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儒医”之名始于北宋，至明清两代成为从医者之主流中坚，不仅儒医数量远超前代，且在身份认同、医典道统、医疗执业、济世关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职业及群体特征。与近代经由国家来进行专业资格认证不同，明清“儒医”之称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化的职业形象认同，即医家自况与社会评价。在“士”为四民之首，“儒”为百业之先的科举社会，读书入仕是为正途。医者以“儒”相称，既是对其专业水平的认可，也是对其医者心性的尊崇。但儒医两途合一，医术仍为根本。医名的养成与传播背后，隐含着明清时代医者在市场、知识与社会多重维度下的职业生存之道。
明末李中梓可称儒医典范，生于士绅之家，早年习举业，因熟谙儒学经典，通过研读医学典籍，穷究医理，自学成才。所著医籍，普论医理，广收医案，付梓之后，流传甚远，病者、医者、士林、官府，无不看重，以至于不远千里有慕名而求治者。李氏门下子弟众多，形成“士材学派”，影响深远，其儒医之名不仅显于当世，亦延传后世。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祖李府，字一乐，曾参与抗倭。父亲李尚兖，字补之，号震瀛，于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但不幸早逝。李中梓生于仕宦之家，早年亦习举业，12岁即取得生员资格。之所以转向医学，与当时不少医者一样，起初完全出于孝子之道，“少孤，不及操药以进慈父，间为母氏尝之”，再加上李氏从小体弱多病，两个儿子被庸医误治而夭折，使他转而潜心于岐黄之道。李中梓未曾拜于当时的医学名家门下，因熟谙儒学经典，儒与医通，为“同源而异流”，通过研读《内经》《伤寒论》等历代医学典籍，自究医理，自学成才。但是仍自愧未承父业，而行医以自见，因而与世医、时医相比，对医道、医理更为着力。
明代因医疗演进、儒生习医等因素，医书较之前代印行更为广泛。医学这一长期以来“专门授受之学”，已不再是“师徒”“世业”中人的禁脔，只要读书识字，就不难凭借自学的方式掌握医学知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医生在明代日渐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职业，习医成为当时不少士人业儒以外又一选择。李中梓的经历，正是儒医养成的典型道路。但宋元以来，医书甚繁而不可枚举，“历考前代医籍之传者，五百九十六部，一万有九十二卷，而吾熙朝之彦，续有万余卷，不能枚举。”无论是医家或病家，医学知识的庞杂引起了更多的困惑，医家无法对于医疗知识的基础有共识，病家则无从判断医者之良窳。更兼医派林立，各派名家大多囿于一家之言，排斥其他，或矫枉过正，意气相争。门户医学易导致习医者拘泥于自家学术，有失偏颇，使得医者在临病时不能正确辨别病因，造成误治。中医学的知识体系亟需归纳整理，辨析渊流，正典明理。
一些医家意识到此中存在的问题，在总结个人行医经验理论之时，也注重知识的集成整理。最为突出者，当属“医宗”类民间医学典籍的编纂。自明初至清后期，以“医宗”为名之医学综合类书籍有20余种，极大促进了医学知识体系的正典化与大众化。而在“医宗”医籍之中，李中梓所撰《医宗必读》居于先锋地位。李中梓在30多岁时，撰写了《颐生微论》（1619），专立《医宗论》一篇，对古今的医家和医书进行梳理，并且对诸医家进行了点评，既指出诸医家之长，又指出诸医家之缺，极为精辟地论述了前人医学思想的得失。对医家的生平传记叙述较略，特别重视医家的传世医籍，有意识地整理医家谱系，以廓清医家源流与尊崇的对象，重在构建以文本为传承的统绪，使习医、行医有所本、有所宗，“医宗”之意明也。《医宗论》后，李中梓既研究行医之得，又著《医宗必读》一书，成于崇祯十年（1637）。据其自述，著此书之目的是为救二失：其一，《内经》虚设，时师厌为畸书；其二，百家者相因而起，匡正之术，必至于偏，时师药其成法，偏滞益甚。此书为医学史上以“医宗”命名较早的著作，试图建立医家统绪的模范，鼎定医学正典和道统。
《医宗必读》既重医理，亦重医案，汇集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个人的行医经验。在医理方面，他认为《内经》“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阐发玄微，垂不朽之弘慈，开生民之寿域”，从事医学者应勤求精究，“非谙熟精思，鲜有得其解者”。故在《医宗必读》卷首即设《读〈内经〉论》，并指出只有“精深儒典，洞彻玄宗，通于性命之故，达于文章之微，广征医籍，博访先知，思维与问学交参，精气与《灵》《素》相遇，将默通有熊氏于灵兰之室，伯高、少俞，对扬问难，究极义理”，才能担负关乎病者性命的神圣使命。“用兵救乱，用药救生，道在应危微之介，非神圣不能善中。”李氏一再强调仅仅知某一派之医术，往往会偏颇，其治学主张贯通诸家之长，不偏不倚。他精研金元四大家医学学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的医学思想，认为精通医理是医者极为重要的事，只有读书习字，博通古今，才能更好地掌握医理，究天人、参禅玄，才可擅专门学，力图使医由“术”上升为“道”。这部著作之所以为必读，不仅仅是在医术上溯源清流、辨伪求真，而是在儒学经典思想范畴内，做到“究天人之际”，才可以“成一家之言”。
医者不仅需要医术高明，兼通医理，还需具备儒者的身份、高尚的人格与医德。李中梓从医学经典出发，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对“医德”有专篇论述。《不失人情论》是李中梓读《素问·方盛衰论》之感，把人情大致分为三类：病人之情、傍人之情、医人之情，处理好医生与病人，与病人亲友，医生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对疾病的诊治大有裨益。《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是对孙思邈“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的发挥。“行方”，即对病人要心怀仁爱，一视同仁，“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观，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毋忽贫贱，毋惮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智圆”即详察病人的体质、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心小”即诊法宜详，辨证须细，慎下结论；“胆大”即诊之确切，遣方用药“析理详明，勿持两可”，不畏峻剂。从医者要想成为良医，就应该用“行方”“智圆”“心小”“胆大”来规范自己，并处理好病人之情、医人之情、傍人之情三者之间的关系。
李中梓还十分注意诊治规范，注重医案的书写，“医案，三十年来，案帙颇多，兹摘其稍异者，附于病机之内，仅百一耳”。《医宗必读》所载医案98则，医案中有详细的病症分析和用药记录，不仅包括望闻问切的有关情况，同时还包括天时、地理等自然情况，不仅包括各种病症表现，也包括致病的原因，病情的发展变化，甚至具体到病人的姓名、性别、籍贯和住址等，类似于现代医学的病例记录。医案中呈现了他作为良医的素养，他敢于承担，有决断。病者钱台石，年近六旬，中风后，“举家惶惧，两日不决”，他瞋目而呼，“今日无药则毙矣，若服参而病进，余一人独任其咎”，后果治愈。屯院孙潇湘夫人，时医误治，命在须臾，他诊断为“内真寒而外假热”，进药后，“霍然起矣”。也有不按他的医方行事，导致严重后果的。少宗伯顾邻初，相信时医之言，未按他的医方行事，“遂致不起”。名医不仅能治愈患者，而且能预断生死。南都许轮所孙女吐血痰咳，他预测十二日可能死，如果十六七日不死，必死于十八日寅时，后果然于十八日未晓而终。正是因为他通晓医理，因而能通过季节、日期、时辰、五脏气血的充盈循环规律，以五行相生相克加以推演，判断预测病情，非常灵验。
他注重择病而医，医案留存的治疗对象是有选择的，“摘其朱紫易淆者，聊录一二，以传后世”，医案明确记载患者官职名称及社会地位，多为士绅、富商大贾、达官贵人。董其昌在松江为有名的乡宦，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擅长书画，他特意保留为董其昌家人诊治过程的医案。邑尊（知县）张大羹令郎，于丙子（崇祯九年，1636）六月间曾向他问诊。此医案在《医宗必读》成书前一年发生，详加记载，增加了医案的可信度。徽商汪华泉曾问诊于他，他将其医案置于案首，详加记载。医案记载病人中，上至相国、太守，下至邑宰，郡中文学、社友、儒生，所医治的对象非富即贵，无疑构建了自己的稳定病患来源，保证了充实的经济收入，并且通过他们的倡导，更进一步扩大了医名，不仅松江、苏州吴中一带，远及安徽、福建，“飞艇相招，兼夜而往”。即便是非专门以医为业者也购买李中梓的医书加以研读，甚而使病人在读了他的医书之后对他佩服有加，不远千里前来求治。医籍既是其专业水准之体现，也是极具说服力的个人“营销”。
明清时期，虽然有不少名医视医术为个人私产，秘不示人，但李中梓自认为“剂施之用有限，而法施之用无穷”，应“传之通邑大都，为初学者立程”。从著述来看，他不仅对经典著作颇有钻研，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够将经典论述与自身的实践和思考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自己独到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案。先述病症，再附医案，再举药方，提供了整套为医家诊断治病的方案。在医案中构建了一个药到病除、能断生死，“非士材先生不能疗”的儒医形象，并且他的著作文字精简，深入浅出，便于初学，故流传颇广。
“太学朱修之，八年痿废，更医累百，毫末无功。一日读余《颐生微论》，千里相招。”“邑宰何金阳（福建邵武府人，名望海）令郎虚损，已濒于危，见余拙刻《微论》《药解》《脉象》诸书，遣使聘余。”李中梓将其书自命为《医宗必读》，一方面以医学宗主自居，以树立医学的规范；另一方面将自己的书列为必读书，注重医学的普及作用。所列医案也充分展示了他高超的医术，不亚于“自我营销”，这对他构建名望大有裨益，以至于医籍付梓之后，流传甚远，慕名求治者应接不暇。
明代后期，医籍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医籍在数量上远超前代，另一方面与唐宋相比，越来越突出医籍的实用价值，重视具体医方的介绍，详列医案，强调实用性和操作性。刺激医籍数量剧增和内容转向的直接动因，是巨大的阅读需求的存在，医籍的基本读者不仅包括医者，也包括一般普通的民众。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下，民间商业资本开始加入医籍的传播行列，从事医籍的出版和销售。
明代印刷业、出版业的发达，私人书坊书肆的活跃，书籍销售网络的扩展，使得坊刻本医籍开始成为这类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打破了医籍原本主要依靠政府官刻和作者本人家刻的传统格局。李中梓《医宗必读》一书的出版，也仰赖新安商人的资助，有很明显的市场运作轨迹。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的时代，徽商利用自身通达天下的商业网络，依托雄厚的财力、物力、人力，资助医家完善他们的著作，并加以刊刻流传。徽刻在明代刻书业中跻身于前列，万历谢肇淛曾评论道：“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胡应麟也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徽商是徽州刻书业兴盛的主要助力，医籍的刊刻也依赖于徽商。由于徽商对于新安医籍的资助，使得大量医籍得以刊印发行并妥善保存。明隆庆、万历间有名的刻书家吴勉学，字师古，新安人，见“医集率多讹舛，当为订正而重梓之”，“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赀费及十万”。他本人著有《校订朱肱活人书》，又与鲍士奇校刻《华佗中藏经》等书。吴氏凭借雄厚的家资与宏富的藏书，整理校刻经史子集及医学古籍数百种，成为徽州刻书家的翘楚。
李中梓为松江华亭（上海松江）人，松江府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东端，为明代以来全国的棉业中心，商业的繁荣，四方人口汇聚，人们的活动范围、交往频率以及信息传播的渠道日益增加，徽商在此地也异常活跃。新安吴肇广兄弟客居云间（松江），“奉晨昏之欢，视膳之余，佐以汤药”，因而与李中梓相结识。当时李中梓已有《颐生微论》《药性解》诸书行世，脍炙人口已20年，“因请其秘藏”，“捐赀以授之梓”。当时医家的收入不容乐观，医籍刻印的资金筹措相对有一定的难度，正是由于商人资金上的资助，医籍才能得以大量刊印。李中梓也称“会友人吴约生，偕其弟君如”来访，“遂损赀以付之剞劂，而嘉惠学者以亟读”。吴肇广除捐赀之外，还专撰序言，称李中梓继承家学，以《易》起家，用易学的观点来解读医学经典，参悟了易学所蕴含的高深原理，首先从学术渊源上认证了他的权威资格。“有养己之功，故内道所通，守约而应玄；有活人之句，故外行所播，事精而功博。”进而肯定李中梓高明的医术，所施药，“如刀圭入口，仆者立起”，因而其名“不胫而驰，远迩向慕，争赴无虚日也”。其著作“明通者读之，而无遗珠之恨；初机者读之，而无望洋之叹”，在经典与临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渡河之筏”。借助商人的财力，通过坊刻刊印，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医籍创作和出版的繁荣，而且降低了出版成本，有效拓展了医籍的传播范围，使普通读者更加容易获得，同时也使医籍的内容更加照顾读者市场的实际需求。
为了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医籍成书后李中梓还请名士作序，进一步拓展其名声。明代士人对医者的评价，往往会成为普通民众择医时的参照。许多医者医名的获取，也与士人的推荐和宣传有密切关系。晚明松江名士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擅长诗文书画。其29岁焚儒服，放弃生员的资格和身份，却能自如地周旋于山林与济世中，虽为官却交游广泛，以至于“守令下车，台使案部无不造谒其门，咨询地方利弊，一时文人学士咸听其月旦之评，一切食用时出新意，为之转相仿效”，对地方利弊，多有建言，“为一代风流之冠”，他的点评往往能左右地域社会的舆论。李中梓曾为其治病，陈继儒患疟疾，“素畏药饵，尤不喜人参”，在李中梓的诊断与劝说下，陈继儒“遂以人参乙两，何首乌乙两，煎成膏，加姜汁乙钱，甫一剂而势减七八，再进而疟遂绝”。陈继儒亲眼见证过李中梓高超的医术，因而李中梓《医宗必读》书成后，陈继儒为其作序，认为李氏出身科甲门第，衣冠薮泽之家。父辈慷慨有大略，明晰当世之务，曾议开吴淞江，议减省赋役，举经济之事，得志于时。赞李中梓六岁时，已见“少成之性”，“能自力于文章，令名噪诸生间，所至夺席，所去悬榻，斯已奇矣”，“医亦宁非士君子之经济也？”“荣何必减拥慧，泽何必逊澍濡也”？李中梓表现出来的医学才能之所以不同一般医人，并非来自名师传授，则完全得益于深厚的儒学素养。父辈虽举经济之事，但李中梓以“医”名于世，其荣不逊于“儒”。
松江几社领袖夏允彝也为其书作序，夏允彝（1596—1645），字彝仲、瑗公，“才致宏敞，海内文章领袖”，中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福建长乐知县，于地方甚有惠政，崇祯举天下廉吏，允彝推第一。夏允彝好奖掖后进，提拔人才，所以问业者日众，“四方人士争走其门”，“既负重名，兼饶经济。凡上台及郡邑有大事必咨于先生，即官评亦取决焉”。当时夏允彝还在闽中任职，其母年已八十岁，“忧思成疾，忽发热头疼”，诸医误作伤寒，夺其饮食，后李中梓以温补之方，“用人参、黄芪各五钱，白术三钱，橘、半各一钱五分，甘草六分，煨姜三钱”，两月乃痊。夏允彝以友人的身份为其作序，并称到“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儒者治国与医者治病都是经世济人之举，将李中梓以医济世的情怀上升到治国的高度，“论医者论国”，对李中梓的儒医身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长期以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这种态度往往导致技术类书籍的命运多舛，“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于后世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医籍相较于圣经贤传很难流传不朽，这也反映出士人对待医籍的态度与对待经史的态度实大相径庭。李中梓通过自己的医事活动，结识贤达，不断积累拓展声望。地方名士为其书作序，新安商人出资出版，通过文人士大夫的引领提倡，使得医名更易受主流社会的认可。文人学士对其“儒医”形象的肯定，抬高了医者的地位，从而使得医者脱离了简单“小工”的角色，而更多地赋予了“得道通儒”的色彩。儒医形象的建构过程中，着重于知识逻辑的形成，医籍才发生了三不朽的转变，与以往轻医籍的态度相反，医籍在行医的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得医籍的传播开始有了质的改变。李中梓的医著“镌而悬之肆，乃翕然遍走天下”，“请一刀圭者，日且相迫，三吴中遂以长沙氏目相之”，书籍销售很广，前来求诊者络绎不绝，当时江南就把他当作张仲景再世了。各种社会力量多方面的形塑，使得名医的形象广为流传，以至于地域社会视为“神医”。乾隆《江南通志》称李中梓有文名，善医，屡疗危症，皆奏奇效，所著有《颐生微论》《内经知要》诸书。民国《南汇县志》称李中梓诊治“神效”，“著书甚富”，并“风行于时”，认可李中梓有文名，治疗有奇效，著书甚富，其儒医之名既知于当世，更垂范后世。医者注重与社会的互动，塑造和宣扬名望，成为明末医名获取的重要途径。
由于李中梓医名显赫，故跟从李中梓学习并传承李中梓之学的后世医家甚多。“弟子惧其业之不见于后也，请论立一家之言以垂示智者。”李中梓目前存世著作有10余种，今人系统整理为《李中梓医学全书》：《雷公炮制药性解》六卷（1622）、《医宗必读》十卷（1637）、《内经知要》二卷（1642）、《删补颐生微论》四卷（1642）、《伤寒括要》二卷（1649）、《里中医案》一卷、《士材三书》（1667）（《诊家正眼》二卷、《病机沙篆》二卷、《本草通玄》二卷），其中《颐生微论》《士材三书》等，皆得益于门人亲友的删补、整理、校订及增辑。
李中梓在世时，其著作的修订已仰赖于门人及亲友。成书于万历末年的《药性解》二卷本，经姑苏钱允治增补《雷公炮炙论》中有关炮制方法，扩充为六卷本于天启二年（1622）刊刻流传。1637年所著的《医宗必读》分卷参校者有孙三锡、张介福、黄寅锡、朱天定、包时化、李玄度、董尔正等门人。《颐生微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问世后，非常畅销，崇祯十五年（1642）再版，名为《删补颐生微论》，与《内经知要》合刊，以《李士材医书二种》形式刊行于世。门人沈颋（字朗仲）校订，后学吴进（字石虹）参阅。顺治六年（1649）成书的《伤寒括要》参与校阅的门人有28人之多，来自松江府、苏州府、湖州府、杭州府、绍兴府、徽州府等地。
众多门人弟子中沈颋之功尤为大，李中梓在自序中称“吾道之不孤，其有赖于朗仲也乎”。沈颋于1640年秋从李氏受业，1642年协助李氏校订《删补颐生微论》，颇为李氏器重。沈颋本人著有《病机汇论》十八卷，立论皆宗其师，并且对其师说有所发挥。沈颋本人的《病机汇论》也有赖于门人马俶的校订。马俶（1634—1714），字元仪，号卧龙老人，吴郡人。同样是早年业儒，转而习医，“本儒家子，讲求岐黄之术，为李士材、沈朗仲入室弟子，得其指授”。马俶认为李中梓的书流传甚广，而沈颋的书却未经刊刻，称《病机汇论》一书，“博采群书，集成大观”，学者得之，可当“漆室一灯”，因而刊刻《病机汇论》，并加有按语，还将所积治验医案题名《印机草》，附于《病机汇论》之后，对士材学说起到阐发隐微的作用。当时任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司宜思恭认为，“良相与良医，位不同而道同”，马俶此举“可以并传于不朽”。刊刻《病机汇论》时，马俶年事已高，由弟子尤怡协助校订《病机汇论》。尤怡（1650—1749），字在泾，江苏吴县（江苏苏州）人，业医，人未之异也。好为诗，与同里顾嗣立、沈德潜游。晚年，学益深造，治病多奇中，名始著。性淡荣利，隐于花溪，自号饲鹤山人，著书自得。著有《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医学读书记》。马俶称他“儒家子，攻医业，其于《灵》《素》诸书，颇能抉其精微”。沈颋为李中梓刊刻书籍，马俶、尤怡再为沈颋刊刻著作，正是在著作的刊刻与流布中，薪火传递，医学知识得以传承。
李士材的学术系统化，并成一学派，得力于《士材三书》的刊行。康熙六年（1667），李士材卒后12年，尤乘辑《诊家正眼》《本草通元》《病机沙篆》为《士材三书》丛书本体系，其后不断翻刻，现存有20余种不同的版本，为传播李氏学说做出了贡献。尤乘，字生洲，江苏吴县（江苏苏州）人，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尤侗的侄儿。早年习儒，后弃而习医。弱冠时从中梓学医，后遍访良师，得针灸之传，曾任太医院御前侍值，后回归乡里，在虎丘悬壶济世。
尤侗特意作序肯定了《士材三书》的编写，并将其功绩与司马迁为仓公立传相提并论。医生在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并不被人们所尊重，司马迁本人虽“不解刀圭针砭”，但以所见所闻，在《史记》中为医者立传，选取仓公行医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医案，展现仓公的医德医技。在篇末还对仓公医术高明而当刑，借助老子所言“美好者不祥之器”表达对其同情。一代名医仓公，借司马迁立传得以流传，“守数精明，为名者宗”。尤侗也称：“若李先生之人与书传矣，予又何能传李先生？”意为能传李士材，唯有李士材所著医籍。
尤乘也称“人可以泽一时，不可以寿万世”，能“振千秋”者唯有著作，他本人著有《寿世青编》《脏腑性鉴增补》等，后世流传甚广。李中梓生前《正眼》等书尚未刊刻，而时人讹传《脉诀》，伪托《珠囊》，尤乘担心先生之名被埋没，因而与同门相校雠付梓。这也是李中梓生前遗愿，“忆吾师瞑目时，犹呼余辈致嘱曰：‘吾四十年来撰述虽多，然问心自慊者，惟《正眼》一书。’不独嘘枯当世，实振铎千秋。”继承李中梓衣钵的弟子，大都强调以儒入医的身份，注重医籍的刊刻，与儒者立言传承学术以求不朽相类似，强化了以医籍传承知识的路径。
除登堂入室的弟子外，还有慕其医术，薪火传递者。同居松江府的秦昌遇，字景明，上海县人，为元末进士秦裕伯的裔孙。幼年多病，故于读书之余，留心学习医学知识。成年后，便开始为家人及乡邻看病，因疗效显著而名闻乡里。喜作诗，著有《澹香堂诗文集》。秦昌遇常年有痰饮病，每年必发四五次，发时即呕吐不能食，李中梓用七补七涌法将其治愈。崇祯十四年（1641）著《症因脉治》，首篇即对李中梓《医宗必读》的诊治部分进行评议，阐发其精到处，补充和纠正其罅漏处，以“深彰先生之道，而全先生之书”。此书距《医宗必读》成书仅4年，是较早评价《医宗必读》的医友。秦昌遇裔孙秦之桢，字皇士，于康熙年间将其书《症因脉治》整理出版，“是书寿世之宝也，与其宝之一方，不若广之天下；与其利诸目前，不若传之后世。”以医籍嘉惠后世，流传久远，成为当时医者，尤其是以儒入医者的一种共识。
《医宗必读》之后，恰逢明清易代，清康熙元年（1662）始有《医宗说约》一书，为蒋示吉所著。蒋示吉，字仲芳，江苏吴县人。其幼时家境贫寒，尝寄食于舅氏家中。于“诵读之暇，间阅方书”，“究心《灵》《素》，博涉群书，斟酌尽善”，而成《医宗说约》一书。成书的目的也是要为初学指南，“简而要者为主，方随症加减，一症一方，以见其常，加减附论以通其变，编为俚句”，使初学者知所宗，不致望洋兴叹。蒋示吉虽非李中梓的登门入室弟子，但其治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书中曾三次提到“士材先师”，因而有学者据此推断蒋示吉曾问业于李中梓，可能由于李已晚年，蒋示吉亦知名于时，不欲屈蒋于门墙之列。所以尤乘在《医宗小补》序文中，称示吉为先生而不称同门，亦秉承师意而尊之之义。然而李、蒋的学说渊源是一脉相承的，“医宗”的流派是宛然可接的。
李中梓侄子李延昰对其医术的弘扬也起到重要作用。李延昰早年习举业，师事徐孚远，明亡，曾至桂林投唐王，抗清失败后遁迹于浙江平湖，师从其叔李中梓，以医自给，著有《痘科全书》《医学口诀》及《南吴旧话录》《放鹇亭稿》等。晚年与嘉兴知医的文士朱彝尊交往，所著藏书2500卷赠予之。康熙五年（1666）刊刻《脉诀汇辨》十卷，认为当时流传高阳生《脉诀》谬误颇多，遂汇集70余种脉学文献，结合家学和个人体会，阐述李中梓未尽之意，卷九载李中梓医案57则，“医之有案，如奕者之谱，可按而覆也。然使失之晦与冗，则胡取乎？家先生之医案等身矣，语简而意明，洵足以尽脉之变。谨取数十则殿之，由此以窥轩岐之诊法焉，千百世犹旦暮也”。所选医案充分肯定李中梓医术的高明，“时医束手，非士材先生不能疗也”，“积患沉深，揣无生理。三年之疾，一剂而起之”。李延昰游走于医、士之间，使李中梓的医名不仅享誉医坛，更是流行于文人学士中。
至清朝乾隆年间，仍有医者不断推崇。清代名医薛雪，号一瓢，两次被荐为清廷博学鸿词，均不就。所著诗文甚富，又精于医，与叶天士齐名，曾刊印《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薛雪由儒入医，用易学的观点注解医学经典《内经》，著有《医经原旨》，“在《易》先天图，乾在上在南；后天图，乾在下在西北，与《内经》之旨正合，体用互呈，生成共著，人生一小天地，岂不信哉？”故对以儒通医、重视《内经》原典的李中梓的著作非常推崇，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84岁高龄时，重新刊刻李中梓《内经知要》，称赞《内经知要》比自己的《医经原旨》“尤觉近人”，“至简至要，方便时师之不及，用功于鸡声灯影者，亦可以稍有准则于其胸中也”。正是由于李中梓精通医理，其医籍又简便实用，颇受后世名医推崇，使之医名愈加彰显。
李中梓的著作也被纳入官方认定的名医体系中，《明史》收录李中梓《颐生微论》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收入了《删补颐生微论》四卷，而《清史稿》则收录了李中梓撰的《诊家正眼》《本草通元》《病机沙篆》（《士材三书》）《内经知要》。现在存世的比较重要的医案类著作如《续名医类案》和《古今医案按》当中对李中梓的医案都有大量的引录。《续名医类案》引录李中梓医案多达103案，是现存李中梓医案的一半。《古今医案按》全书共收集60位医家的医案1 060余则，每人平均只有约18则医案，引录李中梓医案60余案。考核历代上海的名医，其影响最普遍最长久者，以李中梓可当选，尤其他的著述，如《内经知要》《医宗必读》《雷公炮制药性解》，中医师几乎人手一册。李中梓的本领并不是有所师承而来的，乃是戛戛独造以成者。
比李中梓稍晚的清初士人陈士铎（1627—1707），谈到名医评价的标准，“非学贯天人，不可言医；非识通今古，不可谈医；非穷尽方书，不可注医。此得人所以最难，自古及今，代不数人。元以前无论，明朝三百年，止得数人而已。李濒湖（时珍）之博，缪仲淳（希雍）之辨，薛立斋（己）之智，近则李士材之达，喻嘉言（昌）之明”。所列举的名医除有精湛的医技外，皆有医著流传后世，并且都是以儒通医。陈士铎本人也立志编纂医书，一生著作16种之多，并认为“习医救一人，不若救一世也；救一世，不若救万世也”，“欲公之万世，不欲仅活一世之人已也。与尼山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心，不千古相同乎”？医者虽以活人为务，但医家通过著书立说，可传之后世，以救后世。从这个角度而言，医与儒同道，不止于济当世，还当济后世。
古代医学，秘传性质甚重，非其人不传，才德兼备及具天分的子弟才传授，并且传授时非常慎重，藏之“灵室”“灵兰之室”“金匮”之类郑重之地。明代医籍的大量刊刻，流通于市场，打破了古代医学传承点对点的传播方式，强调普济于世，其受众不仅仅是面向广大医者，还有非医者。“医者以济世为心，书在天下，是即济乎天下也，书在万世，是即济乎万世也。”医籍是医家医学成就的重要载体，这已成为明代医者的一种共识。医籍不仅嘉惠当时，而且能传于后世，其受益面更广，强调了医籍利国利民的莫大功用。李中梓之名，因《颐生微论》而知名于当时，因《医宗必读》而盛称于后世。由于李中梓医著颇丰，并经过其弟子的弘扬传播，其学术思想流传广泛，故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称“李士材学派”。在前近代没有国家权威的认证方式，医籍作为专业知识的载体，成为明清时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而医学知识的传承，也依赖医籍刊刻与传播的路径。
明代儒医之盛，一定程度影响了社会对医名评判的标准，不仅仅是医学技术的考虑，还有重视文本考虑的倾向。“今之医者，皆欲有医之名，欲有医之名，而不得不求乎书，其势然也。”传统医名的传播有了很大的变化，不止于口耳相传，医者有意识地通过著书立说，编撰医案，向社会进行有效的形象传递，逐步使“名医”广为人知。医书著作的刊刻流传，由书籍而促进知识的传播，论著成为阅者评价医者专业水准的重要参考依据。无论是生前医名的确立，还是后世医名的远播，医籍在医者的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医者通过刻苦钻研儒学，再通医理，然后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著书立说，使其与一般医者相区隔，显示出极高的专业水准与医道精神，以此为基础构建起儒医形象，扩展其医疗市场及职业、社会声望。
医名的养成，除个人的自我努力外，社会交往、民间的认可程度都是很重要的因素。明代官方并无医生的准入制度和考察医生水准的评判标准，医生成名与否完全是来自民间，而非官方认定的渠道。名医除有精湛医术之外，还注重个人儒学修养，频繁与士人交流来往，塑造了儒医形象。李中梓的成名并不是由官方认定，如纳入御医、官修医书等，而完全是得益于晚明社会流动性大、文化的繁盛，出版印刷的发达、舆论的兴盛、士人的社交网络。李中梓的成名实际是明末一个缩影，类似的名医在江南星罗棋布。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晚明江南特殊的文化背景、士人主导话语系统有很大的关系，晚明士绅的威望来自地方社会自身的认可，而名医的认可也来自士林、医林及民间对于人望的评估，其成名依赖“社会化”的评估标准。
医术只及于身，而医籍则可传之后世，以医籍嘉惠后世，成为当时医者，尤其是以儒入医者的一种共识。与儒者希望通过著述立言，以达到“不朽”为同一路径。医学无论在医界还是在士林，其所获得的肯定更进一步表达了儒学在世俗生活中的价值指归。名医的养成，医派的形成，无不以医学技艺与知识建构为基础，既重其名，亦重其实，名实相符，方能为时代与历史所真正认可。事实上，近代社会在认证之中，采取的学历、论著、资历结合的办法，医籍也是其中的重要标准之一。不过在明清时代，医学并未列于主流知识谱系之中，医学也不是学院式的公共教学方式，经由医籍习医、行医，彰医道，获显名。李中梓，幼习举业，由儒转医，深通医理，著述丰硕，自成医派，为儒医之重要典范。李中梓本人扬名及其医派形成的道路，正彰显在明清社会化的职业养成以及专业评定体系之下医学传承的市场及知识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3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