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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梓治学，主张淹通众家之长，而不偏倚。他认为古代医家著书立说，所以能各持不同理论而自成一家之言者，并非见解有偏，立论独异，而是根据《内经》理论各有阐发，补充前人之未备。他指出仲景著《伤寒论》，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皆能伤人，唯寒邪最为杀厉，伤人尤甚，故立397法，制113方，以补《内经》之未备。至刘河间出，始畅谈春夏温热，谓六经传变，自浅至深，都是热证，这又补仲景之未备。李东垣又分内伤与外感的不同治法，著《内外伤辨惑论》，从多方面做了详细的辨别，把内伤分作饮食和劳倦两端，这是东垣又补充了张、刘的不足，而成为一家。至丹溪出，又发明阴虚发热之内伤病，治法则有别于饮食劳倦，这又补充了东垣之未备。经过这样不断的补充，内伤外感之说才比较全面。所以作为一个继承者来说，要全面地学习，要通达各家的学说，领会各家学术的精神实质，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李氏批评那些不认真学习的人说：“师仲景则偏于辛温，师河间则偏于苦寒，师东垣则偏于升补，师丹溪则偏于清降。”指出所谓在学术上有偏颇者，并不在诸大家本身，而是在不善学习的人。李中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所以能吸取各家之长，而成为历代医家中持论比较平正的一人。
李氏临诊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主张分证施治必须从临床实际出发，反对分论多歧。他在《医宗必读》的“噎膈反胃”篇和“疝气”篇中，批评巢元方繁杂的分证法说：“巢氏浪分五噎十膈，支脉烦多，惑人滋甚。”又说：“巢氏不能详考《内经》原具七疝，乃强分厥、癥、寒、气、盘、胕、狼，自附于《内经》之七疝，不亦妄乎？”也批评张子和说：“亦不知经文自有七疝，散见于各论之中，又添寒、水、筋、血、气、狐、㿗之七种，此其疵谬与巢氏未有以异也。”他认为噎膈反胃总是血液衰耗，胃脘干槁所致。治疝气主张以《内经》之冲、狐、㿗、厥、瘕、㿉、㿉癃等七疝，详而简约，切合实用。这说明了他力求理论联系实际，临证分型施治讲求实用。
李氏的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下列几个方面。
1.对先天后天根本论的阐发 先天之本为肾，后天之本为脾。对脾肾的重视，历代医家有不同主张，有的重肾，有的重脾。李氏则强调脾肾并重。他指出《内经》所说的治病必求其本，这个“本”字就是脾和肾。他说：“世无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本。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根也。”说明了治病如能抓住脾和肾这两个先后天的根本，可以不治而自愈。为什么说肾是先天之本？他认为：“盖婴儿未成，先结胞胎，其象中空，一茎透起，形如莲蕊。一茎即脐带，莲蕊即两肾也，而命寓焉。即后水生木而后肝成，木生火而后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生金而后肺成。五脏既成，六腑随之，四肢乃全。”由此他说：“肾是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为始者也。”至于脾何以为后天之本？他的理由是：“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亦是《内经》所说的“安谷则昌，绝谷则亡”，如兵家之饷道，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所以他说：“人一出生必资谷气，谷气入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为生者也。”这就说明了肾是五脏六腑生成之本，脾是五脏六腑供养之本。另一方面，从古来医家临证时对脾肾的重视来看，如治伤寒危急之时，必诊太溪，以候肾气之盛衰；或诊趺阳，以察胃气的有无。二脉若能应手，则尚有回生之望，若二脉不应，那就不易挽救了。诊寸口必察尺脉，尺之有脉犹树之有根。诊寸口脉也要注意胃气，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所有这些，李氏认为都是前人重视脾肾的具体例证。所以他认为治病：必须从脾肾这两个根本去解决。对肾的治疗，他同样主张分水与火。水不足而引起火旺的，用六味丸，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而导致水盛的，用八味丸，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脾的治疗，分饮食、劳倦两途。饮食伤者，为虚中有实，用枳术丸消而补之；劳倦伤者，乃属纯虚，用补中益气汤升而补之。他并认为虚劳、肿胀、反胃噎膈、痢疾、泄泻、痰饮等病，其本源都在脾或肾。至于虚劳证伤及肺脾两脏时，他主张补脾、保肺两法兼行。但如果燥热甚，能食而不泻者，润肺当急，而补脾之药亦不可缺。倘虚羸甚，食少泻多，虽咳嗽不宁，以补脾为急，而清润之品宜戒矣。他认为脾有生肺本能，肺无扶脾之功，所以补脾之要，尤要于保肺。如果虚劳证伤及脾肾两脏时，李氏主张补肾理脾两法兼行。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脾肾的重视了。
2.对水火阴阳论的阐发 水为阴，火为阳，水火既济，阴阳互根，这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这个观点在《内经》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但历代医家从自己的实践经验中又有新的理解和不同体会。如刘完素的“火”“热”发病说：李东垣的重“脾气”“脾阳”、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和张景岳的“阳非有余，但真阴也不足”等，都做了不同的阐述。李中梓则认为水火阴阳的相互升降，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生长成的根本。水的上升，是依火的炎上；火的下降，是赖于水性的润泽。两者相互协调，互相既济，才能维持生物的正常发展。他说：“水火分则为二，实则为一。”是不可分割的。从人身上来说，气就是火，即是阳；血即是水，就是阴，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从而把阴阳、气血、水火联系起来，说明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对立统一性。但李氏强调“物不伏于阴，而生于阳”，认为在阴阳中，阳还是起主要作用。所以他在治疗上主张气血俱要，而补气要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要在滋阴之上。李氏在这种重阳思想的指导下，又将药性按四时分论。以温热药属春夏，为生长之气，统为补剂；以寒凉药分属秋冬，为肃杀之气，归为泻剂。由于李氏有着阳重于阴的观点，所以很同意张景岳对刘河间、朱丹溪重阴思想的批判。他说：“今天下喜用寒凉，畏投温热，其故有二：一者守丹溪阳常有余说，河间有寒无热之论耳。”他把喜用寒凉、畏用温补的医生，叫作俗医。他很赞同东垣“甘温治大热”“血脱宜补气”“独阴不长”“救脾必本于阳气”等论说。
3.创古今元气不同论 李氏所说的元气，是指人身禀于先天的元阴、元阳，即元气。元气是人身最根本的物质。其元阴能润泽脏腑，元阳为脏气之源，所以元气旺盛，则根本巩固；元气衰惫，则根本动摇。李氏认为人的元气，好像大自然中的气，当天地初开时，气化浓密，则气强，久之气化渐薄，则气弱。所以他说：“东汉仲景处方以两计，金元以后东垣、丹溪不过钱计，今（指明代）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气转薄必然之理，故抵当、承气日就减削；补中、归脾日就增多，临证施治，多事调养，专防克伐，多事温补，痛戒寒凉。”他在这种元气渐薄、今不如古的思想指导下，处处注意对元气的保养，也就突出了“补虚”的观念。如说：“病宜用热，当先之以温；病宜用寒，亦当先之以清，纵有积宜消，必须先养胃气，纵有邪宜祛，必须随时逐散，不得过剂。”这充分说明了李中梓处处卫护元气的学术思想。
4.临证特点 李氏在临证中善于运用辨证论治的方法，特别对真、假病象的鉴别有其丰富经验。他认为虚证用补、实证用泻、寒证用温、热证用清的大法，是任何医生都不致错认的。至于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阴证似乎阳，阳证似乎阴等诸类证候，如果判别不清，便容易造成生命危险。他说：“如积聚在中实也，甚则默默不欲语，肢体不欲动，或眩运昏花，或泄泻不实，皆大实有羸状也……脾胃损伤虚也；甚则胀满而食不得入，气不得舒，便不得利，皆至虚有盛候也。”这种真假、虚实疑似症的辨别，临证时头等重要。又说：“脾肾虚寒，真阴证也；阴盛之极，往往格阳，面目红赤，口舌破裂，手扬足掷，语言错妄，有似乎阳也……邪热未解，真阳证也；阳盛之极，往往发厥。厥则鼻无气，手足逆冷，有似乎阴也。”这里李氏给我们指出了对真假虚实证候的一些鉴别方法。至于对真假证的进一步判别，李氏认为必须求之于脉。他说：“假证之发现，皆在表也，故浮取脉，而脉亦假焉；真正之隐伏，皆在里也，故沉候脉，而脉可辨矣。”由此可见，李氏对疑似证的辨别有其丰富经验。
5.主要著作 李中梓著作甚多，以通俗精要称著，适合于初学者读用。
（1）《士材三书》：本书计六卷。计《本草通玄》二卷，分论药性，末附用药机法，论述处方用药之法；《病机沙篆》二卷，分论各种病症；《诊家正眼》二卷，论脉诊，就《脉经》24脉，补长、短、革、疾4脉为28脉，详细说明脉的形象，解释各脉的意义。
（2）《内经知要》：书凡二卷，分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藏象、经络、治则、病能等九篇。是《内经》的节录本，按类编纂，并加注释，通俗明了，为初学者之良好读本。
（3）《医宗必读》：本书是他最后的一本著作，在学术上也较以往成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书计十卷，分医论、图说、脉诀、色诊和本草、病机等。
此外，尚有《伤寒括要》《内外景说》（书佚）及《删补颐生微论》等。
李中梓的学术思想渊源于《内经》和《伤寒论》，此外，受李东垣、薛立斋、张景岳诸家学说的影响也很深。
1.《内经》 李氏对《内经》很有研究，《内经知要》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他对各种病证的分析，都是依据《内经》的理论加以阐述。他认为历代医家各自成一家言，总是阐《内经》之旨。他从《内经》治病必求于本，领悟为这个“本”就是肾、脾。《内经》“阳密阴固”的论说，加强了他的重阳思想。他对元气的重视，也是与《内经》“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理论分不开的。
2.《伤寒论》 他推崇仲景为创外感病治法的第一人。在他的著作里着重发挥仲景的汗、吐、下、温、清、补六法，特别是补法做了详细的阐述。他分析了仲景的伤寒397法中，治虚寒的有100多法；113方中，用人参、桂附的就有80多方。他认为气为阳，气虚则寒，故温即补，批判了后人“伤寒无补”的说法。
3.张元素、李东垣学说 张元素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药物和处方学的研究，除此以外，还极力提倡治病应注意“养胃气”，李东垣是张氏的学生，着重发挥了张氏“养胃气”的学说，著《脾胃论》。中梓对脾的重视，同时也分饮食、劳倦施治，就是继承了张元素、李东垣的学说。他还说东垣是内伤病论说的创始人。他的养阳在滋阴之上的学术思想，不能说与东垣“血脱宜补气”“独阴不长”和“重脾阳”的论说无关。
4.薛立斋、赵献可学说 薛立斋是明代的补肾派代表，赵献可是薛氏的学生，发挥了命门学说。两人在临床上偏重治肾，喜用六味地黄丸补肾阴和八味地黄丸补肾阳。李中梓对肾的重视，也分水、火治法，实际是继承了薛立斋、赵献可的学术主张。他责斥有人异议薛立斋治病多用六味、八味地黄丸，认为这是不知肾为人身根本的说法。
5.张介宾学说 他对张景岳的“阳非有余论”大加赞扬，所以很同意张氏对刘河间、朱丹溪重阴思想的批判。他的“补气在补血之先”“养阳在滋阴之上”的重阳思想，实质上是继承了张氏的“阴不能没有阳，无气便不能成形”的论说。
李氏的学术成就已如上述，但某些观点仍然有他的片面性。这里只提出两点讨论。
1.养阳在滋阴之上 李氏认为阴和阳虽然互相关联，但阳是主要的，所以提出补气在补血之先，养阳在滋阴之上的主张。特别是用这种思想来对待药物，将温热药统为阳，属补虚药；寒凉药归为阴，属泻实剂；寒凉药比喻阴柔小人，温热药比喻阳明君子。这种机械的分类法，就值得商榷。唯物辩证法思想告诉我们，对每一事物的研究，必须是客观的，既要承认差别，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互相转化的作用。阴和阳是两个对立的矛盾，但它们具有“阳生阴长”“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的相互关系，在发展末端时“阳盛则阴，阴盛则阳”的转化规律，如果“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这在《内经》里已有详尽的阐述。李氏在《水火阴阳论》中虽然也承认：“水火分则为二，实则为一。”但他重阳的思想还是主要的。当然，不能否认，在疾病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会出现阳盛阴衰，或阴盛阳微，或阴阳俱虚的病理变化。医生的任务，就是应用正确的诊断方法，来揭露种种错综复杂的病象，进行辨证施治，绝不能主观地概以补阳为重。按药物的属性来说：温热药气厚味薄属于阳，寒凉药味厚气薄属于阴。这是就一般而论，但绝不能由此而说温热药属阳就是补剂，寒凉药属阴就是泻剂，那么像荆芥、苏叶、羌活这类辛燥耗气的药，怎么能说是补虚药；再如沙参、生地、石斛等寒凉补阴养津之品，当不能说是泻剂。李氏这种重阳思想，就是他学术上偏颇的表现。章虚谷先生说得好：“阳尊阴卑，原从人情世事上立名，非阴阳之理，固有尊卑。褒君子，贬小人，论世间事迹则可；扶阳气，抑阴气，论疾病证治则不可。”
2.元气古厚今薄论 元气，李氏所指的是先天的元阴和元阳。先天对人身的禀赋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人的健康来说，它不是绝对的，后天的供养、日常的锻炼也同等重要。有的人先天禀赋虽然差些，但注意调摄，同样身强力壮，正气旺盛，微邪难入，或虽入而不致病。李氏从汉朝与金元时期的用药量不同和明代医家多用补剂，而认定元气古厚今薄，提出未攻先补，欲攻缓攻，应寒先以凉，应热先以温的主张。如果按李氏这种逻辑，那么现距明代又是几百年，元气当是更薄，医家治病只能补虚，哪还会有攻伐之法，事实不是这样。就仲景的用药两计来说，那是汉制与后代的不同。至于明代用药多补问题，也必须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去研究，绝不能说是元气渐薄的原因。徐大椿在《慎疾刍言》的“制剂”篇中分析说：“……古一两，今二钱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剂，今之三服……医者不明古制，以为权量与今无异……为之说曰，今人气薄，当略为减轻，不知已重于古方数倍矣，所以药价日贵，而受害愈速也。”徐氏虽然是在“制剂”中说的，其实是对李中梓的一种批评。
（《福建中医药》，196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