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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条辨》为清薛雪所著，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外感湿热病的病因病机以及辨证论治，对我国中医学关于湿热类外感热病的理论认识和临证治疗起到了奠基作用。《湿热条辨》的诞生，充实与完善了温病学的内容，使温病学的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对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山人，晚年自称放牛老朽，清代医学家，江苏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生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卒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终年90岁。薛氏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幼年时即嗜音韵，好读书，早年即拜吴中诗文大家叶燮为师，学习诗文，博览群书，文学上造诣颇深。薛氏青壮年时期，受社会影响，欲涉足官场，求取功名。康熙南巡时，薛氏曾在苏州郡学参与迎驾活动。薛氏曾考中邑庠生，清乾隆元年（1736）地方政府又推举他进京会考博学鸿词科，竟名落孙山，自此思想发生转变，萌发了弃政从医的想法。后其母患湿热病，更加坚定了薛氏学医的决心，遂钻研医学，医术日精，用药处方，自成一格，往往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其声名远播，享誉大江南北。《清史稿》称他“于医，时有独见，断人生死不爽，疗治多异迹”。其好友袁枚患疫病，薛氏仅用木瓜泡茶即将其治愈，令袁氏大为折服，后二人成为忘年之交。袁枚在《小仓山房诗集》中赞其曰：“九州传姓氏，百鬼避声名。”袁氏作注曰：“江孝廉病，为厉鬼所缠，呼曰：薛君至矣！即逃去。”虽为夸张之言，亦反映薛氏医术之高明，时人已将他神化。薛氏不仅医术精良，而且医德高尚，经常免收诊金，时常赈济患者，在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薛雪临床尤以擅长治疗湿热病而闻名，与当时名医叶天士齐名。但据《吴医汇讲》记载，二人各有心得而不相上下。《苏州府志》亦载“雪生平与叶桂不相能”，故后人皆传薛、叶二人不和，史有“扫叶山庄”“踏雪斋”之传。此传闻是否属实，颇令人疑惑，以薛雪的文学素养，良好的医德及豁达的胸怀，似不至于此。有后世学者张孝芳氏在《中华医史杂志》上发表《扫叶、踏雪辨》一文，特为叶、薛二人洗冤，亦谓幸事矣。
薛氏兴趣广泛，除医学外还擅长诗文，并以画墨兰而闻名（《苏州府志·历代名医传略》）。薛氏生性豪放，风流倜傥，喜交朋友，所交之人，如沈归愚、袁枚辈，皆为文坛名流。清乾隆辛未（1751），薛氏70岁时于山庄举办“耆英会”，与会者皆江南名流，讨论诗、书、画、作，在当时影响较大。薛氏尚兼通儒道，尤善养生，对《易》学研究有得，《清史稿》谓之善技击，可谓文武兼备，其养生养性之道对后人不无启示。
薛氏一生从医，活人无数，难能可贵的是耄耋之年仍忙碌于医坛。“衰年难掩户，也为活苍生。”此诗作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此时薛氏已83岁矣。薛氏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辞世，其孙薛寿鱼为其作墓志铭，将其列为理学家之列。袁枚闻之大为愤慨，感叹道将薛雪奉为理学家，“在理学中未必增加一伪席，而方伎中则转失一真人”。可惜袁枚也未为薛氏立传，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月可园蔡冠洛才给薛氏写了纪念性传记，将薛雪列为清代七百名人之一。
薛雪在医术上敢于独辟蹊径，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张景岳的《类经》疑信相伴，未能去华存实。还提出《内经》也并非圣经贤传，不可删动。据此，他选录《内经》中重要章节，参照《类经》，附以己见，撰《医经原旨》，广集诸家之说，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其著作尚有《日讲杂记》《薛生白医案》《扫叶庄医案》等。诸书中尤以《湿热条辨》对温病学发展贡献最大，因此后人将薛雪与叶桂、吴瑭、王士雄合称为温病四大家。
《湿热条辨》撰年不详。薛氏在世时该书并未刊印，辞世多年后由后人辑定刊行。据王孟英考证，始出于舒松摩重刻的《医师秘笈》。舒氏原刻本虽未能考见，但据嘉庆十七年（1812）磺川吴氏藏版刻本所载嘉庆己巳年（即嘉庆十四年，1809）春日周庆承序，有“松摩悦之（指《医学秘笈》），遂为刊布”云云，可知舒氏附刻时间当为清嘉庆十四年（1809），时距薛生白辞世已39年。此后章楠撰《伤寒论本旨》时收录《湿热条辨》并加以注释，宋佑甫著《南病别鉴》时亦将其收录，并题名《湿热条辨》。清道光九年（1829）李清俊曾将本篇单独刻印，名为《湿热论》，为本篇最早的单行本，但未见流传于世。另有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浙江宁波简香斋所刻之《薛生白医书》二种本。以上诸本从内容来看，均为三十五条，其条文编次亦大致相同，均系源出于舒本，此为三十五条本。
1809年，江白仙作《温热病指南集》将《湿热条辨》附于《陈平伯外感温病篇》后（江本）；道光十一年（1831）吴子音著《温热赘言》亦收录此书（吴本）。此二书前述“温热病大意”，次为“风温证（症）条例”，后为“湿温证（症）条例”，内容均共31条，条文编次亦同，分别题为陈平伯著和寄瓢子述。此为31条本。
咸丰二年壬子（1852），王孟英著《温热经纬》时于友人顾听泉处得《湿热条辨》抄本，将之收录于《温热经纬》中，改名为《湿热病篇》，其内容则增至四十六条，故称为四十六条本或王本。细比较王本与舒本及江、吴诸本，发现王本实际上是前两种的综合。
从以上版本考查可见，自薛雪去世后，后世版本互异，条文数目也多有出入。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记载目前存在的版本有：《薛生白医书》二种本（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浙江宁波简香斋刻本，现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本（1915年重庆中西书局铅印本，现藏于重庆市图书馆；1928年上海昌文书局石印本，现藏于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等；1938年上海中国医学书局铅印本，现藏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1941年上海大文书局铅印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中西医学劝读》十二种本（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赞化文社刻本，现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等）；《南病别鉴》本（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著者自刻本，现藏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苏州市中医医院图书馆等；清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刻本，现藏于军事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等；清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刻本，现藏于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医门棒喝》本（清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刻本，现藏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清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偁山书屋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等；清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吟香书屋刻本，现藏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1935年上海三星书店石印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此次以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浙江宁波简香斋所刻之《薛生白医书》二种本为研究对象，从内容与体例来看，乃属舒本体系，且内容完整，文字清晰，纵非较早版本，亦是佳本无疑。
湿温病是外感热病中的一大类型，早在《内经》和《难经》中已有初步记载，王叔和《脉经》及朱肱《类证活人书》中也有湿温病因证治的简单论述。金元时期对湿温的认识虽然较为深入，但其治疗仍局限在伤寒的范畴。明清时期吴又可、喻嘉言等医家的著述中也有一定的论述，但是都不够完整和系统。直至清代薛雪所著《湿热条辨》的诞生，才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是书共有35条条文，详尽地论述了湿温病的病因、感受途径、发病特点、证治分类、治则方药等，并于书末详析湿热所致痉、厥、疟、痢等的辨治，为温病的辨治树立了典范，为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主要的成就与学术特点有以下几点。
1.明确提出湿热病邪的侵犯途径有别于其他外感病 薛氏提出湿热时病乃因在天热气与在地湿气合而为病，“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认为湿热病邪侵犯人体，除了大部分人从口鼻而入外，还有少部分人可从皮毛侵入。这一观点与吴又可、叶天士之“温邪上受”，只强调从口鼻而入者不同。薛氏还强调：“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府，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强调邪气从上而受，易侵犯膜原，明确地提出了湿热邪气感人的三个途径。
2.强调湿热病的病机重点在阳明、太阴为正局，兼入少阳、厥阴为变局 薛氏认为脾胃为湿热病变的中心，湿热之邪侵袭，多伤及阳明、太阴二经。如：“湿热之邪……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地，故多阳明、太阴受病。”“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也。”“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等等。这不仅是本篇的立论核心，也是湿热病与伤寒及一般温热病不同之处。至于邪气侵犯中焦，却又有犯脾或犯胃之不同。“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说明胃火素旺之体，病易归阳明，而脾虚多湿之体，病易归太阴，体现了薛氏辨证之精细处。湿热邪气侵犯阳明、太阴为湿热病的正局，若素体少阴阴虚，相火易动，又每兼少阳、厥阴，从而转为变局。如：“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以少阳、厥阴同司相火，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充斥肆逆，故易见耳聋、干呕、发痉、发厥……皆湿温中兼见之变局，而非湿温病必见之正局也。”薛氏将湿温病正局必见之症标示于第1条提纲中，使人易于辨识，不致与他病相混。而将变局兼见之症，列入自注中，使后学知常达变，不至于临证时迷惑，可谓用心良苦。
3.以三焦为纲领，重视与八纲、卫气营血、脏腑等多种辨证方法的结合 薛氏认为湿热病邪具有“蒙上、流下、上闭、下壅”以及闭阻三焦的特点，“未尝无三焦可辨”，提出湿热病当从三焦辨证。在用药上重视宣畅三焦，善用透化渗清之品。薛氏强调：湿热在上焦者，应宣通上焦阳气，用药宜轻清芳化，禁投味重之剂，如五叶芦根汤方、黄连苏叶汤方等，均属此例。湿热在中焦者，则需据病情之不同而区别用药；若以太阴湿盛为主，治以辛香开泄，燥湿泄热；若以阳明热盛为主，而治以清热燥湿；若湿热化燥而热结阳明，则用攻下泄热之法；而湿热在下焦者，则当用分利渗湿之法，或再兼以开泄中上，源清而流自洁。总之以疏利三焦、宣畅气机为着眼，从而继刘河间、喻嘉言之后，进一步发展并奠定了湿热病三焦辨证及其立法用药的初步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薛氏的三焦辨证与吴鞠通《温病条辨》中三焦辨证不尽相同，还十分重视属表、属里、湿重、热重，以及寒化、燥化诸方面，并结合了表里、卫气营血、脏腑辨证方法，同时还夹杂伤寒六经辨证于其中，熔多种辨证方法为一炉，以适应湿热病复杂多变的病证特点，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4.制方用药别具一格 薛氏临床经验丰富，立法制方精奇巧当，别出心裁。如第2、第3条治湿邪在表的阴湿伤表方和阳湿伤表方。又如仿吴又可达原饮和三甲散的化裁加减诸方等，都是别具匠心。薛氏临证用药极为老到，根据病情的需要，其药量之或轻或重，剂型之或汤或散，服法之或磨或泡，颇具启发意义，值得借鉴。如对于湿邪未净、留滞经络之证，以白术泡于汤液而不用煎，用思巧妙。再如湿热闭阻腠理之发热，肌肉疼痛，无汗之证，用六一散一两，薄荷叶三四分，泡汤调下即汗解。其中薄荷辛凉芳散，分数轻灵，其制方之巧妙，令人叹服。又对于湿热化燥，伤及胃阴，肝胆气逆之呕吐不止之症，以香附、郁金、木香、乌药磨服，而不用煎者，均体现了薛氏用药的特别之处。
5.在湿热病的治疗过程中，始终贯彻养阴、救阳的精神 湿热病在发展过程中，湿热之邪每易伤阴损阳，因此薛氏既重视养阴保津，又留意扶阳救阳。如肝肾之阴受损而致痉厥之症，用鲜生地、玄参以滋阴息风，而胃阴受伤则用西瓜汁、鲜生地汁和甘蔗汁滋养胃津。当“胃津劫夺，热邪内据”而出现邪盛正衰之证时，则师古而不泥古，治以甘润通下法，以鲜生地、芦根和生首乌等滋阴通下，既寓承气之意，又保护了患者的正气。正如薛氏指出“恐胃气受伤，胃津不复也”，既体现了薛氏重视阴津的思想，也体现了他同中求异、圆机活法的临证思路。至于扶阳救阳方面，更是体现出薛氏的见解独到之处。如第29条“卫外之阳暂亡”，乃因湿热久羁伤及阳气；第25条身冷、汗泄、脉细等症，为湿中少阴之阳的结果，即用人参、附子、白术等扶救阳气。当湿邪困伤脾阳时，则又用理中法及大顺散、来复丹等。薛氏在第26条自注中总结道：“热邪伤阴，阳明消灼，宜清宜凉；太阴告困，湿浊弥漫，宜温宜散。”确是经典之言，为临床湿热病的治疗提供了弥足宝贵的经验。
6.提出湿热病亦可使用汗法与下法 湿热病的治疗，向来就有忌汗、忌下、忌润之戒，虽言之有理，但未免以偏概全。薛氏在湿热病的治疗过程中，不拘此说，对于第21条“胸痞发热，肌肉微疼，始终无汗者”，认为是“暑邪内闭”，以六一散、薄荷泡汤调下，汗出即解。薛氏指出湿热病“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复有得汗始解之法，临证者当知所变通矣”。第6条湿热蕴结胸膈，以凉膈散；大便不通，仿承气汤法，皆为湿热病用下法的范例，并提出“清热泄邪，止能散络中流走之热，不能除胃（肠）中蕴结之邪”和“阳明之邪，仍假阳明为出路”的见解，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章虚谷也指出：“湿病固非一概忌汗者。”王孟英也认为：“湿温病原有可下之证，唯湿未化燥，腑实未结者，不可下耳……如已燥结，亟宜下夺。否则，垢浊熏蒸，神明蔽塞，腐肠灼液，莫可挽回。”
综观全书，立论严谨，论理详明，述证确凿，方药精当，是一本很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温病典籍。但限于历史条件及当时的认识，其中亦有欠妥之处，如“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温病乃少阴、太阳同病，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论述，将湿热时病与温病完全割裂，且把温病全认作伏于少阴加新感的伏气温病，未免失之机械。
不论如何，《湿热条辨》的问世，使温病学中的温热性、湿热性两大类温病证治内容趋于完整，其书也很快得以广泛流传，对湿热病证的理论认识和辨证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清俊在《南病别鉴》序中誉道：“其见之也确，其言之也详，其治之也得其宜，可为后世法，莫能出其范围者。”当代医学家任应秋亦荐曰：“湿热之变固多端，能得其治疗之要者，此作之外，殊不多觏，万宜习之而不可废。”章虚谷、王孟英曾先后为之注释，雷少逸、叶子雨、何廉臣等各家论著中，亦多有引录和评赞。其理论阐述对于推动中医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叶天士的名著《温热论》，可谓珠联璧合，作为温病学说的奠基性著作，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年第24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