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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术与医德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历代名医无不既精医术，又重医德。徐大椿就是一个典型。其医德思想甚为丰富，至今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徐氏认为“医为人命所关”，为医者责任重大。“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圣贤豪杰，可以旋转乾坤，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听之医者，而生杀唯命矣。夫一人系天下之重，而天下所系之人，其命又悬于医者，下而一国一家所系之人更无论矣，其任不亦重乎！”这是由患者社会地位之高，推及医者责任之重。如就普通人而言，每一条生命都是可贵的，医者不可视人的生死为儿戏。徐氏曾教导一个私淑其医术者说：“行医之要，惟存心救人，小心敬慎……若欺世徇人，只知求利，乱投重剂，一或有误，无从挽回。病者纵不知，我心何忍？”此段教诲，可谓“夫子自道”。徐氏正是“存心救人”的医家。他反对“习此业以为衣食计”。一则因其家道殷实，没有衣食之忧，不必以医药为生活来源；二则志在救人，行医治病从来不计诊金和药资。有时治愈危重患者，病家奉送重金酬谢，他也坚辞不受。
据《洄溪医案》记载：有一位金姓患者，“早立门首，卒遇恶风，口眼歪邪（斜），噤不能言。医用人参、桂、附诸品，此近日时医治风证不祧之方也。趋余视之，其形如尸，面赤气粗，目瞪脉大，处以祛风消痰清火之剂。其家许以重赀，留数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货取也？’固请，余曰：‘与其误药以死，莫若服此三剂，醒而能食，不服药可也。’后月余，至余家拜谢。问之，果服三剂而起，竟不敢服他药。惟腿膝未健，手臂犹麻，为立膏方而全愈。”在以医求利者看来，徐氏此为，将到手的“重资”推掉了。病家仅仅要求“留数日”治疗，徐氏治此症有把握，而且备有专房收留患者，于患者方便，于己有利，何乐而不为？然而徐氏却不如此想，一则认为病情不需要留下，回家服药更方便，对治病有利；二则不为求利，病家“许以重资”对己是轻侮，对患者是可以避免的负担。“我非行道之人，可货取也？”意思是说，我不是职业医家，财货是收买不了的。亦即：我行医治病不是为了谋取钱财，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救人。
还有一位杨姓患者，“年三十余，以狎游私用父千金，父庭责之，体虚而兼郁怒，先似伤寒，后渐神昏身重。医者以为纯虚之证，惟事峻补，每日用人参三钱，痰火愈结，身强如尸，举家以为万无生理。余入视时，俱环而泣。余诊毕，又按其身，遍身皆生痰核，大小以千计，余不觉大笑，泣者尽骇。余曰：‘诸人之泣，以其将死耶？试往府中借大板重打四十，亦不死也。’其父闻之颇不信，曰：‘如果能起，现今吃人参费千金矣，当更以千金为寿。’余曰：‘此可动他人，余无此例也，各尽其道而已。’立清火安神极平淡之方，佐以末药一服，三日而能言，五日而能坐，一月而行动如常。其时牡丹方开，其戚友为设饮花前以贺，余适至，戏之曰：‘君服人参千金而几死，服余末药而愈，药本可不偿乎？’其母舅在旁曰：‘必当偿，先生明示几何？’余曰：‘增病之药值千金，去病之药自宜倍之。’病者有惊惶色。余曰：‘无恐，不过八文钱，萝卜子为末耳。尚有服剩者。’群取视之，果萝卜子也。相与大笑。”此例颇有幽默感，表明徐氏不但医道高明，医德亦高尚，不为千金重利所动，只知“尽其道”，即存心救人而已。
作为医者，若要真正做到“存心救人”，不但要不求财利，还要敢于负责，面对危重患者不可敷衍、推诿了事。徐氏曾发感叹：“凡举世一有利害关心，即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尽然，岂独医也哉！”自古以来，有些医者精于医术，但在决定患者生死的紧急时刻，往往畏首畏尾，不敢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并千方百计推卸责任。徐氏行医之时，此类医者仍然大有人在。他很不以为然，反其道而行之。据《洄溪医案·痰喘》记述：“松江王孝贤夫人，素有血证，时发时止，发则微嗽，又因感冒变成痰喘，不能着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支持矣。是时有常州名医法丹书，调治无效，延余至。余曰：‘此小青龙证也。’法曰：‘我固知之，但体弱而素有血证，麻桂等药可用乎？’余曰：‘急则治标，若更喘数日，则立毙矣。且治其新病，愈后再治其本病可也。’法曰：‘诚然。然病家焉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无怨；如用麻、桂而死，则不咎病本无治，而恨麻、桂杀之矣。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其咎。君不以医名，我不与闻，君独任之可也。’余曰：‘然，服之有害，我自当之，但求先生不阻之耳。’遂与服。饮毕而气平就枕，终夕得安。然后以消痰润肺养阴开胃之方以次调之，体乃复旧。法翁颇有学识，并非时俗之医，然能知不能行者。盖欲涉世行道，万一不中，则谤声随之。余则不欲以此求名，故毅然而用之也。”常州名医法丹书，为保护自己的医名，不敢承担风险，采取果断有力措施以解除患者危急。徐氏则一心为救人着想，将自己的名声利害置之度外。两相比较，法氏是知而不能行者，徐氏是知而能行者。“不能行”与“能行”的区别根源就在于为己和为人。此例表明，医德决定医术的应用及其效果。《洄溪医案·暑》也记有类似一例：“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热极，大汗不止，脉微肢冷，面赤气短，医者仍作热证治。余曰：‘此即刻亡阳矣，急进参、附以回其阳。’其祖有难色。余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视，亦岂有不自信而尝试之理，死则愿甘偿命。’乃勉饮之。一剂而汗止，身温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徐氏这种“愿甘偿命”以救人的精神，足以震撼人心。
特别不同凡响的是，徐氏治愈了危症重病，非但不居功受谢，反而诚心谢病家。据《洄溪医案·瘀留经络》记载：“乌镇莫秀东，患奇疾，痛始于背，达于胸胁，昼则饮食如常，暮乃痛发，呼号彻夜，邻里惨闻。医治五年，家资荡尽，秀东欲自缢。”“其戚怜之，引来就医。余曰：‘此瘀血留经络也。’因谓余子爔曰：‘此怪病也。广求治法以疗之，非但济人，正可造就己之学问。’因留于家，用针灸、熨拓、煎丸之法，无所不备，其痛渐轻，亦渐短，一月而愈，其人感谢不叠。余曰：‘我方欲谢子耳。凡病深者，须尽我之技而后奏功。今人必欲一剂见效，三剂不验，则易他医。子独始终相信，我之知己也，能无感乎？’”如此对待患者，可谓赤诚至极。较之处心积虑求名图利之医，不可同日而语也。徐氏受当时及后世称颂，不亦宜乎！此即其不求医名而大获医名的内在原因。
徐氏“存心救人”的主张，一方面是儒家仁爱思想的运用和表现，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现实的有感而发。当时有些奸医、恶医、庸医，千方百计骗取病家钱财，以人命为儿戏，杀人无数。他对此深恶痛绝，指出：“医之高下不齐，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尽智竭谋，小心谨慎，犹不至于杀人。更加以诈伪万端，其害不可穷矣。或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如冬月伤寒，强加香薷于伤寒方内而愈，以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系热证，强加干姜于凉药之内而愈，以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干姜，乃泡过百次而无味者也。于外科则多用现成之药，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险。先使其疮极大，令人惊惶而后治之，并有能发不能收者，以至毙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条枪之类，不顾人之极痛，一概用之，哀号欲死，全无怜悯之心。此等之人，不过欲欺人图利，即使能知一二，亦为私欲所汩没，安能奏功？故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徐氏在此痛揭当时奸医、巫医、庸医骗财害命的种种伎俩。这些伎俩，可谓独出心裁，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实在可恨，令人发指。有鉴于此，徐氏强调医者“正其心术”的重要。心术不正，即使略知一二，甚至精于医术，也无补于救人，只能成为骗财害人的内行。例如：“世有奸医，利人之财，取效于一时，不顾人之生死者，谓之劫剂。劫剂者，以重药夺截邪气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时即出，必渐消渐托而后尽焉。今欲一日见效，势必用猛厉之药与邪相争，或用峻补之药遏抑邪气。药猛厉则邪气暂伏，而正亦伤。药峻补则正气骤发，而邪内陷。一时似乎有效，及至药力尽而邪复来，元气已大坏矣。如病者身热甚，不散其热，而以沉寒之药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御之。泻痢甚，不去其积，而以收敛之药塞之之类。此峻厉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剂参附，一时阳气大旺，病气必潜藏，自然神气略定，越一二日，元气与邪气相并，反助邪而肆其毒，为祸尤烈。此峻补之法也。此等害人之术，奸医以此欺人而骗财者十之五，庸医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为医者不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奸医使用劫剂，也是一大发明。他们深知药理和病理，可惜不是用来治病救人，而是欺人骗财。其良心、人性已泯灭殆尽，只剩下贪婪和残忍。如此之医实为图财害命之贼。徐氏将此丑类恶行暴露于天下，无疑是对病家的同情和爱护，体现了其“存心救人”的思想。
此外，徐氏还深刻揭露了时医滥用人参的伪善和恶果。痛切指出：“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人参的滥用，与病家畏攻喜补、花钱求平安的心理有关。但主要责任在于医者。医者深知，人参并不能包医百病，不当用而用，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但为了取媚于病家，“邀功避罪”，不惜耗费病家重资，随便用参。“遂使贫窭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终身冻馁。若仍不救，棺殓俱无，卖妻鬻子，全家覆败。医者误治，杀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恶甚于盗贼，可不慎哉！吾愿天下之人，断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之。医者必审其病，实系纯虚，非参不治，服必万全，然后用之。又必量其家业，尚可支持，不至用参之后，死生无靠，然后节约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医，杀命破家于人不知之地，恐天降之祸，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徐氏在此以“天降之祸”表示其对滥用人参、杀人命破人家之医的憎恨，以“天降之福”表示其对“惜物力”“全人之命”“保人之家”之医的赞赏。虽有天命迷信之嫌，但其用心是积极的、高尚的。
徐氏曾以崇敬的心情回忆“居心长厚”的“前辈老医”。他说：“吾少时见前辈老医，必审贫富而后用药，尤见居心长厚。况是时参价，犹贱于今日二十倍，尚且如此谨慎，即此存心，今人已不逮昔人远矣。”前辈老医处处为病家着想，这一优良传统已被徐氏发扬光大。与此相较，一些时医的居心太险恶了。“此等恶医皆有豺狼之心也。”他们“杀人无算，深为可恨”。徐氏提醒病家要“谨择名医而信任之”，“必择其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又复询其学有根柢，术有渊源，历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后延请施治”。择医的首要标准就是“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其次才是学术。可见医者的“心术”重于学术。
徐氏重“心术”，并非轻学术。他认为，“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不是人人可学的。
“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之情，传变在于顷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症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摒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相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顷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此段文字深刻概述了学医之难及学医者应该具备的主观条件。照此所言，学医之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医学研究的对象即人体疾病非常复杂，变化万端，病症繁多，难以胜数，不易辨识和把握；二是医学理论精妙入神，内容丰富，论著古奥，学派林立，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唯其如此，所以要求学医者必须聪明敏哲，渊博通达，勤读善记，精鉴确识，即“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并且还要“摒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可学有所得。如此强调学医之难和医者智力学识条件之高，并非言过其实，基本上符合实际，有利于医学的发展，因而是正确的、积极的。
徐氏此说乃有感于时医状况而发。据他所述，“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计耳”，“皆贫苦不学之人，专以此求衣食，故只记数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复更求他法，故其祸遂至于此也。”又说：“今之医者，既乏资本，又惜工夫，古方不考，手法无传，写一通治煎方，其技已毕。”由此可知，当时众多医者的通病有三：一是贫苦，以医求衣食，而不是“存心救人”；二是不学，只记数方，不求他法，古方不考，更无名师传授；三是无术，面对患者，写一通治煎方，其技已毕，不知何为辨证论治、对症下药。这里的“资本”一词，兼指财产和学识。徐氏对时医的这些指摘，无疑具有一定的偏见，照此说法，贫苦之人就不能学成良医了，此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良医并非完全出于富有之家，例如元代的窦默、罗天益，明代的李时珍等。撇开此点不言，徐氏的指摘则是正确的。一个人要想学医，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即维持起码的衣食之需。如无此条件，生计不保，何能不惜工夫学医？徐氏特别不能容忍那些不知医却行医的贫苦之人，只记数方，就以之治疗天下无穷之病，势必害人。维持生计的方法、途径很多，何必要行医？这些人不曾花工夫学医，也不愿花此工夫，置患者的生命于不顾，一味图财，与强盗无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徐氏反对“贫苦”之人行医。实际上，他主张行医者要有一定的资质，即经过系统学习，有师传授，还要在临证中考察，能十全八九者，方可为人治病。此与现代社会对医者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还应指出，徐氏也不是完全反对医者求利，只是求利与救人相较，救人是根本目的，求利是救人的自然结果。绝不能将求利作为目的。究竟以什么为目的，此即医者的“心术”正与不正的问题。“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实际上凡“心术纯正”的医者，学不足只是暂时的。为了救人，他们定会孜孜不倦地钻研理论和技术。“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学日进，则每治必愈，而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若专于求利，则名利必两失，医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这一观点，是当时医者职业化的积极反映。虽然徐氏不愿做也不承认自己是职业医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西方的影响，医药职业化越来越普遍。如何处理求利与救人的关系，成为当时医者的首要问题。若只救人不求利，则大多数医者不能维持生计，最终不能救人；若只图求利，则势必损害病家，违背医者救人的天职。有感于此，徐氏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即以救人为目的，通过“虚心笃学”，不断提高医疗的技术和质量，从而获得越来越多患者的信任，经济收入随之提高。虽不专于求利，利亦随之。如此处理求利与救人的关系，颇有辩证法意味。这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药机构和医药工作者不是颇有启迪吗？古今医者的共同目的当是“救人”，共同途径是“虚心笃学”，共同需要是“求利”。二者相互依存，不可缺一。只是不能颠倒它们的位置和关系。在此意义上，提倡、重视“虚心笃学”，既有高尚的目的，又贴近实际，无疑是有利于医学的发展的。
徐氏曾深有感触地说：“为医固难，而为名医尤难。”“知其难，则医者固宜慎之又慎。”承认为医之难，这是经验之谈，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表现。医谚有云：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由易到难，这是认识深化和经验积累的过程。医学既然通天彻地，理法方药博大精深，疾病层出不穷，变化万千，为医者穷其一生，实难包治百病。为患者的生命着想，本应尽心尽力，谨慎诊疗，切勿鲁莽、轻率。“医药为人命所关，较他事尤宜敬慎。”一旦误治，轻者加重病情，甚者危及生命。此与“存心救人”之旨相悖。“慎之又慎”四字，蕴含丰富，值得医者深入体会。
为了确保施治无误，徐氏提倡“亲尝”药物。他说：“又恶毒之药，不宜轻用。昔神农遍尝诸药而成《本草》，故能深知其性。今之医者，于不常用之药，亦宜细辨其气味，方不至于误用。若耳闻有此药，并未一尝，又不细审古人用法，而辄以大剂灌之。病者服之，苦楚万状，并因而死者，而己亦茫然不知其何故。若能每味亲尝，断不敢冒昧试人矣。此亦不可不知也。”医者亲尝药物，始自传说中的神农，这是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和医风之一。不仅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医德上也闪耀着舍己救人的思想光辉。徐氏大力弘扬这一传统，此与其“存心救人”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他在此指出要慎用三种药物：一是“恶毒之药，不宜轻用”；二是“不常用之药，亦宜细辨其气味，方不至于误用”；三是“耳闻”之药，不可大剂使用。意即避免害人，“若能每味亲尝”，再用于患者，最为保险，这是视患者的生命高于自己。徐氏特别反对使用“道听途说”和“以意为之”的方药。“道听途说之人，闻有此法，而不能深思其理，误人不浅也。”“此药入口，即大吐不止。作此等方者，以意为之，并未自试也。此等极多。”反复强调“亲尝”“自试”，试而有效无害，才可用于患者，这种医德医风，至今仍然十分可贵。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年第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