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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学派为金代医家张元素所创，其学术思想核心为脏腑病机，尤其突出对脾肾的精气虚损病机探讨，对明代温补学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张元素学术思想影响下，后世易水学派医家逐渐转向对某特定脏腑的专题研究，并衍生出各自的脏腑学术思想。至明末，李中梓吸收薛己、张景岳、赵献可等医家的学术思想精华，在继承易水学派学术核心的基础上，尤其重视脾肾作用，深入进行脾肾及命门理论的研究，促进了温补学派的形成。温补学派也被认为是易水学派的延伸与发展。
就五脏而言，脾与肾息息相关。《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脾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在生理上，肾主藏精，依靠后天脾胃运化之水谷精微的充养不断充盈，脾脏必须依赖肾阳之阳气根本温煦、推动以化生气血，脾肾二脏相互资生，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诚如《素问·五脏生成》中“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之论述。该论述也被认为是脾肾相关学说的萌芽。在病理上，脾肾为病常相互影响，相互传变，共同致病。中医脾肾相关学说自秦汉萌芽，发展于晋唐，兴盛于宋元，深化于明清，直至近代发展为一门理、法、方、药俱备的完整理论。
李中梓师承于李东垣，并吸收薛立斋、张景岳、赵献可等诸家的学术理论特点，注重医论医理的探讨，在其著作《医宗必读》中专著《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提出了“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的学术观点，认为脾与肾在生理上相互滋生、相互配合，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在病理上亦相互影响。李氏于《医宗必读》中专著《四大家论》，对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的思想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在其医理医论论述中也有对张景岳、薛己等医家论点的论述及评价。李中梓学术理论有明显的传承路径，其弟子主要有沈朗仲、马元仪、尤在泾等，继承其学术思想其他门人弟子尚有李延昰、尤乘、郭佩兰、董宏度等，数量众多，发展为“士材学派”。李中梓及其弟子为推动易水学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对李东垣脾肾相关学术思想继承与发展 李东垣为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师从张元素，在其学术影响下，以脾胃学说理论系统论证了脾胃在生理病理、辨证治疗中的重要意义，对脾胃病病因病机证治理论做了系统总结，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其认为脾肾作为人身后天、先天之根本，对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有着重要作用。李中梓于《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中载：“治后天之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李中梓在《四大家论》中评价李东垣对内伤外感辨证准确，并提出“师东垣莫偏于升补，疗火逆不执于升提”的学术主张。李氏善用东垣方枳术丸与补中益气汤治饮食劳倦伤，在《不能食篇》中引东垣“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能食而肥；脾胃俱虚，不能食而瘦”，并注“由是言之，则不能食皆作虚论”，在论治中亦多以脾肾虚辨治。
2.对薛立斋脾肾相关学术思想继承与发展 明代医家薛己私淑东垣之学，其脾胃学说深受李东垣脾胃论的影响。薛己认为脾胃为气血之本，“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内因外感皆可由脾胃虚弱引起。其提出调补脾胃阳气为先，主张“补肾不如补脾”，并与其倡导的肾命学说相结合，学术上倡导温补脾胃、滋补肾命，偏重于温补脾胃。薛己在临证治疗中亦重视脾胃阳气，强调临证应慎用知母、黄柏等苦寒峻剂，以免克伐脾胃阳气，不主张多用性凉滋腻碍脾药物，如麦冬、芍药和生地等。薛己善用甘温，提出饮食不适者用枳术丸，脾胃虚弱者用四君子汤，脾胃虚寒者用四君子汤加炮姜，命门火衰者用八味丸。李中梓特别推崇薛己的学说，赞“惟明于求本之说，而后可以窥立斋之微”，其对疾病亦多以气血虚论治。李氏在《医宗必读·小便不禁篇》中描述产后小便不禁时，即引薛己语，曰：“若膀胱气虚而小便频数，当补脾肺；若膀胱阴虚者，须补肺肾。”其对产后小便不尽病机总结为“此气血虚不能制故也”，临证中亦常宗薛氏之法，灵活辨证，常用六味、八味、枳术、补中益气等方，收效显著。
3.对张景岳脾肾相关学术思想继承与发展 明末医家张景岳私淑薛己，继承发展了温补脾胃的学术思想，是温补学派的代表。张景岳认为脾、胃的生理病理与其他各脏腑均有密切关系，着重强调了脾、胃与肾从生理、病理、经脉的联系，认为二者关系甚为密切。其重视肾命学说，临证中亦重视脾肾的联系，提出对于肾病及脾胃者，病在脾胃，其本实在肾，故临证多从肾论治脾胃疾病；脾胃病非肾病所致者，在脾胃病治疗中亦兼用补肾法。张景岳认为，脾肾二脏的关系是相互滋生，主张脾肾失济多属虚损，继而多产生虚损或虚实夹杂疾病。“仓廪，脾胃也。仓廪不藏，久利不止，是脾胃虚弱，关门不利所致；尿频遗尿，是膀胱闭藏失司也。”景岳临证重视脾肾与命门，擅用熟地、附子、当归等温补药及参、术、芪等益气药，并灵活运用其他治法。李中梓吸取了张景岳擅用温补，反对以苦寒滋阴的论述，其“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脾肾相关，脾肾同治”思想也与张景岳的脾肾相关思想有极大的继承关系。
4.对赵献可脾肾相关学术思想继承与发展 同为明末医家，赵献可作为温补学派的代表，其对脾肾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补脾不如补肾”，强调脾的运化功能好坏与肾中相火是否充足有密切关系。其对命门学说有着创造性的发展，提出了“君主命门”说。赵献可认为命门位于两肾之间，形态上无形，功能上先身而生，发动生命。赵献可据此理论创立了肾水命火学说，认为人之生存、生命之延续源于命门无形之火。《医贯》中说：“夫人何以生？生于火也。”同时认为，人体各脏腑功能活动的发挥亦源于命门无形之火。《医贯》记载：“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技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能腐熟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而命门之火则以肾水作为物质基础，命火与肾水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医贯》曰：“命门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离也。”李氏在《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中述：“治先天之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火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李中梓的六味丸、八味丸正是赵献可善用的补肾命水火方剂。
李中梓及其弟子马元仪、尤在泾三位医家用药规律明显反映了医学传承的脉络及用药的变化趋势。首先，三位医家皆善用温热之性的药物，遣方药味多为甘、苦、辛。李中梓是温补学派大家，认为“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这种见解在温补学派中颇具代表性。上述三位医家用药亦均以甘温、辛温、苦温之品为多，以温补助生发为主。但三位医家用药同中有异，呈现用药由温热药性为主向寒热药性并重的变化趋势。李中梓弟子承其理论，用药重视补脾理脾也是传承之必然。但需注意的是，三位医家在补脾理脾用药方面也有着不同之处及变化规律。对李中梓、马元仪、尤在泾三位医家常用药比较，分别为近似于附子理中汤、黄连汤及二陈汤的药物组成，提示其治法由温中散寒向理气和中变化。从三位医家的用药共性可见其医学传承脉络清晰，而用药的不同之处又可见弟子对治病之法的继承发扬，师古而不泥古。
李中梓承袭易水学派“脾肾相关”思想，提出脾肾二脏有“相赞之功能”的学术思想。李氏认为：“先天之本在于肾，肾应北方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于脾，脾为本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肾为先天，脾为后天，脾有阴阳，肾分水火，宜平而不宜偏，宜交而不宜分。”并进一步提出“肾安则脾愈安，脾安则肾愈安”的论点，并以临床事实佐证。如《必读·泄泻》中“大司寇姚岱芝”案中所述“肾虚水泛为痰，非八味丸不可，应与补中益气并进”。
李中梓在论治中遵循“脾肾同治”的原则，后世医家也多有承袭应用。笔者曾跟随王道坤教授学习，见王教授常用自拟温补脾肾汤治疗脾肾阳虚证，屡见良效。处方为炮附子、干姜、人参（党参）、白术、熟地、山茱萸、杜仲、牛膝。该方中干姜、炮附子辛热，归脾胃肾经，能温中祛寒；人参、党参、白术甘温、补脾益气；佐以熟地、山茱萸、桂枝、牛膝温补肾气。全方温补并行，脾肾同治，共奏温阳散寒、补益脾肾之功效，下元温煦则中土得补，脾胃得补而健运有权，中焦虚寒自除。
现举一病案示该学术理论的临床应用指导意义。
丁某，男，36岁。
初诊：（2016年7月30日）：症见食后胃脘胀，腰腿酸困，头晕耳鸣，胁背困胀，口干喜热饮，食纳睡眠可，便溏日一行，舌淡红苔白厚，舌下静脉曲张轻度，脉弦细。自诉，右肾囊肿，胆囊炎。吾师辨其主症兼症，认为该患者为“肾水侮脾土”致脾肾阳虚证，投以温补脾肾汤，处方：党参15 g，炮姜6 g，白术15 g，熟地15 g，山茱萸15 g，桂枝12 g，炮附片（先煎）12 g，杜仲12 g，菟丝子30 g，怀牛膝15 g，枸杞子15 g，炙甘草6 g。入生姜3片，大枣3枚煎服。取7剂，每日1剂。
二诊（2017年3月28日）：药后效显，腰腿酸困几消，现仍偶食后胃胀，嗳气频，食纳睡眠可，便溏排便不爽，2日一行，舌淡红苔白厚，舌下静脉曲张轻度，脉弦细。上方去山茱萸继服7剂，嘱其注意保暖，适当运动，勿食寒凉。
三诊（2017年4月8日）：药后症减。上方加白术至20 g继服，取7剂，每日1剂。随访诉效可。
该案患者主症即见胃脘胀，可判断其为中焦虚弱而致，再根据腰腿酸困、头晕耳鸣、胁背困胀等兼症，判其亦有肾阳虚证。根据《景岳全书·论治脾胃》中“肾邪之犯脾者，脾虚则水能反克，救脾为主；肾虚则启闭无权，壮肾为先”的原则辨证为脾肾阳虚。王韶康临床见脾胃虚寒甚者常加炮姜，鼓动肾阳，脾阳亦振，则病可愈。
综上所述，易水学派师承传人及私淑者数量众多，其中以李东垣、张景岳、薛己、李中梓、赵献可等较为著名，对后世影响大，对中医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李中梓通过易水学派诸家的脏腑辨证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脾肾互赞”的学说，并通过弟子及再传弟子进行传承，形成了以其为代表的“士材学派”，对易水学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亚太传统医药》，2017年第13卷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