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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人情”语出《素问·方盛衰论》，该论云：“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诊可十全，不失人情。”在明代医家李中梓所著的《医宗必读》一书中，有一篇关于“不失人情”的专门论述，其篇名即称为“不失人情论”。此论影响深远，致使现今许多学者均认为“《医宗必读·不失人情论》的基本思想是李氏结合医疗实践中的见闻，学习《素问》的一篇心得体会，是李氏就《素问·方盛衰论》中‘不失人情’四字加以发挥，论述了病人之情、旁人之情和医人之情”。近来，笔者在中医古籍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李氏关于“不失人情”之论，与张景岳《类经》中有关论述雷同，现将两书内容对照分析，并将“不失人情”之论的出典考辨如下。
张景岳对“不失人情”的有关论述，在《类经·脉色类八·诊有大方》条之下。若将张景岳所论与李氏之论相对照，则可见此二书关于“不失人情”之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相同。二者均系对《内经》“不失人情”一语的发挥，主要内容都是对临证中病人、旁人和医人各种心理情态的细腻而逼真的刻画，二者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性还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1.两文的结构完全相同
（1）两文都是先提出同样的问题：李氏“不失人情论”云：“夫不失人情，医家所甚亟，然戛戛乎难之矣。大约人情之类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旁人之情，三曰医人之情。”
张氏“诊有大方”条注云：“愚按，不失人情，为医家最一难事，而人情之说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傍人之情，三曰同道人之情。”张氏此言“同道人”即李氏所言之“医人”。
（2）两文所论，角度基本相同：景岳与中梓之文均分别详述了三种人情，其所论角度与表述顺序均相雷同。如论病人之情，均从禀赋、好恶、社会心理、无主见、过于谨慎以及得失、性格、习俗成见和隐情等相同角度进行论述。
论旁人之情则两书均从自负，兴无本之言，执有据之论，操是非之柄，党同伐异，议论贵贱，以势压人，辨析亲疏，离间医生病者，荐医或意气私厚，或庸浅之偶效，或信其利口，或贪其酬报，薰莸不辨，妄肆品评等角度进行论述。
对医人之情，则两书均从便佞、阿谀、欺诈、孟浪、谗妒、贪幸、庸浅或敷衍病人、不愿承担责任等角度进行论述。
在对于上述三种人情的论述中，景岳之论与中梓所言除个别词句不同之外，大部分论述的内容都相同。
（3）两文所论结论完全一致：张、李二氏关于“人情”之论，其结论亦完全一致。“不失人情论”：“凡若此者，敦非人情，而人情之详，尚多难尽。圣人以不失情为戒，欲令学者思之慎之，勿为陋习所中耳。虽然必期不失，未免迁就，但迁就碍于病情，不迁就又碍于人情，有必不可迁就之病情，而复有不得不迁就之人情，且奈之何哉？故曰戛戛乎难之矣。”
“诊有大方”注云：“凡若此者，敦非人情？而人情之详，尚多难尽。故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然则人情之可畏，匪今若是，振古如兹矣。故圣人以不失人情为戒，而‘不失’二字最难措力。必期不失，未免迁就，但迁就则碍于病情，不迁就则碍于人情，有必不可迁就之病情，而复有不得不迁就之人情，其将奈之何哉？甚矣！人情之难言也。”
2.两文的措辞大同小异
《医宗必读·不失人情论》除文章结构、论述角度和最终结论与张景岳《类经·诊有大方》有关论述相同之外，该文对各种人情的具体描述，在措辞上也和后者大同小异。例如：
（1）关于体质禀赋的论述：“不失人情论”：“所谓病人之情者，五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阳脏者宜凉，阴脏者宜热。耐毒者缓剂无功，不耐毒者峻剂有害，此则气之不同也。”
“诊有大方”注：“所谓病人之情者，有素禀之情，如五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阳脏者偏宜于凉，阴脏者偏宜于热。耐毒者缓之无功，不耐毒者峻之为害。此脏气之有不同。”
（2）关于医家排斥异己的论述：“不失人情论”：“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异己者非之，而真是真非莫辨。”
“诊有大方”注：“或操是非之柄，则同于我者是之，异于我者非之，而真是真非，不是真人不识。”
（3）关于医家巧言欺诈的论述：“不失人情论”：“有腹无藏墨，诡言神授；目不识丁，假托秘传，此欺诈之流也。”
“诊有大方”注：“有专务奇异者，腹无藏墨，眼不识丁，乃诡言神授，伪托秘传，或假脉以言祸福，或弄巧以乱经常，最觉新奇，动人甚异，此欺诈之流也。”
通过前述对照分析，已知张、李二氏关于不失人情之论，其内容与基本观点完全相同。鉴于二者几乎是同一时期人，因此，有必要通过进一步考察，澄清这一论述的源流。
根据文献记载，李中梓和张景岳虽为同时代人，但李氏生卒年为1588—1655年（《中医人名大辞典》《辞海》），而张氏为1563—1640年（《中医人名大辞典》《辞海》）。后者较前者早生25年，先逝15年。张景岳以30多年的精力研读《内经》，并分门别类，整理阐发而撰为《类经》，其成书时间为1624年。《类经·叶序》和《自序》皆云：“明天启四年，岁次甲子。”而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则成书于1637年，见其《自序》：“崇祯丁丑春仲李中梓识。”由此可见，《医宗必读》比《类经》晚出13年之久。
再者，张景岳在“诊有大方”的有关注文中，在论述了三种人情并得出“甚矣，人情之难言也”的结论后又明确讲述了自己的发论目的。他说：“故余发此，以为当局者详察之备。设彼之人者，倘亦有因余言而各为儆省，非惟人情不难于不失，而相与共得天年，同登寿域之地，端从此始，惟明者鉴之。”张氏此说纯粹是以第一人称语言立言发论，没有引用或借鉴别人论说的痕迹。然而，在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中，却找不到此论系李中梓个人有感而发的证据。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判定“不失人情论”论述的学术思想不是李中梓首创之言，早在他这篇文章之前，已有张景岳同样内容的文章问世。但张氏的这一观点只是夹在《类经》经文注释下面，不大为人注意。李氏所论只是在张文的基础上，稍加裁剪、修饰并专门标署“不失人情论”这一篇名，扩大了景岳“不失人情”之论的影响。后世误以此论为李氏所发，其责任在于后人仓促发论，并不在于李氏侵吞了张氏成果。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18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