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田准一 先生和我

我从 1919 年（小学四年级时）由山口县德山村移居台湾，到 1943 年（34 岁时）应征入伍，被送到海外前线为止，其间二十四年一直身在台湾。1934 年（25岁时）在台北的书店里读了《儿童之国》 ，于是以童谣投稿，得到了白秋先生（北原白秋）的选评。自那以后，我开始坚持写童谣。

得知与田先生的名字想来也是通过《儿童之国》，但我从未给他写过信。初次收到与田先生的来信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得了，但是记得他曾三次劝我去东京，而我在第一次收到信时就立刻辞去了总督府的工作。因为辞职是之前一直在考虑的。

然而对文学一无所知便贸然上京，心里总觉得没底，于是订购了早稻田大学的文学讲义，临时抱佛脚般开始研读，不久就弄坏了视力，于是趁此放弃了上京。然后，在与田先生第三次建议我上京的信寄到后不久，我突然收到了赤纸 。

我在东京的水上不二的呼吁下，与真田龟久代等七人参加了《昆虫列车》的创刊，直到 1939 年这份杂志停办为止，我们都是这份杂志的同人。大约是在1938 年左右，与田先生寄来的明信片令我大为吃惊。上面写着：“《昆虫列车》那样的同人杂志最好别做了。”我的脑海里条件反射般掠过的疑虑是，杂志开篇（也许是封面）常常登载白秋先生的作品（当然是旧作），那该不会是未经许可的吧。想到之前一直挂记的事，心里很是担忧。

正逢先生因眼病住院期间，我写了想念先生的小文在上述杂志刊登。随后，先生身边的人寄信给不二，信中说，“这期仔仔细细地读过了。先生非常欣喜，特向大家问好。”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战败翌年，我从新加坡回国，在味之素的川崎工厂当门卫，不久承蒙与田先生说情，得以入职妇人画报社（从前出版《儿童之国》的时候叫东京社）。《儿童之国》本来有复刊的计划，最后改为以 Child Book 之名创刊。我担任这份杂志的编辑的十年里，每逢遇到困难，总是得到与田先生的帮助。

即便未曾要求，他也曾带我去过中央公论社。给编辑看了我的短诗，编辑说：“比起中央公论，这更适合妇人公论啊。”对此，与田先生说：“妇人公论也很好呀。”他面露微笑，像是为自己的事高兴一样。然而事情未能实现，归途中我第一次挨了与田先生的训斥。他说：“怎么能名片都不带啊。”而我只带了“ Child Book 石田道雄”的名片。

回想起来与田先生的好意总是单方面的，且非常积极，而我总是傻傻站着，就像那只管沐浴慈雨的旱地，报答恩情什么的从未想到过。等反应过来时，先生已经去了天国。

给与田先生守夜那天正逢最冷的季节，不知感恩的我在白天前去拜祭。为了将遗体从葬礼会场移送到教堂，举行了纳棺仪式。与田先生的遗容非常安详。我止不住地流泪。在献花之前先把先生爱用的手杖和帽子等放进了棺内。当棺木从后门向着教堂渐渐远去，各位遗属的目光仿佛正把先生送往天国一般。

然而到了告辞的时候，我的帽子不见了。大家一起帮我寻找，我心中一阵悸动，不会是被放进了棺材吧？好不容易找到了帽子，与田先生的女婿（外国人）用日语不胜感慨地说道：“噢！一样的！”那帽子跟与田先生那顶真的是连破旧程度都一模一样。

由此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前，曾经受矢崎节夫君之托跟与田先生两人去了一趟JULA出版社。办完事之后在附近的寿司店用餐，临走时店家分别向与田先生和我归还了寄存的雨伞。虽然没下雨，还是带了伞以防万一。然而回到家仔细一看，那雨伞虽然相似却不是我的，立即给矢崎君去了电话。数日后矢崎君打来电话，告知与田先生的回复是：“一把伞这么小的事就不必介意了。”

每逢下雨我就享用着那把我的伞不曾拥有过的带有自动按键的便利。如今与田先生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身在此世的我却不禁切实地感受到，他依然在帮助着笨拙的我。

与田先生是我的大恩人，但是在日本，一定有数不胜数的人把与田先生当作大恩人。我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个罢了。并且我对和与田先生密切相关的《赤鸟》以及《乳树》 都不了解，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也早就退了会，更不用说我还没有写出像样文章（散文）的技巧。也就是说作为执笔者最不胜任的我，仅仅出于我此前从未写过大恩人的事这个理由，便厚着脸皮写下这称不上文章的文章。一边心里满是对所有人的愧疚之情，还一边感受着天上与田先生的苦笑。

——第二十七届赤鸟文学奖颁奖典礼宣传册
（1997 年 7 月） NVXbU5OsosCL1yJDfJ8339vTHicQYZRg0NHJpf36RElIMGpejtglbvJ3HuE+8V6i