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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士与薛生白是清康熙、乾隆年间苏州著名的温病学家，他们对中医温病学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现就其生平、社会地位、学术观点等几个方面，采录叶、薛事迹，进行浅谈。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又号上津老人，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生于清康熙六年（1667），殁于乾隆十一年（1746），享年80岁。先世自安徽歙县迁吴，世居阊门外下塘上津桥畔眉寿堂。祖父名时，字紫帆，有孝行，精于儿科，名噪吴中。父亲名朝采，字阳生，精外科，善饮酒赋诗，尤喜收藏古书画、鼎彝罍洗之属，罗列几案间。兼工书画，好吟诗，善鼓琴，轻财好施，卒年未满50。天士从12岁起便跟随父亲学医，14岁时父殁，弃举子业，随父门人朱氏专心学习医术。朱将师授之全部医术授予天士，天士闻言即解，且其识见有超越其师之上者。天士虚心好学，广博众长，自12至18岁，先后拜师17位。闻某人善治某症，即前往求教，执弟子礼。始习幼科，后学力日进，扩充其道于内科一门，集大成焉，特别是得到周扬俊等四名家精华之后，于内科温热病一门造诣尤深，有病之极难摸索者，一经诊视，指示灼然，当时人以“吴中中兴之大名家”相评。他贯彻古今医术，擅名于雍、乾之际50余年。然其生平精力殚于治病，未遑有所著述，世传《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叶案存真》《未刻本叶氏医案》等书，均由其门人编辑整理而成。临终时告诫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吾死，子孙慎无轻言医。”（《双佩斋文集》）殁后，沈德潜、王友亮均为其作传。
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扫叶山人，槐云道人，磨剑道人，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生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殁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享年90岁。生白出生于名门世家，曾祖薛虞卿，明万历年间人，工八法，为文徵明外孙，家学有自，耳濡目染。生白少年时即拜吴中诗文大名家叶燮为师学习诗文，古诗人中最推崇杜甫。又工八法，写兰精妙，书法崇东坡居士，所著诗文甚富。生白为人放诞风雅，偶遇异僧身挂一瓢，镌七字曰：吃尽天下无敌手。薛奇之，邀至家出席共饮，以瓢注酒，容一觔，僧尽三十六瓢，薛仅一瓢，遂以自号。生白善拳勇，驰骋于骑射刀矟之间，从他自号磨剑道人这一点来看，他对武术是很精通的。生白精于医，与叶天士齐名，然二公各有心得而不相上下，先生不屑以医自见。生白博学能诗，精研易理，著有《周易粹义》《一瓢斋诗存》《一瓢诗话》《扫叶庄集》《吾以吾鸣集》《医经原旨》《湿热条辨》《日讲杂记八则》《扫叶庄医案》等书。殁后，友人袁枚曾作《祭薛一瓢文》以志纪念。
在清代医学史上，流传着苏州二位名医叶天士与薛生白不和事迹之话，在《双佩斋文集》《一瓢诗话跋》《冷庐医话》《知医必辨》《苏州府志》《吴县志》《清史稿》等书中均有所记载，其中以王友亮《双佩斋文集》的“记二医”一文为最早。文中说：“叶桂字香岩，号天士，同里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并以医名。两人者始相善，继相憎。生白颜其所居曰‘斫桂轩’‘扫叶山庄’，天士亦作‘破瓢居’‘踏雪山房’以报之，吴人传为谈柄。余谓贪夫争利，文士争名，自昔然已，况医名立而利随争，奚怪。客曰：‘使其无争不更佳乎？’曰：‘不矜不伐，厥惟圣贤，下此士大夫且弗免焉，二子争奚怪。’”笔者经过查考，认为“记二医”一文非王友亮手定。对于叶、薛二氏相互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是由于他们两人间当时所处的经历、社会地位、个人风格与学术观点的不同，有可能在行医风格与社会行谊上形成不同的格调，但绝不是像“记二医”所讲“余谓贪夫争利，文士争名，自昔然已，况医名立而利随争，奚怪”的评骘。
在封建社会里，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因此，有许多士大夫阶层，虽然精通岐黄之术，却不屑以医自见，有些人即被称为“儒医”。薛生白就是属这一类者。他是世家子弟，少年时与沈德潜同学诗于叶燮，沈氏是清代苏州著名文学家、诗人。生白与袁枚交谊也很深，袁氏是当时诗人兼名士。可见，平素与薛交谊的多为文人名士。薛氏本人也是才气横溢，风雅放诞，博学多才。故而，薛生白当时的地位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
叶天士则由于自幼失怙，家境贫困，因弃举子业，致心于岐黄，在对广大民众诊治疾病中获得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个基础上而成名，并偏重于专业行医。因此，叶天士是经常接触于平民阶层，并深受群众爱戴的医生。社会地位的不同，是造成叶、薛两人不同性格的主客观因素。
叶、薛二人个人气质上的差异，也是造成他们风格行谊不同的主观因素。薛生白出生于名门，自小受科举致仕传统观念的熏陶，曾两举鸿博。平素交往的都是名士、文人。他志趣很广，除医学外，文学、诗歌、哲学、书法、绘画、拳术、刀剑、骑射等无不涉猎，饮酒吟诗，性情豪放。在他身上表现出诗人的浪漫气息。
叶天士因其父阳生在世时轻财好施，故父死后家境贫困，不似薛氏那样清闲优雅。他靠学医谋生，7年中拜师17位，集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说。王友亮曾称赞他：“故能集众美以成名，虽其聪慧过人，然学之心苦而力勤，亦非人所能几及矣。”他靠自己的天资加勤奋，才走上成才道路。他临终时告诫其子的一番话，正是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成才的如实写照。他虽然毕生献身于医学临床，无暇著述，但是他在人民中间却享有极大的威望，被人们称之为“天医星”。天士在个性风格上也与薛氏迥然不同。
叶天士年长薛生白14岁，叶氏以而立之年名闻吴中时，薛生白才16岁。故而，在医学理论及临床实践上，薛氏是后于叶氏。但由于薛氏的学识范围较叶氏为广，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年轻而有抱负，更主要的是他不以医自现的士大夫阶级意识，与叶氏的朴素求实的思想又是不同的。因此，这两种不同的个人气质亦是他们之间不同的主客观因素。
叶天士学术渊源于余杭陶氏（陶华），旁及东垣、子和、丹溪，远绍河间而得其正，后得周扬俊四名家之精。考周氏《温热暑疫全书》刊行之时正值叶氏12岁，故而，可以认为周扬俊的学术思想对叶天士创立温病学体系起了很大影响。叶氏对温病学的贡献，最重要的在于他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纲领，阐明了温病的传变规律，指出了温病的发生、发展与伤寒的区别，尤其指出了温病的治法与伤寒大异。在诊断上创造了辨舌、验齿、辨斑疹与白㾦等诊法。在湿温病的治疗方面，叶天士治湿病，其阻上焦者，用开肺气，佐淡渗，通膀胱。若脾阳不振，湿滞中焦者，用术、朴、姜、半之属以温运之，以苓、泽、腹皮、滑石以渗泄之。其用药总以辛苦寒治湿热，以苦辛温治寒湿，概以淡渗佐之。叶氏在杂病治疗方面，对脾胃、中风、虚劳、痰饮、络病等方面亦颇有心得，尤其对幼科更有独到之处。
薛生白的学术渊源，从现存的有关著述分析，其学术上承《灵枢》《素问》《难经》，中兼金元四家，近取喻嘉言、吴又可理论，不为一家所拘，兼学而通，择善而从。根据薛氏先习儒，攻诗画，后业医的事实来看，其医学很可能是自学的。根据薛氏在《医经原旨》一书中的自序，张景岳的《类经》对薛氏的学术观点的形成有着较深影响。薛氏对温病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湿热病的病因、感邪、途径、病理特点及辨证施治的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在湿温病的治疗方面，薛生白认为：治湿病，邪蒙闭上焦，宜清散涌泄；有失血、汗血，则应救阴而泄邪；病久阴阳两困，气钝血滞，而暑湿不得外泄，遂深入厥阴，络脉凝瘀，神不清而昏迷，破滞通瘀，斯络脉通而邪得解。故其为治，诊脉验方，以涌泄、清散、淡渗、疏引、破解之法为主也。薛氏对内、外、妇、儿各科也深有造诣。薛氏所著《医经原旨》一书共分六卷，纲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九大类。
叶天士与薛生白同是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大家，对温病学的创立与发展，各自都做出了贡献。但就叶、薛二人的学术成就而言，叶氏首先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并以此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证纲领。他阐明了温病的传变规律，指出了温病的发生、发展、治法与伤寒大异，因而奠定了温病学的基础。薛生白虽然对湿温病的辨证、治疗提出了系统的诊治方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但是他未能突破《伤寒论》的框架，仍旧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上来阐述湿温病的病机及传变规律。在敢于创新方面，薛生白是逊于叶天士的。
关于叶、薛二氏学术观点的不同，虽然在他们各自的医著中没有公开相互抨击的记载，但是在一些野史、医话中，却有所记载。如《知医必辨》中载：“有患疟疾者，曾经薛生白先用小柴胡不效，乃求天士诊。叶、薛素交恶，遂谓病家曰：‘柴胡吃差了。’”故天士治疟不用柴胡。叶、薛二氏在疟疾是否应用柴胡这点上，有着意见分歧。后世对叶天士治疟不用柴胡，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其实叶天士治疟也并非绝对不用柴胡，通观《临证指南医案》一书，内中疟疾门，共182案，用鳖甲煎者3案，用补中益气汤者1案，二方都有柴胡。此外，还有用柴胡梢一案。叶氏治疟为何缘故不用或慎用柴胡呢？叶氏曾批《陶氏伤寒生生集》云：“先君阳生公曰‘今世滥用小柴胡汤，动手辄用柴、芩，死之相继，祸不旋踵，可叹也’。”可见，叶氏疟疾不用柴胡，并非是因为与薛氏交恶缘故，而是自出于他本人及其父的临床经验之因。在治疟用不用柴胡这一点上，叶、薛二氏是学术各有所见的。
另外，据《冷庐医话》中载：“震泽吴晓镇茂才言，乾隆间，吴门大疫，郡设医局以济贫者，诸名医日一造也。有更夫某者，身面浮肿，遍体作黄白色，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诊其脉，挥之去，曰：水肿已剧，不治。病者出，而叶天士至，从肩舆中遥视之，曰：尔非更夫耶？此热驱蚊带受毒所致，二剂而已。遂处方与之，薛为之失色，因有扫叶庄、踏雪斋之举。二人以盛名相轧，盖由于此。其说得之吴中医者顾某，顾得之其师，其师盖目击云。”此文所述，本系来自传闻，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现就事论事而言，充其量也仅是反映了叶、薛二氏的学术水平与临床经验的差别，以及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已，根本谈不上是以盛名相轧而言。
本文从叶天士、薛生白二人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个人风格、学术观点等方面来探讨叶、薛二氏不同风格的缘由。关于薛生白的“扫叶”之命名，以及“扫叶”“踏雪”之佚闻，笔者已在《中华医史杂志》的《扫叶、踏雪辨》一文中加以澄清与正名。叶、薛二氏，他们各有各的特点，他们在中医学发展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地位。自然，叶天士尤为卓著。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不能去轻信历史上没有根据的轶闻传说，而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认真总结和发扬他们留给后人有用于人类的医学遗产，去除那些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实之辞，以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年第15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