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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材的学术见解反映在其著述中。李氏著作卷帙都不多，文字精练，深入浅出，便于初学。我所见到的是8种：① 《内经知要》。② 《医宗必读》（以下简称《必读》）。③ 《雷公炮制药性解》。④ 《删补颐生微论》（以下简称《微论》）。⑤ 《诊家正眼》。⑥ 《本草通元》。⑦ 《病机沙篆》。⑧ 《伤寒括要》。这些书的编印过程，①、②、④三种最早，在有关著作中都相互提到，刻印为李氏及身亲见；⑤至⑦三种，为其门人尤生洲增补后刻印，成书是李氏死后第12年；第3种编写年代待考；最后一种《伤寒括要》未刻，1936年绍兴裘吉生氏收入《珍本医书集成》才流传。这8种书瑕瑜互见，但总是精华多而糟粕少。我们读其书，当然向往其学术经验，撷精华，摭论点，把他的医学理论，古为今用地指导我们临床实践。
1.“先后天论”与“化源论”
（1）“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必读》列为专题，从两脏的生理功能联系到方药治疗，议论爽朗，阐述精当，后人固已口诵心惟，赏其旨趣。在《微论》里则分作“先天根本论”和“后天根本论”两个专题，议论更广泛深入。首先，以精、气、神的相互关系来阐述肾为先天本，认为“精者，水之华也；神倚之如鱼得水，气倚之如雾复渊”，比喻确切，体会入微。接着，还把“精”分析为先后天，引《灵枢》“生之来谓之精”，为先天元生之精；《素问》“食气入胃……散精于脏”，为水谷日生之精。并认为“日生之精皆从元精所化，而后分布五脏，盈溢则输之于肾”，把元生之精与日生之精相互促进，突出了精的重要性，从而更明确“肾为先天本”的实际意义。结论是“足于精者，诸疾不生；穷于精者，诸邪蜂起”，把养精作为养生治虚的主要一环。其次，以《素问》“食气入胃，散精于肝……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的理论，阐述脾胃为后天之本。这里既把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又把前人经验与自己见解结合起来，扼要地解说为“其脏脾，其腑胃，水谷从而腐熟，他脏赖以灌输”（《微论·凡例》），并引证前人治验，指出“东垣于劳倦伤者，立补中益气汤，纯主甘温，兼行升发；易老于饮食伤者，立枳术丸一攻一补，不取速化，但使胃强不复伤耳”。最后还精湛地加以综合说：“余常统而论之，脾胃者，具坤顺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坤德或惭，补土以平其卑监；乾健稍弛，益火以助其转运。此东垣、谦甫以补土立言，学士、用和以壮火垂训，盖有见于土强则出纳自如，火强则转运不怠。”（《微论》）通过这样由简要到广泛的阐述，使“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两个理论，应用于治理虚弱疾患更为明白，更为切合。
（2）化源论：“资化源”这一名词，多次见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原文为：“必折其郁气，先资其化源。”王冰注：“折其郁气，泻有余也；资其化源，补不足也……化源者，化生之源。”张景岳解说为：“化源者，即必求其本之义。”后此医家皆宗之。李氏的“化源论”，实总王、张二家之成，并从“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理论，衍化为隔二隔三等一系列治法。在《微论》中有专篇论述，举例为4个方面。
1）“脾土虚者，必温燥以益火之源；肝木虚者，必濡滋以壮水之主；肺金虚者，必甘缓以培土之基；心火虚者，必酸收以滋木之荣；肾水虚者，必辛润以保金之宗。此治虚之本也。”
2）“木欲实，金当平之；火欲实，水当平之；土欲实，木当平之；金欲实，火当平之；水欲实，土当平之。此治实之本也。”
3）“金为火制，泻心在保肺之先；木受金残，平肺在补肝之先；土当木贼，泻肝在生脾之先；水被土乘，疏脾在滋肾之先；火承水克，抑肾在养心之先；此治邪之本也。”
4）“金太过则木不胜，而金亦虚，火来为母复仇；木太过则土不胜，而木亦虚，金来为母复仇；水太过则火不胜，而水亦虚，土来为母复仇；火太过则金不胜，而火亦虚，水来为母复仇；土太过则水不胜，而土亦虚，木来为母复仇。此皆亢而承制，法当平其所复，扶其不胜。”
上述4个治法，都是根据《内经》理论而制订，其应用于临床，《必读》有举例。如治钱赏之遍体肿胀，脐突背平，用《金匮》肾气丸料大剂煎服，兼进理中汤，服五日无效；改用参、附加牛膝、茯苓，三日之间，小便解下40余碗，腹有皱纹。这是资脾肾之化源，使气化通畅，小便利而水肿消。又如治毛孺初痢疾，用附子理中汤去甘草，益命火以资脾土之化源，使阳和煦布，阴翳自消。另有关于肺、脾、肾三脏之化源失资而发病，当推“小便闭癃”的治法为最切实。据李氏介绍：肺燥不能生水，则气化不及州都，法当清金润肺（车前、紫菀、麦冬、茯苓、桑白皮之类）；脾湿不运而精不上升，致肺不能生水，法当燥脾健胃（苍术、白术、茯苓、半夏之类）；肾水燥热，膀胱不利，法当滋肾涤热（黄柏、知母、茯苓、泽泻、通草之类）。他还特别强调：有实热者，非与纯阴之剂，则阳无以化（上焦热者，栀子、黄芩；中焦热者，栀子、芍药；下焦热者，黄柏、知母）；有火虚者，非与温补之剂则水不能行（《金匮》肾气丸、补中益气汤）。这一系列有所发挥的治例，把“资化源”的理论贯穿到临床应用，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
2.治病着重于扶助正气 士材行医于明末的江南地区，医学流派宗薛立斋，对当时风土及体质分析，倾向扶正为主，加之他在诊疗方面所接触的，又多系文人学士、商业主及中小官僚等易实易虚、多虚少实的病人。在《必读》中反映出：“临床施治，多事调养，专防克伐；多事温补，痛戒寒凉。”并指出以稳健为主的用药法：“假令病宜用热，亦当先之以温；病应用寒，亦当先之以清。有积宜消，必须先养胃气；有邪宜祛，必须随时逐散。不得过剂，以伤气血。”结论是：“气血者，人之所赖以生者也。气血充盈，则百邪外御，病安从来；气血虚损，则诸邪辐辏，百病丛集。”下面举出3个治例，以印证他治病着重扶正的见解是符合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而结合客观实际的。
（1）治伤寒，在“正胜则愈，邪胜则死”的前提下，既用大承气汤于韩茂远、王月怀，也用麻黄汤于张尔和，但终于强调“正气实者，虽感大邪其病亦轻；正气虚者，虽感微邪其病亦重。气实而病者，攻之即愈……所可虑者惟挟虚耳”。他还列举张仲景《伤寒论》“立三百九十七法，治虚者一百有奇；垂一百一十三方，用参、桂、附者八十有奇”以为证。
（2）对于痢疾，既提示“因于湿者去其湿，因于积滞者去其积滞，因于气者调之，因于血者和之。新病而实者，可以通因通用；久病而虚者，可以塞因塞用”等常治法，又谆谆告诫：“气本下陷而再行其气，后重不益甚乎？中本虚衰而复攻其积，元气不愈竭乎？湿热伤血者自宜调血，若过行推荡，血不转伤乎？津亡作渴者，自宜止泄，若但与渗利，津不转耗乎？”这一系列为了避免治实而转致虚虚的流弊，最后归结以脾肾两脏之宜补宜温，作为对久痢虚痢的调理方法。
（3）治秦景明痰饮病久，结成窠囊，先进补中益气汤，后以瓜蒂散涌吐，七补七涌，百日而窠囊始尽，后用六君汤、八味丸调理（见俞东扶《古今医案按》）。先补后攻，攻后再补，其法也是建立在治病以养正为主的基础上，以前人所谓“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的理论用于临床实践。
至于治虚劳症，则不仅仅养正和补虚，而是着重于治本。他认为“脾肾分主气血。水为万物之元，土为万物之母，二脏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并统一了孙思邈“补脾不如补肾”、许叔微“补肾不如补脾”的两家说法。
3.“别症”与“知机” 我们现在所谓“审证求因”“辨证施治”，李氏称作“别症”“知机”。在《微论》中各列专篇，在《必读》和《知要》里也反复叙述，作为重要议题。
关于别症，他列举治例以证实他理论的可靠性，认为“脉有雷同，症有疑似”。在这“雷同”与“疑似”的脉症中，提出难于辨别而必须辨别者有四个方面：一为“水火亢制，阴阳相类”；二为“脏之发也混于腑”；三为“血之变也近于气”；四为“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这4个方面，也即是阴阳、脏腑、气血、虚实的辨证施治。接着，举治例作为印证：
（1）东垣治劳倦发热，口干烦躁，面目皆赤，脉来鼓指而按之豁然的内真寒外假热，与恶寒发战，两脉细微，按之甚数的内真热、外假寒相对勘。前者以参术姜附冷服取效，后者以黄连、石膏、清火之剂，乘热冷服而治愈。说明水火亢制而有兼化之象，设不从脉而按症治之，则祸不旋踵。
（2）一人平素劳心，患小便不通，前医与六一散不效，再用木通、泽泻、茯苓、车前等药又不效。诊脉两寸洪数，知为心火刑金，故气化不及州都，亟用黄连、茯神、参、麦、牛膝，一剂而愈。另一为饭后腹痛胀闷，众皆疑其脾虚多食，不能运化，治以枳、术、青陈皮、神曲，胀闷转增。诊得右关洪滑，知为胃火上冲，用石膏、陈皮、甘草、黄芩、升麻，二剂而胀减，再用四君子汤加姜汁炒土栀，十剂而康。前案说明脏病（心火刑金）治腑（通利小肠膀胱）不切病机，后案说明腑病（胃火蕴结）治脏（健脾疏脾），也不切病机。他还启示我们：“脏腑本不相悬，而用药若斯之异。”
（3）对气血的辨证施治，更有卓识。一妇人多郁多产，体渐瘦，肢微肿，咳嗽吐痰，动辄头晕耳鸣，有用八珍汤久而无功。李认为肝脾郁伤血分，先用逍遥散加木香、龟甲、熟地，十剂而病减其七，再用八珍汤加丹皮、香附而瘥。另一童孩发热咳嗽，头晕瘦弱，前医都治以二冬、二母、四物、芩、柏，反见似疟非疟，倦怠异常。李诊得右三部极弱，诊为脾肺气虚、火不生土之候，用补中益气加姜、桂，十剂而安，四十剂而平复。他的理解是，治气者主阳而升，治血者主阴而降。现证颇类，而治法恰不相侔。
（4）虚实的辨证施治，李氏一再强调“大实有羸状，误补益剧；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他在《必读》及《微论》中引证病例，反复阐明，这里不具述。
关于“知机”，李氏以《素问》“审察病机，无失气宜”为提纲，申之以“病机十九条”。他的病机说分类取法于刘河间，印证五脏、五运、六气，并有所发展。他在《内经知要》中对每一条病机，都作了从常到变的解释，提出“只熟于理而已。理熟则机得，机得则言中”，要言不烦，是李氏运用病机说的总括。
4.“明治论”的组成 在“因病制宜”的前提下，李氏在治疗方面也有一套初具规模的理论，以“三法”“四因”“五治”“六淫”“八要”为基本论点，来自临床，还以指导临床实践。
“三法”——初、中、末，即用于病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他认为：初法当用峻猛，缘病起新暴，感之轻、发之重，以峻猛之药亟去之；中法当宽猛相济，因病程已有时日，须缓急得中，养正祛邪，相兼治之；末法当用调理，药性平和，安中补益，因病久邪去而正亦微。这三法，对急性病、虚中夹实病及慢性调理病，均可采用。
“四因”——本条撷取王冰注《素问·至真要大论》：“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原文较长，李氏简引作治因之例。一为因气动而内有所成病，积聚癥瘕之类；二为因气动而外有所成病，痈疽疮疡之类；三为不因气动而内有所成病，留饮癖食，忧结劳伤之类；四为不因气动而外有所成病，瘴气、蛊毒，跌仆兽伤之类。治法：有独治内而愈者，有兼治内而愈者；有独治外而愈者，有兼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内后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外后治内而愈者；有须齐毒而攻击者，有须无毒而调引者。王冰这一辨因施治原则，经李氏采辑举要，更有其实用价值。
“五治”——和、取、从、折、属。一曰和，假令小热之病，当以凉药和之。和之不已，次用取。二曰取，为热势稍大，当以寒药取之。取之不已，次用从。三曰从，为热势既甚，当以温药从之。从之不已，次用折。四曰折，为病势极甚，当以逆制之。制之不已，当以下夺，下夺不已，当用属。五曰属，为求其属以衰之，如热陷骨髓，针药之所不及，故必求其属。按照临床实际，与其强调“五治”的衔接性，毋宁看作把五种治法的随机应用，比较灵活些。
“六淫”——阴、阳、风、雨、晦、明。一般医家对六淫的习称是风、寒、暑、湿、燥、火，古代是以阴阳风雨晦明作六淫的。其说始于战国时代的扁鹊，有“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明淫心疾”的说法。李氏理解为：阴淫寒疾则怯寒，此寒水太过，别浅深以温之；阳淫热疾则恶热，此相火太过，须审虚实以凉之；风淫末疾，末谓四肢，必身强直，此风木太过，须和冷热以调之（在阳则热，在阴则寒，寒则筋挛骨痛，热则痿缓不收）；雨淫腹疾，则湿气濡泄，此湿土太过，以平剂渗燥之，兼察冷热之候；晦淫感疾，邪晦所干，精神感乱，此燥气太过，当滋养之；明淫心疾，心气鼓动，狂邪谵妄，此君火太过，当镇以敛之，这种解释还是接近实际的。
“八要”——虚、实、冷、热、邪、正、内、外。此即现在习称的“八纲”，小有异同，这里不复述。
5.会通《伤寒论》，审察伤寒症 李氏晚年（1649）著《伤寒括要》，学术已臻炉火纯青。通过对张仲景原书的汇通，分析综合，使读者有数可据，叙述六经证治也时见新义，成一家言。
他认为：“仲景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医者但能诵之，欲条分缕析以实其数者，未之前闻也。”（按：明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其397法，于每篇之首注共几法，先节录原文，开明第一、第二次于原文之下，又列一、二、三之数，总计全书治法。士材未见赵刻本，所以这样说）经李氏考核，太阳上篇66法，中篇56法，下篇38法；阳明篇77法；少阳篇9法；少阴篇46法；厥阴篇54法；杂病32法；霍乱篇9法；阴阳易瘥后劳复篇7法。共得382法。太阳篇73方，阳阴篇10方，少阳篇1方，太阴篇2方，少阴篇14方，厥阴篇6方，霍乱篇3方，阴阳易瘥后劳复篇4方。共得113方。李氏还客观地加以总结说：“方者，定而不可易；法者，活而不可拘。非法无以善其方，非方无以疗其症。学者先以方法熟习之，后以方法融会之，则方可以随时变，而不逾仲景之法；法可以随症立，而不外乎仲景之方。”指出研读《伤寒论》的入门工夫，有一定的实践处。
对于看伤寒病的要诀，他着重于“问因、察症、正名（即定名）”，提出：“凡至病家，未诊先问，最为要法。”并强调六经形症，各当详审，治法谨守前人的汗、吐、下、温、清、补六法，而有所化裁。
李氏的医学见解是士材学说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几点，有的已为学者所注意而引起重视，有的是笔者初步提出认为值得讨论的；姑阐其要，借作引喤。
李氏受朱丹溪《脉因证治》的学术影响，诊疗中强调审脉求因，辨证论治。其治病立法，遣方选药，渊源于薛立斋而通变胜于立斋，参考于《证治准绳》而简练精于《证治准绳》，这是李氏在医学上继承前人、别出心裁之处，其所以自成一家者，即在于此。撮其大要，约为5点。
1.“博涉知病” 明代医家中，李氏是学验兼优的一个。从李氏8种书中，寻绎他的治验，似以伤寒及内科杂病为长，妇科亦有独到处。这些经验的获得，一方面得自读书与临证，一方面得自经常接触病人，观察病情，此即《褚氏遗书》所谓“博涉知病”。“知病”的实际经验是：
（1）辨析心痛与胃痛：《内经》论述心痛凡10种，李氏认为皆他脏病干之而痛，非本经自病。《金匮》的九种心痛丸，主治九种心痛，其中多数包括胃脘痛，有的还是腹痛。《巢源》祖述《内经》，《千金》《外台》转引《金匮》，所以心胃痛的不甚分清，其来已古。李氏在《必读》中剖析为：“胸痛即膈痛，其与心痛别者，心痛在歧骨陷处，胸痛则横满胸间；其与胃脘痛别者，胃脘痛在心之下，胸痛在心之上。”部位分明，使人知所辨识。他强调胃痛多于心痛（胸痛），理由是：胃属湿土，处中焦，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受气于此，壮者邪不能干，弱者着而为病。偏热偏寒，水停食积，皆与真气相搏而痛。肝木相乘为贼邪，肾寒厥逆为微邪；挟他脏而见证，当与心痛相同，但或满或胀，或呕吐，或不能食，或吞酸，或大便难，或泻利面浮而黄，本病与客邪必掺杂而见。他举出胃痛的病因病机，有本腑自病的，有相互掺杂的，心痛则无此夹杂。从痛的部位及其伴发证，说明心痛与胃痛是可以辨析的，而且是必须辨析的。临床上某些病人所诉说的心痛，有的系一般胸痛，有的还是《内经》所说的胃心痛——“腹胀胸满，心痛尤甚”为主证，但与痛在歧骨陷处的心痛则不同。
（2）肿胀分别虚实：《必读》证治部分，其辨证之明晰，论治之精切，当推《肿胀篇》为最。他首先把《内经》所论述的虚胀、实胀、寒胀、湿胀及六气所致的肿胀作了分析，在内脏落实到脾、肺、肾，作为辨证施治理论基础；接着按其临床经验，侧重于阴阳虚实辨证。他认为：阳证必热，热者多实；阴证必寒，寒者多虚。先胀于内而后肿于外者为实，先肿于外而后胀于里者为虚。小便黄赤，大便秘结为实；小便清白，大便溏泄为虚。脉滑数有力为实，弦浮微细为虚……其施治的经验为治实颇易，理虚恒难。理由是：虚人气胀为脾虚不能运气，虚人水肿为土虚不能制水。治法是：察其实者直清（意味是导泄）阳明，反掌收功；苟涉虚者，温补脾肾，渐次康复。其有不大实亦不大虚者，先以清利见功，继以补中调摄。对肿胀的虚实辨证施治，可称简明扼要。医案所载，也按照上述论证加以充实而更具体。
（3）腰痛分外感内伤：头痛、身痛分外感内伤，医书多载；腰痛亦强调外感内伤，则是李氏积多年诊疗经验而证实的。他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太阳所至为腰痛”及《脉要精微论》“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的启示下，认识到“太阳腰痛”为外感，“肾经腰痛”为内伤；还认识到外感腰痛多因于寒、湿、风、热，内伤腰痛多由于瘀血、气滞（闪挫）、痰积、肾虚，分别提出不同的脉证及治法。对风邪腰痛的辨证，从“行痹”引申联系，治用五积散加防风、全蝎或牛膝酒，均极适应；热邪腰痛（主要是湿遏化热或风从热化），治用甘豆汤加续断、天麻，药简而疗效可靠。李氏也提出：外感腰痛，风热寒湿皆能为病，大抵寒湿多而风热少。这一概括，也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此外，李氏在论述中风分真中风和类中风的基础上，对于伤风也强调分虚实辨证施治，提出“治虚之法，固其卫气，兼解风邪，若专与发散，或汗多亡阳，或屡痊屡发，皆治之过也。治实之法，秋冬与之辛温，春夏与之辛凉，解其肌表，从汗而散……”还有小便黄赤，一般皆以下焦有热辨证，多用清利法，李氏则根据《内经》肝胃实热、肺肾虚寒及脾气不足等病机，进行分析。这一系列临床经验，初步认为都是李氏“博涉知病”的结晶。
2.“多诊识脉” 李氏对于脉诊，也富于经验，他自己也认为“能得于心而应于手”。《必读》中的《脉法心参》及《士材三书》中的《诊家正眼》，就是他关于脉诊的代表作。清代林之翰《四诊抉微》是汇集望、闻、问、切四种诊法的一部专辑，其中引用李氏脉诊之说甚多，更足征信。李氏论脉的精到处，可约为两个方面。
（1）对脉象的辨识：士材辨脉之特色在于细致深入，把相似而不是相同的脉象，作精细地剖析。
1）迟、缓不相类：李氏认为迟以至数不及为意，缓以脉形宽缓得名（迟脉三至，迟滞不前；缓脉四至，宽缓和平）。以此推勘，迟而不流利则为涩脉，迟而有歇止则为结脉，迟而浮大且软则为虚脉。反复强调迟不等于缓。
2）微、细不相类：李氏认为微脉的形象，以“似有若无，欲绝非绝”八字最为微脉传神，形容透彻；而细脉顾名思义是细小，其状如丝。微脉模糊难寻，细脉显明易得，故细比微稍稍大。他还以旧算数十微为一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则一厘之少分而为万，才名为微。从而说明微脉的渺小难见，比细更甚。
3）濡、弱不相类：李氏认为濡即软之意，必在浮候见其细软，若中候、沉候则不可得而见；弱为沉而细小之候，《脉经》所谓“弱脉极软而沉，细按之乃得，举手无有”，以此肯定了濡脉是细软见于浮分，弱脉是细软见于沉分。
4）长脉、芤脉的实际：旧说“过于本位”为长脉，李氏在临床考察中，认为此四字作为长脉的定义不恰当，事实上也无此脉象。如果寸而上过，则为溢脉；寸而下过，则为关脉；关而上过，即属寸脉；关而下过，即属尺脉；尺而上过，即属关脉；尺而下过，即属复脉。因此，所谓“过于本位”，是理之所必无，而义之所不合。惟其状如长竿，直上直下，首尾相应，比较形象，其主病多是有余的疾患。关于芤脉，李氏首先说明其“两边俱有，中央独空”如慈葱的脉象，举例以指按葱，浮按着上面的葱皮，中按正当葱的空处，沉按又着下面的葱皮。以是审察，则芤脉之名和象，一般能得于心而应于手。他还肯定王叔和、刘三点“中空边实”及“有边无中”的说法，纠正高阳生《脉诀》所谓“两头有，中间无”，以“头”字易“边”字的错误（因“两头有，中间无”，则是上下脉划然中断，而成阴竭阳绝之诊）。
略举四点，以见李氏的辨脉都根据临床实践，反复观察印证，不仅仅以议论细致深入见称。
（2）察脉辨证：察脉辨证，是中医临床诊病的精要部分，李氏在这方面，更有其实践经验。撷其五点，以见一斑。
1）实脉为邪热积聚之甚：李氏认为实之为意，邪气盛满，有余之象。脉象既大而兼长，既长大而且有力，既长大有力而且浮中沉三候皆然，则诸阳之象俱备。见此脉者，必有大邪、大热、大积、大聚。在他的医案中，以香、连、归、芍、陈皮、枳壳加大黄，治张！庵脉滑而有力（实脉）的积滞下痢；以四物加郁金、桃仁、穿山甲再加大黄，治董元宰妇两尺沉实，少腹痛的怒后积瘀，蒸嗽、吐血，都可以作为实际印证。
2）疾脉是临危脉象：李氏认为平人一息脉四至，按照一昼夜呼吸气在人身经脉中流行的常度，是正常的；如果脉搏快速到一息六七至甚或八至的疾脉，则病人必喘促声嘶，呼吸仅出入于胸中数寸之间，而不能达于下腹部。此乃真阴竭于下，孤阳亢于上，而气之短已极矣。说明疾脉是临危脉象的所以然，理义透彻。其病变为“阴阳离决”（即体内阴阳二气不互根的表现）之前趋，呼吁医者遇到出现这种脉象的病人，必须争分夺秒想尽办法去抢救。
3）促脉有内伤、外感或虚或实之不同：促脉的脉象，为急促之中时见一歇止。李氏认为它的机制，得于脏气乖违（实证）者十之六七，得于真元衰惫（虚极）十之二三。或因气滞，或因血凝，或因痰停，或因食壅，或外因六气，或内因七情，皆能阻遏其运行之机，故脉行往来急速之时，忽见一止。如止数渐减，则为病瘥，止数渐增，则为病剧。他还进一步分析，若脏气偶尔乖违，阻其运行之机因而歇止者，其证为轻；若真元衰惫，阳弛阴涸，失其揆度之常因而歇止者，其证为重。并以王湛六患脾泄，神疲色瘁，脉十余至一见歇止，断以必死为证。说明李氏以脉决诊是有真谛。
4）结脉应分虚实：结脉为迟滞脉中时见一歇止，前人说它“徐行而怠，偶羁一步”。李氏阐明结脉的机制，认为热则流行，寒则停滞，理势然也。人体少火衰弱，中气虚寒，失其健运，则气血痰食互相纠结，故脉应之而成结。据他临床经验，强调结而有力者为积聚，结而无力者为真气衰弱，失其运行之常。这一指出，给我们诊疗冠心病心肌梗死的凭脉辨证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5）代脉的决诊，因人、因病而定：代脉是歇止脉中之止有常数者，《内经》认为脏气衰微，脾气脱绝之诊。李氏认为伤寒心悸，怀胎三月，或情志突受剧度刺激，或跌打重伤及风家病，都不忌代脉。并举黄桂岩心痛夺食脉三动一止案，引古人谓“痛甚者脉多代”及“少得代脉者死，老得代脉者生”，决诊为“桂岩春秋已高，胸腹交痛，虽有代脉，不足虑也”，果越两旬而愈。这对痛证的脉诊，亦可作为参考之一助。
3.“屡用达药” 李氏论药的述作，每味着墨不多，大部分精当明晰。内容有的阐性能，有的述疗效，有的谈用法，有的通过两药对比而分析其应用范围；阐幽发微，理论都来自临床实验。清人杨时泰《本草述钩元》常引李说，足证李氏论药有他的独到处。摭拾若干条，以资研索。
（1）阐性能
1）款冬虽温而不助火，可以久任。世多以枇杷花伪充之，故其效不著。
2）沉香温而不燥，行而不泄；扶脾而运行不倦，达肾而导火归元。有降气之功，无破气之害。
3）山药性缓，非多用不效（傅青主完带汤中，山药用至一两，张锡纯医方及案，山药用量亦大，不可谓非受李氏的影响）。
（2）述疗效
1）艾性温暖，有彻上彻下之功。服之以祛寒湿，可转肃杀为阳和；灸之以通经络，可起沉疴为康泰。老弱虚人下元畏冷，以熟艾敷脐腹，有殊效。
2）旋覆花之功用颇多，总不越乎通血、下气、行水。
3）石斛气浅力薄，得参、芪便能奏功。
4）驴皮胶入肝肾……治血证、风证（虚风内动）多功，凡木旺风淫、水衰火盛之证，用之辄效。
5）凡滋阴降火之药，多是寒凉损胃，惟龟甲益大肠，止泄泻，使人进食。
（3）谈用法
1）黄芪古人多用蜜炙，李氏常以酒炙助其走表，又行滞性，若补肾及崩带淋浊药中，皆须咸水拌炒。
2）檀香为理气要剂，宜汤泡，勿入煎。
（4）两药对比
1）宽中发汗，苍术胜于白术；补中除湿，白术优于苍术。大抵卑监之土（脾胃虚弱），宜白术以培之；敦阜之土（脾胃壅滞），宜苍术以平之（清人张隐庵亦宗此说）。
2）半夏辛而能守，南星辛而不能守，其性烈于半夏。南星专主风痰，半夏专主湿痰，功虽同而用有别。
3）防己泻血分湿热，木通泻气分湿热。
4）羌活善行气分，舒而不敛，升而能沉，入手足太阳以理游风；独活善行血分，敛而不舒，沉而能升，入太阴肺、少阴肾以理伏风。
4.议古方，制新方 李氏在《微论》里评议古方，着重于轻重奇偶之制，君臣佐使之法，备为发明，动中窾要。其论白虎汤，认为成氏（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以知母为君，石膏为臣，不合实际。他说：知母之寒不及石膏，况知母但主内热，不能解肌，只用六两（汉方制），恐非君也，宜作臣；石膏色白入肺，其性又雄，且用一斤（汉方制），恐非臣也，宜作君。说理切实，能使成氏首肯，读者窍开。论百合固金汤，赵蕺庵不欲以苦寒伤生发之气，故以甘药主之。但清金之后，亟宜顾其母气，方为至治。若专事于肺而不取化源，则不唯土气难强，即金气亦终不可足也。论十灰散，药炭与墨汁苦涩之味聚而用者，苦能胜火，涩可固脱，更得童便引之下行，尤尽折伏之妙。论龟鹿二仙胶，认为一阴一阳，无偏攻之忧；入气入血，有和平之美。由是精生而气旺，气旺而神昌。这些方议，都是从理论深度进行阐发，不停留在药效及方义上，其可贵处在于能指导学者重温古医典籍。
在应用方面，《微论》所选100个汤、散、膏、丸，主治明确，既不笼统，也不浮夸。尤其《必读》中对苏子降气汤的灵活运用，更能曲尽其妙。既用于上盛下虚，血随气逆的吐血；又用于怒气伤肝，气失升降的头痛；还用于气滞胀闷，大便不通的气闭。上中下三焦的气机壅逆证，都使之曲畅旁通，虽然秦景明祖孙指出苏子降气汤不适宜治疗阴虚吐血，但事实上李氏所治的是上盛下虚的病机，而非阴虚火炎的病机，只要辨证明确，用之何妨。
关于他7个自定方（全方见《必读》六、七两卷），为李氏用之有效的验方，各有精切的用法及加减法，并介绍治疗效果。“拯阴理痨汤”“拯阳理痨汤”两方，《医宗金鉴》虚劳门俱转引，加减法亦全部引用；“清宁膏”《金鉴》咳嗽门列在“太平丸”之前，其疗效可以想见；“利金汤”主治气壅之痰，林珮琴《类证治裁》转载，治痰饮在肺，涩而难出；“润肺饮”《必读》无主治，《类证治裁》点出适用于燥痰，并加杏仁、白蜜；“肺痈神汤”，则为治肺痈的通用方；“阴阳攻积丸”，《类证治裁》积聚门曾列为首方，并全录李氏方议。这些新定方，李氏创立于前，吴谦、林珮琴等采用于后，还有所补充加减，从而扩大其应用，证实其疗效，无疑是李氏诊疗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5.妇科病审因施治，强调郁证 《必读》证治部分无妇科病分类，但《本草徵要》《本草通元》及《雷公炮制药性解》某些药中，多提到某药对妇科病的应用，《微论》十九、二十两篇，则专题论述妇科的病因和治法。
李氏对妇科的诊疗原则，一方面以孙思邈《千金要方》妇人门为基础，参酌《褚氏遗书》，一方还是根据薛立斋学说，并结合易思兰的诊疗方法。他认为凡病皆生于七情，而后六淫之邪乘虚来犯。他还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认为妇女往往有怀未能畅达，有病不肯告人，含羞讳疾，偏信师巫。所以受病之处，蒂固根深，卒难全愈。接着阐述《千金方》所谓妇女“感病倍于男子”的实际，主要为经产带下36病，损伤气血，夹症多端。在“凡病皆生于七情”的思想指导下，他体会出妇女病以“气郁”是致病的主要因素。病机分析为：久郁生火，火贼元气，元气受贼，外邪并侮，现症即有百端，惟“郁伤元气”，可一言以蔽之。这“郁伤元气”四字，初步认为是李氏诊察妇科病审症求因的一个方面。
病因已总结出来，他便进一步从病机上分析它的治法，同时以探讨的语气给我们作出启发：“曰‘郁’，则芳香达气似不可少；曰‘伤元气’，则养卫和营，又安可缓哉！”主方是两个：首先，逍遥散养卫和营，疏气解郁；接着，归脾汤补虚散郁，养心则神和，疏气则郁解。至此，李氏对某些妇科病的病因、病机和治法，从气郁的角度上探骊得珠，供我们研究和验证。溯其源，即是薛立斋学说的善于运用。
此外，李氏对于“暗产”（“习惯性流产”或“不孕”）的病因也有明确认识，并指出必要的防治法。他强调一月堕胎，人皆莫觉，一次堕，第二次亦堕，只以为经行，宁知其胎已堕。故播种（早妊有感觉）之后，勿复交接（性交），以扰其子宫；勿令过劳，勿令疾行，勿令跌仆，勿令洗浴（古代妇女多坐浴，易使早妊堕胎），勿过醉，勿令大惊恐。多服健胃和中、平肝养气之药，随时调护，可无遗堕之虞。这一指出，脱胎于《景岳全书·妇人规》，其中提到生活方面的预防，治疗方面的调养，更为可取；特别妊早期应禁止性交，尤其值得注意！
6.治泻九法与癃闭七法 李氏治泻九法，见于《必读》泄泻门，是杂病治法中比较精湛的一组，理法兼赅，他自己也认为是“治泻之大法”。清张路玉《医通》、罗国纲《会约医镜》都全部转引它，可见这组治法的实用价值。摘述如下。
（1）淡渗：适用于湿滞泄泻，使湿从小便而去，理论根据是“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2）升提：适用于气虚下陷作泻，理论根据是“下者举之”。
（3）清凉：适用于暴注下迫的热泻，理论根据是“热者清之”。
（4）疏利：适用于痰凝气滞，食积水停的泄泻，理论根据是“通因通用”。
（5）甘缓：适用于泻下有急迫感，理论根据是“急者缓之”。
（6）酸收：适用于久泻中气耗散，理论根据是“散者收之”。
（7）燥脾：适用于脾为湿困而作泻，理论根据是“湿者燥之”。
（8）温肾：适用脾肾虚寒的泄泻，理论根据是“寒者温之”。
（9）固涩：这法比酸收又进一步，适用于久泻滑脱，理论根据是“滑者涩之”。
罗国纲补上“平肝”一法，适用于肝木侮脾的泄泻，更臻完备。
继治泻九法之后，另有治癃闭七法，比治泻九法更具体，每一法都提示病机，举出药例，精当简练，不愧为医学家述作。由于这组治法，注意者不多，据其应用价值不在治泻九法之下，而理论性更强，特在此提出，作为李氏诊疗经验的最后举例（详见《必读》卷八）。
由于士材学说的自成一家，独树风格，因此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专为李氏立一学派。这不仅是李氏本身的学术经验足以传世，也由于他一传、再传、三传的门弟子都足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明清间苏浙地区的医学愈来愈被发扬光大。据有关文献查悉，士材学说一传于沈朗仲，再传于马元仪，三传于尤在泾（《中国医学源流论》），至尤在泾而士材学说更丰富多彩。这里略予申述，便于循源溯流，供研究李氏学说者探讨。
1.沈朗仲之学 沈朗仲为李氏大弟子，得李氏薪传，并协助李氏校订《删补颐生微论》，本文第一节已叙述，他的医学造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州府志》载：“沈颋，字朗仲，以医擅名，品行高雅，士论重之。”他著有《病机汇论》十八卷，其书体例仿朱丹溪《脉因证治》（每病先论脉，次论因，次论证，次论治），而精当渊雅则过之。内容宗乃师《必读》，而赅备则过之。收采病种60个（比《必读》多24个），每病一类，其小症不及另立一类者，分附各该病门下。每类采辑前人议论，远绍《内》《难》《伤寒》《金匮》，近至张景岳、喻嘉言辈。每条议论前，有沈氏自拟标题冠其首，展阅时尤为心目了然，各家议论后，再列沈氏按语及药方，借以综述本病的病因、病机和治法，无疑是《必读》证治部分的加深加博。
2.马元仪之学 马元仪，江苏苏州人，习医于沈朗仲，因沈而同时受业于李（据了解他还从学于喻嘉言、张路玉）。长州尤珍称马“为李士材、沈朗仲入室弟子，得其指授，为时良医，而于伤寒症尤擅长”，张大受称其“精于医，其学独出于云间（即松江）沈李二家”（均见《病机汇论序言》）。
马氏著作主要是医案，自定为《印机草》，一卷，73例，初刻附于其师《病机汇论》之后，另有周学海评注本。其议病及用药法多与李、沈两氏瓣香一贯，特别与士材医案确有相印处。这里，有必要举《印机草》1例喘息案加以探索：“咳嗽多痰，气逆作喘，不得安枕，自汗少食，诊脉虚微无力。此劳倦致伤脾肺。盖脾为元气之本，赖谷气以生；肺为气化之源，又寄养于脾土者也……法当实脾以补肺。参、芪、草、川贝、紫菀、苏子、杏仁、桔梗、防风，兼进七味都气丸以培母。”其察脉辨证、论病施治置于李氏医案中，几难辨认，和《必读》及《病机汇论》所论述的理法方药，不仅相印，简直是形神俱化。
3.尤在泾之学 尤在泾，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从马元仪学医，并协助校订《病机汇论》及商榷其他著作，晚年医名鼎盛，与叶天士、徐大椿、王子接辈联镳接轸，辉映后先。所著有《金匮心典》《金匮翼》《伤寒贯珠集》《医学读书记》《静香楼医案》5种，学术经验超“三师”。现从他的著作中，略窥其学术发展概貌。
（1）《金匮心典》三卷：徐大椿称它“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正由于尤注《金匮》明白晓畅，不浮不溢，所以为《医宗金鉴》所采用。而且尤注《金匮》是全璧，文体比士材选注《内经》完整，从注疏角度上评议，尤氏的《心典》不仅是《金匮》注本之后起之秀，如实地说是后来居上，突破士材的《内经知要》。
（2）《伤寒贯珠集》：其写作与李氏的《伤寒括要》途径各出，唐笠三在《吴医汇讲》中称其书比喻嘉言《伤寒尚论》明晰，誉之为：“如雪亮月明，使人一目了然，古来未有。”近代医家对这本书的评价，亦高出于《伤寒括要》。
（3）《医学读书记》三卷，《续记》一卷：为尤氏的读医随笔。其内容简而精、微而明，议论细致深入，辨证论治部分确能出于蓝而胜于蓝。如“噎膈反胃之辨”“泻痢不同治”等，均较李、沈有发挥。“方法余论”中有3条从《微论》转引，并加补充，全书精湛处直驾李氏《微论》之上。
（4）《金匮翼》八卷：其书编写法仿沈氏《病机汇论》，所列病类更相似，治法方面既有继承部分，也有发展部分。如中风门的“卒中八法”（开关、固脱、泄大邪、转大气、逐痰涎、除风热、通窍隧、灸腧穴），与《汇论》“治中风三剂”（治表之剂、镇坠之剂、发表攻里之剂），承前启后，呈现出明显的继承与发展。
（5）《静香楼医案》两卷：江阴柳宝诒评选本。审其方案及用药，部分脱胎于其师《印机草》，部分则接近《叶案》，这一发展，也值得探索。这是尤氏在士材学派上的一个创新，也是他在师传基础上的巨大超越。
上述李氏学派，由沈而马，由马而尤，不论在理论研究或临床经验，他们都各有师传，各有发展。发展的具体表现：学术上从“平易不颇”进入到精深广博，医风上从伤寒发展到温病。其中马元仪、尤在泾授受之间，由于因时、因地、因人的各种关系，加上良师益友的熏陶，温病学说的兴起，酝酿出尤在泾之学，比师传发扬光大，毫无疑问，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然的。
（节录自《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8年第3、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