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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雪（1681—1763？），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擅长书画，精通医术，和格调派作家沈德潜同为清代诗论家叶燮的弟子。薛雪著有《一瓢诗话》，自述写诗和研读前人诗话的心得，品评诗歌，对世人俗病陋习，痛下针砭。诗话共一卷230则，在诗歌的创作和批评欣赏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一瓢诗话》常受人忽略，今择其要点述之。
薛雪的诗歌创作论是以“胸襟说”为基础的。他继承叶燮的观点，认为诗人有胸襟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条件。他说：
作诗必先有诗之基，基即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浣花，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忧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浣花有其胸襟以为基。
这里的“胸襟”是诗人创作的基础，包括人的抱负、气量、志趣、见识等。叶燮师徒所主张的胸襟主要指儒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因而他们都极力推崇杜甫。正因为杜甫有高尚的志趣、远大的抱负，“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才能发挥其性情智慧，写出一首首名传千古的佳作。
薛雪进而将胸襟和人品明确地联系在一起，有新的发挥：“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挥一洒，必有过人之处，享不磨之名。”品行卓越之人，必然谈吐不凡。诗作为抒发性情的产物，心不正则诗不正，故“著作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可见有胸襟、人品高对于写好诗至关重要。
薛雪很重视诗人的道德修养，他提倡高远的品格。“品高虽被绿蓑青笠，如立万仞之峰，俯视一切；品低即拖绅搢笏，趋走红尘，适足以夸耀乡闾而已。”正如毕桂发所说：“这里的‘品高’，显然是指诗人‘俯视一切’、洞察万物的认识生活的能力。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力是诗人正确认识并反映生活的前提。‘品低’是指诗人的鼠目寸光的庸人之见，是诗歌创作的障碍。”诗人的品格决定着文艺作品的思想深度。这种论诗强调作家品格的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有德者必有言”的文学观的发挥。这也同沈德潜“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的诗学观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薛雪的阐述相比沈德潜更加具体全面。
薛雪主张有了胸襟，诗人还应广泛学习古人，博采众长，才能写出好诗。他这样说：
“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骚》，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指归，得其神理；以是为诗，正不伤庸，奇不伤怪，丽不伤浮，博不伤僻，决无剽窃吞剥之病矣。”
薛雪强调师法古人当从诸多名家名篇入手，领会古人的“神理”，为自己所用，反对生吞活剥的学古方式。在他眼里，学古不代表否定创造。叶燮重视诗歌的独创精神，主张作诗要发前人所未发。薛雪在《一瓢诗话》中继承和发展了其师诗歌独创性问题的见解，加以反复论述。
他认为，有志于学诗，不必拘泥于某人某体，画地为牢，只要把玩古诗，烂熟于心，“不为法转，亦不为法缚”，自然下笔如神。薛氏反对像明代前后七子那样蹈袭前人的“拟古”，鼓吹诗歌的创造性，呼唤张扬个性的真性情诗。他批评当时诗家喜谈古诗而菲薄近体的不良倾向。他感叹：“‘拟古’二字，误尽苍生！声调字句，若不一一拟之，何为拟古？声调字句，若必一一拟之，则仍是古人之诗，非我之古诗也。”颇有新意的是，薛雪把写出自己性情的诗看作是“有志气”的表现，倡导“学诗须有才思，有学力，尤要有志气，方能卓然自立，与古人抗衡”。他在自身创作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作诗稿成读之，觉似古人，即焚去”。
那么该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拾人牙慧呢？薛雪在韩愈“陈言务去”说基础上提出“能以陈言而发新意，才是大雄”。他说：“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语陈而意新，语同而意异，则前人之字句，即吾之字句也。若蹈前人之意，虽字句稍异，仍是前人之作；嚼饭喂人，有何趣味？”又说：“人知作诗避俗句，去俗字，不知去俗意尤为要紧。”即化用前人字句，表达自己的新意，绝不剽窃古人。
说到在继承中创新，就涉及诗中如何用典的问题，薛雪对此也有详细阐述。诗歌用典不当确实会降低诗歌的新鲜活泼度。钟嵘《诗品序》就说过：“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薛雪肯定“作诗能不隶事而浑厚老到，方是实学”，讽刺“有意逞博，翻书抽帙，活剥生吞，搜新炫奇”酷似“借本经营”。他说，假如要用典，应该采用比兴形象思维的方法来表现，否则有生拉硬扯之嫌。“用事全在活泼泼地，其妙俱从比兴中流出。一经刻画评驳，则闷杀才人，丧尽风雅也。”至于诗中用典的效果，薛雪则引用《西清诗话》中杜甫语道：“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著盐，饮水乃知。”用典的最高境界是典故融入全诗，天然无痕。在薛氏看来，杜甫身体力行，“炼字蕴藉，用事天然，若不经意，粗心读之，了不可得，所以独超千古”。总之，使事用典贵在自然，切忌生硬粗鄙。
所以薛雪认为学古是为了更好地抒发自己的性情，需要有“才思”“学力”和“志气”，提倡作诗要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与古人抗衡”。
薛雪提倡作诗须有认真的态度，追求作品质量胜过数量和速度。他坚信诗歌创作过程必须是严谨的，作者无论在审题、构思还是炼字等方面都需要下真工夫。他坚持的是苦思冥想、炼字炼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歌创作观。
在诗话中，薛雪始终强调写诗是一项严肃艰巨的工作。当题目确定后，诗人的工作就开始了。首先，诗人应根据题目选择诗体，再据体构思，因为薛氏认为诗与题必须密切相配，才能成就好诗，故称“分题拈韵，诗家之厄也”。他还建议：“一题到手，必观其如何是题之面目，如何是题之体段，如何是题之神魂；做得题之神魂摇曳，则题之面目、体段，不攻自破矣。”仔细审题后，诗人必须通过想象和联想，构思作品，把握虚与实的关系。因为“诗有从题中写出，有从题外写入；有从虚处实写，实处虚写；有从此写彼，有从彼写此；有从题前摇曳而来，有从题后迤逦而去：风云变幻，不一其态。要将通身解数，踢弄此题，方得如是”。薛雪的论述从自身实践出发，形象地反映了诗人天马行空的艺术构想以及诗无定法的特征。
薛雪精通书画，尤善画兰，曾拿画兰喻“作诗之诀”：“试看余写此一幅墨兰，汲水涤砚洗笔磨墨时，何事非兰？及至伸纸拂拭，未经落手，兰在何许？一经下笔，兰在纸上，间不容发。其风晴雨露之态，向背远近之情，无不一一具在。乃至添荆棘，缀白石，苍苔紫芝，绿竹芳草，随意点染，无不相宜。”这里形象地描绘了艺术创作的三个不同阶段。构思开始，物象纷至沓来，杂乱无章；经反复酝酿，刚要着笔，仍若明若暗，无从下手；酝酿成熟，落笔着墨，一株墨兰跃然纸上。然后随意加以点染烘托，无不相宜。形象思维的过程被生动地描绘出来。胸中有兰，画兰不难。作画如此，作诗亦如此。“‘罄澄心以凝思，渺众虑而为言’，‘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陆士衡之言也。可见欲求工到，必藉冥搜。”“诗要冥搜于象外。”一首流传千古的作品，离不开搜肠刮肚的充足准备，积极构思的重要性一目了然。
又如：“属思久之，诗思渐集，又当淘汰尽情，然后炼成一首，自无可议。如戚南塘选军，于编伍时，着眼挑剔，然后严其纪律，信其赏罚，练其胆艺，训其进退，何有不动如雷电，止若山岳者哉！”
这段精彩的比喻同样指出构思、创作诗歌是一项多么辛苦、细致的工作！薛雪将诗思的酝酿、语言的组织等工作，比作戚继光选兵练将。诗人应该无情淘汰粗劣的构想，巧妙组织思绪以成文，容不得半点马虎，从而使诗句整饬规范，如同训练有素的军队。
有了初步构思，炼字炼句是作诗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文字的锤炼可以使诗歌达到格律精工、神韵毕现的境界。薛雪引用宋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道：“篇中炼句，句中炼字，炼得篇中之意工到，则气韵清高深渺，格律稳健雄豪，无所不有，诗文之能事毕矣。”《一瓢诗话》大量论及杜甫，赞赏他炼字炼句的成功，“一部杒浣花集，字字白虹，声声碧血”，不露精心安排的痕迹。不难看出薛雪是以杜诗为学习楷模的，对杜甫的炼字功夫推崇备至。
时人多有倾慕文思泉涌、出口成章的诗人的倾向。但是薛雪却不以下笔敏捷为美，批判创作上摇笔便成的轻率态度。明代都穆《南濠诗话》云：“世人作诗以敏捷为奇，以连篇累册为富，非知诗者也。老杜云：‘语不惊人死不休。’盖诗须苦吟，则语方妙，不特杜为然也。”薛雪是赞同的，因而在自己诗话里继续发挥：“若以敏捷为美，则‘晚岁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又何谓乎？大凡人具敏捷之才，断不可有敏捷之作。温太原八叉手而八韵成，致有‘丝飘弱柳平桥晚，雪点寒梅小苑春’，上下情景不相属，竟是园亭对子；‘苏小风姿迷下蔡，马卿才调似临邛’，用事杂沓不伦，且难讲解，非以敏捷误之乎？”
显然薛雪支持所谓的“苦吟”“苦思”，并且认为，不仅凡夫俗子，而且才思敏捷之人，都应该脚踏实地地吟诗，不可炫耀技艺。他同样确信，当一个人在学问知识或生活阅历上积累日渐丰富时，其诗艺往往也将日益纯熟。美妙的诗之花是种植在才学的土壤上，由辛勤的汗水灌溉发育的。自然下笔须谨慎，三思而后行。
薛雪甚至认为，诗作脱稿以后，诗人的劳动仍未结束。他说：“著作脱手，请教友朋，倘有思维不及，失于检点处，即当为其窜改涂抹，使成完璧；切不可故为谀美，任其渗漏，贻讥于世。”面对自己的艺术结晶，作者总是颇为得意，难以发现疏漏。只有请教他人，根据读者反馈作必要的修改、润色，才能使诗趋于完美，避免贻笑大方。这真可谓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薛雪在诗歌鉴赏方面颇有一些独到的看法。
1.他提出“善看”的命题，即要正确进行诗歌鉴赏和批评 薛雪认为评论诗文、品题人物，并非一件轻松易为之事，强调鉴赏者要具备一定的诗歌素养，也就是“读书先要具眼”，只有遇到这样的“善看人”，鉴赏诗歌才会是人生一大快事。
一方面，他提出“看诗须知作者所指，才是贾胡辨宝”，不可穿凿附会。他举例说：“一友作《秋雨》诗，首句云：‘雨入秋来密。’盖实指其时也。有人评之曰：‘起句太率。’嫌入春、入夏、入冬皆可。余闻之，不觉失笑。其友诘余，余曰：非敢笑君也。我笑杜浣花‘年过半百不称意’亦觉太率。人生不称意，三十、四十、六十、七十皆可，何独半百耶？’一时座客无不绝倒。”讽刺十分辛辣。
另一方面，薛雪以为读诗需要整体把握，不可拘泥于一字一句之间。他举柳宗元《岭南江行》为例，“一首之中，瘴江、黄茆、海边、象迹、蛟涎、射工、飓母，重见叠出”，“殊不知第七句云‘从此忧来非一事’，以见谪居之所，如是种种，非复人境，遂不觉其重见叠出，反若必应如此之重见叠出者也”。因此他说：“从来谈诗，必摘古人佳句为证，最是小见。”
2.在具体品评时，薛雪特别强调诗歌鉴赏理应宽容 他以为，读者既不能盲目排斥某种诗歌风格，又要允许他人对文本作出不同评价，从而在仔细品鉴后形成自己的观点。
首先，薛雪反对“偏嗜”，主张评诗要明辨是非，独树己见。他反对因偏好一种风格，而不能客观论诗：“从来偏嗜，最为小见。如喜清幽者，则绌痛快淋漓之作为愤激、为叫嚣；喜苍劲者，必恶婉转悠扬之音为纤巧、为卑靡。殊不知天地赋物，飞潜动植，各有一性，何莫非两间生气以成此？理有固然，无容执一。”他说：“诗文无定价，一则眼力不齐，嗜好个别；一则阿私所好，爱而忘丑。”每个人对诗文都有不同的欣赏口味，无可非议，然而因此排挤其他佳作是不可取的。薛雪不满某些人“谈诗论文，开口便以其人为标准，他人纵有杰作，必索一瘢以诋之”的现象，指出：“吾辈定须竖起脊梁，撑开慧眼，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所以他赞赏诗歌风格多样化，厌恶划一、雷同的面貌。他的特色在于把叶燮提倡的诗歌风格多样性问题，做进一步的阐发。在薛雪看来，诗歌世界是七彩纷呈、百家争鸣的，个性迥异的诗人，创造出不同的诗歌风格：“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即使他同意沈德潜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他还是觉得作诗不必程式化，也不必严格区分某体、某派。因为“人之诗犹物之鸣”，如果因个人偏好，使一年四季万物都作莺声或者蛩声，那该是多么奇怪啊！而薛雪极力推崇的杜甫诗歌正是包罗万象，具备多种风格，恰如薛雪所言，大诗家不妨有“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其次，薛雪强调“诗无达诂”，文学批评无止境。在诗话的结尾，他评价杜甫之诗博大精深，只可读，不可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确，文学批评容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名家佳作在不同时代、不同鉴赏者那里都会有不同的诠释。文学批评永远不能穷尽文学之妙，薛雪的“诗无达诂”观反映了他对文学规律的正确认识。
综上所述，薛雪的诗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其师叶燮的影响，却仍然有不少生发和独得之见，我们不能将其诗话简单视之为叶燮《原诗》的翻版。沈楙德曾为之作跋：“（一瓢）先生于诗亦可谓三折肱矣。”总的来说，《一瓢诗话》内容零碎，在系统性、理论性方面固然及不上《原诗》，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资我们参考。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