我们认知外界的方式（即“标签化”）是可取的，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不利的，因为它在揭露某些特征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特征。我们必须明白，尽管自然为我们提供了给事物分类的线索，尽管自然对万物划定了天然的分界线，但这些分类的线索往往是琐碎而含糊的。我们必须创造分类方式，或强行将自然分门别类。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仅依照大自然的启示顺其自然而为，也在依照人类本性，如自身一些无意识的价值观、偏见和癖好等进行判断。假如说理想的科学是将理论中人的影响因素降到最低，那么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些人为因素，而不是一味排斥人为因素在科学中的作用。
所有这些关于价值观的令人不安的讨论，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科学的目标。也就是加深我们对自然的了解，通过研究知识的主体——人类，来净化我们现有的知识。明白了这一点，坐立不安的“纯”科学家们应该就能如释重负（376，377）。
人类的心理规律和自然规律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截然不同。我们生存在自然界中，但这并不等同于人类的法则和规律必须和自然界保持一致。当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要对现实做出一些让步，但这并不能否定人类与自然界有不同的内在规律。希望、恐惧、梦想等心理现象的表现形式与鹅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等客观事物截然不同。哲学理论的建构也绝不同于建造桥梁。研究家庭和水晶，定然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我们探讨动机和价值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非人性的自然界主观化或心理学化，但我们当然要把人性心理学化。
非人类现实独立于人类的需求和愿望，它非善非恶，没有任何目的（只有生命体才有目的）或功能，也没有意动和情感倾向。即使全人类都消失了，它也有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
无论是出于纯粹、无利害的好奇心，还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直接需要而预测并掌控现实，认识原原本本的现实而非我们主观期待的现实，都是有利无害的。因此，康德的主张完全正确，即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非人类现实，但却可以一步步接近它，或多或少地认识它。
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学研究应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关注。如果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变量决定的，那么其研究成果也是如此。科学需要多少来自其他文化的贡献？为做到更客观地感知外界，科学家需要在何种程度上超越其所属文化？在何种程度上，科学家需要成为国际主义者，而不仅是一个美国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其阶级归属？要想更深入理解文化对感知自然的干扰作用，我们必须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
科学只是接近自然、社会和心理现实的途径之一。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文主义作家，甚至是挖水沟的工人，也可以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他们应该和科学家一样得到支持。
这些人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各自独立的个体。因为科学家同样也可以是诗人、哲学家甚至是梦想家，而比起眼界狭窄的科学家，这些涉猎广泛的科学家几乎肯定更容易取得进步。
如果我们接受心理学的多元论，将科学视为多种才能、动机和兴趣的合奏，那么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界限也就变得模糊了。不过，比起搞技术的科学家，那些致力于批判和分析科学概念的科学哲学家肯定更接近纯理论科学家。那些提出系统化人性论的剧作家或诗人也肯定更接近心理学家。科学史学家可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以是科学家，这都不重要。跟那些进行抽象、实验研究的同行相比，仔细研究个案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生可能从小说家那里获益更多。
我没发现用什么方法能把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严格区分开来。我们也不能以从事实验研究为标准，来衡量某人是不是科学家，因为有很多人领着科学家的薪资，却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做出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大学里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领域从来没有任何发现，平时也只是读读化学杂志，重复一下别人的实验，但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化学家。这样的“科学家”还不如一个聪明过人、充满好奇地探索地下室的12岁小学生，也比不上一个核实虚假广告的多疑而又精明的家庭主妇。
一个研究协会的会长，平时一直忙于行政和管理工作，但依然声称自己是科学家，那么他在哪些方面称得上是科学家呢？
如果说，一个完美的科学家是集众多角色于一身：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核验员、哲学家、历史学家、技术员、组织者、教育宣传作家、实践者和鉴赏者，那么我们也很容易想象，一个理想的科学团队应该至少由9位专家组成，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而没有人需要成为面面俱到的科学家！
的确，我们认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二分法过于简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一个普遍的发现：从长远来看，某一狭窄领域的专才往往难成大器，因为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全面的人，他们往往会有缺憾。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普通人在大多数事情上都要比残疾人更得心应手，正是这个道理。如果为了成为纯粹的思想家，而一味压抑情感和冲动，这样的人最终只会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总而言之，可以认为在科学领域，一个有艺术细胞的科学家会比他没有艺术细胞的同行发展得更好。
如果用个案加以说明，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因为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一般都兴趣广泛，他们从不局限于技术专家的身份。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多面手，对人文主义、社会和美学等方面都有广泛涉猎。
科学上的心理多元论告诉我们，通往知识和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无论是单纯的艺术家、哲学家、人文主义作家，还是集以上才艺于一身的通才，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性格开朗、无忧无虑、心气平和、身体健康的科学家比郁郁寡欢、焦虑不安、病恹恹的科学家更出色，艺术家、机械师和行政人员也是如此。神经质的人总是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急于定论。他们对未知和新奇的事物抱有恐惧，过度受制于人际需求，无法如实描述真相。他们容易受到惊吓，也太渴望获得别人的认可。
上述事实至少有三重含义。首先，科学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真理追寻者）要想做好科研工作，应该要有健康而非病态的心理。其次，随着文化进步，全民健康得到改善，追寻真理的过程也应该有所改进。最后，我们应当相信，心理治疗有助于科学家个人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已经了解到这样的事实：社会越开明，越倾向于帮助真理探索者，因为在开明社会里，我们可以呼吁学术自由、终身教职和更高薪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