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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订，我尝试着把过去16年的主要经验教训都吸收进来。这些经验教训相当重要。我认为此次修订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广泛修订。虽然我只对部分内容进行了重写，但是本书的主旨已经在一些重要方面得到了修改，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做详细阐述。
本书于1954年首次出版，目的是希望对当时的经典心理学起到推进作用，而不是去否定它们或者建立另一种对立的心理学。本书试图通过探索人性的更高层次来深化我们对人格的认识（我本来打算给本书起名为《更高层次的人性》）。如果我必须把本书的主题提炼成一句话，我会这样说：除了当时的心理学对人性的剖析之外，人还有更高层次的本性，这是一种类本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如果能再加一句，我会强调人性深刻的整体性，以驳斥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分析式—解剖式—原子论—牛顿式方法。
换一种说法，我当然接受并继承了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现有成果。我也认可实验心理学的经验主义和实验主义精神，以及精神分析学对人性的彻底揭露和深入探索，但我不认同它们刻画出的人类形象。也就是说，本书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人性哲学、一种新的人的形象。
无论是任何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任何行业（如法、政、医），还是任何社会单位（如家庭、教育、宗教），这种全新的“人本主义”世界观似乎都更有前景、更鼓舞人心。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心理学家之间的一场内部争论，但事实证明，这场争论代表了心理学界新的时代精神，代表了一种普遍、全面的新的人生哲学。我采纳这种构想，着手修订本书，并在本书中表达了以下观点：我认为，这种构想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一种更宏大的世界观和一种全面的人生哲学。这一点已经初步实现，至少已经令人信服，因此，必须得到学界重视。
有个令人恼火的事实，我不得不一吐为快。这场名副其实的革命（人、社会、自然、科学、终极价值观、哲学等的新形象）仍被大多数学者完全忽视，而他们中一部分人掌控着与知识阶层和青年进行沟通的渠道（正因如此，我把它称为“备受冷落的革命”）。
这部分人中有许多人有极端绝望和愤世嫉俗的世界观，这种观念有时会导致恶意和残忍。事实上，他们不承认人性和社会有可能改善，不承认有可能发现人类的内在价值，也不承认人有可能热爱生活。
他们认为诚实、善良、慷慨、友爱都是不真实的，嘲笑一些人是傻瓜、老顽固、空想家或盲目乐天派，跟这些人打交道时，他们往往会过度怀疑，骤下判断，实际上已经产生主观上的敌意。这种主动的揭露、憎恶和攻击已经不止于鄙夷，有时候，他们像是在义愤填膺地反击，反击那些他们认为是侮辱性的意图，比如别人想要蒙骗他们、欺瞒他们、戏弄他们。我认为，精神分析学家会从中看到一种因为过去的失望和幻灭而产生愤怒和报复的动机。
这种绝望的亚文化，这种“比你更阴损”的态度，这种相信弱肉强食、悲观绝望而怀疑善意的反道德，正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要正面驳斥的，本书及参考书目中所列的许多著作中介绍的原始资料也都正面驳斥了这一点。在肯定人性之善的前提条件时，我们虽然仍有必要非常慎重（见第七、九、十一、十六章），但已经有可能坚定地驳斥那种绝望的观念，即相信人性在根本上是堕落和邪恶的。这样的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品位的问题。只有盲目和无知到冥顽不灵的地步，只有拒不接受事实，才会死抱着这种观念不放。因此，这种观念只能被视为一种个性的反映，而不代表一种理性的哲学或科学的立场。
前两章和附录B中，我提出了人本主义和整体论的科学观。过去10年的许多最新研究进展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尤其是在迈克尔·波拉尼的《个人知识》（376）一书中得到了证实。我自己撰写的《科学心理学》（292）也阐述了类似主题。这些书直接针锋相对地反驳了那些当时仍然大行其道的正统、经典的科学哲学，并且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替代哲学，用来开展关于人的科学研究。
整体论贯穿整本书，但附录B中收录了一种更深入，或许也更晦涩的方法。整体论显然是正确的——毕竟，宇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任何人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然而，作为一种世界观，整体论要得到理想的实施和运用并非易事。最近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原子论思维是一种轻微的精神病变，或者至少是认知不成熟综合征的一种表现。对于心态良好、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整体论的思维和观察方式似乎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而对于不太开明、不够成熟、心态不健康的人来说，接受起来似乎异常困难。当然，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印象，我也不想急于下定论。但我认为，有理由把它作为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设提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也相对容易。
除了第三章到第七章，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从头到尾都在阐述动机理论。该理论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D.M.利维、弗洛姆、霍尼和戈尔茨坦都曾提出过相关理论。1942年我首次向一个精神分析学会提出动机理论时，试图将以上的局部真理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我从自己零散的治疗经验中了解到，这些作者提出的理论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人来说都是正确的。而我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临床问题：哪种早期的缺失会导致神经症？哪种心理疗法能治疗神经症？哪种措施可以预防神经症？不同的心理疗法的应用顺序是什么，哪种最为有效，哪种是最基本的？
平心而论，这一理论从临床的、社会的和人格学的角度来看都相当成功，但在实验室的实验中却并不成功。它非常符合大多数人的个人体验，并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有层次的理论，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理论似乎有一种直接的、个人的、主观的合理性。然而，它仍然缺乏实验的验证和支持。至今我还没能想出一个能在实验室里进行验证的好方法。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332）将这种动机理论应用于工业领域，才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他不仅发现动机理论有助于整理资料和观察的结果，还发现这些资料能作为原始资料，反过来确认和验证动机理论。正是工业领域，而不是实验室为该理论提供了实证的支持（参考书目中包含此类报告的样本）。
工业及生活的其他方面后来都验证了动机理论，我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当我们探讨人类的需求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生命的本质。我怎么能将人类的本质放在动物实验室环境或试管状态下进行实验呢？显然，要验证它需要完整的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真实生活状态。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进行检验。
可以看出，第四章的内容源于临床治疗，因为第四章强调的是神经症的各种诱发因素，而不是无须心理治疗师劳心费神的诸多动机。这些包括惰性和懒散、感官愉悦、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要、对生命的执着或淡漠、希望或绝望的倾向，以及在恐惧、焦虑、匮乏等情况下不同程度的退步倾向，等等。更不用说，人类的最高层次的价值也是重要动机：如美、真理、卓越、完满、正义、秩序、一致、和谐等。
我在以下著作中对第三章和第四章进行了必要补充：《存在心理学探索》（295）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优心态管理》（291）中关于“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部分，以及《超越性动机理论：价值生活的生物学根源》（314）。
如果不考虑人类的最高追求，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生活。人的成长、自我实现、对健康的追求、对自我和独立的向往、对卓越的渴望（以及奋斗上进的其他说法），这些都已经成为最广泛、最普遍的倾向，而且毫无疑问地被广泛接受。
然而，也存在其他倒退、恐惧、自我贬低的倾向，但人们如果在个人成长过程中自我感觉良好，就很容易就忘记这些倾向，尤其是那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我认为，要预防这种错觉，有必要透彻了解心理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人选择从恶而不是向善；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因为成长往往是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可能会回避成长；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最好的自己，我们除了爱还感到恐惧（314）；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对真善美怀有极其矛盾的心理，对它们既爱又怕（295）。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仍然需要阅读弗洛伊德（读他的临床事实，而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我还想推荐霍格特的一本内容极其敏感的书（196），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以同情之心去理解他所写的那些没文化的人，理解他们为什么倾向于庸俗、琐碎、廉价和虚假。
我认为，第四章和第六章“基本需求的类本能性质”构成了人类内在价值体系的基础。人类内在价值，也即不言而喻的人类之善，它们本质美好，值得拥有，无须自证。这是个价值的层次体系，属于人的本质。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全人类都渴望拥有，而且对于避免一般疾病和心理病变也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这些基本需求和超越性需求（314）也是内在的强化剂，即非条件刺激，以此为基础可以组织各种实用的学习和培训。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内在的善，动物和人几乎什么都愿意学，因为对他们来说，学到了就等于拥有了这种终极的善。
因篇幅有限，我在此不便展开，但我还是要提一下，将类本能的基本需求和超越性需求既视为权利也视为需求，这不仅合理而且富有成效。如果承认猫有权利成为猫，也就等于承认人也有权利成为人，这是顺理成章的。为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满足这些基本需求和超越性需求，因此这些需求可以被视为天生权利。
需求和超越性需求的层次体系对我还另有用处。我觉得它有点像自助餐，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胃口随意挑选。也就是说，对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所作的任何判断都会受到判断者自身性格因素的影响。举个例子，判断者会依照自己一贯秉持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选择将某一行为归结为某种动机。在当前社会，我发现人们越来越频繁地选择悲观主义，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为“动机降级”。简而言之，就是在解释某种行为动机时，更倾向于选择低级需求而不是中级需求，或者更倾向于选择中级需求而不是高级需求。这样一来，人们倾向于选择纯粹物质主义的动机，而不是社会性动机或者超越性动机，也不会兼选三种动机。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猜疑，是一种对人性的贬低，对此我倒是不觉得奇怪，只是据我所知，目前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依我之见，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包括人这一变量。
毫无疑问，思想史学家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找到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既有“动机升级”型，也有“动机降级”型。在我撰写本书期间，我们文化中的动机降级之势正愈演愈烈。为了解释某种行为或现象，低级需求被严重滥用，而高级需求和超越性需求则明显被忽略了。在我看来，这种趋势背后更多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并非经验事实。我发现，高级需求和超越性需求被严重低估了，不仅病人低估了它们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当前的知识分子也不敢承认它们的重要性。显然，这是一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此重要的问题绝不能任由某些派系或团队来解决。
在第五章“满足理论”的基础上，我增加了关于满足病理学的一节。15或20年前，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人在得到自己苦苦追寻的东西后，随之而来的可能不是梦寐以求的幸福感，而是病态的后果。从奥斯卡·王尔德被判入狱的故事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人们应该警惕自己的愿望——因为愿望实现的同时可能也会招致悲剧。任何层次的动机——物质的、人际的或者超验的——似乎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
这一发现令人始料未及，我们从中认识到，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并不会自动生成一套让人深信不疑并且愿意坚守的价值体系，相反，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百无聊赖、漫无目的、信念丧失之类的后果。显然，人在追求自己所欠缺的东西时表现最佳，比如希望得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并且为满足这种愿望而凝聚力量、努力拼搏的时候。事实证明，如愿以偿并不能确保幸福快乐、心满意足。这是一种不明状态，既可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招致新的麻烦。
这一发现表明，对许多人来说，有意义的生活应该是，也只能是“有所欠缺，有所渴求，并为之奋斗”。但事实上，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即使所有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们也会觉得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因为这表明他们可以生活在存在的国度里（295）。因此，有意义的普通生活哲学虽然广为流传，但其实并不正确，至少可以说并不成熟。
有一点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人们对于我提出的牢骚理论（291）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简单来说，据我观察，需求的满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这种快乐往往会被另一种（希望是）更大的不满所取代。这么一来，人类追求永恒幸福的愿望似乎永远都无法实现。当然，幸福一定会来临，它并非遥不可及，而是真切和具体的。只是，我们好像必须接受它转瞬即逝的本质，强烈的幸福感更是昙花一现。高峰体验不会持续，也无法持续。大喜过望只是偶尔有之，永远难以为继。
但这就意味着对统治我们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幸福学进行修正，而这种幸福学一直决定着我们的各种认知，包括天堂、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和善良的人等概念。传统爱情故事的结尾总是“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理论也往往是老调重弹。社会的实质性进步往往效果不明显，那些喋喋不休的兜售，最终只会使我们感到幻灭。我们写进宪法修正案的改良措施，如工会主义、妇女选举权、直选议员、累进所得税等带来的社会进步被大肆炒作，令人不堪其扰。任何改良都被声称能够带来太平盛世、永久福祉，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却最终在惨淡的事实面前化为泡影。幻灭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我们不妨声明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社会改良，但对尽善尽美、幸福长久什么的已经不抱任何期待了。
有一个事实现在看来显而易见，但却被人们普遍忽略了，在此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拥有的全部幸福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些幸福因此被淡忘，被忽略，甚至不被珍惜——直到我们再次失去它（483）。比如1970年1月，我写这篇前言的时候，美国社会历经150年的不懈奋斗，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和进步，但当时一些头脑简单、见识浅薄之人正在诋毁这一切，宣称它们都是虚假的、毫无价值的，根本不值得保护或为之奋斗，也不值得珍惜，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这个社会尚不完美。这是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
我打算以当前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为例（我还有几十个别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复杂但重要的问题，并以此证明有多少人倾向于一分为二的割裂式思维，而不会进行多层次的整体性思考。一般说来，在当今的文化中，年轻女子的夙愿大多是有男人爱她，跟她成家并和她生一个孩子。按她的想法，她从此便可以一生幸福了。但事实是，不论她多么渴望拥有家庭和孩子，或者多么向往爱情，终有一日，她会对这一切到手的幸福感到厌倦，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并且渐渐变得无所适从，而且心有不甘，觉得生活仿佛缺了点什么，仿佛还应该有点别的什么。接下来，她会把一切都归结到家庭、孩子和婚姻上，觉得这都是骗人的，甚至可以说是陷阱，是桎梏。紧接着，她又会以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方式来追寻更高层次的需求和满足，诸如专职工作、自由旅行、个人独立等。实际上，认为这些选择互相排斥、无法兼容的想法既不成熟，也不明智，牢骚理论和需求的层次整合理论的主要观点正在于此。这些不知满足的女人一方面希望紧紧地抓住她所拥有的一切不放，另一方面又像工会主义成员那样，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她既想牢牢守住现有的幸福，又期望收获额外的福祉。但说到这里，我们似乎还是没有吸取这个永恒的教训：无论她渴望什么，事业也好，其他东西也罢，一旦愿望实现，整个过程就会再次重演。短暂的幸福、激动和满足过后，一切又不可避免地变得理所应当，她又开始焦灼不安地渴望得到更多！
我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意识到人类的这种天性，如果我们能放弃追求永久的快乐，承认幸福难再、好景不长，承认人永远会心怀不满、牢骚满腹、忧心忡忡，那我们就会让普通人学会那些自我实现的人是如何行事的，他们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如数家珍、心怀感激，不会陷入非此即彼的抉择困境。对女人来说，她可以一面实现女人的“夙愿”（有人爱，有家，有孩子），一面在不放弃任何既得满足感的情况下继续向前，超越性别，实现与男人共享全面的人性。这样，她的智力、她的才华和潜能、她特有的天赋以及她的自我实现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
第六章“基本需求的类本能性质”的主题有相当大的变动。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遗传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促使我们比15年前更相信基因在决定生物性状时的能力。在我看来，对心理学家而言，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X和Y染色体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比如二倍体、三倍体、缺失等。
第九章“破坏性是类本能的吗”也基于这些新的发现做出了重大调整。
遗传学方面的进展或许可以更好地阐明我的立场，让我的观点更容易被人接受。目前，关于遗传与环境在生物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论还是太过简单化，几乎与过去50年一样。两极分化依然存在，不是支持简单化的本能理论、相信动物的总体本能，就是全盘反对整个本能论观点、支持整体环境论。这两种观点在我看来根本站不住脚，甚至可以说是愚不可及，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推翻。与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不同，本书的第六章以及之后的内容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人只保留了非常微弱的残存本能，这些残存本能跟动物的纯粹本能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它们和类本能倾向十分微弱，文化知识的学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它们消失，可见文化知识比残存本能和类本能更强大。实际上，心理分析法和其他揭示疗法，当然还有“自我寻求”法，都是艰巨复杂的任务，目的就是透过学习、习惯和文化的表层来寻找我们残存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以及难以觉察的本性。总而言之，人类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是这种本性微弱且不易察觉，需要特殊的探索方法才能发现它们。因此我们必须把人作为主体，逐一探索这种动物性和物种属性。
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人性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为文化和环境可以轻易抹去或者削弱遗传性潜能，但却不能创造或增强这种潜能。在我看来，对社会而言，这就等于在大力主张，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都拥有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恶劣的环境容易摧毁和抹杀人的潜能，这也相当于在极力捍卫美好社会。此前有观点认为，人生而为人，仅凭是人的一分子，就有权利成为一个全面的人，可以实现人类所有的潜能。这与当前的发现相去甚远。人之所以为人，除了与生俱来的物种身份，必须经历成长，才能真正变成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婴儿只能说是一个潜在的人，必须在社会、文化和家庭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以更严肃的态度看待个体差异及物种类属。我们必须学会用这种全新的方式把他们理解为：①极具可塑性，极其表面化，容易改变，也容易消失，但同时伴随着各种微妙的反常情况。这给我们带来了艰巨的治疗任务。②尽量揭示每个人的气质和潜在倾向，以便使他们能够顺利地形成自我风格。这要求心理学家更多关注否认自身倾向所带来的心理及生理的细微代价和痛苦，因为个体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些痛苦和代价，而外界也不易发现。这意味着“健康成长”在每个年龄段的实践价值都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最后，我必须指出，一旦放弃社会不公这一借口，必会导致严重后果，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做好应对的准备。我们越是淡化社会不公，社会不公便越有可能被生理不公所取代，即每个婴儿生来具有不同的基因潜能。如果我们已经有能力充分发挥每个婴儿的优良潜能，也就意味着同时接受不良潜能。若一个孩子生来便有生理缺陷，我们应该归咎于谁？如果说归咎于造物主，那这对遭到造物主“虐待”的个人自尊又意味着什么？
在本章及其他论文中，我引入了“主观生物学”这个概念。我发现这是弥合主观与客观、现象与行为之间差距的得力工具。人能够而且必须从内省和主观的角度研究人的生理，我希望这一发现对他人，尤其是生物学家能够有所裨益。
第九章论述的破坏性的内容也得到了全面的修订。我将它归入了更加宽泛的罪恶心理学之下，希望通过详细论述罪恶的一个方面，来说明整个问题从经验上和科学上都是可以解决的。对我来说，将其纳入实证科学范围之内，意味着我们对它的了解有望逐步深入，而这通常意味着对此问题能够有所作为。
我们知道，攻击性受基因和文化两种因素的影响。在我看来，健康的攻击和不健康的攻击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
攻击性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人的本性。同样，多数罪恶也不单单是社会或心理的产物。这可能听起来显而易见，不值一提，但现在有人不仅相信这些站不住脚的理论，还依此行事。
在第十章“行为的表现成分”中我引入了“理性控制”这个概念，即一种理想的控制，不但不会影响反而可以增加满足感。我认为，这一概念对纯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都有深远的意义。有了这一概念，我就可以区分（病态的）冲动性和（健康的）自发性。如今这一区分正是应时之需，不仅是年轻人需要，那些把任何形式的控制都视为邪恶和专制的人也需要。这一概念使我受益匪浅，希望它对别人也同样有益。
我没有耗时费力地用这一概念工具去解释诸如自由、伦理、政治、幸福等老问题，但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来说，这一概念的影响与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精神分析学家会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解决办法与弗洛伊德对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整合有共同之处。在我看来，对于精神动力学理论工作者来说，深入思考两者的异同将受益良多。
第十一章涉及自我实现。在本章中，我将“自我实现”这个概念明确限定于老年人群体，以免再生疑问。按我的标准，年轻人还做不到自我实现。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尚未获得认同感和独立性，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一段长久、忠诚、超越浪漫激情的爱情，大多数也没找到能够让他们奉献一生的神圣使命。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他们没有足够的阅历（对他人的责任、失败、收获、成功），无法摆脱完美主义幻想；他们大多没法平心静气地看待死亡；他们没有学会怎样变得有耐心；他们不甚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恶，做不到善解人意；他们涉世未深，不会处理对父母长辈、权力及权威的矛盾心理；他们一般受教育时间短、知识储备有限，因而不具备人生智慧；他们通常勇气不足，易随波逐流，且不能光明正大地坚守美德，等等。
不论如何，在心理学上最好把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已经实现自身潜能、人格成熟、人性完备的自我实现者和不分年龄段的健康。我发现，这就形成了“趋向于自我实现的健康成长”这一意义重大、值得研究的概念。我研究过大学生年龄段的青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的确有可能将健康与不健康区分开来。在我印象中，健康的青年男女仍在成长，他们讨人喜欢，甚至极为可爱又心地善良。他们为他人着想（但对此非常害羞），私下关怀爱护那些他们敬重的长辈。年轻人不自信、未定型，会因在同龄人中处于少数（他们的个人观点和品位更加耿直正派，棱角分明，更容易受到超越性动机的影响，也就是说比一般人更品行端正）而感到不安。对年轻人时常表现出的残忍、卑鄙和帮派情绪等，也会让他们感到不安。
当然，我不知道这种综合表现是不是一定会发展成年长者表现出的那种自我实现。只有纵向研究才能确定这一点。
我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主题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还可以补充说，它们也超越了阶层和等级。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是正确的。当然，我能预见这样一个前提：财富和社会地位往往能促进自我实现。
在第一份报告中，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料到：这些人是不是只能和健全的人生活在一起，只能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我过去的印象（当然还有待检验）是，自我实现者本质上比较活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与各色人等打交道，能适应不同环境。他们随时可以以善报善，也能够以恶还恶。
除了描述自我实现者以外，我还研究了“牢骚”（291），并考察了一种普遍倾向，即人们倾向于忽视、贬低乃至放弃已经获得的满足感。比较而言，自我实现者幸免于人类这一大不幸之源。总而言之，他们知道如何“感恩”，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幸运。奇迹即使一再重复，也仍然是奇迹。他们对天降好运与无功受禄保持清醒认识，这就确保他们无比珍惜生活，且永不厌倦。
我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进展顺利，我承认我感到欣慰。毕竟，这是一场豪赌，我在执着追求一种仅凭直觉得出的信念。在这个过程中，我摒弃了一些科学方法和哲学批判的基本准则。正因为这些准则我曾经全盘接受并深信不疑，所以我很清楚我现在如履薄冰。我的探索始终伴随着焦虑、矛盾和自我怀疑。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见参考书目），所以没有必要再担心这种根本问题了。但我明白，基本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仍摆在眼前，目前只是开了个头而已。我们已经采用了协作方法来挑选健康、自主、人性完备的自我实现者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方法更加客观，得到了公认，而且排除了个人因素。跨文化研究是必需的。至少在我看来，唯有从生到死的追踪式研究才能提供真正令人满意的印证。我从类似奥运金牌得主一样优秀的人当中抽样，除此以外，对总人数进行抽样显然也非常必要。即使最优秀的人身上，也能找出无可救药的原罪与缺点。在更全面的研究这些罪过和缺点之前，我认为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人类那些无法根除的罪恶。
我深信这些研究能够改变我们对科学（292）、伦理道德和价值观（314）、宗教（293）、工作、管理、人际关系（291）、社会（312）以及其他方面的看法。此外，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告诉年轻人，除了某些短暂的高峰体验和完美交合以外，不要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幻想，别再要求有完美的人类、社会、老师、父母、政客、婚姻、朋友、机构等——这些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如此，社会和教育的伟大变革才可能会立刻发生。即使见识浅薄，我们也知道这些期望都是幻想，会不可避免地、无情地幻灭、消亡，并带来厌恶、愤怒、沮丧与报复情绪。我发现，“及时涅槃”本身就是罪恶之源。如果你要求完美的领导或完美的社会，就等于放弃了在相对的好坏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认为不完美就是邪恶，那么万物都会变得邪恶，因为万事万物皆有不足。
从积极的一面来讲，我相信这一新开辟的重大研究领域很可能是一个起点，由此我们开始认识人性的内在价值。这里有价值体系、宗教代替品、理想化的满足和标准人生哲学。全人类似乎都需要它们，渴求它们。如果没有这些，人类会变得肮脏、卑鄙、粗俗而又琐碎。
心理健康不仅是个人主观上感觉良好，同时也是正当的、真切的、实在的。就此而言，它比病态要好，要优越。它不仅正当和真实，还富有洞见，能明白更多和更高一层的真理。也就是说，缺乏心理健康不仅使人感到不适，也是一种“失明”、一种认知病变以及道德和情感的缺失。此外，它还是一种“残疾”，是行为能力和成事能力的下降。
健康的人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健康及其价值——真、善、美等都已被证实是可能的，所以健康原则上也是可以实现的。有人倾向于睁开眼睛看世界，不愿闭目塞听，他们愿意体验美好而非丑陋，他们渴望健全而非残缺，这样的人我们建议他们去积极追求心理健康。我记得有人曾问一个小女孩，为什么善比恶好，她回答道：“因为善良更美好。”我想我们还有更好的解释：同样的思路可以证明，生活在一个健全社会（相亲相爱、协同合作、彼此信任、Y理论）比在一个丛林社会（X理论、独裁主义、互相敌视、霍布斯主义）里感觉更舒适。这种舒适感既有生物层面和医学层面的原因，即受达尔文式生存价值的影响，也受成长价值的影响；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314）。美满的婚姻、真诚的友谊和尽职的父母也是如此。不仅人们向往（钟爱、首选）这些，这些也都值得被拥有。我知道，这会给职业哲学家造成很大麻烦，但我相信他们有能力应付。
优秀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也会有一些缺点，但毕竟有可能存在而且确实存在着。能证明这一点，就能给我们足够的勇气和希望，让我们继续奋斗，让我们对自己、对自己成长的潜力充满信心。同样，对人性的希望，哪怕是清醒冷静的一点点希望，都能使我们彼此相亲相爱、通情达理。
我决定删除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章“探索积极心理学”。在1954年，那些内容有98%是准确的，如今只有三分之二是正确的。现在，积极心理学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但至少已经有了积极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超验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经验主义心理学、整体心理学、价值心理学等都在蓬勃发展，而且已经形成，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但大部分心理学系的课程还没有包括这些内容，那些有兴趣的学生，要么得竭力挖掘，要么只能碰运气了。如果有读者想要亲身体验一番，在莫斯塔卡斯（344）、塞韦林（419）、布根塔尔（69）、苏蒂奇（441）等人的著作中最容易找到代表性人物、思想和资料的最佳样本。如果需要合适的学校、期刊和协会的通信地址，请参考我的《存在心理学探索》的附录“优心态网络”（295）。
对于举棋不定的研究生来说，我还是推荐你们读一下第一版的最后一章，大多数大学图书馆里应该都能找得到。我的《科学心理学》也同样推荐给你们。对于那些认真对待并且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的人，该领域的著作——波拉尼的《个人知识》也同样值得一读（376）。
所谓价值无涉的传统科学，更确切地讲，为实现科学的价值中立所做的无用功，遭到了日益坚决的抵制，本书的修订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抵制比从前更加直白，更加规范。它更加自信地肯定，科学是由那些勇于追求价值的科学家们进行的一场价值探索。我断言，他们能从人性的结构中揭示出整个人类内在的、终极的价值。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在攻击他们，也包括我所热爱和尊崇的科学。我承认，有时候他们的担心情有可原。在很多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看来，只有全身心的政治投入（本意是指一知半解）才会妨害科学的价值无涉，与科学的价值无涉相互排斥。对他们来说，全身心的政治投入意味着放弃科学的价值无涉。
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可证明，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实属浅薄：即使你正在同敌人作战，即使你公开宣称自己是政治家，也最好能掌握准确的情况。
只要我们完全摆脱这种不攻自破的愚蠢思维，尽可能在更高层次上着手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我相信，我们对规范性的执着（行善、助人、完善世界）就足以与科学的客观性相兼容，甚至可能会使科学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强大、更具有普适性。而眼下，科学仍努力保持价值中立（把价值问题留给伪科学家，让他们不顾事实，对价值妄下论断）。如果想实现上述目标很简单，只需拓展客观性的概念，使它不但包括旁观者知识（与己无关的自由知识、关于“外界”的知识以及来自“外界”的知识），而且还包括经验知识（85）、爱的知识或道家知识。
道家客观性的简单模式源于现象学。这种现象学强调，对所有的B型爱（B-love）给予无私和超脱的爱与赞美。例如，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孩子、朋友、职业，甚至是自己的缺点及科学领域，爱到不加干预，爱到毫不勉强，也就是爱它原原本本的样子，也爱它将来可能的样子，没有任何改变和完善它们的冲动。唯有无条件的大爱才能做到如此。一个人爱孩子可以爱到十分纯粹，任由他成为真实的自我。不过，我想说的是——人们可以同样地热爱真理。倘若爱到深处，便会相信未来的科学。孩子未出世之前，父母可能就已经爱他了。他们屏息以待，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他将会成长为何种人物，从此便爱着那个未来的他。
孩子出生之前便为他制定了规划，决定了发展方向，希望他会成长为这样或那样的人——而这同道家思想大相径庭。这些都是父母对孩子的诉求，他们早已决定好了孩子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孩子生来便受到了无形的束缚。
同样，我们也有可能热爱并相信那些尚未发现的真理，当真理本质显露时，我们也会欢欣鼓舞地赞叹不已。比起按照人的期待、希望、计划或当前政治需要被强行歪曲的真理，那些未被玷污、未被操控、未遭强迫和未被强求的真理更加美好，更加纯粹，也更加真实。真理生来也可能伴随着无形的束缚。
对规范性的执着可能会遭到误解，事先的规定可能会扭曲尚未发现的真理。我担心一些科学家恰恰就是这么做的，这实际上是为政治牺牲了科学。但对于那些更富有道家思想的科学家来说，这绝非必然。他们对尚未问世的真理同样充满热爱，认为它会成为最好的真理，他会任其自然，而这也正是因为他对规范性的执着。
我坚信：真理越纯粹，就越不会受到先入为主的教条主义的玷污，就越有益于人类的未来。我相信，比起我现在的政治信念，未来的真理必然能更好地造福世界。比起目前我所掌握的知识，我更相信有待发现和认识的真理。
这相当于“如你而非我所愿”在人文科学的翻版。我对人类的担忧与希望，对帮助他人的渴望，对和平与友谊的向往，对规范性的执着，这一切都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只要我对真理保持适度的开放心态，既不预判也不歪曲，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我始终相信，我懂得越多，就越容易成为一个更加有用的人。
在本书和此后发表的很多文章中，我一直强调，一个人真正潜能的实现取决于其父母和他人能满足他的基本需求，取决于现在所谓的全部“生态”因素，取决于文化的“健康”，取决于世界形势，等等。错综复杂的有利先决条件使自我实现和充分人性化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些物理、化学、生物、人际和文化条件对个人至关重要，能够为人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各种“权利”。只有有了这些必需品和“权利”，人才能作为足够强大的人来掌控自己的命运。
一旦我们研究这些先决条件，便会悲哀地发现，摧毁或抑制人类的潜能简直易如反掌。因此，一个人能得到充分发展堪称奇迹，稀罕得令人肃然起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振奋，因为能做到自我实现的人确实存在。这就说明，人们完全有可能经受住危险的考验，成功抵达终点。
研究到这里，研究者必然会遭受来自他人和自我内心的谴责，不是谴责他乐观，就是谴责他悲观，依据就是他此刻关注哪一方面。此外，有一方谴责他为遗传论者，就有一方谴责他为环境论者。不用说，政治团伙也会根据当前的形势，试图给他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
当然，科学家势必会抵制这种二分法和标签化的全有或全无的倾向。他会坚持认为这是个度的问题，会从整体上把握诸多决定性因素所共同发挥的作用。他对原始数据尽可能不抱偏见，并尽量不让数据受到自己情绪的影响，将数据和自己的愿望、希望和恐惧区别开来。很显然，这些问题——何为善良之人，何为美好社会——完全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我们满怀信心会在这些领域取得进步（316）。
第一个问题是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第二个问题是何种社会可以使人得到充分发展，本书更关注第一个问题。自1954年该书第一次出版以来，我已经就该主题写过很多文章，但我并不想把这些发现都收录到这次的修订版中。不过我想向读者推荐一些我就该主题写过的文章（291，301，303，311a，311b，312，315），并尽可能鼓励大家多去了解一下规范性社会心理学（亦称为组织发展、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的诸多研究文献。在我看来，这些理论、个案报告和研究意义深远，因为它们确实为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与专制理论以及其他现存的社会哲学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竟然鲜有心理学家知道诸如阿吉里斯（15，16）、本尼斯（42，43，45）、利克特（275）和麦格雷戈（332）等人的著作，而他们是该领域的代表学者。无论如何，任何人如果想认真钻研自我实现理论，都必须认真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心理学。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该领域最新的发展状况，我推荐他去读《应用行为科学杂志》，不过，该杂志的标题很容易引起误解。
最后，本书是向人本主义心理学（即所谓“第三力量”）的过渡，我想简单就这本书说两句。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人本主义心理学尚未成熟，但它为人们研究超验的、超个人的所有心理现象打开了大门。由于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自身的哲学局限性，这些心理资料理论上已经被封存太久。这些心理现象不仅包括了更加积极活跃的意识状态和人格状态，即超越唯物主义、肤浅的自我、“原子—分裂—割裂—对抗”等，而且还吸纳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价值（永恒的真理）是部分自我的过度放大。新期刊《超个人心理学杂志》上已经发表了有关文章。
现在已经有可能思考超人类，这是一种超越人类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虽然尚未实现，但已为时不远。
马斯洛
W.P.劳克林慈善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