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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雪是清代温病学派的代表性医家，《湿热论》为其主要代表著作。该书对外感湿热证（症）辨治规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为湿热类温病诊疗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具体描述湿热病病机演变时，薛氏是以正局、变局作为纲领的。正局是湿热病病机变化之常，变局是病机变化之变。有了病机变化的常与变，也就有了辨治方法的常与变，常变思维贯穿于薛雪湿热病辨治的全过程。
薛氏认为“湿热之邪，不自表而入，故无表里可分，而未尝无三焦可辨”，“湿多热少，则蒙上流下，当三焦分治”，三焦辨治是湿热病辨治之常法。湿蒙上焦，需分虚实。若属湿热病初起，浊邪蒙闭上焦，此为实，薛氏以涌泄之法，循《内经》“因其高者，引而越之”之旨，涌泄祛邪，邪从吐散。若病后，余邪蒙闭上焦，此为虚，当用轻清之品，宣阳除湿。湿伏中焦亦有轻重之别：轻者治用藿香、佩兰、白豆蔻、石菖蒲以芳化，郁金、厚朴、六一散等以疏利，伏湿得解；若湿邪极盛于肠胃之证，重用辛开之厚朴、半夏、干菖蒲、草果等，使气机得行，湿邪得化。湿热下流，滞于膀胱，用滑石、猪苓、茯苓、泽泻、萆薢、通草等渗利清热是常法；而加杏仁、桔梗以开上，源清则流洁，则是变法。
尽管薛氏没有具体阐述湿热病卫气营血次第传变规律，但是全论的字里行间却可见“卫”“气”“营”“血”等字样。薛雪认为“有湿无热，只能蒙闭清阳，或阻于上，或阻于中，或阻于下”，依三焦累及。而“湿热一合，则身中少火悉化为壮火”，此时热偏重，应从卫气营血的角度来考虑其辨治。
1.卫分阶段 同为在表之邪，薛氏以阴湿、阳湿分别之。阴湿为湿伤肤表，热象未显，治疗取藿香、香薷、薄荷、牛蒡子等芳香宣透，加苍术、羌活以祛湿。阳湿为湿热伤犯肌肉关节，热象已显之证，由于病位深入、病性化热，治疗上以滑石、豆卷、苓皮、通草等清利之品替代辛温之苍术、羌活、藿香等。
2.气分阶段 有邪热结实于胸膈与阳明之不同。虽同有神昏、抽搐之证，前者用凉膈散加减，釜底抽薪，利在速战，后者多伴津伤，多生津泄热，增水行舟。
3.营分阶段 有热灼心包之神昏谵语，有营液大耗、肝风内动之发痉、头痛不止，还有气热未尽、气营两燔之斑疹、神昏、痉厥等变化。三者均用犀角、羚羊角、生地、玄参等养阴凉营，但热入心包要辅以至宝丹、石菖蒲清心开窍；液耗风动佐用钩藤、蔓荆子息风止痉；气营两燔则要在凉营同时以银花露、方诸水、金汁清泄气热。
4.血分阶段 有热入血室之证，有湿热深入血分、走窜欲泄之险证，还有湿热内陷厥阴血分之腹痛圊血。前两者治疗上同以犀角、紫草、茜根凉血散血，金银花、连翘清热解毒，只是剂量大小有异。湿热内陷厥阴血分则仿白头翁汤治法，凉血清热止血。
相对于三焦辨治，卫气营血辨证是一条变法。但是在每个阶段，亦是有常有变，法度灵活而不失规矩。
前文探讨了三焦辨治之常法，薛氏还以大量的笔墨讨论湿热病在三焦的每个阶段病机之变局，由此产生了常法中的变法。由于内容较多，故单独讨论。
病在上焦，除了顺传中焦之外，还可以有以下几种变化：一是湿热由表侵入经络脉隧中而致痉，治疗用滑石利湿，黄连清热，秦艽、灵仙、丝瓜藤、海风藤、地龙等宣通经络，开噤止急；二是湿热阻遏膜原，寒热如疟，治仿吴又可达原饮之法；三是湿热病邪直接阻于中上二焦，急重用槟榔、鲜菖蒲、六一散加皂角、地浆水疏化湿热，湿去则热清。
病在中焦，大体上有热化、寒化两途。热化的情况有3种：一是湿热悉化壮火，胃液受劫，胆火上冲。二是素有痰饮，湿热内留，木火上逆。二者同为阳明、少阳同病，前者清阳明之热兼散少阳之邪，后者则涤饮与降逆同施，薛雪自谓两条“同而治异”。三是胃热移肺，肺不受邪，还归于胃之呕恶不止。仍是以呕吐之治与前2条对举，此是降湿热、通肺胃，选用著名的苏叶黄连汤。太阴虚寒则为寒化的情况，轻者用甘淡平和之品调养脾胃、升清降浊，重者用理中之法，匡扶中气。
病在下焦，主要有伤阴、伤阳之变。“热邪直犯少阴之阴”，治仿猪肤汤凉润；“湿中少阴之阳”，当用人参、白术、附子、茯苓、益智扶阳祛湿。若病邪深入下焦日久，阴阳两困，气钝血凝，邪不得外泄，见口不渴、声不出、与饮食亦不却、默默不语、神识昏迷等症，须仿吴氏三甲散破瘀通络为治。
以上对薛氏《湿热论》条文进行了初步分类讨论，从中勾勒其湿热病辨治过程中的常变思维。辨证论治的学习不仅在于知常，更重在达变。所以薛氏对病机之变尤为重视，在讨论变证中他注重类证鉴别，甚至举出不是湿热病但有相近表现的病证予以鉴别。整个35条原文看似杂乱，排列不甚规整，但正是这种“杂乱”才可能更接近于临床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才可能更深刻展示辨证论治的实际应用。诚然，对医家学术思想的研究总有见仁见智之处，这也只是笔者一种粗浅的解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年第14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