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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病篇》（下称《病篇》）相传是清代薛雪所作，后世虽未获原本，但据清代陈修园、章虚谷、吴子音、王孟英、宋佑甫、王旭高等医家著作中所载，内容基本相同，为湿病与湿温病的唯一专著。临床上湿热为病，正如丹溪所谓“十之八九”，最为多见。江南诸省，天热地湿，更是如此。《医方考》云：“东南卑下之区，十病九湿。”故深入学习研究薛氏之作，颇有实践价值。笔者再读此作认为《病篇》在学术上主要有如下特点。
薛氏在《病篇》中审因、明理、辨证、用方首推仲景法，条文和自注中处处以六经辨证为纲，参以卫气营血，三焦辨明证候，用方遣药亦常师仲景。如第23条自注云：“热入厥阴而下利，即不圊血，亦当宗仲景治热利法……设热入阳明而下利，即不圊血，又宜师仲景以下利谵语用小承气汤之法矣。”第24条肾阴亏损之咽痛，用仲景猪肤汤法，这是薛氏学习前人经验，师古人法则的地方。但他在吸收前人经验时，不墨守成规，盲目仿效，在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上，敢于大胆质疑，并加以己见。如对阴暑和阳暑的分法提出异议：“昔人不曰暑月伤寒湿，而曰阴暑，以致后人淆惑，贻误匪轻，今特正之。”认为东垣清暑益气汤，“药味烦多，学者当于临证时斟酌去取可也”。
辨证有原则，用药宜灵活。临证分析病理变化，明辨病变部位，掌握病势轻重和传变，归纳证候类型，即所谓“辨证”。薛氏精研医理，严于辨证，有时一证一字之差，辨证迥别。如第29条脉证全似亡阳之候，独以神清语亮，知非脱证，是为辨证关键。又如第39条与第18条，“同一肺病而气粗与气短有别，则肺实与肺虚各异，实则泻而虚则补，一定之理也”。这是在辨证上的规矩和原则。他还引申仲景白虎汤之加减法，认为“治暑热伤气身热而渴者，亦用白虎加人参汤……胸痞身重兼见则于白虎汤加入苍术，以理太阴之湿，寒热往来兼集，则于白虎汤中加入柴胡，以散半表半里之邪。凡此皆热盛阳明，他证兼见，故用白虎清热，而复各随证加减。苟非热渴汗泄，脉洪大者，白虎便不可投。辨证察脉，最宜详审也”。这又是临证用药的灵活性。再如第15条与第16条，以呕吐为主症，前者是干呕，后条是呕吐清水，辨证一为阴虚，一为痰饮，呕同而治异，这是辨证施治、同病异治的特点之一。
综观全篇条文，药证俱备，强调立法，较少提及方名，这是薛氏重法不拘方，依法遣药的特点。
《医宗金鉴》云：“法者不定之方，法乃示人于规矩，法活则方圆矣。”法据证而定，是制方遣药的根据，乃辨证论治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故薛氏每于证后明申其法，不列方名。又云“宜”某药等，皆寓有斟酌审慎之意，示可随证加减，以免后学按图索骥，死于方名之下。
用药简练精当，药量慎谨严肃，一丝不苟。他认为重病必须用大剂重剂，否则药不胜病（第32、第33条），轻证在上者宜用小剂轻剂，有的条文药物的煎煮炮制法也交待得清清楚楚。如第17条肺胃不和致呕用川连三四分，苏叶二三分，两味煎汤，呷下即止，谓“分数轻者，以轻剂恰治上焦之病耳”。王孟英评注云：“此方药止二味，分不及钱，不但治上焦宜小剂，而轻药竟可愈重病，所谓轻可去实耳。”此方据王氏经验治胎前恶阻，沿用至今，仍不失为治妊娠呕吐的一个有效主方。
湿热病后期，提倡清补，用药宜清淡，远重浊。薛氏云：“湿热证属阳明太阴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指出脾胃为湿热之病变中心，湿邪喜伤脾气，致运化失司，热多伤肺胃之津，如此则脾胃气阴两伤，治疗之法多宜清补，选甘淡之药，如参、麦、甘、斛，或藿香、佩兰、薄荷极轻清芬芳之品，不得一味重浊之药。王旭高云：“此生津和胃一法，清补元气，体气薄弱者，最宜仿此。”此时若用厚味滋填，必碍中气，病反不能痊愈，正如薛氏自注：“故见证多飞虚之象，理合清补元气，若用腻滞阴药，去生便远。”
《金匮要略》云：“湿家，身烦疼……慎不可以火攻之（发汗）。”“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气上脱，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湿家下之太早则哕。”指出湿病应慎用汗下法，对后世影响较大，薛氏不拘于前人这种看法和认识，主张在保护人体津液的前提下权变使用汗下之法。如第21条用薄荷叶三四分治疗湿热郁表，胸痞发热无汗者，称“泡汤调下即汗解”，他认为：“湿病发汗，昔贤有禁……既有不可大汗之大戒，复有得汗始解之治法，临证者知所变通矣。”说明湿病之治，固非一概禁汗。
再如湿温病有胃热极盛，胃津告竭，肝风内动，湿火转燥火之时，宜以承气汤急下之，所谓承接未亡之阴气于一线也。王孟英注云：“……湿热病原有可下之证，惟湿未化燥，腑实未结者，不可下耳，下之则利不止，如已燥结，遂宜下夺……”此当下必下，急下以存阴津之法。
一般认为，湿为阴邪，养阴滋腻多能助湿，湿病当慎用滋阴药。但薛氏宗叶氏“留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机”之旨，于湿病同样重视养阴保津。他认为治湿之药，最易伤阴，对于湿热余邪未尽，阴液已伤，要兼以元米以养液。他说：“此时救液则助湿，治湿则劫阴。宗仲景麻沸之法，取气不取味，走阳不走阴，佐以元米养阴逐湿，两擅其长。”他如第24条猪肤汤之滋肾泄热，第15条用五汁以滋胃阴，第35条之润下泄热救阴，第36条急下存阴，都是薛氏在湿病的治疗中重视养阴保津之明证。上述可见，薛氏之不泥于汗、下、滋阴之忌，需散宜微汗，急下为了存阴，阴伤不远润，其出发点无非是为了保护津液，这在湿病的治疗中确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薛氏在湿病和湿温病的辨证中，主张四诊合参，最重视望舌，查舌质舌苔的变化，有时可以凭验舌而投方药。如第13条云“舌根白，舌尖红”，便知湿渐化热，余湿犹滞；第12条凭舌遍体白而断言为湿浊极盛之象。盖“湿热之证，脉无定体……各随证见不拘一格，惟舌为心之外候，浊邪上熏心肺，舌苔因而转移”，可以客观地反映湿病的进退，是湿病临床上的特异性指征，验舌投剂诚属经验要诀。
湿热之邪，深入营血分或经中、上焦传入下焦，肝肾阴伤最易化风动血，证见痉挛，神昏及各种血证，血液离经或风动脉络不通，经脉失养，气血瘀滞，必然瘀血积聚。因此，薛氏遵叶氏“散血”之意，除常规的清热除湿法外，尤其强调活血化瘀法的应用。他说：“阴阳两困，气滞血瘀而暑湿不得外泄，遂深入厥阴，络脉凝瘀，使一阳不能萌动，生机有降无升，心主阻遏，灵气不通，所以神不清而昏迷默默也。破滞破瘀，斯络脉通而邪得解矣。”常用药如紫草、茜根、赤芍、牡丹皮、䗪虫、鳖甲、穿山甲、桃仁泥等（第7、第32、第33、第34条），在清热除湿的同时，不忘活血化瘀。近年来，临床上广泛使用活血化瘀法。实践证明，湿热病邪深入营血，化风动血加用活血药，确能改善微循环提高疗效，降低病死率。薛氏这一经验提示我们在湿热病后期使用活血药的重要性。同时，于一般湿病，适当配伍少量活血药，这对缩短湿病的疗程亦是有意义的。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