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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原名《先醒斋笔记》，为缪希雍门人丁元荐搜集其师常用之方及其治验而成，是一部笔记体裁的医学著作。后经缪氏补充，增益群方，兼采众药，并补入伤寒、温病、时疫、治法要旨等内容，易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书中有论，有案，有方，有药，议论精当，内容丰富，切合临床，问世之后对医林产生很大影响。兹掇其要，探讨如后。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以下简称《广笔记》）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大都别开生面，如论病邪从口鼻而入，治伤寒独重阳明，疗脾胃擅益脾阴，治吐血宜降气行血，论中风内虚暗风，凡此等等，皆不落前人窠臼。
一般多认为“邪从口鼻而入”的理论创自吴又可，实则以缪氏为先，其在《广笔记》中云：“伤寒、温疫，三阳证中往往多带阳明者，以手阳明经属大肠，与肺为表里；足阳明经属胃，与脾为表里，同开窍于口，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故兼阳明证者独多。”具体分析外感热病病机，提出了病邪从口鼻而入，而以阳明受邪独多的观点。阳明病易于化热伤津，缪氏临床用药，常以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清热保津。
医案记载：“翁文学具茨，感冒壮热，舌生黑苔，烦渴，势甚剧。群医束手。仲淳以大剂白虎汤，一剂立苏。或问仲淳，治伤寒有秘法乎？仲淳云：熟读仲景书，即秘法也。”即便对于孕妇、老人，希雍运用白虎汤亦甚得心应手，如：“于润父夫人妊九月，患伤寒阳明证，头痛、壮热、渴甚，舌上黑苔起刺，势其甚危。仲淳投竹叶石膏汤……以井底泥涂脐上，干则易之。一日夜尽石膏十五两五钱，病瘳。越六日，产一女，母子并无恙。”又治一卖腐者，患伤寒，曾头痛、身热，后发哕，两日夜不省人事，未曾吐、下。仲淳思之曰：“伤寒头痛、身热、口渴，本属阳明，热邪传里，故身凉、发哕，未经汗、吐、下，邪何从而出？”但其人年老多作劳，故于白虎汤中加参三钱，二剂立起。这些验案足见缪氏用方十分大胆，但“其察脉审症，又甚细甚虚甚小心”。
根据伤寒易于热化的特点，缪希雍治疗强调速逐热邪。如谓：“邪在三阳，法宜速逐，迟则胃烂发斑；或传入于里，则属三阴，邪热炽者，令阴水枯竭，于法不治矣。此治之后时之过也。”由此可见，其速逐热邪的重要意义有二：其一，热邪传变迅速，易犯营血。“胃烂发斑”即阳明热极，气血沸腾之象。其二，热为阳邪，易耗阴液，速逐阳明之热，可以避免病邪劫夺阴液，深入下焦肝肾。
清康熙时，顾松园《医镜·辨治温热病宜用白虎汤》曾绍述了缪希雍的这一论点，说：“伤寒时疫诸病，兼阳明症者独多，故一见潮热、自汗、喜凉恶热、烦躁、饮食、舌苔、呓语、发厥、斑狂、脉洪大者，急宜白虎汤加竹叶、麦冬，解热生津止渴。”足见缪氏对清代的温病学家有重要的学术影响。
联想到刘完素在《伤寒直格》中所阐述的重要观点“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为热证”，而缪氏则认为“伤寒、温疫，三阳证中往往多带阳明者”，一从病气立论，一从病位阐发，角度虽不相同，然都强调必须着眼于邪热。故刘氏常用双解散、通圣散、黄连解毒汤、三一承气汤或表里双解，或苦寒直折，或苦寒下夺，适应于火热之证；缪氏则常用白虎汤、竹叶石膏汤及连翘、玄参等清热养阴之品，适宜于燥热之证，二者互补，而为清代温热病学之先驱。
在脾胃病治疗方面，缪氏继承了《内经》、仲景、东垣等有关脾胃论治的学术思想，强调脾胃之气的重要，认为“谷气者，譬国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则万众立散；胃气一败，则百药难施”，从而提出了“治阴阳诸虚病，皆当以保护胃气为急”的观点。对脾胃气虚健运失职者，缪氏制资生丸（人参、白术、白茯苓、广陈皮、山楂肉、甘草、怀山药、川黄连、薏苡仁、白扁豆、泽泻、桔梗、芡实粉、麦芽）治之。王肯堂在《证治准绳·类方》中说：“余初识缪仲淳时，见袖中出弹丸咀嚼。问之，曰：此得之秘传，饥者服之即饱，饱者食之即饥。因疏其方。余大善之，而颇不信其消食之力。己于饱醉后，顿服二丸，径投枕卧，夙兴了无停滞，始信此方之神也。”肯堂在亲自服用有验之后，又将此方献给其父。他记录说：“先恭简年高脾弱，食少痰多，全龄葆摄，全赖此方，因特著于此，与世共之。”其丸具有健脾而柔润，化滞而不伐的优点，此方又作妊娠之后阳明虚弱者的保养之剂，流传迄今，而为健脾之名方。
更有建树的是缪氏还提出了脾阴不足的理论和用药法。明确提出：“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虚之法，而不知甘寒滋润有益于脾也。”认为若饮食不思，肢体困惫，腹痛喜按，肢疼痿弱，不眠心烦，内热津乏等脾虚阴亏之证，以及脾虚胀满之“夜剧昼轻者”当补脾阴。治疗则以甘寒滋润为主，药用白芍、甘草、麦冬、木瓜、石斛、茯苓、山药、莲肉、扁豆、枣仁、五味子等。《广笔记》中所载脾胃病医案多合于此法，如治一儿，禀赋素弱，不思纳食，形体羸瘦，缪氏即授以人参、茯苓、山药、莲肉、扁豆、白芍等甘平濡养之剂，舒展胃气，养脾和阴，未几即饮食大增，日渐充复。
在此，不妨回顾李东垣调治脾胃的特点，重在阳气之升发，故多以甘温药补中气，取升麻、柴胡、葛根、防风等“风药”以鼓舞下陷之清阳。而缪氏则更重视脾胃之阴，认为甘寒滋润益阴亦为治脾虚之法，故多取甘平甘润甘寒之品，而不取风药。希雍之补充，使治脾方法更趋于完善，这种方法较之王好古之用芍药甘草汤或周慎斋用参苓白术散更为理想，而对清代医家颇多启迪。如《环溪草堂医案·痿痹门》：“阴虚未复，夜眠不安，热退不清，仍宜养阳，自云腹中微微撑痛，此属中虚，治当补益脾阴……”显然接受了缪氏的观点，注重“中虚”和“阴虚”两个环节以补益脾阴。事实上，即使是叶天士的甘寒育养胃阴，也脱胎于缪氏的补益脾阴法。
对于中风病，缪氏倡论“内虚暗风”。认为中风病者阴阳两虚，而阴虚者更多。它与外来风邪迥别，其治法当清热、顺气、开痰以救其标，次则治本，若误用风燥之剂，则祸如反掌。叶天士对中风病的治法实也继承了缪氏之论（另撰文详细论述）。
此外，《广笔记》载缪氏“吐血三要法”，他的“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的理论，不仅纠正了时医的错误治法，而且对后人治疗血证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如论痧疹的病因和治法，提出了“痧疹者，手太阴肺、足阳明胃二经之火热，发而为病者也，小儿居多，大人亦时有之，殆时气瘟疫之类欤”的观点，治法以清凉发散为主，药用辛寒、甘寒、苦寒以升发之，惟忌酸收，最宜辛散，误施温补，祸不旋踵。
这些理论阐发，无不具有新意，对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缪希雍精于临床，《广笔记》中记载了大量验案，除他以外，还包括王肯堂、司马铭菊、陈丹崖、朱员斋、黄绮云、缪氏门人张选卿，乃至无名老医的经验，这些验案为其他医籍所未见。如王肯堂治其夫人心口痛：“昔年予过曲河，适王宇泰夫人病心口痛甚，日夜不眠，手摸之如火，予问用何药？曰：以大剂参、归补之稍定，今尚未除也。曰：得无有火或气乎？宇泰曰：下陈皮及凉药少许，即胀闷欲死。非主人精医，未有不错者。予又存此公案，以告世之不识虚实而轻执方者。”赞扬王氏用药不为“痛无补法”所囿。又如：“云间康孟修患寒热不食久之，势甚危，以治寒热剂投之不应。遍检方书，与王宇泰议，投五食丸，立瘥。盖饮证原有作寒热之条，故治饮，病自去矣。”这种治病求本的实例，对临诊者深有启发。
《广笔记》还记载了“娄东王宦寿患遗精，闻妇人声即泄，瘠甚欲死。医告术穷。仲淳之门人，以远志为君，莲须、石莲子为臣，龙齿、茯神、沙苑蒺藜、牡蛎为佐使，丸服，稍止，然终不断。仲淳以前方加鳔胶一味，不终剂而愈”。鳔胶是用鱼鳔制成的胶料，具滋润收敛作用，加强此方的收摄功效。这些验案记载，真实质朴，绝无文饰，是良好的临床借鉴。
《雷公炮炙法》有炮、爁、煿、炙、煨、炒、煅、炼、制、度、飞、伏、镑、摋、#、曝、露十七法，体现了古代中药炮制之精妙。《广笔记》约四分之一篇幅论述了药物的“炮炙大法”和“用药凡例”，这是弟子庄继光恭听缪希雍口授而记录的，主要针对时医忽视药物炮炙的现实情况而作。缪氏选择了当时常用药物439种，按《雷公炮炙法》删繁举要，补阙拾遗，或裁以己法，或自加阐发，句字出入必严，点画之几微必审，以补前人之未逮。如黄连一药，因用途不同而有多种制法：以湿槐花拌炒，治赤痢；生用治心火；以猪胆汁浸炒治肝胆实火；以醋浸炒治肝胆虚火；以酒炒治上焦之火；以姜炒治中焦之火；以盐水或朴硝炒治下焦之火；以茱萸汤浸炒治气分湿热之火；以干漆少炒治血分块中伏火。又如：黄芪，补气药中蜜炙用；疮疡药中盐水炒用。干姜，治产后血虚发热及止血俱炒黑；温中炮用；散寒邪、理肺气、止呕生用。栀子，治上焦、中焦连壳用；治下焦去壳洗去黄浆用；治血病炒黑用。枇杷叶，治肺病，以蜜水涂炙；治胃病，以姜汁涂炙。淡豆豉，缪氏认为黑豆性平，作豉则温，故能生散；得葱则发汗；得盐则能吐；得酒则治风；得薤则治痢；得葱则止血；炒熟则不能止汗。这些说明了各种药物配伍和炮制后的作用迥不相同，而这些精妙的炮制方法，又恰恰是当今中医药界所普遍忽视的。因此，虚心学习和研究前人宝贵的经验，并在临床取法，必将对疗效的提高实有裨益。
总之，《广笔记》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重要的学术特色，所以极为时人所推崇。《四库全书提要》甚至将缪氏学术与张介宾相提并论，云：“希雍与张介宾同时，介宾守法度，而希雍能变化；介宾尚温补，而希雍颇用寒凉，亦若易水、河间，各为门径，然实各有所得力。”确是中肯之论。
（《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